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30日，有習陣營背景的大陸財新網發表了題為《為甚麼需要真相委員會？》一文。文章以巴西真相委員會成立為導引，回答了這個問題，即成立真相委員會是「為了獲得調查的特權，得到那些至今迷失的真相」。文章還稱，目前全世界已有三十多個國家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它們成為「轉型正義」的重要載體，通過調查、披露威權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將真相公之於世，促成全民反思與政府改革，避免歷史重蹈覆轍。文章還稱，「在當下中國，諸多歷史議題仍未解禁，而隨著一代人的逐漸老去，對建國後屢次政治運動中暴行的反思、懺悔、平反之聲卻已日漸強烈。」
文章一經發出，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筆者曾分析，從習近平以及中南海高層、體制內學者不斷釋放中國大變局的信號看，這篇文章以及「轉型正義」一詞的公開提出，不排除習陣營在為即將到來的變局、社會轉型做輿論鋪墊，因為社會轉型不僅僅伴隨著陣痛，還涉及如何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戰爭罪行所引發之各種違反國際法或人權保障之行為，追究加害者之犯罪行為，取回犯罪行為所得之財產權利等問題。
真相委員會的餘音尚迴盪在人們腦海中之際，支持習近平反腐和「依法治國」的大陸敢言雜誌《炎黃春秋》在今年2月一期刊登了徐賁撰寫的《道歉——一現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份》，進一步探討了政府對受害群體政治補償和社會群體和解問題。
文章開篇即稱「道歉原本是一種個人與個人之間表示愧疚的行為」，但自九十年代以來， 道歉越來越成為不少國家糾正歷史性國家非正義行為和爭取與前受害者社會和解的方式，不少國際領袖都曾代表他們的國家道歉過，而這些道歉「都涉及了國家在歷史中的非正義行為」，但這樣的道歉在中國這樣一個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國家非正義行為如反胡風、反右、大饑荒、文革等的國度，卻沒有發生。隨即，徐賁以澳大利亞社會關於「被盜竊一代」的爭論為例，為中國政府思考對受害群體政治補償（賠償、平反和道歉）和社會群體和解（共創未來社會）問題提供思路。
「被盜竊一代」說的是從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澳大利亞政府將原著民家的孩子強行脫離他們的父母，安置到兒童扶養機構或白人家中，以便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據估計，被強制重新安置的兒童多達十萬人，但確切數字已無從核實。1997年4月，為調查此事而設置的澳大利亞人權和平等權利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稱安置計劃是企圖消滅土著民的「種族滅絕」行為，因此政府有責任為受害者個人、家庭和社群作出賠償和鄭重道歉。
彼時的以總理霍華德為首的澳大利亞政府拒絕了道歉的提議，但稱政府會採取補助措施，糾正以往對原著民的錯誤，其理由是「當時政策的雙方都覺得可以接受，只有後來人們才覺得不對」和「要後人為前人所為負責，這是不公平的」。但霍華德以個人名義表示了道歉。政府不道歉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批評者認為致力於社會和解的公共政治，它的補償不僅應當包括物質性的賠償和恢復名譽（平反），還應該包括現有政府對過去政府錯誤的正式道歉。「沒有道歉的平反和賠償起不到政治悔過的作用，因此也就難以收到社會和解的效果。」
對於爭論，徐賁的看法是澄清往事和為以往過失道歉不僅有利於廣大社會和受害人，而且也有利於道歉者，因為道歉往往能為道歉者樹立真誠、誠實和勇於改過的新形象，也能補救他們及有關者因過失而造成的形象損害。徐賁認為澳大利亞白人侵犯土著民是政治共同體內部某群體對它群體的侵犯和壓迫，而這種罪過群體和受害群體交錯共處的情況與中國因歷次運動所造成的加害人與受害人交錯共處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在中國，歷次運動的受害人大多數在事後得到不同程度的「平反」，但政府除了經濟補償外，從來沒有對他們作過正式道歉，也缺乏必要的社會反思。
徐賁最後指出，道德是一切政治不可忽缺的部份。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的道歉政治都讓人們看到，國際政治正朝著更民主、更人道的方向發展。這對中國形成道德政治是有所啟發和助益的。也就是說，重新審視國家歷史性的非正義將是中國未來道德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歷史是可以以正義的名義重新認識和重新協商的」，「中國的新歷史、新政治恐怕也得經由類似的經驗方能得到誕生」。
如果說探討成立真相委員會可能是在轉型時期，為對過去政府違法和不正義行為進行調查、矯正並提出賠償建議做鋪墊的話，那麼徐賁文中對道歉政治的闡述，則是在給轉型時期的北京當局提供範例，即面對中共建政後發動的歷次迫害運動，包括「六四」和鎮壓法輪功，期望實現真正轉型的北京當局，如果想改變自身形象，同樣需要「道歉」，從而實現社會和解。
