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美關係,誰更能戰鬥在「夥伴」心臟裡

2015年06月26日何清漣
「中美第七輪戰略與經濟對話」是在中美關係處於「臨界點」之時召開的,從雙方對話前的輿論造勢來看,完全顯現了雙方外交政策的特點:美國對華政策處於一種不穩定狀態,而中國對美外交政策則呈現相當的穩定與持續性。

政治制度決定的中美外交政策特點

隨著「華府對北京的感覺越來越不舒服」,對華政策上出現了三種調整建議:來自軍方和外交圈的鷹派建議是,除了保持對中國的絕對軍事優勢,還可以考慮採用冷戰時期用以鉗制前蘇聯的經濟工具,比如收緊技術出口限制,推行不包括中國的貿易安排等。另一種建議正好相反,認為華盛頓應該設法尋求與北京關係的「新常態」。第三種建議與克林頓以來的對華外交政策一脈相承,即雙方應該通過共同合作的專案來一點一滴地積累信任,這條路有助於穩定。

且不說三種意見在政界都有反對者,作為「看守總統」的奧巴馬在任期內也已沒有時間做此調整。下一任入主白宮的人究竟是誰還等著選民擲骰子,三種建議哪一種將成為主流,目前沒人知道。

相比之下,中國對美外交政策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從鄧小平改革以來就沒有大變化。對美外交政策的方向是:經濟上,美國是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在政治及意識形態上,視美國與普世價值為敵,國內宣傳未脫「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這一毛時代的老調,只是說法文雅一點而已;在外交重要性上,美國一直被列為「友好合作」的第一位超級重要對象。這多重矛盾的外交目標,中共按照「鬥而不破」的原則,居然都達到了:美國每年例行批評中國的人權問題,中國外交部也照例聲明,此類行為已被雙方都當作例行公事,誰也不再當真。就算是北京認為美國威脅到中國的「核心利益「,中國也是雙管齊下,在外交聲明中非常強硬,在國內黨媒上口誅筆伐,但暗中卻靈活處理。

這一點是雙方政治體制決定的。美國是民主國家,兩黨政治,總統任期最多兩屆,在對華政策上都有自己的考慮,也有不同的智囊班底,比如上一任總統小布希本人並不喜歡共產主義中國,對華政策採取「熊貓避險」是因為911事件發生後,出於反恐需要不得已而為之;但奧巴馬卻並非這樣,他本人早年因思想傾向被稱為「黑色馬克思」,大選獲勝後,曾委託美國東西方研究所(紐約)制定對華政策,該所邀請中國外交部屬下的「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從「中國視角」出發參與起草美國的「對華政策期望清單」,清單中一半內容由中方撰寫。這種做法在美國歷史上屬於開天闢地第一次,無異於對北京說:請告訴我,應該怎樣與你相處才讓你滿意?而中國也就真開列出了一張清單,指出中美兩國應該建立經濟、反恐、防擴散、綠色、跨太平洋等五個夥伴關係,目的是希望美國放棄「價值觀外交」,尊重北京政府的「核心利益」即中共一黨獨裁的執政地位。直到後來中美關係發生許多不舒服的事情,奧巴馬才做了小幅調整。

北京勢力滲入美國,借助的是美國的開放

毫無疑問,自中國改革開放重回世界以來,中美雙方都在加強交流,但對這種交流中,除間諜活動是中美雙方法律都不容的之外,中國設置的禁區遠比美國多。

在90年代,國際交往被界定為四個層次,一是國與國的交往,即政府之間的外交關係;二是NGO之間的交往;三是通過教育學術機構等開展的文化交流;四是各國人民之間個人的交往。但是,民主國家沒想到的是:後三種交往在國體、政體相同的國家比較容易達成平等交往,但在民主國家與專制國家之間,這三種交往往往容易被後者利用,即你國NGO來我的國家辦NGO,要受種種限制,而我國可以在你國創辦任何組織,因為這是你國法律所保護的權利;你國媒體來我國採訪,要受許多限制,而我國媒體可以在你國「縱橫天下任我行」。以下是中美民間交流的各種不對等:

