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聽眾朋友好！歡迎您收聽《橫河評論》，我是楊光。
橫河：我是橫河，大家好！
主持人：在70年代末，日本有一部電影叫《追捕》，在中國是非常的紅，現在45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會記得這部電影。在這電影裡面有一個情節，裡面有一個議員他利用精神病醫院來迫害正常的人，這些正常人都是他的敵人。那麼我們今天要涉及的就是發生在中國大陸真實的故事情節，就像《追捕》一樣的。
情況是這樣子的，在「六四」26週年前，香港《開放雜誌》的主編金鐘，他收到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告訴他當年在上海和魏京生齊名的民運領袖喬忠令，被上海公安局祕密關押在精神病院已經5年了，他正在接受改變大腦思維的藥物摧殘。打電話的人就是那所精神病院的馬醫生，這位馬醫生非常同情喬忠令的遭遇，他竭盡全力的想營救他，但是四處碰壁，之後馬醫生不得不到美國來尋求支持。
這個電話就揭開了中共人權迫害非常嚴重，而且目前較少為外界所知的一個特殊領域，就是精神病學。我們今天就請橫河先生來就這個案子分析展開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橫河先生，喬忠令這個人很多人都不熟悉他，您能不能先跟我們介紹這個人？還有他這個特定的案例？
橫河：好的。喬忠令這個人他出名是在70年代末的時候。在民主運動時期，在上海很少有人沒有人聽說過這個名字的，當然是已經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當時在北京是「民主牆」、上海是「民主討論會」。「民主討論會」主要的地方是在人民廣場，很多人到那個地方演講。喬忠令這個人幾乎每天在那裡演講、探討民主，人們把他稱為「喬司令」。
其實「喬司令」這個詞倒不是在人民廣場出現的，應該出現在更早，就在文革初期的時候，他是華東師大的。華東師大中文系有個「野戰兵團」，他是野戰兵團司令，「喬司令」應該是從那個時候叫起的。
到鄧小平下令鎮壓民主運動的時候，就點名北京西單「民主牆」和上海「民主討論會」，這樣就把魏京生和喬忠令先後都抓捕了。魏京生大家都很知道了，喬忠令當時被判了3年，出獄以後就一直在公安的監控底下，又是脅迫他做特務、又不給他找工作，不是不給他找工作，找了工作就給他破壞掉，親戚朋友都跟他斷絕關係，所以一直沒法生存。
到了2001年的時候，喬忠令設法跑到香港去旅遊，當時《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就對他進行一個專訪，寫了一篇長篇報導，登在當年5月號上面。5月份喬忠令就回到上海，自此以後14年外界再也沒有聽到他的任何聲音。一直到這次上海的青年醫生馬醫生抵達美國給金鐘打電話以後，人們才知道他已經被關在精神病院裡面5年了。
馬醫生的故事是怎麼樣？馬醫生他在這個醫院裡面是從內科調到精神科，他聽說自己醫院有這麼一位病人，他就主動接觸他，經過觀察和交談以後，他認為這個人完全是正常人，思維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他的觀點非常有吸引力，只是他的觀點為當局所不容。他認為這是一個政治異見者被關在精神病院受迫害的，他就想幫助他。他覺得這個人是一個人才，不應該被關在精神病院。他後來還說了，這人在美國是要當教授的。
結果他在醫院就跟領導談、跟主治醫生談，希望不要用這種方式來迫害一個正常人。因為大量的藥物使他明顯的身體狀況惡化，希望如果不能夠拒絕來自公安的要求，至少也可以減劑量，不要加重迫害他。結果都被拒絕了，他幾個方案沒有一條行得通。所以馬醫生當時不得已，他是為了營救喬忠令而出走美國的，他希望通過國際壓力能夠有所幫助。
這個案子我們看它有這麼幾個特點，第一個，喬忠令是公安局送進去的，他當時是上海世博會開會之前，由公安和居民委員會聯合把他送去的。第二，他是個正常人，不是精神病人。第三，醫生也知道他們是在完成政治任務，不是醫學治療。第四，對他的診斷本身也是政治性的。
主持人：把一個正常人關到精神病院裡面，然後把他當作精神病，給他吃大量對腦子有傷害的藥物，這種事情我們以前只知道發生在電影裡有過，因為那是小說、那是虛構的。那您覺得這個事情是真實的嗎？
橫河：就這個案例而言，我認為它的可信度非常高。不僅僅是馬醫生本人說，對喬忠令這個案子而言，早在14年以前，《開放雜誌》已經刊登過文章證明，喬忠令，至少在文革結束以後，直到2001年一直在受當局各方面的打壓迫害。
第二，中國的精神病院和精神病學確實成為中共政治迫害的工具，而且上海的精神病院就有迫害人權的案底。第三，馬醫生帶出來的不僅僅是喬忠令的案例，他還有其它的案例，他一共帶出來5個案例，這些案例倒不一定都是政治迫害，它也有其它方面，都是正常人被迫害的。除此以外，他還帶出來錄像，還有喬忠令本人的手稿，你去讀了手稿以後你就知道這個人是個非常正常的人。
主持人：您剛才這段話裡面的信息量非常的大，我們來分別討論。第一個，您說中國精神病院、精神病學確實是中共政治迫害的工具。我們知道政治迫害的工具有監獄、勞教所、洗腦班、黑監獄，以前還有收容制度。那麼精神病院，比如您剛才說這個馬醫生不光帶出來喬忠令的案例，還有其它5個案例，但是它是不是作為一些個案存在，它並不是一個系統的工具存在？
橫河：首先要說明一下，精神病學在社會主義國家，被作為人權迫害的工具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它首創並不是中共，而是蘇聯，蘇聯當時有很多持不同政見者是送到精神病院去的，除了流放、關監獄以外，精神病院是另一個系統。
