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的《穹頂之下》引發了許多爭議，片子的主題霧霾不再是焦點，延伸到動機論、陰謀論、拿女兒作秀等惡意的話題上。其中只有兩個延伸的話題還算挨得上邊，一是：能源置換的巨額治污費用將從何籌措？二是：既然有APEC藍、兩會藍，為什麼不能讓它永久化，只在大型活動時出現？
蘭德公司給北京的選擇題：花錢治污還是花錢治病
公眾應該記得一次「中美空氣外交事件」：2011年10月，潘石屹公佈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空氣測量數據，在美國使領館與本國政府公佈的空氣質量信息之間，中國公眾寧可相信前者而不相信本國政府，紛紛指責政府信息造假，最後引發了中國外交部的抗議，指責美國公佈中國的空氣數據是「干預中國內政」。這場「空氣風波」淪為國際笑柄。2013年12月初，美國環保署長吉娜·麥卡錫在大霧霾中到中國做穿梭訪問，臨行前，她在美國一個公共場合稱，「中國排放的污染正在吹向美國西海岸」，出訪過程中曾接受《南方週末》專訪，也毫不諱言地說，「中國面臨的空氣質量挑戰正是我們此行的目的」，並表示願意提供技術與研究方面的幫助。
美國的「幫助」有了結果。一年多之後，美國戰略研究機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提供了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在過去10年，中國環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GDP的10%。這一比例比韓國和日本高出了數倍，也遠高於美國的水平。在空氣、水和土壤污染中，以空氣污染的成本為最。2000年至2010年間，空氣污染成本佔到GDP的6.5%，水污染佔2.1%，土壤污染退化佔1.1%。
蘭德公司為中國治理空氣污染提出三點政策建議：1、使用煤炭、木材和廢棄物為燃料的鍋爐和火爐是污染物釋放的重要源頭，城鎮地區的住宅和商用建築須停止燃燒煤炭、傳統生物燃料和塑料廢棄物。2、大量替換燃煤發電——特別是在主要的人口中心及其周邊，轉而使用其他低污染能源，包括天然氣、核能、風能和太陽能。3、強制報廢易造成污染的車輛，以減少氮氧化物的排放源。
蘭德公司關於空氣治理的主要辦法就是能源置換。上述政策的花費不菲，如果進行能源置換，每年要比現在多花1,400-1,600億美元，但考慮到當今空氣污染帶來的相當於GDP6.5%的健康成本（2012年這一成本約為5350億美元），空氣質量的改善和經濟產出的增加可以彌補實施這些政策所支出的成本。
能源置換過程中如何說服民眾
蘭德公司的政策建議很合理，成本收益也算得清清楚楚：由政府每年支付治污費用1600億美元，就可以讓社會成員少支付健康成本5000餘億美元。無論從政權穩定性考慮還是從人民健康角度考慮，中國政府都應會接受這份報告的建議，但付出的成本並不止報告中涉及的錢，還有大量其他問題。
APEC藍與兩會藍的出現讓政府與國人對空氣治理有一定信心，認為只要政府下定決心抓空氣治理，恢復藍天白雲有望。但懷抱這種希望的人可能忽視了一點，APEC藍等大型會議期間出現的藍天，是通過政府強制，在會議召開約一個月前至召開期間，讓偌大的北京城及周邊地區工廠停產、汽車限制進城、各機構放假、餐飲業停業，即通過讓經濟休眠與城市半休眠的辦法才得以實現的，今後要作為常規治理方法，肯定遇到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面臨失業的沉重壓力。
鋼鐵業與水泥業是製造污染的大戶，但全國因建築業的關係，這兩大行業非常興盛：中國約有800家鋼鐵企業，就業人數超過350萬人；水泥行業目前生產企業約3500家，從業人員90多萬人。以鋼鐵業為例，如果要提高污染標準，並以誰污染、誰治理來收費，這些早就掙扎於盈虧線的鋼鐵企業大多得關門，地方政府不僅稅收無著，還將面臨大量失業的壓力。
二是政府得拿出大量補貼，促使國人使用高成本的清潔能源。
使用清潔能源，對中高收入階層的壓力不大，但對占人口70%左右的中低收入階層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今年2月3日，新華社發表調查報導《高成本時代的清潔能源供熱路在何方》，涉及的就是這個問題。該報導調查了太原、蘭州、烏魯木齊等開始推行「煤改氣」、電暖等清潔能源供熱方式的城市，發現清潔能源供熱是「交不起、燒不暖、談不攏」。山西崇光科技有限公司為太原4個「煤改氣」城中村和部分燃氣小區供熱，據其負責人張福柱說，天然氣價格這兩年一直在上漲，現達到每立方米3.85元。算下來，燃氣供暖每平方米的成本就高達7元以上。如果居民按照集中供暖的收費標準繳納供暖費，企業肯定要賠錢。由於供熱成本嚴重倒掛，去年崇光公司僅4個「煤改氣」城中村的運行費缺口就高達5000萬元。低收入戶集中居住的城中村的政府補貼力度較大，最終公司算是不盈不虧。可以想像，如果在全國推行清潔能源，補貼壓力很大。因此，推行煤改氣的城市，基本上是「背著包袱減排降污，清潔能源供熱賠錢賺吆喝」。