一、中美兩國對對方國家開放媒體的不對等。中國將華文媒體、華文學校、華人社團當作「海外統戰三寶」,直接或者間接資助了不少華文學校與華人社團,華文媒體當中的絕大多數已被納入中國的大外宣體系,新華社人民網消息在美國24小時自由傳播。但外國機構與企業均不能在中國辦媒體,除了涉外賓館有幾個有限的外文媒體供外國旅客看之外,就只有China Daily這個中國自辦的英文媒體了。外國記者在華採訪受到的諸多限制與惡劣的對待,北京外國駐華記者協會(FCCC))在年度《在華工作環境報告》中曾加以列舉,近幾年的報告呈現的情況用詞是「惡化」、「糟糕」和「更加糟糕」,外國記者在中國從事報導的過程中遭遇干預、騷擾以及暴力行為。這些,我在《被剪斷的中國新聞自由之翅》一文中有詳細分析。

二、中美雙方對兩國在本國的NGO態度很不一樣。美國(包括歐盟)在中國能夠派駐的社團組織極有限,除了美國在華商會(USCCC)之外,幾乎沒有什麼有影響力的社團,但大陸華人社團卻在美國遍地開花,不少美國大學都有中國留學生組織的學生會,各大城市的China Town的華人社團更是多如牛毛,中國使領館通過他們開展各種政治性活動。中國嚴厲限制社團活動,美國學生在中國的大學不能成立學生會,美國各種基金會在中國成立的NGO,被北京當作美國在中國發動顏色革命的工具,極盡打壓之能事,今年還宣佈在境外NGO在華機構當中建立黨支部(見拙文《黨支部空降NGO,「兩新組織」盡染紅》)。比如這一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美國兩個著名的「以中美友好為訴求」的華人(或為主)團體都出面遊說,一個是楊振寧等當年發起成立的「百人會」,另一個則是美籍華人與少部分美國人組成的「Project朋友」。

中美關係在政治遊說上的不平等

從法律上來說,中國不接受外國的任何遊說,如果有,那也只是出於需要找一些「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或者友好人士遞個話之類。但美國就不同了,遊說是合法的政治活動。美國首府華盛頓北部有一條由西向東,橫貫華盛頓的K街,這條街上集中了大批智庫、遊說集團、公關公司和民間組織,每天有無數活動在此開展,並影響全球政治外交事務的變化。外國公司或政府在美國可以通過兩種辦法登記遊說。因為說客的最大資本就是人脈,能夠與國會議員接近且出入無禁的人自然是最佳說客人選。因此,外國政府或者公司要在美國開展遊說,最好的辦法是委託華府一些專門從事遊說的諮詢機構。這類機構有不少是卸任議員與官員開辦。他們的工作是為雇主爭取利益(按雇主的要求縮小行政當局和國會之間的分歧,或是擴大這種分歧)。中國人熟知的「基辛格顧問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 Inc.),就是由在中美建交中立了汗馬功勞的前國務卿基辛格創辦。他雇傭的人有一批退休外交官,其中包括前駐華大使芮效儉、老布希總統的國安顧問史柯柯洛夫特(後來自己自立門戶開辦一家諮詢公司),前國務卿伊格柏格等人。據美國公共誠信中心統計,從1998年至2004年,來自中國的遊說費用累計422.53萬美元。從2004年開始,這種遊說擴大規模,駐美大使館由公使銜參贊蘇格領導的遊說工作小組已有26人。從2005年開始,中國駐美大使館還和Hogan & Hartson與Jones Day兩家公關公司長期合作,從事對美國政府、國會和智庫等機構的遊說工作。Jones Day的主要業務是在臺灣、西藏、宗教自由和經貿匯率問題上向中國提供簡報,並代為聯絡美國國會及行政部門。與中國政府有合作關係的美公關公司最多時曾達到8家。

由於這種活動過於興盛,2012年,美國國會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批准一項修正案,禁止總統、副總統、國會議員、大使,以及行政當局需要國會批准的政治任命官員在離職後10年內為某些國家政府遊說,該修正案禁止為之遊說的國家是美國務院指定的「存在嚴重侵犯人權和宗教迫害而需要特別關注的國家」,這個名單包括中國,而中國正好是近年來通過「遊說」獲益最多的國家。

對本文做個小結,那就是,美中關係當中有兩個重要的構成因素,一個是經濟依存, 二是民間交流。從結果看,中國很好地利用了美國的跨國公司與民間交流來影響美國對華政策,而美國則相形見絀,無由施加影響。中共當年在國統區從事地下工作之時,習慣性地將地下工作者稱之為「戰鬥在敵人心臟裡」,如今美國是「戰略夥伴」,可以與時俱進地稱之為「戰鬥在‘夥伴’心臟裡」。

文章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