赫魯曉夫當時說過二句話很有意思，一句話說：「只有精神病人才懷疑蘇聯光明美好的前途。」第二句話：「蘇聯境內沒有不贊同共產黨的人，沒有不贊同共產主義制度的人，而只有精神病院患者。」所以說如果這個人持不同政見的話，他就是精神病患者，這就是診斷標準，在蘇聯是這樣的。
在中國早期並不是用精神病來迫害異己的。因為在毛澤東時代，階級鬥爭是一條主線，當時我們知道的叫「殺、關、管」，要嘛就殺掉了，要嘛就把他關起來，要嘛就是當壞分子管制起來。它根本不屑於用精神病來迫害。
甚至另外一個角度說，對於政治異見者，他根本就不承認精神病；因為如果承認了精神病，就不能對他迫害了。對於一個敵人要實行專政的時候，如果說大家都說這個人是精神病，那肯定，要對他專政的人會說這個人沒有精神病，他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就是反黨。
主持人：對，如果他精神病，他說甚麼都不能去追究責任了。
橫河：對，是這樣子的。一直到文革結束以後，開始出現一些個案，其中比較有名的、國際上大家都知道的，是一個叫王萬星的人，他在1992年的時候曾經拉橫幅要求平反「六四」，就被關到精神病院去了，關了13年，後來出來以後到了德國，這個人現在還在德國。這是比較有名的案例。
但是這些都是個案，並沒有大規模的使用。真正大規模用精神病院學來迫害人權是從迫害法輪功開始的，這個迫害一直持續到現在，而且它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順手的法律之外的工具。精神病院不是法律之內的，是法律之外的，它自然就不會僅僅限於法輪功學員。所以後來很多上訪的人士、維權人士、異見人士，包括現在的喬忠令，都成為精神病院迫害的受害者。
主持人：您剛才講的最後一部份，就是從迫害法輪功開始，精神病學就一直拿來作為迫害異見人士的工具，作為一個系統化的工具。這個理論它有沒有證據？如果有的話您能不能介紹一下？
橫河：這個發展是有一條軌跡可循的，最早在1999年前後的時候，有幾個偽醫學專家，就是他們收集了一些案例。
主持人：您講偽醫學專家，為甚麼這麼講？
橫河：因為這裡面有幾個典型人物，他不是真正的醫學專家。我舉個例子，中國中醫研究院氣功研究所張洪林，這個人他從90年代中期就開始反對氣功，中共開始打壓法輪功的時候他就跳出來去反法輪功。
但這個人反氣功卻很有意思，這個人出身中醫他不懂現代科學的，他自稱是個氣功專家，但是他卻反氣功反法輪功。他最早攻擊的是清華大學當時用現代實證科學實驗儀器來探測氣功的，當時是按照西方的科學方法做，用儀器用對照組的方式，結果他攻擊的是這個。
然而他卻沒有那種科學方法來攻擊人家，他用的是大批判的方法來攻擊別人。你仔細看這個人，他是不懂科學攻擊氣功的這麼個人。他那是最早鼓吹利用精神病院來迫害法輪功的。
他當時給福建的「610辦公室」寫信，要求和「610辦公室」合作去參與迫害，他主動要求的。他提了很多建議，其中就是說要組織中央主管部門，組職各地的精神病的專家先把法輪功學員診斷為精神病，然後進行抗精神病的治療，然後再進行洗腦轉化。這是他提出來的建議。
中共當時可能還沒有這樣的想法，還沒有想到這個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他是一個有系統，然後他自己確實就去了，有地方就做了試點，這是其中一個例子。他是對當局提出建議而且主動要去參加的，這是一開始時候。
然後部份地區就出現了一些迫害的案例。早在1999年就是迫害的第一年下半年開始，就已經有案例的報導了。到2001年4月份第一次在國際社會曝光，是在北京召開的中美精神病協會，有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美國有個醫生做了個報告，其中她就表達了國際媒體報導對法輪功修煉者誤用、濫用精神病藥物的事件的關注。
她當時列舉了十多個已經被報導的案例。這十多個案例當中一共牽涉到一百多名法輪功學員，被強迫接受精神病設施治療或者藥物治療。這就已經成為國際關注的了。這是2000年4月份的事情。
在中美精神病學會議以後，在這個會上中方表示有不同意見，認為美方過於以教師爺的身份來教訓中國侵犯人權，所以他們要求和美方會談。後來會後就開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當中有一個中國所謂的專家，他後來寫了封信，要求發表這封信但是不能提他的名字。所以我們也不能確認是不是這個人。
他就說中國精神病學過去太不重要，從來就沒有福氣被當作政治運動的工具，以前要整人的話根本用不著玩這些文明遊戲。他用這個來證明中國精神病學以前從來沒有作為迫害人權的工具。這就證明在這之前確實沒有系統。那麼系統甚麼時候建立的呢？他這時候是在否認，實際上這個時候系統已經開始在運作了。
主持人：也可能他不知道，因為系統比較新。
橫河：他是知道的，他自己寫過書，他自己舉過很多案例，他在講話當中實際上是從政策上贊同中共鎮壓的。他是支持鎮壓，他只是說精神病學還沒有用於鎮壓。
到了2004年4月份的時候，追查國際就做了個調查，調查了一百多所精神病院或者是醫院精神科。僅以4個省為例，就北京、山東、河南，河北省為例，調查了45家醫院的42家精神病醫院或者是精神科，發現有38家明確表示在過去5年當中收治過法輪功學員。也就是說占調查總數的90%。
其中公開宣稱（法輪功學員）沒有精神病症狀就是為了轉化而強行關押的，這個精神病院有25家。這比例就相當高了，超過一半公開承認是政治迫害。當時在2004年的時候，公佈出來的被當局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有961名，其中有15名死難者直接死亡原因是強迫注射或者是灌食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所致的。
