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4月21日訊】（新唐人記者何雅婷綜合報導）迄今為止在已被曝光的外逃中共貪官中，級別最高的是曾任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兼中共黨組書記的高嚴。這個曾被杭州市公安局懸賞20萬元（人民幣.下同）捉拿的高官，出逃至今已近14年，但他的下落一直是個謎。2002年，《悉尼先驅晨報》曾經報導稱，高嚴可能人在澳洲。不過，當時澳大利亞駐北京的大使館方面曾表示，並沒有獲得消息證實高嚴已經進入澳洲境內。
「身在國外的高嚴可能早已更換了新的身份過起自由的生活，甚至可能整了容。」一位中國海外反腐的長期觀察人士、澳洲知名媒體華裔記者稱，「據諮詢澳洲官方多部門人士得到的信息綜合判斷，各方面均不掌握確切信息。如果高嚴確實在澳洲，可能澳洲情報部門知其下落，但不對外公佈。」
高嚴的貪腐和外逃經歷，可以說是中共大大小小貪官污吏的典型代表。
據公開的資訊，高嚴在擔任雲南省委書記的時候，包養了雲南省電視台女主持人楊珊。1998年調任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後，高嚴在上海設立「行宮」金屋藏嬌。2001年，高嚴在上海佔用下屬公司花費300多萬元裝修的一棟佔地558平方米、價值650萬元的高級別墅，並由該公司承擔管理費用。同時，他自己拿出贓款293萬元在上海購買了一套豪華住房，為他自己和情婦楊珊兩人同居營造安樂窩。
於是，國家電力公司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從副總經理以下的大小幹部，要想親自向高嚴彙報工作，見他一面，比見皇上都困難。高嚴常常向他的心腹祕書黃雨下達「重要指示」，然後由黃雨向國家電力公司的黨組班子下達工作任務，直到2002年9月，聽到自己被調查的風聲而悄然攜帶巨款外逃。
觸目驚心的中紀委內部通報
2013年10月下旬，一份據稱是中紀委內部通報的統計資料曾在網路上熱傳，該資料統計了中共各省（區）、直轄市紀委、公安部門上報，中共黨政部門、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中共黨員、幹部失蹤、外逃、自殺死亡的資料。這份資料顯示，當年失蹤官員6528人，外逃8371人，自殺死亡1252人。
在此之前的2011年6月，一份出自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的資料披露：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中共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
不過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表示，「這些官方數字其實是低估了」。他舉美國金融監督機構2012年的調查報告表示，2000年～2011年間，中共貪官洗到海外的髒錢總共將近3.8兆美元，2012年更攀升至1兆美元，2013年甚至恐超過1.5兆。
2014年總部設在華盛頓的非盈利機構「全球金融誠信組」也曾公佈稱，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黑金外流的第一大國。
楊憲宏表示，「中國沒有內戰，但問題卻比內戰還嚴重」，中共官員幾乎是無官不貪，且大部分是把配偶、子女及大部分財產移至國外的「裸官」。從美國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有高達190萬名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大小官，在海外有存款或其他資產，因為他們很清楚，「共產黨沒幾年能活了，還不如先把錢移出海外去才好逃難。」
維基解密幾年前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賬戶，三分之二是中央級大員。從中共的副總理一級、銀行行長、部長到中央委員，幾乎人人都有一個賬戶。
瞞天過海——中國貪官轉移資產的8種手段
那麼，外逃的中共貪官們是怎樣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境外的呢？
2011年6月15日中共央行網站刊發了名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這份報告披露了「腐敗分子」轉移資產的八種手段：
