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9月28日訊】據明慧網報導，現年四十九歲的徐偉女士，是北京博物館資料員，她因修煉法輪功，為法輪功鳴冤，不斷被綁架、長期被監視居住，兩次被非法勞教，受盡折磨。
徐偉女士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四日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郵寄《刑事控告書》，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導致她遭綁架、關押、勞教等迫害。徐偉女士要求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澤民的刑事罪責，讓世人看清這場迫害。
以下是徐偉女士敘述修煉法輪功帶來美好以及遭中共江澤民集團迫害的事實：
我於一九九五年開始修煉法輪功，看了《轉法輪》後明白了做人的真諦。我從小體弱多病，修煉後從小伴隨的頭痛、膝關節痛和十幾年的胃潰瘍消失了，身體發生了新生兒般的良好變化，幹黃的頭髮開始變黑、暗黃的皮膚開始變白、精力開始充沛，能夠全力投入到工作學習中，從此不再去醫院，為單位節約大量醫藥費。我的性格也發生變化，變得更加積極和明朗並樂於助人，開始對人生和未來充滿熱情和期望，是法輪大法真善忍的法理給我和我的家庭、工作、生活帶來了祥瑞和幸福。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利用權力瘋狂迫害法輪功，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抓捕、拘留、判刑、勞教、酷刑、活摘器官等迫害。作為千千萬萬法輪功修煉者中一員的我，也遭到了綁架，經歷了派出所、看守所、勞教所等的迫害，並株連家人。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之後，我所在的煉功點，就開始有警車，有警察監視，後來警察用高壓噴水，驅趕我們離開。片警張金強甚至到我家中監視我們學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隻身前往國務院信訪辦上訪，被綁架到豐台體育館，之後大公共交通車強行拉到門頭溝區的山裡，不讓下車。直至次日凌晨才從山區自己回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我再次上訪國務院信訪辦去講明法輪功於民於國家於社會的百利而無一害，又再次被綁架到石景山體育館。
一九九九年七月三十，我繼續上訪位於中南海邊上的信訪辦，被綁架到豐台體育館，被逼迫在四十度高溫強日頭下暴曬幾個小時，身上的皮膚明顯的黑成一片，之後塊塊脫落。當地派出所警察將我接回家監視居住。我被單位扣工資獎金，並停漲工資。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我到人大、中南海上訪，天安門派出所警察以闖新華門的名義將我綁架到西城看守所。三日後，石景山古城派出所張金強和我所在單位接走，張金強對單位領導說：這樣的人你們還不開除她。
二零零零年，所在行政主管單位北京市文物局以我本人不做「保證不去天安門」為名，強迫調離原單位進行半天工作半天「學習」，期間不許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哥哥徐罡（未修煉法輪功）的家被警察非法抄查，我的打印機、電腦、英語學習機、錄像機、手機等個人財物都被抄走，哥哥也被綁架到豐台看守所四十多天，之後被北京地鐵公司開除，給哥哥的家庭生活帶來困頓，精神帶了巨大壓力，身體出現心臟病症狀，直接導致離婚。老父在無力和焦慮中孤單在家期盼著兒女，在警察四處搜尋我的情況下，我本人在外流離失所一個多月才回到家中。