主持人：那您能不能舉幾個例子，關於這15名直接死亡原因是被注射藥物的？
橫河：我可以舉一些例子，不僅僅是當時的15名，還包括後來的例子。一個是山東淄博的電腦工程師叫蘇剛，這個是被國際精神病協會，被聯合國記錄的案子，他是被注射精神病藥物致死的。
另外一例就是很有名的，清華大學化工系的柳志梅，被判刑12年，她就在出獄前幾天被注射了精神病的藥物，所以一出院的時候，她就是神智不清的，但在這之前，她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到出獄之前給她打了精神病的藥物，很可能就是不讓她說出來她曾經在裡面遭受的迫害。這個柳志梅現在已經去世了。她被注射了大劑量精神病藥物以後就再也沒有恢復過，雖然釋放出來了，就再也沒有清醒過，一直到前不久去世了。
還有一個是河北的法輪功學員叫曹苑茹，她是在2005年被強制送進保定精神病院的，送進去的第二天就被迫害致死。當時她只有35歲，她的女兒才4個月。這是一些典型的案例。
後來世界精神病學會和中國精神病學會就達成了個協議，就是要求到中國大陸去調查，就是由世界精神病學會組團到中國大陸去調查。中方實際上都同意了，中國精神病學會已經同意了，而且承認，他們不承認系統迫害，但他承認有案例，有很多法輪功的個案，他認為都是個案，同意他們去調查了。
就在2004年4月份，世界精神病學會調查團出發的前幾天，中國精神病學會的主席寫了一封信給世界精神病學會：原來說是你們可以隨意採訪，現在不行了，你們不能夠不受限制的調查，我們不能做到。
主持人：那就沒有調查的意義了嘛！
橫河：對，所以這樣的話，世界精神病學會就認為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條件，因為等於受限制的調查，世界精神病學會卻要對調查結果負責任。
主持人：對。
橫河：他不能承擔這個責任，結果就沒有去。就是臨出發之前，中方變卦了。後來國際上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世界精神病學會拒絕去是對的，因為他不應該承擔這個責任；另外一派就說，他們不應該屈從中共的壓力。從這個過程來看的話，確實是迫害法輪功以後，精神病這個領域才成為了一個人權迫害的工具，系統的工具。
主持人：您剛才說的那幾個例子都是指法輪功學員的例子，那您前面還講過，這個精神病作為廣泛人權迫害的工具，從迫害法輪功開始，現在已經擴大到更大的人群。那有沒有其他的人群，就是非法輪功學員的案例，您可以講一講的？
橫河：這裡頭的案例很多，我們知道前幾年上訪的拆遷戶被送精神病院的很多，這裡就舉幾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第一個就是北大的孫東東，他當時說：「老上訪戶的話，99%是有精神病的。」這個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其實他講的只是一個早就實行了很久的事實而已。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上次做過一次節目，就講到武漢的徐武，這個國內很多人都知道，叫「飛越精神病院」，他從精神病院逃出來，從武漢一直逃到廣東，最後在廣東被武漢的公安局跨省就抓回去了，又被關起來了，還是被關到精神病院去了。
另外一個就是我剛才說的馬醫生帶出來的5個案例，這都不是法輪功學員，他們都是正常人，都是被公安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單位強制送到精神病院去的。
這個廣泛的人群其實還有幾個證據，2010年的時候，公安部在湖北武漢召開了一個叫「全國安康醫院工作會議」，安康醫院就是中國公安部門在自己內部設置的精神病院。這個會議上他就提到幾件事情，一個事情他就說，安康醫院這些年來收治的精神病人4萬餘人次。很大的數目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統計的這些年的4萬餘人次是從1998年開始的，而我們知道對法輪功的迫害是從1999年開始的，幾乎同步！也就是說在這之前收治的人數非常少。甚至我懷疑在這之前有沒有安康醫院？或者安康醫院有沒有這麼普遍？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巧合，但實際上這不是一個巧合。就像我們講的器官移植，中國器官移植2000年突然爆炸式的開始增長，而迫害是1999年開始的，它的爆炸性增長和迫害法輪功同步！而這個安康醫院的精神病人收治也和迫害法輪功同步！所以我認為這不是偶然的。
當時這個安康醫院的工作會議的兩大新聞也證明迫害人權成為工具，一個是會議要求全國每一個省都要至少建立一個安康醫院。你說公安部門要辦安康醫院幹甚麼？
中共自己已經做了規定了，說是公安部門可以把人送到精神病院去。它連送精神病院都嫌麻煩，所以就乾脆自己開精神病院。你說全世界哪個警察部門自己開精神病院的？你說警察部門要開精神病院，除了迫害人權，還有別的意思嗎？沒有其它任何意義。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會議提出一句話，叫做：沒有公安機關辦案部門的審核同意，對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員，一律不得接收。
主持人：那不是精神病患者本來就不該接收。
