【導讀】繼迎接辛亥革命一百週年系列演講之後，旅居美國的著名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於二零一一年九月，開始了他新的演講系列「祖國在危險中」。他先後在美國的芝加哥，亞特蘭大，紐約和加拿大的溫哥華等地，發表了《民族主義的使命》和《中國分裂的危險》的專題演講。在第二講「中國分裂的危險」中， 辛灝年先生列舉大量事實，揭露了中共對大陸各族人民所實施的五大共同迫害，而這正是導致國家危險，民族危機的根源。在上次的節目中，我們播出的是五大迫害中的宗教和政治迫害。 在今天的節目中，辛灝年先生將繼續從經濟 文化和社會等方面做進一步剖析。下面就請您繼續欣賞辛灝年「祖國在危險中」的第二講「中國分裂的危險」的第二部分。
（續上期）在上期的節目中，辛灝年先生首先回顧了中國自辛亥以來的歷史事實。他指出，維護中國的統一自來就是國人的共識。 辛亥革命爆發時，連即將退位的滿清朝廷都沒有因為自身的覆亡而分裂過中國；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即便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滿清，大小軍閥混戰十一年，他們或是要復闢大一統的中華帝國；或是夢想武力統一中國；或是一心維持軍事割據，但都沒有要分裂中國。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直到辭世的那一天，都在為了中國的民主進步統一，就是大中華民國的統一，而艱難奮鬥未已，他留在人間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和平奮鬥救中國”。而民族英雄蔣介石先生的一生，就為捍衛中國的進步統一，他無愧於中華五千年的犧牲和奮鬥。然而自西來幽靈進入中國，前蘇俄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那一天開始，一個 “認馬列為祖宗，蘇俄為祖國，斯大林為父親”的政黨，就開始了分裂國家，出賣民族的行徑。辛先生用鐵一般的歷史事實，指證中共是出賣民族、分裂中國、造成“兩岸兩制”和“兩岸兩國”罪魁禍首。那麼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奪取中國大陸的政權之後，是否有所改變呢？ 辛灝年列舉大量事實，深入剖析了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以來對中國境內各民族人民所施行的五大共同迫害。
第一，實行信仰專制 厲行宗教迫害
辛灝年先生首先是逐一揭開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奉行“信仰專制”的論述，指出馬列在他們的著作裡，既要“將無神論宣佈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徵”，還要用“革命”的辦法，來剷除“信仰自由的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並認為最後必須用“上斷頭台”辦法，來徹底消滅人類的宗教信仰。然後，他簡略地介紹了俄國共產革命後是怎樣用極其殘酷的手段來消滅信仰和迫害宗教的，並對中共如何實行信仰專制、如何堅持信仰專制及其罪惡的結果，做了令人痛苦的指證。特別是對以前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共產黨的馬列中國，是怎樣從信仰專制和迫害宗教出發，為無數知識分子確立“思想罪、言論罪和反革命罪”的，作了簡要的陳述。
第二，製造階級鬥爭 厲行政治迫害
辛先生首先簡略地闡述了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不論是從政治思想的演變上，還是從實際統治的發展上，從來就沒有提倡過“階級鬥爭”，沒有“製造過階級鬥爭”，更沒有“實行過無產階級的專政”。但是中共不僅從馬列那裡學來了階級鬥爭的理論、手段，甚至還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民族戰爭中，製造階級鬥爭以打擊抗日的政府，調節階級鬥爭以不許他自己的軍隊參加衛國戰爭。直到在奪權建國之後，仍然迷信於階級鬥爭，以所謂的階級鬥爭為綱，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整治和迫害了無數的人民，包括他的同夥們，如劉少奇之流。