3月3日，王志安在《一個關於霧霾的微觀調查》中，以安徽等地通過財政補貼讓農民停止焚燒秸桿為例，說明財政補貼不足的情況會導致農民不配合，與錢相比較，農民不很在意空氣質量。
拿出大量財政補貼，在中國經濟上行時期好辦，但現在經濟下滑，政府財政壓力加大，要拿出大規模的國家補貼，勢必加稅。這次認為柴靜的片子為中國政府加稅提供了理由的說法，就是出於這些考慮。
公眾參與是治霾成功的關鍵
中國的環境污染，從根源上來緣於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扭曲，公地的悲劇＋無人監管的政治權力，最後導致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污染的共犯結構。但要想等到民主化後才來治理，中國極有可能變成無法生存之地。從治理難度來說，在空氣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這三種污染當中，空氣污染最容易治理，也與所謂政治制度的關聯最弱，因為倫敦、洛杉磯也曾發生過霧霾，最後是政府、企業、社會成員達成共識，治理成功。因此，從英國和美國學習治理經驗，從現在開始治理，應該有希望。
但是，中國的治霾又不是一個單純依靠投入資金就能解決的問題。中國現行體制對環保來說有個致命缺陷，那就是只要公眾聽命於政府，卻嚴厲排斥公眾參與環境評估、監管等重要環節。從洛杉磯歷時幾十年的治霾經驗來看，除了立法、司法、政府監管這些法律上的配套措施之外，公眾參與必不可少。在立法這方面，中國的法律條文可以很完善，但司法與政府監管從來就乏善可陳，公眾參與一直被政府排斥。中國早在2006年就發佈了《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除條文不完善之外，更嚴重的是流於形式。蘭德公司為中國空氣治理提供的能源置換方案，行之於美國或者日本都沒有問題（日本司法嚴厲，向有「法匪」之稱），但在中國這種制度環境中，即使被政府接受，實施過程中也會困難重重，最後難免扭曲變形。
柴靜《穹頂之下》發佈之時，正值「兩會」召開前夕，中國政府本可以借助片子的轟動效應，推動中國環保的公眾參與。但由於中國輿論環境的險惡，所有應該被討論的事情，比如花錢治污還是治病、巨額費用從何籌措、環保的公眾參與等等，全都淹沒在「劈柴」的口水戰中。對此，我只能表示遺憾。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蘭德公司給北京的選擇題：花錢治污還是花錢治病
公眾應該記得一次「中美空氣外交事件」：2011年10月，潘石屹公佈了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空氣測量數據，在美國使領館與本國政府公佈的空氣質量信息之間，中國公眾寧可相信前者而不相信本國政府，紛紛指責政府信息造假，最後引發了中國外交部的抗議，指責美國公佈中國的空氣數據是「干預中國內政」。這場「空氣風波」淪為國際笑柄。2013年12月初，美國環保署長吉娜·麥卡錫在大霧霾中到中國做穿梭訪問，臨行前，她在美國一個公共場合稱，「中國排放的污染正在吹向美國西海岸」，出訪過程中曾接受《南方週末》專訪，也毫不諱言地說，「中國面臨的空氣質量挑戰正是我們此行的目的」，並表示願意提供技術與研究方面的幫助。
美國的「幫助」有了結果。一年多之後，美國戰略研究機構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提供了一份研究報告。該報告指出，在過去10年，中國環境污染的成本接近每年GDP的10%。這一比例比韓國和日本高出了數倍，也遠高於美國的水平。在空氣、水和土壤污染中，以空氣污染的成本為最。2000年至2010年間，空氣污染成本佔到GDP的6.5%，水污染佔2.1%，土壤污染退化佔1.1%。
蘭德公司為中國治理空氣污染提出三點政策建議：1、使用煤炭、木材和廢棄物為燃料的鍋爐和火爐是污染物釋放的重要源頭，城鎮地區的住宅和商用建築須停止燃燒煤炭、傳統生物燃料和塑料廢棄物。2、大量替換燃煤發電——特別是在主要的人口中心及其周邊，轉而使用其他低污染能源，包括天然氣、核能、風能和太陽能。3、強制報廢易造成污染的車輛，以減少氮氧化物的排放源。
蘭德公司關於空氣治理的主要辦法就是能源置換。上述政策的花費不菲，如果進行能源置換，每年要比現在多花1,400-1,600億美元，但考慮到當今空氣污染帶來的相當於GDP6.5%的健康成本（2012年這一成本約為5350億美元），空氣質量的改善和經濟產出的增加可以彌補實施這些政策所支出的成本。
