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2月26日訊】（新唐人記者李韻綜合報導）所謂的鎮反運動，是1950年代初，中共建政後發動的第一場肅清反對勢力的運動，目的是鞏固其政權，穩定社會秩序。根據中共前黨魁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制定了殺人指標和比例，“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鎮反」運動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至今親歷者回憶當時的血腥與殘酷，仍不寒而栗。
《黃花崗雜誌》2008年第7期，曾刊登作者虞廷的《恐怖年代回憶之——槍斃》一文。文中憶述，50年代的鎮反運動，一些地方槍斃人不需任何法律程序。四川人因此有一個說法，把槍斃叫做「敲砂罐」，打碎人的腦袋就像敲破一個砂罐那麼簡單。
文章說，某人被槍斃都不直說，只說被敲砂罐大家便明白了，那時人的腦袋還不值一個砂罐，真有人把你家的砂罐打破了，你還可以理直氣壯的索賠，而腦袋被敲碎了，家裡的人卻不敢吭一聲，甚至不敢去收屍。
虞廷說：我在鎮反以後出世，從長輩那裡知道了許多關於鎮反的故事。現在回過頭看，那些被槍斃的人，除了少數真正的罪犯外，大多數都是被冤枉的。現在有些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相信我們曾經有過那樣恥辱而恐怖的時代，不相信人類殘忍到如此程度。
虞廷說，八十年代後期，我在Z縣縣誌辦公室任編輯，辦公室裡有一位調研員叫範遠茂，談起當年的鎮反運動，他說自己當年在官壩區親自主持過多次公審會（槍斃人的會），有一次槍斃12個人，同時拉了一些人來陪殺場。
他一聲令下「把他們拉下去槍斃了！」行刑的民兵們便像拖豬一樣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著就是一陣槍聲。槍響之後清點屍體卻發現多了一個，原來把陪殺的也槍斃了一個。，但在當時不算什麼，寫一張紙條就行了，就這麼輕鬆。
血腥暴行令人發指
鎮反運動進入高潮時，到處一片血腥，一些地方樂於將父子、叔侄、兄弟同時槍斃，石柱縣一對父子臨刑時，其父慷慨賦詩「父子今朝同赴死，黃泉路上我不孤。」
除了槍斃所謂的惡霸、地主、反革命外，還莫名其妙地槍斃了許多無辜之人。
四川大學教授羅廣瀛是Z縣泰來鄉羅家嶺人，早年留學日本，一生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據說他編寫的「蠶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還在四川大學使用，但還是被Z縣派去的民兵一顆子彈結束性命。
馬劍秋是Z縣石寶人，當年擔任Z縣自衛總隊長，掌握著全縣的武裝力量。當中共軍隊進軍西南，快要到達Z縣時，他命令Z縣所有武裝人員將槍支彈藥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還派人守衛縣檔案館，使歷史檔案無一卷毀損。
一切停當後，他徒步城外數裡迎接中共軍隊入城，軍隊入城不久，新政權穩定局勢後，馬劍秋馬上就成了階下囚，並被判處死刑，他流著淚寫了一份「刑場上的演講」，傾訴他一直在尋找救國之道，終於盼來了共產黨，可是卻要被槍斃，再也看不到希望了。
馬劍秋倒下的那片西山公園草坪後來長期成為Z縣的刑場，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裡倒在槍口下，鮮血一次又一次浸透了那塊土地。
作者說，Z縣精忠中學（現Z縣中學）教師、陝西人張國錦被槍斃，那簡直就是一場死亡遊戲，這一天，西山公園廣場又黑壓壓地坐滿了人，15個死囚被押了上來，當宣布張國錦的罪名為「一貫道」成員時，張一口否認，並冷冷地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一貫道，只要在場的有一個人看見我參加過一貫道，請站出來講話。
審判台上的縣長陳傑，祕書範梓裡等人似乎有點慌了，號召在場群眾揭發張國錦一貫道之外的新罪行。在範梓裡的示意下，一個叫譚祥雲的教師爬上主席台，他揭發張國錦是一個反革命分子，說他曾看見張國錦在十字街貼壁報，內容全部是反動的。
隨後，張國錦等15人遂被押往東側草坪行刑。作者說，據父親說，散會後，一路不少群眾為張國錦流淚。
毛制定殺人指標在國內立威
大陸史學家楊奎松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中指出，中共建政初期，立足不穩，民心不服，各地爆發的反抗相當激烈。中共對此沒有力量全面撲滅，隨著朝鮮戰爭爆發，北朝鮮軍隊的失利，中共準備出兵，毛認為機會來了，他把朝鮮戰爭當作徹底清除大陸與中共相敵對勢力的「千載一時之機」。
1951年1月，隨著朝鮮戰爭的發展，中共黨魁毛澤東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等大城市和各省省城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要求「必須有計劃地布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中共還荒唐地制定殺人指標。1951年2月，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000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000人。
毛澤東對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3000人左右；「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1951年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計劃，準備在已經處決150人的基礎上，再處決1500人。毛澤東馬上指示各地效法。
為了落實殺人指標，毛澤東還指示下放批准殺人的許可權。毛儘管也說過「不可捕錯殺錯」，但是他更重視的顯然是完成殺人指標。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過指標殺人。
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調，爭先恐後大開殺戒。廣西柳州專區要求殺人口的千分之五，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僅中共廣西省委和公安廳當時統計，在處決的人當中，可殺可不殺的人佔了30%左右。
僅僅廣西軍區統計數據（不包括廣西省地方公安局統計）就有3萬4千多「反共救國軍」官兵被殺，其中包括參加過北伐抗戰的國軍高級將領。