雖然在推行專制改良的後三十年中，中共不再公開地提倡和大抓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了，但是由於中共的“姓名、主義、制度和黨性”全然未變，要對中國各民族人民實行一黨專政已經成為他永恆的夢想，因而，他的階級鬥爭的意識和製造階級鬥爭的膽略，調節階級鬥爭的本領和進行階級鬥爭的手段，特別是要對人民實行專政的本性，從未改變。
中共不再高喊階級鬥爭而實行對人民鬥爭，不再高喊無產階級專政而對人民施行專政。他們在馬列中國六十週年的慶典上推出“毛澤東思想方陣”，以祭奠“殺人越貨八千萬”的毛澤東時代，其一心懷念“中共大搞階級鬥爭盛世”之心，企圖復闢“中共實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惡世”之念，已然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在充滿血腥的紅色歌曲又在橫行人間之時，不少人心裡都有著“似乎又回到了文革時期”的恐怖感覺。至於2008年3月胡錦濤對西藏人民的又一次血腥迫害，2009年7月胡錦濤對新疆漢維兩族人民的又一次暴力鎮壓，和近年來中共警察可以隨意開槍殺害各族人民，中共層層“人民政府”信訪部門可以隨意整死、打死甚至“姦死”各民族痛苦訪民的不盡血債，俱是中共仍然在厲行“鬥爭和專政”的證明。
第三，兩度強行共產 厲行經濟迫害
辛先生簡明扼要地指出了第一度共產，就是中共“在革命的名義下公開殺民劫財以共人民之產（1949-1979）”。第二度共產，則是中共“在改革的名義下公開禍民斂財以共人民之產（1979- ），他說，共產黨要“消滅人民的私有製”的鐵血政策，一點也沒有變。雖然，他在1986年11月11日於武漢大學的講演中，就曾指馬列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中共層層領導集團最完美無缺的私有製”。他特別介紹大家去閱讀曾飛先生的那片文章：“1%是怎樣殘酷掠奪99%的？ ”，並舉出大量的官方數據，說明今日中共層層統治集團對我們人民更加無情地“經濟共產”；他還將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共產黨作家柔石寫的“為奴隸的母親”，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無數“為奴隸的母親”進行了淒慘的對比；對當今中國“黨賣國土、民無私田”的千古絕景，予以了憤怒的指責。
辛灝年在溫哥華發表《祖國在危險中》系列演講第二講
第四，製造共產文化 厲行文化迫害
曾對中國新文學史做過深入研究的辛灝年先生，這一部分的內容講得特別生動。他首先就指出了所謂“製造共產文化、例行文化迫害”，就是厲行文化獨裁和製造虛假的各民族共產文化。他說，共產黨製造共產文化、厲行文化迫害的前提，一是“獨尊馬列、殺盡百家” ， 將馬列的思想推上了獨一無二的的“神話地位和神權地位”。二是高唱“決裂傳統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決裂西方進步文化，獨尊西方反動文化” ；自八十年代末至今還在批判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製造所謂“河殤”，將今日中國的“般般不是”，全部歸咎於我們中華民族的天與地、祖宗與文化、還有我們人民自身……，反正都不是共產黨的錯。三是劫奪了人類文化歷史的全部解釋權，既企圖將五千年中國歷史作為馬列無比正確的證明，又要用馬列來指導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和道路，那就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辛灝年先生指出，由於共產黨製造了太多的共產文化，也就是今天很多人都在批判的黨文化，所以，在這一部分內容中，他著重地介紹和批判了共產黨“製造革命文藝，以厲行文化專制”的由來、事實和惡果。他從中共的革命文藝從哪裡來開始講起，歷史地和邏輯分明地道出了“製造革命文藝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列主義；製造革命文藝的組織原則；就是共產黨的黨性原則；製造革命文藝的創作目的，就是要製造階級鬥爭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製造革命文藝的創作方法，就是斯大林虛假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製造革命文學的使命，就是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和共產黨發動的歷次殺人害人的政治運動服務。
