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政經敏感時刻，李嘉誠頻繁的資產挪移自然引起各種猜測，有論者認為李嘉誠正在「賣空中國」「脫亞入歐」，因為李嘉誠看到香港政治氣氛的變化，也看到了大陸政治和政策的不確定性，因此把資產轉移到更安全區域，為最終的財富交棒做準備。也有論者認為這只是李嘉誠展示其全球配置資源的商業才能。大陸和香港資產泡沫化程度嚴重，而相比較來說，歐洲資產價格處於低位，通過高賣低買，李嘉誠正在實現其財富帝國的再一次躍升。
這兩種解釋各有其道理，但真正準確的動因，恐怕只有李嘉誠身邊核心圈子才能知曉，外人只是猜測和附會。不過種種猜測本身反映了流行的社會認知，因此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
筆者留意過李嘉誠的言行軌跡（但談不上有任何研究），一個比較中庸的猜測是，李嘉誠讓人眼花繚亂的商業運作，不會只遵循一個邏輯。作為一個商業帝國的掌舵者，看到有商業機會，就像獵人見獵心喜一樣，他自然是要下手的，因此商業邏輯自然是重要的驅動力。但以李氏掌握的龐大商業帝國，他在華人政治圈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多次被政經類雜誌評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政治邏輯肯定也是李的重要考量。
李嘉誠不可能像某些小商人那樣逃避政治，也不可能像某些小商人那樣把賭注壓在某個政治人物身上，他多層次跨區域的商業利益需要他分析社會和國家風險，觀望政治氣候，評估政治走勢，在不同的政治羅盤中安全下注，做好風險對沖機制，引導政治規則為商業服務，確保他的商業帝國不會撞上政治冰山。正是這種非同一般的商業才能和政治智慧的結合，才使得李嘉誠逢凶化吉，笑傲江湖，成就華人商界傳奇。
李嘉誠的商業和政治運作才能已經不需要贅述，但如果把李嘉誠的成功僅僅歸因於他的個人能力，顯然也是片面的，香港公平穩定的法治體系、高效廉潔的行政系統、高度自由的經濟體、獨特的區位優勢都是成就李超人的基礎。這些因素是李嘉誠商業帝國的底盤，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制度基礎。
這種制度基礎孕育了一個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富豪階層，同李嘉誠家族相類似，位列2013年香港富豪榜單前十位香港富豪群體，包括李兆基、郭炳江、郭炳聯家族、鄭裕彤家族、吳光正家族、劉鑾雄、馮國經馮國綸兄弟都保持著財富長期而穩定的增長，總體來說，這些富豪群體保持著適度、積極的公共形象。
基於這種制度背景，李嘉誠的資產轉移過程自然具有可供人們猜測的多種特徵。李嘉誠可以利用香港國際化的資本市場，發達的中介服務，自由而及時的媒體資訊，從容地展現他的財技，高效率的組合拆分資產，在大陸、香港和歐洲之間來回騰挪旗下資產。
這些操作不必經過任何行政許可，不必受制於任何官僚機構的臉色。即使李嘉誠真正的動機是不滿香港政制前景，因而用腳投票脫亞入歐，這個過程也可以優雅從容，遊刃有餘，表面看起來就像一個完全正常的商業行為。
作為對比，李嘉誠的大陸同行們的境遇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大陸30多年的經濟發展同樣造就了很多超級富豪，各種版本的財富榜單頗為奪人眼球。不過社會大眾形成的刻板印象是，這個財富積聚過程充滿了各種灰色交易，富豪們不得不承受「原罪」的道德壓力。而另一方面，在和權力的勾兌和碰撞過程中，富豪們的財富和人身自由往往處在危險當中，當他們不得不通過用腳投票來規避風險的時候，也往往是一個慌不擇路狼狽不堪的過程。
今日公眾已經不甚知曉的牟其中，是第一個獲得首富桂冠的企業家，他的視野，格局和想像力，貌似不在任何人之下，了解牟其中的很多論者都會感慨，如果經濟環境更加規範和友好一些，以牟其中的才華，未必就不能成為大陸版的李嘉誠。但牟其中最終命運是鋃鐺入獄，至今還在武漢某監獄服刑，江湖上留下的只有他的零星傳說。