橫河：對，這個話換過來說的話，就是公安送的一定不是精神病人。而他們送的正常人，精神病院必須收。實際上就是這個安康醫院工作會議用公開的方式承認了安康醫院和中國的精神病院就是用來迫害人權的。
主持人：這裡面的迫害，它不管怎麼樣，它這個政策制訂以後，它其實是要有個執行人的，這個執行人其實就是醫生。不管現在國內普遍的對醫生怎麼個看法，它這個職業本身是應該救死扶傷的。而剛才您講的幾個例子裡面的幾個醫生，他們好像都是很積極主動的在參與這樣的迫害，這是非常讓人不可理解的。
橫河：這個我想是這樣的，就是人群當中總是有這樣的人的，你比如說每個單位一搞運動的時候，總有一些人要跳出來，這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是誰給了他們這種跳出來的環境？誰給了他們支持？就這些人在一般社會裡面，一個是他跳不出來，因為整個社會不容；再一個就是說，即使跳出來的話，也不可能以政治迫害的方式對他人造成傷害。
問題是他們知道在中國那樣的社會環境，在中共的那種統治下，他們的這種說法是能夠得到支持的。這個系統就是這樣工作的，就是有一部份，比例應該非常少的人，跳出來以後，去鼓吹用這種方式來迫害人權、迫害法輪功，這個制度就會去支持他們、鼓勵他們，而且給他們創造條件，最後就形成了一個系統。
主持人：那難道他們就不需要負法律責任嗎？
橫河：對，這就是一個問題了，就是當它形成一個系統以後，他們就認為他們躲在這個系統裡面，他們個人就不需要負責任了。但實際上他們個人是要負法律責任的。你像剛才我講的張洪林是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北大精神衛生研究所的張彤玲，她給法輪功學員套上了一個用於精神病迫害的帽子，叫做「類妄想性亞文化信念」，她自己給這個下個定義，說是指那些沒有正常判斷力，用事實很難說服的群體所共有的信念。
我一聽這個我就笑了，這不就是共產主義者嘛！因為共產主義現在在全世界理論已經崩潰了，制度已經崩潰了，全世界只剩下中國自稱還是，（還有）北韓。現在連越南和古巴都要放棄了，所以就剩下這麼兩個堅持共產主義的。說明它已經沒有正常判斷力了，他們用事實非常難說服。所以說現在在中國，如果說是要堅持共產主義理念的這些人，其實正好就劃到這個人群裡面去了。
這個張彤玲她就是積極鼓吹的，而且她自己積極參與迫害，這種人我覺得就應該是自己要負責任的，就是作為醫生來說。但是我相信醫生當中可能分這幾類，一類就像這種，主動迫害的；還有一部份是被動迫害的，就是你派給我了，我沒有辦法，我只能這樣執行；另外一些，系統的拒絕的可能會有，但是我相信在中國可能不多，但是暗地裡去幫忙，你像這個馬醫生就是，暗地裡去幫受迫害的人，這個可能會不少，但是公開敢抵制的可能也不多。
你像這個喬忠令的案例，馬醫生去問他們的副院長，姓高，就問他為甚麼要收治這樣的病人？這個副院長就說是公安強制送過來的，醫院必須接受。然後他說了一句話：錯了也不怕！
主持人：就是其實他知道是錯的。
橫河：對，他知道是錯的，他就說喬忠令的精神病的帽子誰也摘不了。這裡他說的是「錯了也不怕」，在這裡他講的是不怕，就是說他不要負法律責任，在這裡他沒有良心的譴責。這種人他只是考慮自己有沒有法律責任的問題，而沒有良心的問題，這種人就不能簡簡單單說被動的接受來參與迫害了，實際上在思想上他已經認可了。
其實例子還很多，就也是精神病醫生自己主動參與的。上海幾所精神病院和精神衛生中心的醫生聯合寫了一篇論文，其中論文當中有這麼一段話，就講法輪功已經被政府定為甚麼甚麼了，所以他不能診斷為氣功相關精神障礙，建議診斷成法輪功相關的精神障礙。也就是說，在被大家公認的診斷標準上面，它實際上加入了政治性了，就是政府已經定成是政治問題了，所以就不能給它再定氣功障礙了。他公開的在論文裡面承認這是一種政治迫害。我認為這種人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還有一種就是馬醫生這次談到的，就是他去問他們醫院裡面專業上最資深，也有最高信譽的一個醫生，姓盛，這人是個主任，這個主任說甚麼呢？說今天在我們這個時代，精神有問題的人才會反共。這就跟赫魯曉夫的講法是一樣的，就是只要是你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就是精神病人！也就是說在中國的精神病院裡面，政治迫害已經是一個被大家接受了的事實。
我相信這些人如果是在其它的國家的話，他不一定天生就是參與政治迫害的人；但是在中國的精神病院裡面，這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家都必須執行的事實，這時候，如果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像馬醫生這樣的話，那麼他反而是異類了，就是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的話，即使他曾經無奈過的話，現在他也認可了。所以作為中國的整體精神病學來說的話，它已經成為中共的鎮壓工具了。
主持人：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當年在毛澤東時代，他是不屑於用這個精神病來迫害異見人士的，那麼為甚麼現在的中共當局它要用這種辦法來迫害異見人士？
橫河：因為中共想加入國際社會，想讓大家看到中國是一個正常社會，所以它很多事情就不能直接了當就把他槍斃掉了，就會用其它的方式。以前到勞教所還得有一個勞教委員會蓋章的，送精神病院連蓋章都不要的，直接就送去了。要是送不出去的話，就放在公安局精神病院裡，幾年、十幾年沒有人知道他。