而中共製造革命文學的罪惡，則是欺騙人民、扭曲靈魂，鞏固統治。所以斯大林才會說，他們的“無產階級作家”，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專門“為扭曲人類靈魂”而工作的。一言以蔽之，共產黨製造的文藝，都是“幫助共產黨屠戮各民族無辜人民的血刃”——比如形形色色的“運動”文藝；比如“沒有廉恥的歌德文學和沒有底線的欺騙文藝” ——比如至今今還在歌唱“社會主義心靈美”和“歌頌共產黨所謂改革開發”即專制改良的文藝作品……。辛先生以大量的例子，揭穿了共產黨文藝的可笑、可悲和可恨，道出了他們最終也只能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歷史下場而已。
第五，消滅民間社會 厲行社會迫害
在這個問題裡，辛灝年先生首先解釋了“什麼是民間社會？”然後介紹了中共奪權建國以後所實行的“消滅民間社會”的手段，一是在全社會各行各業建立黨組織，以領導和操控一切；二是“劃定階級界限”、“製造階級鬥爭”、“劃分先進落後”等各種名目手段，以施行分而治之；三是用鎮壓甚至是直接的和大面積的處決手段，將原有的傳統民間社會掃蕩乾淨，使“黨天下”成為“黨社會”，制止成為“共產黨一個黨的清涼世界”（1927年吳稚暉建議“清黨”語）。
在用晚清革命先烈秋瑾烈士，和共產黨血腥統治下的、林昭、張自新、李九蓮等烈士“死後”的命運，作了“有無民間社會”的對比後，他說，從此，整個中國社會都變成了“黨的社會”。一種亙古沒有的“全面社會迫害”由此迅速形成。前蘇聯因此而成為“鐵幕”，全中國因此而成為“鐵桶”，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從此便在“鐵幕和鐵桶”之內備受煎熬，自由的陽光從此不會再照耀著我們國土的任何一個角落。於是，鮮血在黑暗中流淌，道德在血腥中敗壞，人心在腐爛中自暴自棄……無數個錢明會、莫日根、小悅悅都在“我爸就是李剛、我爸就是國法、我爸就是李雙江”這樣一個黑暗無邊的社會中，被欺侮、被凌辱、被奪取了無辜的生命……我們整個民族和國家的未來，就是這樣地被投進了無底的黑暗深淵。
宗教迫害 - 少數民族難以承受之重
在講完中共對中國各族人民的五大共同迫害後，辛灝年先生又著重對中共對少數民族的迫害進行了剖析。 辛灝年從歷史和文化上介紹了宗教信仰對於漢民族整體的非特殊意義，然後再明確地說出了“宗教信仰對於少數民族的特殊意義”在於：宗教信仰常常是維繫民族生存和推動民族發展的精神紐帶。因為，對於處於弱勢的少數民族而言，宗教由“信仰一致”而形成的“精神一體”和“心靈聚合”，不僅導致了同一宗教信仰下“對生命意識感悟的一致性”而且，從而造就了“一致的民族感情”。直至成為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凝聚力。
辛先生列舉大量的事實，揭露了中共對境內少數民族進行宗教迫害的主要手段：一是侮辱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二是迫害少數民族宗教領袖； 三是迫害少數民族宗教知識分子；四是對少數民族宗教文化設施的摧毀；五是管制和鎮壓少數民族民間宗教活動等等。