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滅的「反革命份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軍公教人員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黃花崗雜誌》2008年第7期，曾刊登作者虞廷的《恐怖年代回憶之——槍斃》一文。文中憶述，50年代的鎮反運動，一些地方槍斃人不需任何法律程序。四川人因此有一個說法，把槍斃叫做「敲砂罐」，打碎人的腦袋就像敲破一個砂罐那麼簡單。
文章說，某人被槍斃都不直說，只說被敲砂罐大家便明白了，那時人的腦袋還不值一個砂罐，真有人把你家的砂罐打破了，你還可以理直氣壯的索賠，而腦袋被敲碎了，家裡的人卻不敢吭一聲，甚至不敢去收屍。
虞廷說：我在鎮反以後出世，從長輩那裡知道了許多關於鎮反的故事。現在回過頭看，那些被槍斃的人，除了少數真正的罪犯外，大多數都是被冤枉的。現在有些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相信我們曾經有過那樣恥辱而恐怖的時代，不相信人類殘忍到如此程度。
虞廷說，八十年代後期，我在Z縣縣誌辦公室任編輯，辦公室裡有一位調研員叫範遠茂，談起當年的鎮反運動，他說自己當年在官壩區親自主持過多次公審會（槍斃人的會），有一次槍斃12個人，同時拉了一些人來陪殺場。
他一聲令下「把他們拉下去槍斃了！」行刑的民兵們便像拖豬一樣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著就是一陣槍聲。槍響之後清點屍體卻發現多了一個，原來把陪殺的也槍斃了一個。，但在當時不算什麼，寫一張紙條就行了，就這麼輕鬆。
血腥暴行令人發指
鎮反運動進入高潮時，到處一片血腥，一些地方樂於將父子、叔侄、兄弟同時槍斃，石柱縣一對父子臨刑時，其父慷慨賦詩「父子今朝同赴死，黃泉路上我不孤。」
除了槍斃所謂的惡霸、地主、反革命外，還莫名其妙地槍斃了許多無辜之人。
四川大學教授羅廣瀛是Z縣泰來鄉羅家嶺人，早年留學日本，一生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據說他編寫的「蠶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還在四川大學使用，但還是被Z縣派去的民兵一顆子彈結束性命。
馬劍秋是Z縣石寶人，當年擔任Z縣自衛總隊長，掌握著全縣的武裝力量。當中共軍隊進軍西南，快要到達Z縣時，他命令Z縣所有武裝人員將槍支彈藥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還派人守衛縣檔案館，使歷史檔案無一卷毀損。
一切停當後，他徒步城外數裡迎接中共軍隊入城，軍隊入城不久，新政權穩定局勢後，馬劍秋馬上就成了階下囚，並被判處死刑，他流著淚寫了一份「刑場上的演講」，傾訴他一直在尋找救國之道，終於盼來了共產黨，可是卻要被槍斃，再也看不到希望了。
馬劍秋倒下的那片西山公園草坪後來長期成為Z縣的刑場，一批又一批的人在那裡倒在槍口下，鮮血一次又一次浸透了那塊土地。
作者說，Z縣精忠中學（現Z縣中學）教師、陝西人張國錦被槍斃，那簡直就是一場死亡遊戲，這一天，西山公園廣場又黑壓壓地坐滿了人，15個死囚被押了上來，當宣布張國錦的罪名為「一貫道」成員時，張一口否認，並冷冷地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一貫道，只要在場的有一個人看見我參加過一貫道，請站出來講話。
審判台上的縣長陳傑，祕書範梓裡等人似乎有點慌了，號召在場群眾揭發張國錦一貫道之外的新罪行。在範梓裡的示意下，一個叫譚祥雲的教師爬上主席台，他揭發張國錦是一個反革命分子，說他曾看見張國錦在十字街貼壁報，內容全部是反動的。
隨後，張國錦等15人遂被押往東側草坪行刑。作者說，據父親說，散會後，一路不少群眾為張國錦流淚。
毛制定殺人指標在國內立威
大陸史學家楊奎松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研究》中指出，中共建政初期，立足不穩，民心不服，各地爆發的反抗相當激烈。中共對此沒有力量全面撲滅，隨著朝鮮戰爭爆發，北朝鮮軍隊的失利，中共準備出兵，毛認為機會來了，他把朝鮮戰爭當作徹底清除大陸與中共相敵對勢力的「千載一時之機」。
1951年1月，隨著朝鮮戰爭的發展，中共黨魁毛澤東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等大城市和各省省城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要求「必須有計劃地布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中共還荒唐地制定殺人指標。1951年2月，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當時的中國人口是5億5000萬，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萬5000人。
毛澤東對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負責人說，上海是一個600萬人口的大城市，1951年內至少應當殺掉3000人左右；「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1951年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計劃，準備在已經處決150人的基礎上，再處決1500人。毛澤東馬上指示各地效法。
為了落實殺人指標，毛澤東還指示下放批准殺人的許可權。毛儘管也說過「不可捕錯殺錯」，但是他更重視的顯然是完成殺人指標。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過指標殺人。
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調，爭先恐後大開殺戒。廣西柳州專區要求殺人口的千分之五，貴州省委要求殺千分之三。僅中共廣西省委和公安廳當時統計，在處決的人當中，可殺可不殺的人佔了30%左右。
僅僅廣西軍區統計數據（不包括廣西省地方公安局統計）就有3萬4千多「反共救國軍」官兵被殺，其中包括參加過北伐抗戰的國軍高級將領。
中共1952年底公布，消滅的「反革命份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軍公教人員最少在500萬人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