從中南海高層多次在公開場合闡述「亡黨危機」以及民間人士接連預警「中國大變局」看，從習近平幾次提及「歷史的轉折時期」看，從習陣營不斷釋放「反腐沒有鐵帽子王」、沒有「太上皇」以及「擒賊要擒王」等信號看，從習近平三年來通過軍隊改革、金融反腐、官場洗牌以及直接針對江澤民家族與老巢的清洗行動看，從曾任省長、現任中山大學教授於幼軍去年12月開辦首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系列講座看，從財新網刊登的胡錦濤智囊俞可平的長文《鄧小平與中國的進步》否定毛、批判文革看，以及從財新網兩次刊登俞可平的《政治學的公理》並指出誰「違背了這些公理，誰都會受到懲罰」看……中國即將出現大變局是不爭的事實。
在筆者看來，江澤民一旦被抓捕，中國大變局的大幕就將正式拉開。彼時真相委員會絕對不可或缺，而當局如何抉擇同樣是個大問題，道歉政治遲早應會登場。
文章來源：《大紀元》
文章一經發出，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筆者曾分析，從習近平以及中南海高層、體制內學者不斷釋放中國大變局的信號看，這篇文章以及「轉型正義」一詞的公開提出，不排除習陣營在為即將到來的變局、社會轉型做輿論鋪墊，因為社會轉型不僅僅伴隨著陣痛，還涉及如何檢討過去因政治思想衝突或戰爭罪行所引發之各種違反國際法或人權保障之行為，追究加害者之犯罪行為，取回犯罪行為所得之財產權利等問題。
真相委員會的餘音尚迴盪在人們腦海中之際，支持習近平反腐和「依法治國」的大陸敢言雜誌《炎黃春秋》在今年2月一期刊登了徐賁撰寫的《道歉——一現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份》，進一步探討了政府對受害群體政治補償和社會群體和解問題。
文章開篇即稱「道歉原本是一種個人與個人之間表示愧疚的行為」，但自九十年代以來， 道歉越來越成為不少國家糾正歷史性國家非正義行為和爭取與前受害者社會和解的方式，不少國際領袖都曾代表他們的國家道歉過，而這些道歉「都涉及了國家在歷史中的非正義行為」，但這樣的道歉在中國這樣一個出現過一次又一次的國家非正義行為如反胡風、反右、大饑荒、文革等的國度，卻沒有發生。隨即，徐賁以澳大利亞社會關於「被盜竊一代」的爭論為例，為中國政府思考對受害群體政治補償（賠償、平反和道歉）和社會群體和解（共創未來社會）問題提供思路。
「被盜竊一代」說的是從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澳大利亞政府將原著民家的孩子強行脫離他們的父母，安置到兒童扶養機構或白人家中，以便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據估計，被強制重新安置的兒童多達十萬人，但確切數字已無從核實。1997年4月，為調查此事而設置的澳大利亞人權和平等權利委員會發表了一份報告，稱安置計劃是企圖消滅土著民的「種族滅絕」行為，因此政府有責任為受害者個人、家庭和社群作出賠償和鄭重道歉。
彼時的以總理霍華德為首的澳大利亞政府拒絕了道歉的提議，但稱政府會採取補助措施，糾正以往對原著民的錯誤，其理由是「當時政策的雙方都覺得可以接受，只有後來人們才覺得不對」和「要後人為前人所為負責，這是不公平的」。但霍華德以個人名義表示了道歉。政府不道歉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批評者認為致力於社會和解的公共政治，它的補償不僅應當包括物質性的賠償和恢復名譽（平反），還應該包括現有政府對過去政府錯誤的正式道歉。「沒有道歉的平反和賠償起不到政治悔過的作用，因此也就難以收到社會和解的效果。」
對於爭論，徐賁的看法是澄清往事和為以往過失道歉不僅有利於廣大社會和受害人，而且也有利於道歉者，因為道歉往往能為道歉者樹立真誠、誠實和勇於改過的新形象，也能補救他們及有關者因過失而造成的形象損害。徐賁認為澳大利亞白人侵犯土著民是政治共同體內部某群體對它群體的侵犯和壓迫，而這種罪過群體和受害群體交錯共處的情況與中國因歷次運動所造成的加害人與受害人交錯共處的情況頗有相似之處。在中國，歷次運動的受害人大多數在事後得到不同程度的「平反」，但政府除了經濟補償外，從來沒有對他們作過正式道歉，也缺乏必要的社會反思。
徐賁最後指出，道德是一切政治不可忽缺的部份。澳大利亞等許多國家的道歉政治都讓人們看到，國際政治正朝著更民主、更人道的方向發展。這對中國形成道德政治是有所啟發和助益的。也就是說，重新審視國家歷史性的非正義將是中國未來道德政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歷史是可以以正義的名義重新認識和重新協商的」，「中國的新歷史、新政治恐怕也得經由類似的經驗方能得到誕生」。
如果說探討成立真相委員會可能是在轉型時期，為對過去政府違法和不正義行為進行調查、矯正並提出賠償建議做鋪墊的話，那麼徐賁文中對道歉政治的闡述，則是在給轉型時期的北京當局提供範例，即面對中共建政後發動的歷次迫害運動，包括「六四」和鎮壓法輪功，期望實現真正轉型的北京當局，如果想改變自身形象，同樣需要「道歉」，從而實現社會和解。
從中南海高層多次在公開場合闡述「亡黨危機」以及民間人士接連預警「中國大變局」看，從習近平幾次提及「歷史的轉折時期」看，從習陣營不斷釋放「反腐沒有鐵帽子王」、沒有「太上皇」以及「擒賊要擒王」等信號看，從習近平三年來通過軍隊改革、金融反腐、官場洗牌以及直接針對江澤民家族與老巢的清洗行動看，從曾任省長、現任中山大學教授於幼軍去年12月開辦首個「反思文化大革命」的系列講座看，從財新網刊登的胡錦濤智囊俞可平的長文《鄧小平與中國的進步》否定毛、批判文革看，以及從財新網兩次刊登俞可平的《政治學的公理》並指出誰「違背了這些公理，誰都會受到懲罰」看……中國即將出現大變局是不爭的事實。
在筆者看來，江澤民一旦被抓捕，中國大變局的大幕就將正式拉開。彼時真相委員會絕對不可或缺，而當局如何抉擇同樣是個大問題，道歉政治遲早應會登場。
文章來源：《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