辛先生具體地說明了“少數民族遭遇中共迫害的五大特殊性”即：對於希望保有自身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施行信仰專制就是宗教迫害；對於希望保證民族生存和民族自由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製造階級鬥爭就是民族鎮壓；對於嚮往真正民族自治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實行虛假自治就是民族奴役；對於希望保有經濟生活自由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強行經濟共產就是民族掠奪；對於需要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施行文化專制就是民族滅絕。在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眼裡和心裡，中共對漢族人民的所有迫害和鎮壓，對他們則全部地具有了民族歧視、民族迫害、民族掠奪和民族鎮壓的特殊意義。其結果，自然是：少數民族因不堪中共暴政，而開始要求“走出中國”。辛灝年先生指出，是“中共暴政逼出了邊疆民族的分裂要求”。中共的暴政是導致當前中國大陸民族矛盾尖銳、民族關係緊張，使中國面臨四分五裂危險的根源。
辛灝年先生特別指出，由於境內的少數民族分不清“中共與中國”不一樣；“中共與漢族”不一致；還有“各民族馬教統治集團”與“中共馬教統治集團”的一致性；所以，一些少數民族、特別是幾大邊疆民族都把中共看成了漢族或中國，將中共對他們的欺侮當成了漢族或中國對他們的欺侮，如此一來，少數民族就將仇恨投向了漢族與中國。殊不知，就像辛先生所說的“中共對中國境內各民族所實行的五大迫害”，漢民族不但包括其中，而且首當其衝。換言之，就是少數民族所遭遇的迫害，漢民族都遭受過，甚至廣大漢民族人民所遭遇的更為淒慘。所以，辛先生希望中國境內各族人民都能夠分清“中共與中國”，“中共與中國”，認清中國各民族內部的層層“馬列子孫集團”才是我們要共同反對的對象。
演講會後辛灝年為聽眾簽名留念
台灣民調顯民意
台灣親泛藍報紙的民調顯示：在台灣，1992年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只有17.6%，2010年已經上揚到52.4%；目前在台灣主張統一的，已經下降到7.1%，主張獨立的已經上漲到27.7%；即便將來條件已經適合統一、也不主張統一的，已經佔67.8%；而52%的人要求台灣在政治上永遠與大陸分離（2011年2月6日《世界周刊》陳世耀文章：“華人的身份認同歧異”）證明中國人如果還要任由中共如此“專制穩定”下去，中國民主統一非但不能實現，中國有可能永遠失去台灣。
為中共默許的無休止地“維持現狀”，只會愈來愈使“台心離華”。因為，不論“藍綠都在使'拖字訣'，都以85%民意主張維持現狀作後盾，……都自我定位台灣為美國對抗中國的籌碼……都將自己的命運主導權拱手讓人。”（2011年7月17日台灣聯合報《世界周刊》陳世耀文章：“海外看台灣藍綠差異”）。而不論是中國邊疆民族分裂的危險，還是台灣要走出中國的危險，全都是給中共逼迫出來的。這才是事實中的事實，根本中的根本。而他的惡果，將是台灣永遠離開祖國，和藏、疆、內蒙也要走出中國的骨牌效應。中國分裂不是遠景，而是正在步步逼近的事實。
儘管如此，辛先生仍然是滿懷感情地說，去年，曾有人讓他看看幾個大網站上有關他的一些跟貼。當他看到生活在國內的藏人、維吾爾青年和內蒙網民對他表達贊成和支持，甚至說“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藏人祈求'三寶'保佑他”，“生活在祖國新疆的維吾爾青年大學生一定會和他一起為中華民族的民主統一而奮鬥”……，他才感到，他的擔心或許是多餘的。因為我們有著多麼好的少數民族，有著多麼好的藏族、蒙族和維吾爾族人民啊！還有著正在享受民主和自由的中國台灣人，他們並不真想分裂中國，都是被共產黨逼的！
最後，辛灝年先生說，他講演《中國分裂的危險》，不是為了危言聳聽。他希望所有愛民族、愛祖國的海內外中國人，在偉大的民主變革風暴就要席捲中華大地之時，都能夠“群策群力”，為製止中共分裂中國，防止中國分裂，渡過祖國分裂的危機而深謀遠慮。