另外一個就是民間的態度也不一樣了，就是對異議人士、信仰人士（而言），被迫害不是一種恥辱，甚至有很多民運人士、維權人士，他被關了以後，出來大家都去歡迎的，被視為英雄的。診斷成精神病，它對被迫害的人，它起到一個妖魔化的作用。大家如果認為他是一個被政治迫害的人，都會去支持他；但是如果他是一個精神病人的話，可能別人就會躲著他，這樣的話既妖魔化了，還把他孤立起來了。
主持人：因為時間的關係，這個話題我們不能再繼續討論下去了，今天橫河先生所講的這一切黑幕都是令人髮指，而且讓人匪夷所思的。在《追捕》那個電影裡，正義最後是戰勝邪惡的，從歷史上來看，正義永遠都會戰勝邪惡，那我們是希望這個正義的陽光早一點照射到這個黑暗的領域之中。好，感謝您的收聽，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橫河：好，謝謝大家，再見。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橫河：我是橫河，大家好！
主持人：在70年代末，日本有一部電影叫《追捕》，在中國是非常的紅，現在45歲以上的人都應該會記得這部電影。在這電影裡面有一個情節，裡面有一個議員他利用精神病醫院來迫害正常的人，這些正常人都是他的敵人。那麼我們今天要涉及的就是發生在中國大陸真實的故事情節，就像《追捕》一樣的。
情況是這樣子的，在「六四」26週年前，香港《開放雜誌》的主編金鐘，他收到一個陌生人打來的電話，告訴他當年在上海和魏京生齊名的民運領袖喬忠令，被上海公安局祕密關押在精神病院已經5年了，他正在接受改變大腦思維的藥物摧殘。打電話的人就是那所精神病院的馬醫生，這位馬醫生非常同情喬忠令的遭遇，他竭盡全力的想營救他，但是四處碰壁，之後馬醫生不得不到美國來尋求支持。
這個電話就揭開了中共人權迫害非常嚴重，而且目前較少為外界所知的一個特殊領域，就是精神病學。我們今天就請橫河先生來就這個案子分析展開討論這方面的問題。橫河先生，喬忠令這個人很多人都不熟悉他，您能不能先跟我們介紹這個人？還有他這個特定的案例？
橫河：好的。喬忠令這個人他出名是在70年代末的時候。在民主運動時期，在上海很少有人沒有人聽說過這個名字的，當然是已經很多年前的事情了。當時在北京是「民主牆」、上海是「民主討論會」。「民主討論會」主要的地方是在人民廣場，很多人到那個地方演講。喬忠令這個人幾乎每天在那裡演講、探討民主，人們把他稱為「喬司令」。
其實「喬司令」這個詞倒不是在人民廣場出現的，應該出現在更早，就在文革初期的時候，他是華東師大的。華東師大中文系有個「野戰兵團」，他是野戰兵團司令，「喬司令」應該是從那個時候叫起的。
到鄧小平下令鎮壓民主運動的時候，就點名北京西單「民主牆」和上海「民主討論會」，這樣就把魏京生和喬忠令先後都抓捕了。魏京生大家都很知道了，喬忠令當時被判了3年，出獄以後就一直在公安的監控底下，又是脅迫他做特務、又不給他找工作，不是不給他找工作，找了工作就給他破壞掉，親戚朋友都跟他斷絕關係，所以一直沒法生存。
到了2001年的時候，喬忠令設法跑到香港去旅遊，當時《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就對他進行一個專訪，寫了一篇長篇報導，登在當年5月號上面。5月份喬忠令就回到上海，自此以後14年外界再也沒有聽到他的任何聲音。一直到這次上海的青年醫生馬醫生抵達美國給金鐘打電話以後，人們才知道他已經被關在精神病院裡面5年了。
馬醫生的故事是怎麼樣？馬醫生他在這個醫院裡面是從內科調到精神科，他聽說自己醫院有這麼一位病人，他就主動接觸他，經過觀察和交談以後，他認為這個人完全是正常人，思維是非常正常的，而且他的觀點非常有吸引力，只是他的觀點為當局所不容。他認為這是一個政治異見者被關在精神病院受迫害的，他就想幫助他。他覺得這個人是一個人才，不應該被關在精神病院。他後來還說了，這人在美國是要當教授的。
結果他在醫院就跟領導談、跟主治醫生談，希望不要用這種方式來迫害一個正常人。因為大量的藥物使他明顯的身體狀況惡化，希望如果不能夠拒絕來自公安的要求，至少也可以減劑量，不要加重迫害他。結果都被拒絕了，他幾個方案沒有一條行得通。所以馬醫生當時不得已，他是為了營救喬忠令而出走美國的，他希望通過國際壓力能夠有所幫助。
這個案子我們看它有這麼幾個特點，第一個，喬忠令是公安局送進去的，他當時是上海世博會開會之前，由公安和居民委員會聯合把他送去的。第二，他是個正常人，不是精神病人。第三，醫生也知道他們是在完成政治任務，不是醫學治療。第四，對他的診斷本身也是政治性的。
主持人：把一個正常人關到精神病院裡面，然後把他當作精神病，給他吃大量對腦子有傷害的藥物，這種事情我們以前只知道發生在電影裡有過，因為那是小說、那是虛構的。那您覺得這個事情是真實的嗎？
橫河：就這個案例而言，我認為它的可信度非常高。不僅僅是馬醫生本人說，對喬忠令這個案子而言，早在14年以前，《開放雜誌》已經刊登過文章證明，喬忠令，至少在文革結束以後，直到2001年一直在受當局各方面的打壓迫害。
第二，中國的精神病院和精神病學確實成為中共政治迫害的工具，而且上海的精神病院就有迫害人權的案底。第三，馬醫生帶出來的不僅僅是喬忠令的案例，他還有其它的案例，他一共帶出來5個案例，這些案例倒不一定都是政治迫害，它也有其它方面，都是正常人被迫害的。除此以外，他還帶出來錄像，還有喬忠令本人的手稿，你去讀了手稿以後你就知道這個人是個非常正常的人。
主持人：您剛才這段話裡面的信息量非常的大，我們來分別討論。第一個，您說中國精神病院、精神病學確實是中共政治迫害的工具。我們知道政治迫害的工具有監獄、勞教所、洗腦班、黑監獄，以前還有收容制度。那麼精神病院，比如您剛才說這個馬醫生不光帶出來喬忠令的案例，還有其它5個案例，但是它是不是作為一些個案存在，它並不是一個系統的工具存在？