像牟其中這樣，經歷輝煌而又快速湮滅的富豪名單隨便就可以列出一長串，楊斌、仰融、唐萬新、黃光裕、周正毅、張榮坤、徐明等等就是其中最具知名度的，這些富豪墜落的軌跡，是畸形而凶險的市場環境最好的註解。這其中，仰融的故事尤其有幾分悲情色彩，他曾經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第三名，是當年汽車界響噹噹的人物，不過很快陷入和遼寧政府的產權衝突中，面對地方政府的強勢，各種公關和司法救濟最終都歸於失敗，仰融最終選擇用腳投票，出走美國。如今身陷囹圄的薄熙來就曾經是仰融的主要對手之一。
李嘉誠的行為對大陸富豪無疑有重要的風向標作用，王石先生就曾經通過微博警示大陸同行注意這種信號，但很多企業家在理解李嘉誠的行為時，往往會犯情境混淆的錯誤，忘記了大陸和香港其實處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情境。
宗馥莉是大陸前首富宗慶後的女兒和娃哈哈集團的接班人，大概厭煩於和政府機構的交道，宗馥莉在某個場合回應記者時，本能的反應是，「李嘉誠都已經搬出去了，為什麼我以後不可能搬出去呢？」
宗小姐的直率和自信讓人欣賞。僅從財富數字比較，宗氏家族的財富已經和李嘉誠相差不遠，但宗小姐顯然沒有充分意識到兩個商業環境的巨大差異。事實上，像娃哈哈這樣的優質企業，當年想要上市都不得其門。真要把龐大的娃哈哈集團搬出中國，談何容易？如果娃哈哈準備撤離中國，那麼父愛主義面孔的政府快速變臉將是可以預見的，現有的各種稅收優惠政策照應很快能變成不可踰越的鴻溝。宗氏父女即使通過出售股權來套現，也會面臨很多不確定性。當年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就因為商務部的干預，節外生枝而功敗垂成。江蘇徐工集團出售過程也表明民族情緒和競爭對手隨時能構建各種暗礁。
因此，對那些選擇移民的普通中產階級，「用腳投票」也許還只是程序繁瑣的問題，而對超級富豪們來說，「用腳投票」過程如同穿越地雷陣，民族情緒和各種政治拷問會如影隨影折磨著資產轉移的過程。寫到這裡，想起柳傳志「在商言商」的告誡引發的商人和政治關係的各種討論，如果對照現實情景，這種告誡要麼是別有用心，要麼是自欺欺人。在目前侷促的政治空間中，「在商言商」這種奢侈物件，是大陸富豪們消費不起的。在這個意義上，李嘉誠比他的大陸同行們多了一張不可替代的大牌，這張牌讓他可以把商業邏輯和政治考慮完美地橋接起來。
不過歷史因緣際會，香港政制正在往前走，而大陸的體制性張力也在積累中，未來香港和大陸的命運會更多地交織在一起，李嘉誠和大陸富豪們都得面對越來越趨同的情境，商業邏輯和政治邏輯各自如何展開，彼此如何相互塑造，將是更為精彩的故事。
文章來源：大紀元
這兩種解釋各有其道理，但真正準確的動因，恐怕只有李嘉誠身邊核心圈子才能知曉，外人只是猜測和附會。不過種種猜測本身反映了流行的社會認知，因此有其獨立存在的價值。
筆者留意過李嘉誠的言行軌跡（但談不上有任何研究），一個比較中庸的猜測是，李嘉誠讓人眼花繚亂的商業運作，不會只遵循一個邏輯。作為一個商業帝國的掌舵者，看到有商業機會，就像獵人見獵心喜一樣，他自然是要下手的，因此商業邏輯自然是重要的驅動力。但以李氏掌握的龐大商業帝國，他在華人政治圈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多次被政經類雜誌評為亞洲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政治邏輯肯定也是李的重要考量。
李嘉誠不可能像某些小商人那樣逃避政治，也不可能像某些小商人那樣把賭注壓在某個政治人物身上，他多層次跨區域的商業利益需要他分析社會和國家風險，觀望政治氣候，評估政治走勢，在不同的政治羅盤中安全下注，做好風險對沖機制，引導政治規則為商業服務，確保他的商業帝國不會撞上政治冰山。正是這種非同一般的商業才能和政治智慧的結合，才使得李嘉誠逢凶化吉，笑傲江湖，成就華人商界傳奇。
李嘉誠的商業和政治運作才能已經不需要贅述，但如果把李嘉誠的成功僅僅歸因於他的個人能力，顯然也是片面的，香港公平穩定的法治體系、高效廉潔的行政系統、高度自由的經濟體、獨特的區位優勢都是成就李超人的基礎。這些因素是李嘉誠商業帝國的底盤，是香港經濟繁榮的制度基礎。
這種制度基礎孕育了一個以李嘉誠為代表的富豪階層，同李嘉誠家族相類似，位列2013年香港富豪榜單前十位香港富豪群體，包括李兆基、郭炳江、郭炳聯家族、鄭裕彤家族、吳光正家族、劉鑾雄、馮國經馮國綸兄弟都保持著財富長期而穩定的增長，總體來說，這些富豪群體保持著適度、積極的公共形象。