【結語】 正值中國大陸“民國熱”興起，“民國風”勁吹之時，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由辛灝年先生創辦十四年之久的中國現代史研究所，為適應中國大陸民主轉型事業的需要，更名改組為“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委員會在繼續進行歷史研究的同時，開展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研究和教育工作，致力於在中國大陸推動國民革命，光復中華民國，建設民主憲政，促進民生發展，為實現各族人民的自由平等和海峽兩岸的民主統一而奮鬥。在隨後以“中華民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為主題的「民國研討會」上，辛灝年先生發表了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演講。他首次將二十年前，從中國大陸帶出的「革命的理論與方略」一文，重新修改後公諸於眾，旨在為未來中國政局變化提供理論準備。他想告訴自己的同胞，他們有責任、有擔當、有信心、有智慧，在推翻共產專制，走向民主統一的過程中，保持社會的安寧和穩定。即「天下不會大亂，國家不會分裂，人民不會遭殃。中共黨員中敢於棄黨者仍有前程可言」。辛灝年先生這部分演講內容，我們將在今後的節目中會陸續為您播出。
（續上期）在上期的節目中，辛灝年先生首先回顧了中國自辛亥以來的歷史事實。他指出，維護中國的統一自來就是國人的共識。 辛亥革命爆發時，連即將退位的滿清朝廷都沒有因為自身的覆亡而分裂過中國；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即便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滿清，大小軍閥混戰十一年，他們或是要復闢大一統的中華帝國；或是夢想武力統一中國；或是一心維持軍事割據，但都沒有要分裂中國。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直到辭世的那一天，都在為了中國的民主進步統一，就是大中華民國的統一，而艱難奮鬥未已，他留在人間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和平奮鬥救中國”。而民族英雄蔣介石先生的一生，就為捍衛中國的進步統一，他無愧於中華五千年的犧牲和奮鬥。然而自西來幽靈進入中國，前蘇俄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那一天開始，一個 “認馬列為祖宗，蘇俄為祖國，斯大林為父親”的政黨，就開始了分裂國家，出賣民族的行徑。辛先生用鐵一般的歷史事實，指證中共是出賣民族、分裂中國、造成“兩岸兩制”和“兩岸兩國”罪魁禍首。那麼中共顛覆中華民國、奪取中國大陸的政權之後，是否有所改變呢？ 辛灝年列舉大量事實，深入剖析了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建政以來對中國境內各民族人民所施行的五大共同迫害。
第一，實行信仰專制 厲行宗教迫害
辛灝年先生首先是逐一揭開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奉行“信仰專制”的論述，指出馬列在他們的著作裡，既要“將無神論宣佈為強制性的信仰象徵”，還要用“革命”的辦法，來剷除“信仰自由的資產階級社會基礎”，並認為最後必須用“上斷頭台”辦法，來徹底消滅人類的宗教信仰。然後，他簡略地介紹了俄國共產革命後是怎樣用極其殘酷的手段來消滅信仰和迫害宗教的，並對中共如何實行信仰專制、如何堅持信仰專制及其罪惡的結果，做了令人痛苦的指證。特別是對以前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共產黨的馬列中國，是怎樣從信仰專制和迫害宗教出發，為無數知識分子確立“思想罪、言論罪和反革命罪”的，作了簡要的陳述。
第二，製造階級鬥爭 厲行政治迫害
辛先生首先簡略地闡述了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不論是從政治思想的演變上，還是從實際統治的發展上，從來就沒有提倡過“階級鬥爭”，沒有“製造過階級鬥爭”，更沒有“實行過無產階級的專政”。但是中共不僅從馬列那裡學來了階級鬥爭的理論、手段，甚至還在一九四九年前的民族戰爭中，製造階級鬥爭以打擊抗日的政府，調節階級鬥爭以不許他自己的軍隊參加衛國戰爭。直到在奪權建國之後，仍然迷信於階級鬥爭，以所謂的階級鬥爭為綱，發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整治和迫害了無數的人民，包括他的同夥們，如劉少奇之流。