二零零一年七月初，石景山區古城派出所所長和片警張金強和兩名保安一起闖到我單位，將我綁架到派出所，被關在鐵柵欄的小屋內。之後又被綁架到北京團河勞教所進行洗腦迫害半個月。之後我被迫離開單位流離失所一年之餘。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半夜近一點，西城區五名警察闖入我家，非法抄家，搶走大法書籍及音像製品、電子閱讀器等私人物品。我被綁架到西城區看守所，兩個月後被劫持到北京市女子勞教所迫害，期間遭到不讓睡覺、不讓如廁、強迫勞動等迫害，身體被折磨得極度虛弱。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出獄回家，被監視居住，「610」人員經常給單位電話了解所謂情況，致使我一直被單位區別對待。這期間我被停發工資、以被勞教過考核不合格之名停止工資長級。
二零零八年秋季一天近半夜十二點，五名警察闖入我家，因我本人不在家綁架未能得逞。警察就恐嚇我七十歲的老父親。老父經歷幾次這種刺激和家庭的多次變故，整日驚恐中度日，甚至在家中至今不敢大聲說話，神經脆弱而高度緊張，上下樓梯聲、敲門聲都能被驚嚇倒，身體日漸消瘦，一米七七的身高僅有五十三公斤的體重。父親經常被街道居委會問詢我的下落和居住情況、在幹甚麼？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海澱、石景山片警、「610」時而上單位騷擾，時任館長的高景春就經常無奈的轉達並執行追究我的行蹤和「敏感」日子加班，讓部室主任看住我。古城街道「610」也迫於上邊命令，經常性電話騷擾我的單位和我個人。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豐台馬家堡派出所片警褚平陽帶著「610」自稱李姓的五十歲左右男士和保安一幫人，早晨五點多就趴在我家門口，之後讓傳達室人員藉口維修房屋讓我開門，我拒絕後開始撬鎖沒有得逞，最後破門而入。十多個人警服的便衣的保安開始抄家。抄走我的筆記本電腦、一拖五刻錄機、佳能打印機、塑封機、切紙機、一百多張空光盤、U盤幾個、銅香爐、手機、一本李洪志師父的講法、人民幣帶字錢、個人皮包、公交卡、瑞士軍刀等私人物品。之後竟私自給我家換了門鎖，致使我父親一個多月後才從看守所拿到鑰匙，進入房間後一片狼藉，窗子沒關，死蚊蟲一片。夏季一個多月的風雨致使室內地板、牆面、設施受損。
二零零九年九月，我被綁架到北京市女子勞教所。在四大隊，四個吸毒「包夾」在警察的授意下不斷強行暴力讓我點名時蹲下，時任大隊長的是杜敬彬。二零零九年九月末轉到七大隊後，大隊長李守芬、副大隊長劉豔萍，警察張淑華、高某等共同聯手迫害我，採取的手段有不讓睡覺，早晨四點多就要起床，在地上疊被子，髒黑且薄的被子帶著怪味卻還要使用，晚上一點多鐘才讓洗漱，並且除了臉、腳之外不讓洗漱其他地方；不給飯吃，早、晚僅有冰涼的米湯，幾乎沒有米粒，兩三根纖細的鹹菜絲，不給喝水，三天僅一杯水，不給禦寒衣物──凍刑，驟然降溫下，兩個包夾即便冬裝勞教服裡穿著兩件秋衣秋褲依然都凍感冒了，我卻只穿著半袖外面一件單衣勞教服，而且還開著窗戶讓我一動不許動的坐在窗邊，包夾說這是警察的要求，否則會罵她們的，副大隊長劉豔萍的話：這是為你好，讓你清醒清醒；不讓如廁──十多個小時上一次廁所；體罰──每天逼坐小凳子二十多個小時，不讓動，不讓閉眼，等等。我被折磨得體重驟減四十多斤，163CM身高的我，僅有六十至七十斤的體重。期間身體出現心臟病高血壓症狀，視力驟減，手指經常抽成一團，頭髮驟然變白。另一「包夾」郗建會因為被告密偷偷給過我吃的東西，被調到大田隊種地，她被李守芬臭罵沒有對我盡力迫害，威脅給你送到外地去。賣淫女最怕種地曬黑和外地苦力。
二零一零年，我還在勞教所關押期間，家裡郵箱被豐台區馬家堡派出所警察私自撬開，起因是，我七十多歲的父親給我寫信講到去六部口長安街邊上的民族文化宮劇院看戲，路兩邊的單棵樹上落有上百隻的烏鴉。警察問我：你父親是否煉法輪功？我說：難道是因為他講了真話？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我和家人的信件基本被扣押，有人告訴我警察直接給撕掉了。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五日我回家後，得知我的同事的電話、手機也被監控，他們在電話裡也戰戰兢兢的不敢正常談話。