能源置換過程中如何說服民眾
蘭德公司的政策建議很合理，成本收益也算得清清楚楚：由政府每年支付治污費用1600億美元，就可以讓社會成員少支付健康成本5000餘億美元。無論從政權穩定性考慮還是從人民健康角度考慮，中國政府都應會接受這份報告的建議，但付出的成本並不止報告中涉及的錢，還有大量其他問題。
APEC藍與兩會藍的出現讓政府與國人對空氣治理有一定信心，認為只要政府下定決心抓空氣治理，恢復藍天白雲有望。但懷抱這種希望的人可能忽視了一點，APEC藍等大型會議期間出現的藍天，是通過政府強制，在會議召開約一個月前至召開期間，讓偌大的北京城及周邊地區工廠停產、汽車限制進城、各機構放假、餐飲業停業，即通過讓經濟休眠與城市半休眠的辦法才得以實現的，今後要作為常規治理方法，肯定遇到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面臨失業的沉重壓力。
鋼鐵業與水泥業是製造污染的大戶，但全國因建築業的關係，這兩大行業非常興盛：中國約有800家鋼鐵企業，就業人數超過350萬人；水泥行業目前生產企業約3500家，從業人員90多萬人。以鋼鐵業為例，如果要提高污染標準，並以誰污染、誰治理來收費，這些早就掙扎於盈虧線的鋼鐵企業大多得關門，地方政府不僅稅收無著，還將面臨大量失業的壓力。
二是政府得拿出大量補貼，促使國人使用高成本的清潔能源。
使用清潔能源，對中高收入階層的壓力不大，但對占人口70%左右的中低收入階層來說，是個沉重的負擔。今年2月3日，新華社發表調查報導《高成本時代的清潔能源供熱路在何方》，涉及的就是這個問題。該報導調查了太原、蘭州、烏魯木齊等開始推行「煤改氣」、電暖等清潔能源供熱方式的城市，發現清潔能源供熱是「交不起、燒不暖、談不攏」。山西崇光科技有限公司為太原4個「煤改氣」城中村和部分燃氣小區供熱，據其負責人張福柱說，天然氣價格這兩年一直在上漲，現達到每立方米3.85元。算下來，燃氣供暖每平方米的成本就高達7元以上。如果居民按照集中供暖的收費標準繳納供暖費，企業肯定要賠錢。由於供熱成本嚴重倒掛，去年崇光公司僅4個「煤改氣」城中村的運行費缺口就高達5000萬元。低收入戶集中居住的城中村的政府補貼力度較大，最終公司算是不盈不虧。可以想像，如果在全國推行清潔能源，補貼壓力很大。因此，推行煤改氣的城市，基本上是「背著包袱減排降污，清潔能源供熱賠錢賺吆喝」。
3月3日，王志安在《一個關於霧霾的微觀調查》中，以安徽等地通過財政補貼讓農民停止焚燒秸桿為例，說明財政補貼不足的情況會導致農民不配合，與錢相比較，農民不很在意空氣質量。
拿出大量財政補貼，在中國經濟上行時期好辦，但現在經濟下滑，政府財政壓力加大，要拿出大規模的國家補貼，勢必加稅。這次認為柴靜的片子為中國政府加稅提供了理由的說法，就是出於這些考慮。
公眾參與是治霾成功的關鍵
中國的環境污染，從根源上來緣於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扭曲，公地的悲劇＋無人監管的政治權力，最後導致政府與企業之間形成污染的共犯結構。但要想等到民主化後才來治理，中國極有可能變成無法生存之地。從治理難度來說，在空氣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這三種污染當中，空氣污染最容易治理，也與所謂政治制度的關聯最弱，因為倫敦、洛杉磯也曾發生過霧霾，最後是政府、企業、社會成員達成共識，治理成功。因此，從英國和美國學習治理經驗，從現在開始治理，應該有希望。
但是，中國的治霾又不是一個單純依靠投入資金就能解決的問題。中國現行體制對環保來說有個致命缺陷，那就是只要公眾聽命於政府，卻嚴厲排斥公眾參與環境評估、監管等重要環節。從洛杉磯歷時幾十年的治霾經驗來看，除了立法、司法、政府監管這些法律上的配套措施之外，公眾參與必不可少。在立法這方面，中國的法律條文可以很完善，但司法與政府監管從來就乏善可陳，公眾參與一直被政府排斥。中國早在2006年就發佈了《環境影響評價公眾參與暫行辦法》，除條文不完善之外，更嚴重的是流於形式。蘭德公司為中國空氣治理提供的能源置換方案，行之於美國或者日本都沒有問題（日本司法嚴厲，向有「法匪」之稱），但在中國這種制度環境中，即使被政府接受，實施過程中也會困難重重，最後難免扭曲變形。
柴靜《穹頂之下》發佈之時，正值「兩會」召開前夕，中國政府本可以借助片子的轟動效應，推動中國環保的公眾參與。但由於中國輿論環境的險惡，所有應該被討論的事情，比如花錢治污還是治病、巨額費用從何籌措、環保的公眾參與等等，全都淹沒在「劈柴」的口水戰中。對此，我只能表示遺憾。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