雖然在推行專制改良的後三十年中，中共不再公開地提倡和大抓階級鬥爭和階級專政了，但是由於中共的“姓名、主義、制度和黨性”全然未變，要對中國各民族人民實行一黨專政已經成為他永恆的夢想，因而，他的階級鬥爭的意識和製造階級鬥爭的膽略，調節階級鬥爭的本領和進行階級鬥爭的手段，特別是要對人民實行專政的本性，從未改變。
中共不再高喊階級鬥爭而實行對人民鬥爭，不再高喊無產階級專政而對人民施行專政。他們在馬列中國六十週年的慶典上推出“毛澤東思想方陣”，以祭奠“殺人越貨八千萬”的毛澤東時代，其一心懷念“中共大搞階級鬥爭盛世”之心，企圖復闢“中共實行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惡世”之念，已然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在今日的中國大陸，在充滿血腥的紅色歌曲又在橫行人間之時，不少人心裡都有著“似乎又回到了文革時期”的恐怖感覺。至於2008年3月胡錦濤對西藏人民的又一次血腥迫害，2009年7月胡錦濤對新疆漢維兩族人民的又一次暴力鎮壓，和近年來中共警察可以隨意開槍殺害各族人民，中共層層“人民政府”信訪部門可以隨意整死、打死甚至“姦死”各民族痛苦訪民的不盡血債，俱是中共仍然在厲行“鬥爭和專政”的證明。
第三，兩度強行共產 厲行經濟迫害
辛先生簡明扼要地指出了第一度共產，就是中共“在革命的名義下公開殺民劫財以共人民之產（1949-1979）”。第二度共產，則是中共“在改革的名義下公開禍民斂財以共人民之產（1979- ），他說，共產黨要“消滅人民的私有製”的鐵血政策，一點也沒有變。雖然，他在1986年11月11日於武漢大學的講演中，就曾指馬列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就是“中共層層領導集團最完美無缺的私有製”。他特別介紹大家去閱讀曾飛先生的那片文章：“1%是怎樣殘酷掠奪99%的？ ”，並舉出大量的官方數據，說明今日中共層層統治集團對我們人民更加無情地“經濟共產”；他還將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共產黨作家柔石寫的“為奴隸的母親”，和今天的中國大陸無數“為奴隸的母親”進行了淒慘的對比；對當今中國“黨賣國土、民無私田”的千古絕景，予以了憤怒的指責。
辛灝年在溫哥華發表《祖國在危險中》系列演講第二講
第四，製造共產文化 厲行文化迫害
曾對中國新文學史做過深入研究的辛灝年先生，這一部分的內容講得特別生動。他首先就指出了所謂“製造共產文化、例行文化迫害”，就是厲行文化獨裁和製造虛假的各民族共產文化。他說，共產黨製造共產文化、厲行文化迫害的前提，一是“獨尊馬列、殺盡百家” ， 將馬列的思想推上了獨一無二的的“神話地位和神權地位”。二是高唱“決裂傳統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決裂西方進步文化，獨尊西方反動文化” ；自八十年代末至今還在批判西方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甚至製造所謂“河殤”，將今日中國的“般般不是”，全部歸咎於我們中華民族的天與地、祖宗與文化、還有我們人民自身……，反正都不是共產黨的錯。三是劫奪了人類文化歷史的全部解釋權，既企圖將五千年中國歷史作為馬列無比正確的證明，又要用馬列來指導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和道路，那就是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
辛灝年先生指出，由於共產黨製造了太多的共產文化，也就是今天很多人都在批判的黨文化，所以，在這一部分內容中，他著重地介紹和批判了共產黨“製造革命文藝，以厲行文化專制”的由來、事實和惡果。他從中共的革命文藝從哪裡來開始講起，歷史地和邏輯分明地道出了“製造革命文藝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列主義；製造革命文藝的組織原則；就是共產黨的黨性原則；製造革命文藝的創作目的，就是要製造階級鬥爭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製造革命文藝的創作方法，就是斯大林虛假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製造革命文學的使命，就是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和共產黨發動的歷次殺人害人的政治運動服務。