二零一零年末，同我關在一起的法輪功學員六十四歲的閆霖霞，被發藥的大隊長李守芬發錯了兩天的藥，本是高血壓的藥給了心臟病的藥。閆霖霞質疑時，李守芬卻看都不看的怒斥：我是隊長還是你是隊長！我眼神好還是你眼神好！錯不了！強迫吃下。次日，從沒有心臟病的閆霖霞突然心臟極度不適，血壓高達二百多。醫生說：的確是給錯藥了。但是勞教所獄警卻一個口徑：沒有給錯。獄警王會俠說：你們別鬧了，為此事李守芬都寫了檢查。年底最後一天，閆霖霞出勞教所了，之後音信全無，不知現今她是否安康。
二零一一年，我被轉入六大隊。接近年末，我叫住住所檢察官，談到我的檢舉信為何沒有答覆，我的行政覆議為何至今沒有音信，這裡存在打人現象等。她立即板起臉責問：你是否是法輪功？你轉化沒有？我問她：法輪功的就不可以舉報反映問題嗎？你貴姓，請出示你的證件。她拒絕說姓名，拒絕說具體是哪個單位機構的。我說：這樣，我不信任你。之後她轉頭就走掉了。她的助理告訴我：她姓袁。別人說叫袁勵。之後，我了解到，我投遞的舉報信件，被警察叫吸毒人員姜秀傑用鐵絲從信箱裡勾出去了。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五日，我出勞教所後，所在單位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局以本人不寫「不修煉保證」作為不能回單位工作理由，副局長張若妮告知我：你給我們寫了那封信（講我修煉真相的信），更沒有人敢擔責任讓你上班了。現今局長舒曉峰、書記許秀坤，依然變相糾結並迴避這個問題不讓我上班不給發工資。
時至今日，馬家堡派出所委派傳達室人員，古城派出所片警黃東，古城街道曹主任、居委會劉姓男士，對我進出依舊嚴密監視並彙報給當地派出所，我被騷擾監視居住，給我和家人的生活帶來一系列的發酵的痛苦和壓力漫延。七十七歲的老父親，每被刺激到要服用甚至四片安眠藥入眠。
江澤民的迫害政策給法輪功群體及我個人和家人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傷害。
徐偉女士於二零一五年七月四日向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郵寄《刑事控告書》，控告迫害元凶江澤民發動迫害法輪功，導致她遭綁架、關押、勞教等迫害。徐偉女士要求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追究、公布江澤民的刑事罪責，讓世人看清這場迫害。
以下是徐偉女士敘述修煉法輪功帶來美好以及遭中共江澤民集團迫害的事實：
我於一九九五年開始修煉法輪功，看了《轉法輪》後明白了做人的真諦。我從小體弱多病，修煉後從小伴隨的頭痛、膝關節痛和十幾年的胃潰瘍消失了，身體發生了新生兒般的良好變化，幹黃的頭髮開始變黑、暗黃的皮膚開始變白、精力開始充沛，能夠全力投入到工作學習中，從此不再去醫院，為單位節約大量醫藥費。我的性格也發生變化，變得更加積極和明朗並樂於助人，開始對人生和未來充滿熱情和期望，是法輪大法真善忍的法理給我和我的家庭、工作、生活帶來了祥瑞和幸福。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澤民利用權力瘋狂迫害法輪功，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抓捕、拘留、判刑、勞教、酷刑、活摘器官等迫害。作為千千萬萬法輪功修煉者中一員的我，也遭到了綁架，經歷了派出所、看守所、勞教所等的迫害，並株連家人。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之後，我所在的煉功點，就開始有警車，有警察監視，後來警察用高壓噴水，驅趕我們離開。片警張金強甚至到我家中監視我們學法。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隻身前往國務院信訪辦上訪，被綁架到豐台體育館，之後大公共交通車強行拉到門頭溝區的山裡，不讓下車。直至次日凌晨才從山區自己回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我再次上訪國務院信訪辦去講明法輪功於民於國家於社會的百利而無一害，又再次被綁架到石景山體育館。