橫河：首先要說明一下，精神病學在社會主義國家，被作為人權迫害的工具是一直存在的，但是它首創並不是中共，而是蘇聯，蘇聯當時有很多持不同政見者是送到精神病院去的，除了流放、關監獄以外，精神病院是另一個系統。
赫魯曉夫當時說過二句話很有意思，一句話說：「只有精神病人才懷疑蘇聯光明美好的前途。」第二句話：「蘇聯境內沒有不贊同共產黨的人，沒有不贊同共產主義制度的人，而只有精神病院患者。」所以說如果這個人持不同政見的話，他就是精神病患者，這就是診斷標準，在蘇聯是這樣的。
在中國早期並不是用精神病來迫害異己的。因為在毛澤東時代，階級鬥爭是一條主線，當時我們知道的叫「殺、關、管」，要嘛就殺掉了，要嘛就把他關起來，要嘛就是當壞分子管制起來。它根本不屑於用精神病來迫害。
甚至另外一個角度說，對於政治異見者，他根本就不承認精神病；因為如果承認了精神病，就不能對他迫害了。對於一個敵人要實行專政的時候，如果說大家都說這個人是精神病，那肯定，要對他專政的人會說這個人沒有精神病，他就是反對社會主義，就是反黨。
主持人：對，如果他精神病，他說甚麼都不能去追究責任了。
橫河：對，是這樣子的。一直到文革結束以後，開始出現一些個案，其中比較有名的、國際上大家都知道的，是一個叫王萬星的人，他在1992年的時候曾經拉橫幅要求平反「六四」，就被關到精神病院去了，關了13年，後來出來以後到了德國，這個人現在還在德國。這是比較有名的案例。
但是這些都是個案，並沒有大規模的使用。真正大規模用精神病院學來迫害人權是從迫害法輪功開始的，這個迫害一直持續到現在，而且它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順手的法律之外的工具。精神病院不是法律之內的，是法律之外的，它自然就不會僅僅限於法輪功學員。所以後來很多上訪的人士、維權人士、異見人士，包括現在的喬忠令，都成為精神病院迫害的受害者。
主持人：您剛才講的最後一部份，就是從迫害法輪功開始，精神病學就一直拿來作為迫害異見人士的工具，作為一個系統化的工具。這個理論它有沒有證據？如果有的話您能不能介紹一下？
橫河：這個發展是有一條軌跡可循的，最早在1999年前後的時候，有幾個偽醫學專家，就是他們收集了一些案例。
主持人：您講偽醫學專家，為甚麼這麼講？
橫河：因為這裡面有幾個典型人物，他不是真正的醫學專家。我舉個例子，中國中醫研究院氣功研究所張洪林，這個人他從90年代中期就開始反對氣功，中共開始打壓法輪功的時候他就跳出來去反法輪功。
但這個人反氣功卻很有意思，這個人出身中醫他不懂現代科學的，他自稱是個氣功專家，但是他卻反氣功反法輪功。他最早攻擊的是清華大學當時用現代實證科學實驗儀器來探測氣功的，當時是按照西方的科學方法做，用儀器用對照組的方式，結果他攻擊的是這個。
然而他卻沒有那種科學方法來攻擊人家，他用的是大批判的方法來攻擊別人。你仔細看這個人，他是不懂科學攻擊氣功的這麼個人。他那是最早鼓吹利用精神病院來迫害法輪功的。
他當時給福建的「610辦公室」寫信，要求和「610辦公室」合作去參與迫害，他主動要求的。他提了很多建議，其中就是說要組織中央主管部門，組職各地的精神病的專家先把法輪功學員診斷為精神病，然後進行抗精神病的治療，然後再進行洗腦轉化。這是他提出來的建議。
中共當時可能還沒有這樣的想法，還沒有想到這個是可以利用的工具。他是一個有系統，然後他自己確實就去了，有地方就做了試點，這是其中一個例子。他是對當局提出建議而且主動要去參加的，這是一開始時候。
然後部份地區就出現了一些迫害的案例。早在1999年就是迫害的第一年下半年開始，就已經有案例的報導了。到2001年4月份第一次在國際社會曝光，是在北京召開的中美精神病協會，有個會議。在這個會議上美國有個醫生做了個報告，其中她就表達了國際媒體報導對法輪功修煉者誤用、濫用精神病藥物的事件的關注。
她當時列舉了十多個已經被報導的案例。這十多個案例當中一共牽涉到一百多名法輪功學員，被強迫接受精神病設施治療或者藥物治療。這就已經成為國際關注的了。這是2000年4月份的事情。
在中美精神病學會議以後，在這個會上中方表示有不同意見，認為美方過於以教師爺的身份來教訓中國侵犯人權，所以他們要求和美方會談。後來會後就開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這個座談會當中有一個中國所謂的專家，他後來寫了封信，要求發表這封信但是不能提他的名字。所以我們也不能確認是不是這個人。
他就說中國精神病學過去太不重要，從來就沒有福氣被當作政治運動的工具，以前要整人的話根本用不著玩這些文明遊戲。他用這個來證明中國精神病學以前從來沒有作為迫害人權的工具。這就證明在這之前確實沒有系統。那麼系統甚麼時候建立的呢？他這時候是在否認，實際上這個時候系統已經開始在運作了。
主持人：也可能他不知道，因為系統比較新。
橫河：他是知道的，他自己寫過書，他自己舉過很多案例，他在講話當中實際上是從政策上贊同中共鎮壓的。他是支持鎮壓，他只是說精神病學還沒有用於鎮壓。
到了2004年4月份的時候，追查國際就做了個調查，調查了一百多所精神病院或者是醫院精神科。僅以4個省為例，就北京、山東、河南，河北省為例，調查了45家醫院的42家精神病醫院或者是精神科，發現有38家明確表示在過去5年當中收治過法輪功學員。也就是說占調查總數的90%。
其中公開宣稱（法輪功學員）沒有精神病症狀就是為了轉化而強行關押的，這個精神病院有25家。這比例就相當高了，超過一半公開承認是政治迫害。當時在2004年的時候，公佈出來的被當局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有961名，其中有15名死難者直接死亡原因是強迫注射或者是灌食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所致的。