而中共製造革命文學的罪惡，則是欺騙人民、扭曲靈魂，鞏固統治。所以斯大林才會說，他們的“無產階級作家”，才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是專門“為扭曲人類靈魂”而工作的。一言以蔽之，共產黨製造的文藝，都是“幫助共產黨屠戮各民族無辜人民的血刃”——比如形形色色的“運動”文藝；比如“沒有廉恥的歌德文學和沒有底線的欺騙文藝” ——比如至今今還在歌唱“社會主義心靈美”和“歌頌共產黨所謂改革開發”即專制改良的文藝作品……。辛先生以大量的例子，揭穿了共產黨文藝的可笑、可悲和可恨，道出了他們最終也只能落了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的歷史下場而已。
第五，消滅民間社會 厲行社會迫害
在這個問題裡，辛灝年先生首先解釋了“什麼是民間社會？”然後介紹了中共奪權建國以後所實行的“消滅民間社會”的手段，一是在全社會各行各業建立黨組織，以領導和操控一切；二是“劃定階級界限”、“製造階級鬥爭”、“劃分先進落後”等各種名目手段，以施行分而治之；三是用鎮壓甚至是直接的和大面積的處決手段，將原有的傳統民間社會掃蕩乾淨，使“黨天下”成為“黨社會”，制止成為“共產黨一個黨的清涼世界”（1927年吳稚暉建議“清黨”語）。
在用晚清革命先烈秋瑾烈士，和共產黨血腥統治下的、林昭、張自新、李九蓮等烈士“死後”的命運，作了“有無民間社會”的對比後，他說，從此，整個中國社會都變成了“黨的社會”。一種亙古沒有的“全面社會迫害”由此迅速形成。前蘇聯因此而成為“鐵幕”，全中國因此而成為“鐵桶”，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從此便在“鐵幕和鐵桶”之內備受煎熬，自由的陽光從此不會再照耀著我們國土的任何一個角落。於是，鮮血在黑暗中流淌，道德在血腥中敗壞，人心在腐爛中自暴自棄……無數個錢明會、莫日根、小悅悅都在“我爸就是李剛、我爸就是國法、我爸就是李雙江”這樣一個黑暗無邊的社會中，被欺侮、被凌辱、被奪取了無辜的生命……我們整個民族和國家的未來，就是這樣地被投進了無底的黑暗深淵。
宗教迫害 - 少數民族難以承受之重
在講完中共對中國各族人民的五大共同迫害後，辛灝年先生又著重對中共對少數民族的迫害進行了剖析。 辛灝年從歷史和文化上介紹了宗教信仰對於漢民族整體的非特殊意義，然後再明確地說出了“宗教信仰對於少數民族的特殊意義”在於：宗教信仰常常是維繫民族生存和推動民族發展的精神紐帶。因為，對於處於弱勢的少數民族而言，宗教由“信仰一致”而形成的“精神一體”和“心靈聚合”，不僅導致了同一宗教信仰下“對生命意識感悟的一致性”而且，從而造就了“一致的民族感情”。直至成為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凝聚力。
辛先生列舉大量的事實，揭露了中共對境內少數民族進行宗教迫害的主要手段：一是侮辱少數民族的宗教信仰；二是迫害少數民族宗教領袖； 三是迫害少數民族宗教知識分子；四是對少數民族宗教文化設施的摧毀；五是管制和鎮壓少數民族民間宗教活動等等。
辛先生具體地說明了“少數民族遭遇中共迫害的五大特殊性”即：對於希望保有自身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施行信仰專制就是宗教迫害；對於希望保證民族生存和民族自由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製造階級鬥爭就是民族鎮壓；對於嚮往真正民族自治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實行虛假自治就是民族奴役；對於希望保有經濟生活自由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強行經濟共產就是民族掠奪；對於需要保護民族傳統文化的少數民族而言，中共對少數民族施行文化專制就是民族滅絕。在中國境內各少數民族的眼裡和心裡，中共對漢族人民的所有迫害和鎮壓，對他們則全部地具有了民族歧視、民族迫害、民族掠奪和民族鎮壓的特殊意義。其結果，自然是：少數民族因不堪中共暴政，而開始要求“走出中國”。辛灝年先生指出，是“中共暴政逼出了邊疆民族的分裂要求”。中共的暴政是導致當前中國大陸民族矛盾尖銳、民族關係緊張，使中國面臨四分五裂危險的根源。