1，用現金走私來轉移資產。主要是通過腐敗分子本人夾帶在行李中攜帶出境，也會通過地下錢莊利用「水客」以「螞蟻搬家」的方式在深圳、香港、珠海、澳門等邊境口岸來回走私現金，偷運過境後再以貨幣兌換點名義存入銀行戶頭。
2，利用地下錢莊交易方式跨境轉移資產。
3，利用進口預付貨款，出口延期收匯；偽造傭金及其他服務貿易項目對外付款的渠道，通過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向境外轉移巨額資產的目的。
4，利用企業的海外投資形式把巨額資金轉往國外。
5，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
6，利用離岸金融中心轉移資產。其主要步驟是：首先企業管理層與境外公司通過「高進低出」或者「應收賬款」等方式，將國內企業的資產掏空；其次銷毀證據，通過洗錢手段漂白身份。
7，在境外直接完成貪污、受賄過程，其中最隱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現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學等方式作為交易。
8，通過已在其他國家取得合法身份的境外特定關係人，以合法手續攜帶或匯出資金；另一方面，這些特定關係人以投資形式在中國開設機構，然後以關聯交易等形式幫助貪官轉移資產。
大多數中共外逃貪官，都是在轉移資產的同時，預先把配偶、子女送往國外。一旦聽聞不好的風聲或見勢頭不妙，自己立即以出國考察、養病休假等名義私自外逃他國。從以往的案例看，許多官員手上都不止一本護照，有些人私人護照不上交，有些人用假身份證再辦一個護照。
據2008年10年30日杭州市公安局發佈的高嚴通緝令，警方掌握的情報顯示，高嚴至少擁有高慶林、張傳偉等三個假名字和假身份證以及4個護照和1個港澳通行證。
北京當局掀起聲勢浩大的追逃風暴 有識之士稱覆水難收
2014年7月22日起，中共公安部發起了追捕逃亡到境外（包括香港、澳門）的中共貪官的「獵狐2014專項行動」（簡稱「獵狐行動」）。2015年8月，獵狐行動在中共國際追逃協調領導小組的指揮下，將追逃行動延伸至海外。事件引起美國政府關注，而且發表聲明，指中國官員在美國執法前，必須事先知會美國。
2015年3月下旬，中共最高檢反貪總局透露，北京當局已經向美國提供一份涉嫌貪污受賄的150名經濟逃犯名單，並且已向美國申請提供協助，追捕這些人。同時，北京當局啟動了聲勢浩大的2015年反腐國際追逃追贓的所謂「天網」行動。
但上述動作收到的實際效果十分有限，海外時政觀察人士對中共的海外追逃追贓的成果並不看好。
2015年5月，「五七學社」總編武宜三接受《希望之聲》採訪表示，中共此舉只不過是在做官樣文章。他說：「我看不可能，應付老百姓，不會有什麼成效，可能有幾個倒霉的（貪官）被抓到，但絕對不能解決制度性貪官、腐敗及逃跑現象」。
旅居德國的著名華人學者仲維光也表示，追逃絕對挽救不了共產黨腐敗和亡黨的危機，只會越來越暴露中共的本質。他說：「就像東歐社會在八九年解體之前那樣。從共產黨目前這種貪官大逃亡現象、國內那些利令智昏的官員、喪心病狂的迫害行動等方面，都使大家看到這個大廈已經要傾倒了。現在的形式是在告訴民眾，共產黨集團滅亡的日子不遠了。」
美國《華爾街日報》3月6日刊登了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兼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一篇評論長文，聲言中共政局已經進入「殘局」。
這篇文章指出了中共殘局的五大特徵：第一，精英出逃：中國的精英把孩子送到國外，一隻腳踩著門檻隨時準備開溜；第二，中共對媒體的控制加劇表明了它對社會的不穩更加擔心；第三，中共官員、這些體制的擁護者對這個體制失去了信心；第四，中共的軍隊和政府腐敗嚴重，現在的反腐敗只是選擇性的清除一部分勢力，根本沒辦法解決中共的腐敗問題；第五，中共的經濟發展的陷阱問題，包括霧霾等各種陷阱，都會可能觸發中共的崩潰。
其後不久，華盛頓的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研究員、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訪問學者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雜誌上撰文稱美國應該為中共政權的崩潰提早做好準備。