主持人：那您能不能舉幾個例子，關於這15名直接死亡原因是被注射藥物的？
橫河：我可以舉一些例子，不僅僅是當時的15名，還包括後來的例子。一個是山東淄博的電腦工程師叫蘇剛，這個是被國際精神病協會，被聯合國記錄的案子，他是被注射精神病藥物致死的。
另外一例就是很有名的，清華大學化工系的柳志梅，被判刑12年，她就在出獄前幾天被注射了精神病的藥物，所以一出院的時候，她就是神智不清的，但在這之前，她是完全正常的。就是到出獄之前給她打了精神病的藥物，很可能就是不讓她說出來她曾經在裡面遭受的迫害。這個柳志梅現在已經去世了。她被注射了大劑量精神病藥物以後就再也沒有恢復過，雖然釋放出來了，就再也沒有清醒過，一直到前不久去世了。
還有一個是河北的法輪功學員叫曹苑茹，她是在2005年被強制送進保定精神病院的，送進去的第二天就被迫害致死。當時她只有35歲，她的女兒才4個月。這是一些典型的案例。
後來世界精神病學會和中國精神病學會就達成了個協議，就是要求到中國大陸去調查，就是由世界精神病學會組團到中國大陸去調查。中方實際上都同意了，中國精神病學會已經同意了，而且承認，他們不承認系統迫害，但他承認有案例，有很多法輪功的個案，他認為都是個案，同意他們去調查了。
就在2004年4月份，世界精神病學會調查團出發的前幾天，中國精神病學會的主席寫了一封信給世界精神病學會：原來說是你們可以隨意採訪，現在不行了，你們不能夠不受限制的調查，我們不能做到。
主持人：那就沒有調查的意義了嘛！
橫河：對，所以這樣的話，世界精神病學會就認為我們不能接受這樣的條件，因為等於受限制的調查，世界精神病學會卻要對調查結果負責任。
主持人：對。
橫河：他不能承擔這個責任，結果就沒有去。就是臨出發之前，中方變卦了。後來國際上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世界精神病學會拒絕去是對的，因為他不應該承擔這個責任；另外一派就說，他們不應該屈從中共的壓力。從這個過程來看的話，確實是迫害法輪功以後，精神病這個領域才成為了一個人權迫害的工具，系統的工具。
主持人：您剛才說的那幾個例子都是指法輪功學員的例子，那您前面還講過，這個精神病作為廣泛人權迫害的工具，從迫害法輪功開始，現在已經擴大到更大的人群。那有沒有其他的人群，就是非法輪功學員的案例，您可以講一講的？
橫河：這裡頭的案例很多，我們知道前幾年上訪的拆遷戶被送精神病院的很多，這裡就舉幾個大家都知道的例子，第一個就是北大的孫東東，他當時說：「老上訪戶的話，99%是有精神病的。」這個當時引起軒然大波。其實他講的只是一個早就實行了很久的事實而已。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上次做過一次節目，就講到武漢的徐武，這個國內很多人都知道，叫「飛越精神病院」，他從精神病院逃出來，從武漢一直逃到廣東，最後在廣東被武漢的公安局跨省就抓回去了，又被關起來了，還是被關到精神病院去了。
另外一個就是我剛才說的馬醫生帶出來的5個案例，這都不是法輪功學員，他們都是正常人，都是被公安或者是他們自己的單位強制送到精神病院去的。
這個廣泛的人群其實還有幾個證據，2010年的時候，公安部在湖北武漢召開了一個叫「全國安康醫院工作會議」，安康醫院就是中國公安部門在自己內部設置的精神病院。這個會議上他就提到幾件事情，一個事情他就說，安康醫院這些年來收治的精神病人4萬餘人次。很大的數目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統計的這些年的4萬餘人次是從1998年開始的，而我們知道對法輪功的迫害是從1999年開始的，幾乎同步！也就是說在這之前收治的人數非常少。甚至我懷疑在這之前有沒有安康醫院？或者安康醫院有沒有這麼普遍？
表面上看這是一個巧合，但實際上這不是一個巧合。就像我們講的器官移植，中國器官移植2000年突然爆炸式的開始增長，而迫害是1999年開始的，它的爆炸性增長和迫害法輪功同步！而這個安康醫院的精神病人收治也和迫害法輪功同步！所以我認為這不是偶然的。
當時這個安康醫院的工作會議的兩大新聞也證明迫害人權成為工具，一個是會議要求全國每一個省都要至少建立一個安康醫院。你說公安部門要辦安康醫院幹甚麼？
中共自己已經做了規定了，說是公安部門可以把人送到精神病院去。它連送精神病院都嫌麻煩，所以就乾脆自己開精神病院。你說全世界哪個警察部門自己開精神病院的？你說警察部門要開精神病院，除了迫害人權，還有別的意思嗎？沒有其它任何意義。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會議提出一句話，叫做：沒有公安機關辦案部門的審核同意，對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員，一律不得接收。
主持人：那不是精神病患者本來就不該接收。
橫河：對，這個話換過來說的話，就是公安送的一定不是精神病人。而他們送的正常人，精神病院必須收。實際上就是這個安康醫院工作會議用公開的方式承認了安康醫院和中國的精神病院就是用來迫害人權的。
主持人：這裡面的迫害，它不管怎麼樣，它這個政策制訂以後，它其實是要有個執行人的，這個執行人其實就是醫生。不管現在國內普遍的對醫生怎麼個看法，它這個職業本身是應該救死扶傷的。而剛才您講的幾個例子裡面的幾個醫生，他們好像都是很積極主動的在參與這樣的迫害，這是非常讓人不可理解的。
橫河：這個我想是這樣的，就是人群當中總是有這樣的人的，你比如說每個單位一搞運動的時候，總有一些人要跳出來，這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是誰給了他們這種跳出來的環境？誰給了他們支持？就這些人在一般社會裡面，一個是他跳不出來，因為整個社會不容；再一個就是說，即使跳出來的話，也不可能以政治迫害的方式對他人造成傷害。
