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6月27日訊】（新唐人記者何雅婷綜合報導）北京四中曾經是北京乃至全中國最有名的高幹學校，亦是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地之一。當時曾在四中讀書的北島，親眼見證了這所學校中的高乾子弟與平民子女在文革期間的大分裂。
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講座教授北島主編的《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書，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記述了這場暴風雨中十八位北京四中畢業生的人生經歷。其中，北島自己也撰文回憶了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揭示了北京四中這所學校中，中共紅色貴族的後代，與靠著勤學苦讀而進入這所學校就讀的平民子弟之間，那種原本「不怎麼明顯」或「被刻意掩蓋」了的內在分裂，被文革推向極端，最終演變為鴻溝的過程。
據書中回憶：1965年，當北島邁進無數人夢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門時，發現這裡所有人的衣著都很統一和樸素，甚至樸素到了可疑的地步，顯得很「平等」。這讓北島感覺很不對勁：「顯然有什麼東西被刻意掩蓋了，正如處於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出來。」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島走進教室，忽然大吃一驚：高幹同學們已經搖身一變，披上了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呢制的將校制服，腳蹬大皮靴，腰扎寬皮帶，手臂上的紅衛兵袖標紅得耀眼。紅色貴族們的這身華服，瞬間將自己與其他同學截然區分開來。這時北島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壓抑，原來就是來自這種隱而未發的優越感。
文章表示，在文革初期，階級路線被貫徹得越來越嚴格，無論是上學、參軍還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處處受限，根紅苗正的人則享有很多便利，而四中學生就是當時社會結構的縮影：高幹子弟的地位最高，工農兵和普通幹部子弟次之，知識分子的後代再次。「黑五類」子女則早已淪為賤民，絕對進不了四中。
文章認為，高幹子弟和寒門子弟之間的利益衝突，正是產生全國性紅衛兵運動的社會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說，文革也是當時「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據回憶，文革開始後，高幹、工農兵、知識分子二代都組成了各自的紅衛兵組織，分別稱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雖然這三派紅衛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話語，一眼看上去似乎沒什麼區別，但只要從他們的具體行為和立場來分析，就能看出這三派紅衛兵其實有著各自明確且迥異的政治訴求。
「老兵派」又被稱為「第一代紅衛兵」，顧名思義，他們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於能通過家庭在第一時間了解高層政治動向，他們可以先發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們提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著名口號，並由劉輝宣譜寫成《紅衛兵戰歌》，迅速傳遍大江南北。
隨後的3個多月時間裡，全國圍繞著「血統論」和「出身論」爆發了激烈的爭論。雖然當時所有社會資源都已經向紅色貴族們傾斜，但他們還是不滿足，擔心「狗崽子們要翻天」。所以，他們要利用文革，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對於這個意圖，「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門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們暫時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老兵派」風光了幾個月後，毛澤東在8月5號忽然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矛頭直接指向劉少奇和整個官僚階層，並隨後解散工作組，使得「老兵派」的形勢急轉直下，之前被壓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紅衛兵」橫空出世。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澤東親自接見後，「四三派」、「四四派」紅衛兵更是陷入領袖崇拜的迷醉中無法自拔，並在隨後肆意「傾瀉我們無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門子弟）的政治訴求與「老兵派」（高幹子弟）針鋒相對。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權階層」，剝奪紅色貴族的權力，「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遇羅克的《出身論》是「第二代紅衛兵」的政治綱領。
「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純粹是為了發泄對社會的不滿而投身文革，是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紅八月」裡，他們走上街頭集體狂歡，一時血雨腥風。本著「凡是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原則，「四三派」、「四四派」由一開始反對「老兵派」，反對官僚階級，進而發展到反對社會的一切秩序，無論它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他們擔心一旦文革結束，舊有的金字塔形等級制便會死灰復燃。
文章寫道：「他們渴望的其實是真正的社會平等，但『這觀念實現的只能是破壞性的怒濤』。」