他建議美國政府，應該「拿出一枝筆來寫下哪些人可以代替中共繼續執政」；為非常時期到來時凍結中共官員的海外資產，應事先建立好資料庫，以便於未來新的中國政府去追贓；要求美國政府考慮在政權交替的「臨界狀態」中國的安全部門和軍隊對中國社會能否維持有效的控制的問題；在中共封鎖網路非常嚴重的情況下，美國應該找到和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溝通的渠道，以便幫助中國走向一個未來的平穩社會雲雲。
2015年3月14日，知名時政評論人士陳破空先生在新唐人電視台的《熱點互動》直播節目中，以嘉賓身份針對上述輿論熱潮發表了他的看法。
他評論說，「沈大偉的文章中稱『中共的政治體系嚴重失靈』，這一句話非常準確，因為什麼呢？就這個政治體系政治不起作用了，原來非常起作用，能夠把黨政軍全國能夠抓起來，現在習近極力的集權想穩住全國，但是抓不住。你比如這個體制『六四』的時候說它腐敗，它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腐敗，但是『六四』25周年之後，腐敗的更為深重了，整個集體的腐敗，他無法挽救。要改變這個腐敗，只有換一個制度。」
責任編輯：唐睿
「身在國外的高嚴可能早已更換了新的身份過起自由的生活，甚至可能整了容。」一位中國海外反腐的長期觀察人士、澳洲知名媒體華裔記者稱，「據諮詢澳洲官方多部門人士得到的信息綜合判斷，各方面均不掌握確切信息。如果高嚴確實在澳洲，可能澳洲情報部門知其下落，但不對外公佈。」
高嚴的貪腐和外逃經歷，可以說是中共大大小小貪官污吏的典型代表。
據公開的資訊，高嚴在擔任雲南省委書記的時候，包養了雲南省電視台女主持人楊珊。1998年調任國家電力公司總經理後，高嚴在上海設立「行宮」金屋藏嬌。2001年，高嚴在上海佔用下屬公司花費300多萬元裝修的一棟佔地558平方米、價值650萬元的高級別墅，並由該公司承擔管理費用。同時，他自己拿出贓款293萬元在上海購買了一套豪華住房，為他自己和情婦楊珊兩人同居營造安樂窩。
於是，國家電力公司出現了一個怪現象，從副總經理以下的大小幹部，要想親自向高嚴彙報工作，見他一面，比見皇上都困難。高嚴常常向他的心腹祕書黃雨下達「重要指示」，然後由黃雨向國家電力公司的黨組班子下達工作任務，直到2002年9月，聽到自己被調查的風聲而悄然攜帶巨款外逃。
觸目驚心的中紀委內部通報
2013年10月下旬，一份據稱是中紀委內部通報的統計資料曾在網路上熱傳，該資料統計了中共各省（區）、直轄市紀委、公安部門上報，中共黨政部門、機關、國有企業、事業單位，中共黨員、幹部失蹤、外逃、自殺死亡的資料。這份資料顯示，當年失蹤官員6528人，外逃8371人，自殺死亡1252人。
在此之前的2011年6月，一份出自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監測分析中心的資料披露：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外逃中共黨政幹部，公安、司法幹部和國家事業單位、國有企業高層管理人員，以及駐外中資機構外逃、失蹤人員數目高達16000~18000人，攜帶款項達8000億元。
不過台灣關懷中國人權聯盟理事長楊憲宏表示，「這些官方數字其實是低估了」。他舉美國金融監督機構2012年的調查報告表示，2000年～2011年間，中共貪官洗到海外的髒錢總共將近3.8兆美元，2012年更攀升至1兆美元，2013年甚至恐超過1.5兆。
2014年總部設在華盛頓的非盈利機構「全球金融誠信組」也曾公佈稱，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黑金外流的第一大國。
楊憲宏表示，「中國沒有內戰，但問題卻比內戰還嚴重」，中共官員幾乎是無官不貪，且大部分是把配偶、子女及大部分財產移至國外的「裸官」。從美國所掌握的資料來看，有高達190萬名中央到地方的各種大小官，在海外有存款或其他資產，因為他們很清楚，「共產黨沒幾年能活了，還不如先把錢移出海外去才好逃難。」
維基解密幾年前曾披露，中共高官在瑞士銀行大約有5,000個賬戶，三分之二是中央級大員。從中共的副總理一級、銀行行長、部長到中央委員，幾乎人人都有一個賬戶。
瞞天過海——中國貪官轉移資產的8種手段
那麼，外逃的中共貪官們是怎樣把巨額財產轉移到境外的呢？
2011年6月15日中共央行網站刊發了名為《我國腐敗分子向境外轉移資產的途徑及監測方法研究》的報告。這份報告披露了「腐敗分子」轉移資產的八種手段：
1，用現金走私來轉移資產。主要是通過腐敗分子本人夾帶在行李中攜帶出境，也會通過地下錢莊利用「水客」以「螞蟻搬家」的方式在深圳、香港、珠海、澳門等邊境口岸來回走私現金，偷運過境後再以貨幣兌換點名義存入銀行戶頭。
2，利用地下錢莊交易方式跨境轉移資產。
3，利用進口預付貨款，出口延期收匯；偽造傭金及其他服務貿易項目對外付款的渠道，通過企業之間的關聯交易實現向境外轉移巨額資產的目的。