問題是他們知道在中國那樣的社會環境，在中共的那種統治下，他們的這種說法是能夠得到支持的。這個系統就是這樣工作的，就是有一部份，比例應該非常少的人，跳出來以後，去鼓吹用這種方式來迫害人權、迫害法輪功，這個制度就會去支持他們、鼓勵他們，而且給他們創造條件，最後就形成了一個系統。
主持人：那難道他們就不需要負法律責任嗎？
橫河：對，這就是一個問題了，就是當它形成一個系統以後，他們就認為他們躲在這個系統裡面，他們個人就不需要負責任了。但實際上他們個人是要負法律責任的。你像剛才我講的張洪林是一個。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北大精神衛生研究所的張彤玲，她給法輪功學員套上了一個用於精神病迫害的帽子，叫做「類妄想性亞文化信念」，她自己給這個下個定義，說是指那些沒有正常判斷力，用事實很難說服的群體所共有的信念。
我一聽這個我就笑了，這不就是共產主義者嘛！因為共產主義現在在全世界理論已經崩潰了，制度已經崩潰了，全世界只剩下中國自稱還是，（還有）北韓。現在連越南和古巴都要放棄了，所以就剩下這麼兩個堅持共產主義的。說明它已經沒有正常判斷力了，他們用事實非常難說服。所以說現在在中國，如果說是要堅持共產主義理念的這些人，其實正好就劃到這個人群裡面去了。
這個張彤玲她就是積極鼓吹的，而且她自己積極參與迫害，這種人我覺得就應該是自己要負責任的，就是作為醫生來說。但是我相信醫生當中可能分這幾類，一類就像這種，主動迫害的；還有一部份是被動迫害的，就是你派給我了，我沒有辦法，我只能這樣執行；另外一些，系統的拒絕的可能會有，但是我相信在中國可能不多，但是暗地裡去幫忙，你像這個馬醫生就是，暗地裡去幫受迫害的人，這個可能會不少，但是公開敢抵制的可能也不多。
你像這個喬忠令的案例，馬醫生去問他們的副院長，姓高，就問他為甚麼要收治這樣的病人？這個副院長就說是公安強制送過來的，醫院必須接受。然後他說了一句話：錯了也不怕！
主持人：就是其實他知道是錯的。
橫河：對，他知道是錯的，他就說喬忠令的精神病的帽子誰也摘不了。這裡他說的是「錯了也不怕」，在這裡他講的是不怕，就是說他不要負法律責任，在這裡他沒有良心的譴責。這種人他只是考慮自己有沒有法律責任的問題，而沒有良心的問題，這種人就不能簡簡單單說被動的接受來參與迫害了，實際上在思想上他已經認可了。
其實例子還很多，就也是精神病醫生自己主動參與的。上海幾所精神病院和精神衛生中心的醫生聯合寫了一篇論文，其中論文當中有這麼一段話，就講法輪功已經被政府定為甚麼甚麼了，所以他不能診斷為氣功相關精神障礙，建議診斷成法輪功相關的精神障礙。也就是說，在被大家公認的診斷標準上面，它實際上加入了政治性了，就是政府已經定成是政治問題了，所以就不能給它再定氣功障礙了。他公開的在論文裡面承認這是一種政治迫害。我認為這種人是要負法律責任的。
還有一種就是馬醫生這次談到的，就是他去問他們醫院裡面專業上最資深，也有最高信譽的一個醫生，姓盛，這人是個主任，這個主任說甚麼呢？說今天在我們這個時代，精神有問題的人才會反共。這就跟赫魯曉夫的講法是一樣的，就是只要是你反對共產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就是精神病人！也就是說在中國的精神病院裡面，政治迫害已經是一個被大家接受了的事實。
我相信這些人如果是在其它的國家的話，他不一定天生就是參與政治迫害的人；但是在中國的精神病院裡面，這已經變成了一個大家都必須執行的事實，這時候，如果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像馬醫生這樣的話，那麼他反而是異類了，就是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的話，即使他曾經無奈過的話，現在他也認可了。所以作為中國的整體精神病學來說的話，它已經成為中共的鎮壓工具了。
主持人：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當年在毛澤東時代，他是不屑於用這個精神病來迫害異見人士的，那麼為甚麼現在的中共當局它要用這種辦法來迫害異見人士？
橫河：因為中共想加入國際社會，想讓大家看到中國是一個正常社會，所以它很多事情就不能直接了當就把他槍斃掉了，就會用其它的方式。以前到勞教所還得有一個勞教委員會蓋章的，送精神病院連蓋章都不要的，直接就送去了。要是送不出去的話，就放在公安局精神病院裡，幾年、十幾年沒有人知道他。
另外一個就是民間的態度也不一樣了，就是對異議人士、信仰人士（而言），被迫害不是一種恥辱，甚至有很多民運人士、維權人士，他被關了以後，出來大家都去歡迎的，被視為英雄的。診斷成精神病，它對被迫害的人，它起到一個妖魔化的作用。大家如果認為他是一個被政治迫害的人，都會去支持他；但是如果他是一個精神病人的話，可能別人就會躲著他，這樣的話既妖魔化了，還把他孤立起來了。
主持人：因為時間的關係，這個話題我們不能再繼續討論下去了，今天橫河先生所講的這一切黑幕都是令人髮指，而且讓人匪夷所思的。在《追捕》那個電影裡，正義最後是戰勝邪惡的，從歷史上來看，正義永遠都會戰勝邪惡，那我們是希望這個正義的陽光早一點照射到這個黑暗的領域之中。好，感謝您的收聽，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橫河：好，謝謝大家，再見。
文章來源：希望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