辛灝年先生特別指出，由於境內的少數民族分不清“中共與中國”不一樣；“中共與漢族”不一致；還有“各民族馬教統治集團”與“中共馬教統治集團”的一致性；所以，一些少數民族、特別是幾大邊疆民族都把中共看成了漢族或中國，將中共對他們的欺侮當成了漢族或中國對他們的欺侮，如此一來，少數民族就將仇恨投向了漢族與中國。殊不知，就像辛先生所說的“中共對中國境內各民族所實行的五大迫害”，漢民族不但包括其中，而且首當其衝。換言之，就是少數民族所遭遇的迫害，漢民族都遭受過，甚至廣大漢民族人民所遭遇的更為淒慘。所以，辛先生希望中國境內各族人民都能夠分清“中共與中國”，“中共與中國”，認清中國各民族內部的層層“馬列子孫集團”才是我們要共同反對的對象。
演講會後辛灝年為聽眾簽名留念
台灣民調顯民意
台灣親泛藍報紙的民調顯示：在台灣，1992年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只有17.6%，2010年已經上揚到52.4%；目前在台灣主張統一的，已經下降到7.1%，主張獨立的已經上漲到27.7%；即便將來條件已經適合統一、也不主張統一的，已經佔67.8%；而52%的人要求台灣在政治上永遠與大陸分離（2011年2月6日《世界周刊》陳世耀文章：“華人的身份認同歧異”）證明中國人如果還要任由中共如此“專制穩定”下去，中國民主統一非但不能實現，中國有可能永遠失去台灣。
為中共默許的無休止地“維持現狀”，只會愈來愈使“台心離華”。因為，不論“藍綠都在使'拖字訣'，都以85%民意主張維持現狀作後盾，……都自我定位台灣為美國對抗中國的籌碼……都將自己的命運主導權拱手讓人。”（2011年7月17日台灣聯合報《世界周刊》陳世耀文章：“海外看台灣藍綠差異”）。而不論是中國邊疆民族分裂的危險，還是台灣要走出中國的危險，全都是給中共逼迫出來的。這才是事實中的事實，根本中的根本。而他的惡果，將是台灣永遠離開祖國，和藏、疆、內蒙也要走出中國的骨牌效應。中國分裂不是遠景，而是正在步步逼近的事實。
儘管如此，辛先生仍然是滿懷感情地說，去年，曾有人讓他看看幾個大網站上有關他的一些跟貼。當他看到生活在國內的藏人、維吾爾青年和內蒙網民對他表達贊成和支持，甚至說“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藏人祈求'三寶'保佑他”，“生活在祖國新疆的維吾爾青年大學生一定會和他一起為中華民族的民主統一而奮鬥”……，他才感到，他的擔心或許是多餘的。因為我們有著多麼好的少數民族，有著多麼好的藏族、蒙族和維吾爾族人民啊！還有著正在享受民主和自由的中國台灣人，他們並不真想分裂中國，都是被共產黨逼的！
最後，辛灝年先生說，他講演《中國分裂的危險》，不是為了危言聳聽。他希望所有愛民族、愛祖國的海內外中國人，在偉大的民主變革風暴就要席捲中華大地之時，都能夠“群策群力”，為製止中共分裂中國，防止中國分裂，渡過祖國分裂的危機而深謀遠慮。
【結語】 正值中國大陸“民國熱”興起，“民國風”勁吹之時，二零一四年十月十日，由辛灝年先生創辦十四年之久的中國現代史研究所，為適應中國大陸民主轉型事業的需要，更名改組為“光復民國（大陸）工作委員會”。委員會在繼續進行歷史研究的同時，開展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研究和教育工作，致力於在中國大陸推動國民革命，光復中華民國，建設民主憲政，促進民生發展，為實現各族人民的自由平等和海峽兩岸的民主統一而奮鬥。在隨後以“中華民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為主題的「民國研討會」上，辛灝年先生發表了長達三個半小時的演講。他首次將二十年前，從中國大陸帶出的「革命的理論與方略」一文，重新修改後公諸於眾，旨在為未來中國政局變化提供理論準備。他想告訴自己的同胞，他們有責任、有擔當、有信心、有智慧，在推翻共產專制，走向民主統一的過程中，保持社會的安寧和穩定。即「天下不會大亂，國家不會分裂，人民不會遭殃。中共黨員中敢於棄黨者仍有前程可言」。辛灝年先生這部分演講內容，我們將在今後的節目中會陸續為您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