4，利用企業的海外投資形式把巨額資金轉往國外。
5，通過在境外使用信用卡大額消費或提現來實現資金向境外轉移。
6，利用離岸金融中心轉移資產。其主要步驟是：首先企業管理層與境外公司通過「高進低出」或者「應收賬款」等方式，將國內企業的資產掏空；其次銷毀證據，通過洗錢手段漂白身份。
7，在境外直接完成貪污、受賄過程，其中最隱蔽的做法是不涉及現金，而以安排子女留學等方式作為交易。
8，通過已在其他國家取得合法身份的境外特定關係人，以合法手續攜帶或匯出資金；另一方面，這些特定關係人以投資形式在中國開設機構，然後以關聯交易等形式幫助貪官轉移資產。
大多數中共外逃貪官，都是在轉移資產的同時，預先把配偶、子女送往國外。一旦聽聞不好的風聲或見勢頭不妙，自己立即以出國考察、養病休假等名義私自外逃他國。從以往的案例看，許多官員手上都不止一本護照，有些人私人護照不上交，有些人用假身份證再辦一個護照。
據2008年10年30日杭州市公安局發佈的高嚴通緝令，警方掌握的情報顯示，高嚴至少擁有高慶林、張傳偉等三個假名字和假身份證以及4個護照和1個港澳通行證。
北京當局掀起聲勢浩大的追逃風暴 有識之士稱覆水難收
2014年7月22日起，中共公安部發起了追捕逃亡到境外（包括香港、澳門）的中共貪官的「獵狐2014專項行動」（簡稱「獵狐行動」）。2015年8月，獵狐行動在中共國際追逃協調領導小組的指揮下，將追逃行動延伸至海外。事件引起美國政府關注，而且發表聲明，指中國官員在美國執法前，必須事先知會美國。
2015年3月下旬，中共最高檢反貪總局透露，北京當局已經向美國提供一份涉嫌貪污受賄的150名經濟逃犯名單，並且已向美國申請提供協助，追捕這些人。同時，北京當局啟動了聲勢浩大的2015年反腐國際追逃追贓的所謂「天網」行動。
但上述動作收到的實際效果十分有限，海外時政觀察人士對中共的海外追逃追贓的成果並不看好。
2015年5月，「五七學社」總編武宜三接受《希望之聲》採訪表示，中共此舉只不過是在做官樣文章。他說：「我看不可能，應付老百姓，不會有什麼成效，可能有幾個倒霉的（貪官）被抓到，但絕對不能解決制度性貪官、腐敗及逃跑現象」。
旅居德國的著名華人學者仲維光也表示，追逃絕對挽救不了共產黨腐敗和亡黨的危機，只會越來越暴露中共的本質。他說：「就像東歐社會在八九年解體之前那樣。從共產黨目前這種貪官大逃亡現象、國內那些利令智昏的官員、喪心病狂的迫害行動等方面，都使大家看到這個大廈已經要傾倒了。現在的形式是在告訴民眾，共產黨集團滅亡的日子不遠了。」
美國《華爾街日報》3月6日刊登了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兼中國政策研究項目主任沈大偉（David Shambaugh）的一篇評論長文，聲言中共政局已經進入「殘局」。
這篇文章指出了中共殘局的五大特徵：第一，精英出逃：中國的精英把孩子送到國外，一隻腳踩著門檻隨時準備開溜；第二，中共對媒體的控制加劇表明了它對社會的不穩更加擔心；第三，中共官員、這些體制的擁護者對這個體制失去了信心；第四，中共的軍隊和政府腐敗嚴重，現在的反腐敗只是選擇性的清除一部分勢力，根本沒辦法解決中共的腐敗問題；第五，中共的經濟發展的陷阱問題，包括霧霾等各種陷阱，都會可能觸發中共的崩潰。
其後不久，華盛頓的詹姆斯敦基金會(Jamestown Foundation)研究員、台灣國立政治大學訪問學者彼得馬蒂斯(Peter Mattis)在《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雜誌上撰文稱美國應該為中共政權的崩潰提早做好準備。
他建議美國政府，應該「拿出一枝筆來寫下哪些人可以代替中共繼續執政」；為非常時期到來時凍結中共官員的海外資產，應事先建立好資料庫，以便於未來新的中國政府去追贓；要求美國政府考慮在政權交替的「臨界狀態」中國的安全部門和軍隊對中國社會能否維持有效的控制的問題；在中共封鎖網路非常嚴重的情況下，美國應該找到和中國人、和中國社會溝通的渠道，以便幫助中國走向一個未來的平穩社會雲雲。
2015年3月14日，知名時政評論人士陳破空先生在新唐人電視台的《熱點互動》直播節目中，以嘉賓身份針對上述輿論熱潮發表了他的看法。
他評論說，「沈大偉的文章中稱『中共的政治體系嚴重失靈』，這一句話非常準確，因為什麼呢？就這個政治體系政治不起作用了，原來非常起作用，能夠把黨政軍全國能夠抓起來，現在習近極力的集權想穩住全國，但是抓不住。你比如這個體制『六四』的時候說它腐敗，它還是有一定程度的腐敗，但是『六四』25周年之後，腐敗的更為深重了，整個集體的腐敗，他無法挽救。要改變這個腐敗，只有換一個制度。」
責任編輯：唐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