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4月22日訊】（新唐人記者李慧心報導）50年前的夏天，中共前黨魁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長達10年之久的文革，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才結束。文革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至少有55萬人被打為右派。其中，以要求民主自由的言論出名的時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李慎之，在向毛澤東吐出肺腑之言後，遭到毛澤東親自點名，被打成極右分子，送去勞改教養。
現居紐約的姚琮是一名退休的經濟學家和未來學家。4月21日，他在《紐約時報》上刊文回顧李慎之的往事。
據公開資料顯示，李慎之是江蘇人，生於1923年，早在青年時代即已加入中共。1949年起，李慎之擔任新華社國際部編輯組組長、副主任，負責《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來外交祕書。反右期間，因為提倡「大民主」而被毛澤東親自打成右派，下放勞改。2003年4月22日，80歲的李慎之去世。
李慎之被打為右派緣起整個社會為之震驚的「波匈事件」。1956年3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做了一份祕密報告，披露了斯大林的諸多錯誤甚至罪行，震驚全世界。10月份，波蘭事件與匈牙利事件相繼爆發，蘇軍坦克開上了布達佩斯街頭所謂的「平息反革命暴亂」。
被共產主義陣營吹噓為「最完美的制度」，突然出現了如此尖銳的矛盾和劇烈的衝突，讓中共內部也措手不及。當時的新華社國際部，可以說是中國唯一的國際「消息總匯」。除公開發稿外，他們辦的《參考資料》一天要出3大本、十幾萬字，上午版32頁，中午版24頁，晚上版24頁（有時32頁），而且一定在早上8點、中午11點、晚上7點送到中南海的辦公桌上。
毛澤東派他的祕書林克找到時任國際部主任的王飛、副主任李慎之，了解情況，徵求意見。兩人以為毛澤東真的「禮賢下士」，便掏出肺腑之言。李慎之更進一步尖銳提出，當時的根本問題在於取得政權後沒有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
他還認為，「中國人民沒有多少議政參政的權利，這是跟蘇聯模式學習的結果，中國必須實行大民主，即人民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討論的權利與自由，以免重蹈蘇聯的覆轍。」李慎之提出，「應當成立憲法法院，中學小學要設立公共課或憲法課，新中國每一個小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等主張。
誰知，意見上呈毛澤東後，風雲突變，轉眼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綱領」，二人從此命途多舛。李慎之被打為右派，開除黨籍送勞教。
李慎之到底說了什麼呢？林克當年撰寫的《王飛、李慎之同志同我的談話》，揭開了謎底。
王飛談完後，李慎之說：「為什麼會發生波匈事件這樣大的問題？」
他認為，根本問題是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問題，生產資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須同時解決。
他還表示，中共「完全同意階級路線，民主只能給予人民而不給反動派。但實際上專政不只專反動派之政，而且專到人民。」
他認為，中國應當仁不讓解決無產階級民主的問題。
李慎之表示，現在許多事不是由人民判斷而是由自己判斷，不能鍛煉人民的判斷力。社會需要足夠的彈性，才能應付一切事變。中央限得太死，中央保守，有一定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現在報紙太少了，過去中小城市都有報紙。
李慎之直接指明，共產黨幾年來一部分已成為一種衰朽的現象，國家大事，如果不通過黨的系統則意見不能提出來，一切都統起來。系統嚴密的缺點是不容易聽到意見（最後這一句話是我的回憶——林克）。
李慎之還提出，現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蘇聯的制度，缺乏彈性、應變和改革。要確立健康、民主、公正的全民輿論。
1973年李慎之從勞改場所調回北京，擔任新華社參編部翻譯、校對。1979年摘右派帽子，恢復中共黨籍。1990年又因在「六四」問題上發表了支持學生的發言，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長等職務，1995年離職，在鬱悶中度過殘年。