「四四派」、「四三派」由於人數眾多，在短暫的一致對外後，便無法統一行動，迅速分裂為很多小派別，為爭權奪利而開始互相倒戈相向，武鬥浪潮隨之席捲全國。發展到最後，紅衛兵運動漸漸脫離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蠻的權力鬥爭。
「有的人始終一往無前，最終碰得頭破血流，甚至肉體湮滅。有的則被現實的血腥和殘酷所深深震撼，開始閱讀各種書籍，並痛苦地思索這場運動的意義。」文中這樣寫道。
之後，毛澤東意識到不能再這麼下去，於是便提倡上山下鄉，把紅衛兵分散到農村的「廣闊天地」中，藉此來稀釋其破壞力。於是1968年，一批批的紅衛兵帶著困惑和失落，經火車站離開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們完全沒意識到，遠方荒涼且貧瘠的農村，將成為他們的煉獄。
據回憶，1968年「四三派」和「四四派」斗得血肉橫飛時，一個已失勢的「老兵派」同學依然無比高傲。他極為自信地跟北島打賭「二十年後見高低」，並稱「你們有筆杆子，我們有槍杆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
北島在文章最後寫道：「也許文革的唯一貢獻，就是讓大部分人看清楚：國家社會主義不但不會帶來物質財富，甚至連其最引以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過是張空頭支票。」
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講座教授北島主編的《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一書，從不同的角度和立場，記述了這場暴風雨中十八位北京四中畢業生的人生經歷。其中，北島自己也撰文回憶了這段驚心動魄的歷史，揭示了北京四中這所學校中，中共紅色貴族的後代，與靠著勤學苦讀而進入這所學校就讀的平民子弟之間，那種原本「不怎麼明顯」或「被刻意掩蓋」了的內在分裂，被文革推向極端，最終演變為鴻溝的過程。
據書中回憶：1965年，當北島邁進無數人夢寐以求的北京四中校門時，發現這裡所有人的衣著都很統一和樸素，甚至樸素到了可疑的地步，顯得很「平等」。這讓北島感覺很不對勁：「顯然有什麼東西被刻意掩蓋了，正如處於潛伏期的傳染病，隨時會爆發出來。」
直到文革的某天，北島走進教室，忽然大吃一驚：高幹同學們已經搖身一變，披上了簇新的綠軍裝，甚至呢制的將校制服，腳蹬大皮靴，腰扎寬皮帶，手臂上的紅衛兵袖標紅得耀眼。紅色貴族們的這身華服，瞬間將自己與其他同學截然區分開來。這時北島才恍然大悟，之前自己的壓抑，原來就是來自這種隱而未發的優越感。
文章表示，在文革初期，階級路線被貫徹得越來越嚴格，無論是上學、參軍還是工作，都要看出身，家庭背景不好的人處處受限，根紅苗正的人則享有很多便利，而四中學生就是當時社會結構的縮影：高幹子弟的地位最高，工農兵和普通幹部子弟次之，知識分子的後代再次。「黑五類」子女則早已淪為賤民，絕對進不了四中。
文章認為，高幹子弟和寒門子弟之間的利益衝突，正是產生全國性紅衛兵運動的社會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說，文革也是當時「社會矛盾的總爆發」。
據回憶，文革開始後，高幹、工農兵、知識分子二代都組成了各自的紅衛兵組織，分別稱為「老兵派」、「四四派」和「四三派」。雖然這三派紅衛兵都使用相同的革命話語，一眼看上去似乎沒什麼區別，但只要從他們的具體行為和立場來分析，就能看出這三派紅衛兵其實有著各自明確且迥異的政治訴求。
「老兵派」又被稱為「第一代紅衛兵」，顧名思義，他們是率先投入文革浪潮的。由於能通過家庭在第一時間了解高層政治動向，他們可以先發制人。文革初期是「老兵派」的天下，他們提出了「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著名口號，並由劉輝宣譜寫成《紅衛兵戰歌》，迅速傳遍大江南北。
隨後的3個多月時間裡，全國圍繞著「血統論」和「出身論」爆發了激烈的爭論。雖然當時所有社會資源都已經向紅色貴族們傾斜，但他們還是不滿足，擔心「狗崽子們要翻天」。所以，他們要利用文革，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力。對於這個意圖，「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寒門子弟是心知肚明的，但他們暫時敢怒而不敢言。
但是，「老兵派」風光了幾個月後，毛澤東在8月5號忽然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將矛頭直接指向劉少奇和整個官僚階層，並隨後解散工作組，使得「老兵派」的形勢急轉直下，之前被壓抑很久的「四三派」、「四四派」，即「第二代紅衛兵」橫空出世。尤其是8月18日受到毛澤東親自接見後，「四三派」、「四四派」紅衛兵更是陷入領袖崇拜的迷醉中無法自拔，並在隨後肆意「傾瀉我們無情的暴力」，直至掀翻天地。
「四三派」和「四四派」（寒門子弟）的政治訴求與「老兵派」（高幹子弟）針鋒相對。前者要求的是「打碎特權階層」，剝奪紅色貴族的權力，「實行財產和權力的再分配」。遇羅克的《出身論》是「第二代紅衛兵」的政治綱領。
「四三派」「四四派」中的很多人純粹是為了發泄對社會的不滿而投身文革，是為暴力而暴力。在著名「紅八月」裡，他們走上街頭集體狂歡，一時血雨腥風。本著「凡是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的原則，「四三派」、「四四派」由一開始反對「老兵派」，反對官僚階級，進而發展到反對社會的一切秩序，無論它是合理的還是不合理的。他們擔心一旦文革結束，舊有的金字塔形等級制便會死灰復燃。
文章寫道：「他們渴望的其實是真正的社會平等，但『這觀念實現的只能是破壞性的怒濤』。」
「四四派」、「四三派」由於人數眾多，在短暫的一致對外後，便無法統一行動，迅速分裂為很多小派別，為爭權奪利而開始互相倒戈相向，武鬥浪潮隨之席捲全國。發展到最後，紅衛兵運動漸漸脫離了追求平等的初衷，只剩下野蠻的權力鬥爭。
「有的人始終一往無前，最終碰得頭破血流，甚至肉體湮滅。有的則被現實的血腥和殘酷所深深震撼，開始閱讀各種書籍，並痛苦地思索這場運動的意義。」文中這樣寫道。
之後，毛澤東意識到不能再這麼下去，於是便提倡上山下鄉，把紅衛兵分散到農村的「廣闊天地」中，藉此來稀釋其破壞力。於是1968年，一批批的紅衛兵帶著困惑和失落，經火車站離開一片狼藉的北京城。他們完全沒意識到，遠方荒涼且貧瘠的農村，將成為他們的煉獄。
據回憶，1968年「四三派」和「四四派」斗得血肉橫飛時，一個已失勢的「老兵派」同學依然無比高傲。他極為自信地跟北島打賭「二十年後見高低」，並稱「你們有筆杆子，我們有槍杆子，看將來是誰的天下？」
北島在文章最後寫道：「也許文革的唯一貢獻，就是讓大部分人看清楚：國家社會主義不但不會帶來物質財富，甚至連其最引以為傲的『人人平等』，也不過是張空頭支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