基於這種制度背景，李嘉誠的資產轉移過程自然具有可供人們猜測的多種特徵。李嘉誠可以利用香港國際化的資本市場，發達的中介服務，自由而及時的媒體資訊，從容地展現他的財技，高效率的組合拆分資產，在大陸、香港和歐洲之間來回騰挪旗下資產。
這些操作不必經過任何行政許可，不必受制於任何官僚機構的臉色。即使李嘉誠真正的動機是不滿香港政制前景，因而用腳投票脫亞入歐，這個過程也可以優雅從容，遊刃有餘，表面看起來就像一個完全正常的商業行為。
作為對比，李嘉誠的大陸同行們的境遇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大陸30多年的經濟發展同樣造就了很多超級富豪，各種版本的財富榜單頗為奪人眼球。不過社會大眾形成的刻板印象是，這個財富積聚過程充滿了各種灰色交易，富豪們不得不承受「原罪」的道德壓力。而另一方面，在和權力的勾兌和碰撞過程中，富豪們的財富和人身自由往往處在危險當中，當他們不得不通過用腳投票來規避風險的時候，也往往是一個慌不擇路狼狽不堪的過程。
今日公眾已經不甚知曉的牟其中，是第一個獲得首富桂冠的企業家，他的視野，格局和想像力，貌似不在任何人之下，了解牟其中的很多論者都會感慨，如果經濟環境更加規範和友好一些，以牟其中的才華，未必就不能成為大陸版的李嘉誠。但牟其中最終命運是鋃鐺入獄，至今還在武漢某監獄服刑，江湖上留下的只有他的零星傳說。
像牟其中這樣，經歷輝煌而又快速湮滅的富豪名單隨便就可以列出一長串，楊斌、仰融、唐萬新、黃光裕、周正毅、張榮坤、徐明等等就是其中最具知名度的，這些富豪墜落的軌跡，是畸形而凶險的市場環境最好的註解。這其中，仰融的故事尤其有幾分悲情色彩，他曾經位列福布斯富豪榜第三名，是當年汽車界響噹噹的人物，不過很快陷入和遼寧政府的產權衝突中，面對地方政府的強勢，各種公關和司法救濟最終都歸於失敗，仰融最終選擇用腳投票，出走美國。如今身陷囹圄的薄熙來就曾經是仰融的主要對手之一。
李嘉誠的行為對大陸富豪無疑有重要的風向標作用，王石先生就曾經通過微博警示大陸同行注意這種信號，但很多企業家在理解李嘉誠的行為時，往往會犯情境混淆的錯誤，忘記了大陸和香港其實處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情境。
宗馥莉是大陸前首富宗慶後的女兒和娃哈哈集團的接班人，大概厭煩於和政府機構的交道，宗馥莉在某個場合回應記者時，本能的反應是，「李嘉誠都已經搬出去了，為什麼我以後不可能搬出去呢？」
宗小姐的直率和自信讓人欣賞。僅從財富數字比較，宗氏家族的財富已經和李嘉誠相差不遠，但宗小姐顯然沒有充分意識到兩個商業環境的巨大差異。事實上，像娃哈哈這樣的優質企業，當年想要上市都不得其門。真要把龐大的娃哈哈集團搬出中國，談何容易？如果娃哈哈準備撤離中國，那麼父愛主義面孔的政府快速變臉將是可以預見的，現有的各種稅收優惠政策照應很快能變成不可踰越的鴻溝。宗氏父女即使通過出售股權來套現，也會面臨很多不確定性。當年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就因為商務部的干預，節外生枝而功敗垂成。江蘇徐工集團出售過程也表明民族情緒和競爭對手隨時能構建各種暗礁。
因此，對那些選擇移民的普通中產階級，「用腳投票」也許還只是程序繁瑣的問題，而對超級富豪們來說，「用腳投票」過程如同穿越地雷陣，民族情緒和各種政治拷問會如影隨影折磨著資產轉移的過程。寫到這裡，想起柳傳志「在商言商」的告誡引發的商人和政治關係的各種討論，如果對照現實情景，這種告誡要麼是別有用心，要麼是自欺欺人。在目前侷促的政治空間中，「在商言商」這種奢侈物件，是大陸富豪們消費不起的。在這個意義上，李嘉誠比他的大陸同行們多了一張不可替代的大牌，這張牌讓他可以把商業邏輯和政治考慮完美地橋接起來。
不過歷史因緣際會，香港政制正在往前走，而大陸的體制性張力也在積累中，未來香港和大陸的命運會更多地交織在一起，李嘉誠和大陸富豪們都得面對越來越趨同的情境，商業邏輯和政治邏輯各自如何展開，彼此如何相互塑造，將是更為精彩的故事。
文章來源：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