姚琮表示，李慎之為了反專制，要自由民主而參加了當時號稱反專制要自由民主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他沒有想到的是，共產黨掌權後變了，反專制要自由民主不再是共產黨的目標，而是打壓的目標，而他沒有變，共產黨不能容忍他為自由和民主所發表的言論。
在被打為右派後，李慎之被迫寫檢討書、認罪書，他的兒子李三達在他去世後編輯成了一本書在香港出版——《李慎之的檢討書，1957-1999，向黨向人民請罪》。
姚琮感嘆，「這本書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檢討文化的第一手史料——是一部在高壓情況下，不得不違心的洗腦文化的結晶。」
姚琮還提出，李慎之的主張，向毛澤東掏出的肺腑之言，放在今天，能被習近平所接受容納嗎？
責任編輯：凱欣
現居紐約的姚琮是一名退休的經濟學家和未來學家。4月21日，他在《紐約時報》上刊文回顧李慎之的往事。
據公開資料顯示，李慎之是江蘇人，生於1923年，早在青年時代即已加入中共。1949年起，李慎之擔任新華社國際部編輯組組長、副主任，負責《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1954年至1957年，任周恩來外交祕書。反右期間，因為提倡「大民主」而被毛澤東親自打成右派，下放勞改。2003年4月22日，80歲的李慎之去世。
李慎之被打為右派緣起整個社會為之震驚的「波匈事件」。1956年3月，蘇共召開二十大，赫魯曉夫做了一份祕密報告，披露了斯大林的諸多錯誤甚至罪行，震驚全世界。10月份，波蘭事件與匈牙利事件相繼爆發，蘇軍坦克開上了布達佩斯街頭所謂的「平息反革命暴亂」。
被共產主義陣營吹噓為「最完美的制度」，突然出現了如此尖銳的矛盾和劇烈的衝突，讓中共內部也措手不及。當時的新華社國際部，可以說是中國唯一的國際「消息總匯」。除公開發稿外，他們辦的《參考資料》一天要出3大本、十幾萬字，上午版32頁，中午版24頁，晚上版24頁（有時32頁），而且一定在早上8點、中午11點、晚上7點送到中南海的辦公桌上。
毛澤東派他的祕書林克找到時任國際部主任的王飛、副主任李慎之，了解情況，徵求意見。兩人以為毛澤東真的「禮賢下士」，便掏出肺腑之言。李慎之更進一步尖銳提出，當時的根本問題在於取得政權後沒有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
他還認為，「中國人民沒有多少議政參政的權利，這是跟蘇聯模式學習的結果，中國必須實行大民主，即人民對國家大政方針有討論的權利與自由，以免重蹈蘇聯的覆轍。」李慎之提出，「應當成立憲法法院，中學小學要設立公共課或憲法課，新中國每一個小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等主張。
誰知，意見上呈毛澤東後，風雲突變，轉眼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綱領」，二人從此命途多舛。李慎之被打為右派，開除黨籍送勞教。
李慎之到底說了什麼呢？林克當年撰寫的《王飛、李慎之同志同我的談話》，揭開了謎底。
王飛談完後，李慎之說：「為什麼會發生波匈事件這樣大的問題？」
他認為，根本問題是共產主義制度下的民主問題，生產資料公有化和民主必須同時解決。
他還表示，中共「完全同意階級路線，民主只能給予人民而不給反動派。但實際上專政不只專反動派之政，而且專到人民。」
他認為，中國應當仁不讓解決無產階級民主的問題。
李慎之表示，現在許多事不是由人民判斷而是由自己判斷，不能鍛煉人民的判斷力。社會需要足夠的彈性，才能應付一切事變。中央限得太死，中央保守，有一定的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現在報紙太少了，過去中小城市都有報紙。
李慎之直接指明，共產黨幾年來一部分已成為一種衰朽的現象，國家大事，如果不通過黨的系統則意見不能提出來，一切都統起來。系統嚴密的缺點是不容易聽到意見（最後這一句話是我的回憶——林克）。
李慎之還提出，現在的制度基本上是蘇聯的制度，缺乏彈性、應變和改革。要確立健康、民主、公正的全民輿論。
1973年李慎之從勞改場所調回北京，擔任新華社參編部翻譯、校對。1979年摘右派帽子，恢復中共黨籍。1990年又因在「六四」問題上發表了支持學生的發言，被免去社科院副院長等職務，1995年離職，在鬱悶中度過殘年。
姚琮表示，李慎之為了反專制，要自由民主而參加了當時號稱反專制要自由民主而成立的中國共產黨。他沒有想到的是，共產黨掌權後變了，反專制要自由民主不再是共產黨的目標，而是打壓的目標，而他沒有變，共產黨不能容忍他為自由和民主所發表的言論。
在被打為右派後，李慎之被迫寫檢討書、認罪書，他的兒子李三達在他去世後編輯成了一本書在香港出版——《李慎之的檢討書，1957-1999，向黨向人民請罪》。
姚琮感嘆，「這本書成為有中國特色的檢討文化的第一手史料——是一部在高壓情況下，不得不違心的洗腦文化的結晶。」
姚琮還提出，李慎之的主張，向毛澤東掏出的肺腑之言，放在今天，能被習近平所接受容納嗎？
責任編輯：凱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