一九九九年七月三十，我繼續上訪位於中南海邊上的信訪辦，被綁架到豐台體育館，被逼迫在四十度高溫強日頭下暴曬幾個小時，身上的皮膚明顯的黑成一片，之後塊塊脫落。當地派出所警察將我接回家監視居住。我被單位扣工資獎金，並停漲工資。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我到人大、中南海上訪，天安門派出所警察以闖新華門的名義將我綁架到西城看守所。三日後，石景山古城派出所張金強和我所在單位接走，張金強對單位領導說：這樣的人你們還不開除她。
二零零零年，所在行政主管單位北京市文物局以我本人不做「保證不去天安門」為名，強迫調離原單位進行半天工作半天「學習」，期間不許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哥哥徐罡（未修煉法輪功）的家被警察非法抄查，我的打印機、電腦、英語學習機、錄像機、手機等個人財物都被抄走，哥哥也被綁架到豐台看守所四十多天，之後被北京地鐵公司開除，給哥哥的家庭生活帶來困頓，精神帶了巨大壓力，身體出現心臟病症狀，直接導致離婚。老父在無力和焦慮中孤單在家期盼著兒女，在警察四處搜尋我的情況下，我本人在外流離失所一個多月才回到家中。
二零零一年七月初，石景山區古城派出所所長和片警張金強和兩名保安一起闖到我單位，將我綁架到派出所，被關在鐵柵欄的小屋內。之後又被綁架到北京團河勞教所進行洗腦迫害半個月。之後我被迫離開單位流離失所一年之餘。
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半夜近一點，西城區五名警察闖入我家，非法抄家，搶走大法書籍及音像製品、電子閱讀器等私人物品。我被綁架到西城區看守所，兩個月後被劫持到北京市女子勞教所迫害，期間遭到不讓睡覺、不讓如廁、強迫勞動等迫害，身體被折磨得極度虛弱。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我出獄回家，被監視居住，「610」人員經常給單位電話了解所謂情況，致使我一直被單位區別對待。這期間我被停發工資、以被勞教過考核不合格之名停止工資長級。
二零零八年秋季一天近半夜十二點，五名警察闖入我家，因我本人不在家綁架未能得逞。警察就恐嚇我七十歲的老父親。老父經歷幾次這種刺激和家庭的多次變故，整日驚恐中度日，甚至在家中至今不敢大聲說話，神經脆弱而高度緊張，上下樓梯聲、敲門聲都能被驚嚇倒，身體日漸消瘦，一米七七的身高僅有五十三公斤的體重。父親經常被街道居委會問詢我的下落和居住情況、在幹甚麼？
二零零七年至二零零九年，海澱、石景山片警、「610」時而上單位騷擾，時任館長的高景春就經常無奈的轉達並執行追究我的行蹤和「敏感」日子加班，讓部室主任看住我。古城街道「610」也迫於上邊命令，經常性電話騷擾我的單位和我個人。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六日，豐台馬家堡派出所片警褚平陽帶著「610」自稱李姓的五十歲左右男士和保安一幫人，早晨五點多就趴在我家門口，之後讓傳達室人員藉口維修房屋讓我開門，我拒絕後開始撬鎖沒有得逞，最後破門而入。十多個人警服的便衣的保安開始抄家。抄走我的筆記本電腦、一拖五刻錄機、佳能打印機、塑封機、切紙機、一百多張空光盤、U盤幾個、銅香爐、手機、一本李洪志師父的講法、人民幣帶字錢、個人皮包、公交卡、瑞士軍刀等私人物品。之後竟私自給我家換了門鎖，致使我父親一個多月後才從看守所拿到鑰匙，進入房間後一片狼藉，窗子沒關，死蚊蟲一片。夏季一個多月的風雨致使室內地板、牆面、設施受損。
二零零九年九月，我被綁架到北京市女子勞教所。在四大隊，四個吸毒「包夾」在警察的授意下不斷強行暴力讓我點名時蹲下，時任大隊長的是杜敬彬。二零零九年九月末轉到七大隊後，大隊長李守芬、副大隊長劉豔萍，警察張淑華、高某等共同聯手迫害我，採取的手段有不讓睡覺，早晨四點多就要起床，在地上疊被子，髒黑且薄的被子帶著怪味卻還要使用，晚上一點多鐘才讓洗漱，並且除了臉、腳之外不讓洗漱其他地方；不給飯吃，早、晚僅有冰涼的米湯，幾乎沒有米粒，兩三根纖細的鹹菜絲，不給喝水，三天僅一杯水，不給禦寒衣物──凍刑，驟然降溫下，兩個包夾即便冬裝勞教服裡穿著兩件秋衣秋褲依然都凍感冒了，我卻只穿著半袖外面一件單衣勞教服，而且還開著窗戶讓我一動不許動的坐在窗邊，包夾說這是警察的要求，否則會罵她們的，副大隊長劉豔萍的話：這是為你好，讓你清醒清醒；不讓如廁──十多個小時上一次廁所；體罰──每天逼坐小凳子二十多個小時，不讓動，不讓閉眼，等等。我被折磨得體重驟減四十多斤，163CM身高的我，僅有六十至七十斤的體重。期間身體出現心臟病高血壓症狀，視力驟減，手指經常抽成一團，頭髮驟然變白。另一「包夾」郗建會因為被告密偷偷給過我吃的東西，被調到大田隊種地，她被李守芬臭罵沒有對我盡力迫害，威脅給你送到外地去。賣淫女最怕種地曬黑和外地苦力。
二零一零年，我還在勞教所關押期間，家裡郵箱被豐台區馬家堡派出所警察私自撬開，起因是，我七十多歲的父親給我寫信講到去六部口長安街邊上的民族文化宮劇院看戲，路兩邊的單棵樹上落有上百隻的烏鴉。警察問我：你父親是否煉法輪功？我說：難道是因為他講了真話？此後的一年多時間裡，我和家人的信件基本被扣押，有人告訴我警察直接給撕掉了。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五日我回家後，得知我的同事的電話、手機也被監控，他們在電話裡也戰戰兢兢的不敢正常談話。
二零一零年末，同我關在一起的法輪功學員六十四歲的閆霖霞，被發藥的大隊長李守芬發錯了兩天的藥，本是高血壓的藥給了心臟病的藥。閆霖霞質疑時，李守芬卻看都不看的怒斥：我是隊長還是你是隊長！我眼神好還是你眼神好！錯不了！強迫吃下。次日，從沒有心臟病的閆霖霞突然心臟極度不適，血壓高達二百多。醫生說：的確是給錯藥了。但是勞教所獄警卻一個口徑：沒有給錯。獄警王會俠說：你們別鬧了，為此事李守芬都寫了檢查。年底最後一天，閆霖霞出勞教所了，之後音信全無，不知現今她是否安康。
二零一一年，我被轉入六大隊。接近年末，我叫住住所檢察官，談到我的檢舉信為何沒有答覆，我的行政覆議為何至今沒有音信，這裡存在打人現象等。她立即板起臉責問：你是否是法輪功？你轉化沒有？我問她：法輪功的就不可以舉報反映問題嗎？你貴姓，請出示你的證件。她拒絕說姓名，拒絕說具體是哪個單位機構的。我說：這樣，我不信任你。之後她轉頭就走掉了。她的助理告訴我：她姓袁。別人說叫袁勵。之後，我了解到，我投遞的舉報信件，被警察叫吸毒人員姜秀傑用鐵絲從信箱裡勾出去了。
二零一二年一月十五日，我出勞教所後，所在單位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北京市文物局以本人不寫「不修煉保證」作為不能回單位工作理由，副局長張若妮告知我：你給我們寫了那封信（講我修煉真相的信），更沒有人敢擔責任讓你上班了。現今局長舒曉峰、書記許秀坤，依然變相糾結並迴避這個問題不讓我上班不給發工資。
時至今日，馬家堡派出所委派傳達室人員，古城派出所片警黃東，古城街道曹主任、居委會劉姓男士，對我進出依舊嚴密監視並彙報給當地派出所，我被騷擾監視居住，給我和家人的生活帶來一系列的發酵的痛苦和壓力漫延。七十七歲的老父親，每被刺激到要服用甚至四片安眠藥入眠。
江澤民的迫害政策給法輪功群體及我個人和家人造成了巨大的身心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