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5月19日訊】（新唐人記者文瑞綜合報導）時值文革50週年，文革初期身份顯赫的北京大學紅衛兵領袖聶元梓，再度成為媒體關注的人物。文革初始，她帶頭張貼了第一張大字報，在全國掀起了「造反運動」。想不到的是，1967年正值她最風光的時候，竟萌生了偷渡香港的念頭。
據香港蘋果日報5月19日報導，今年已經95歲的聶元梓居於北京一個小單位，由保姆照料。近日有朋友到訪，每當聽到有關文革、毛澤東的問題，聶元梓均以「這個問題我沒有考慮」來回應，最多只以「這是歷史，讓大家來評判算了。」但她也認為應該反思文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
聶的兒子稱，在1967年，聶元梓就萌生要偷渡香港的想法，「文革一開始，已超出她的想法」。因為文革造成的可怕後果讓聶元梓始料未及。
據報導，聶元梓看見身邊「戰友」被批鬥得很慘，甚是不忍，當時身任北京革委會副主任的她便向江青及周恩來請辭，「（周恩來）也愣了，江青馬上跳起來：『樹立了典型，好傢夥，你不幹？』」
多年來聶元梓接受過無數次採訪，她在講述過程中不斷地反思文革，並著有自傳《聶元梓回憶錄》。
她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曾談及當年有偷渡的想法，「文革中，1967年夏末我就想從深圳游海去香港。」她說：「當年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一走了之。我得把孩子也帶走。我問他能游多遠？他只能游一千米，那怎麼行！再想辦法吧，這樣就拖下來了。」
聶元梓說：「整個文化大革命，我就幹了一件事：牽頭寫了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給我帶來了太多的聲譽、高帽；同時也使我後半生招來了無窮盡的挫折與磨難。」她說：「沒想到運動越搞越大，越搞越亂，越來越難以理解。這哪裡是文化革命啊？是一種無政府狀態。」
聶元梓寫的大字報始發於1966年5月25日，在進駐北大蹲點的康生的妻子曹軼歐授意下，聶元梓與哲學系另6名教師在北大食堂共同張貼《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1966年6月1日，中央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大字報全文。從那以後，全國上下興起了造反運動，以及不記其數的各類「武鬥」。
1966年8月18日早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聶元梓。聶元梓從此聲名大噪，她和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為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
1978年4月19日，聶元梓被捕入獄。1983年3月，57歲的聶元梓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17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4年6月她準保外就醫，1986年獲得假釋。
責任編輯：王馨宇
據香港蘋果日報5月19日報導，今年已經95歲的聶元梓居於北京一個小單位，由保姆照料。近日有朋友到訪，每當聽到有關文革、毛澤東的問題，聶元梓均以「這個問題我沒有考慮」來回應，最多只以「這是歷史，讓大家來評判算了。」但她也認為應該反思文革，「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歷史」。
聶的兒子稱，在1967年，聶元梓就萌生要偷渡香港的想法，「文革一開始，已超出她的想法」。因為文革造成的可怕後果讓聶元梓始料未及。
據報導，聶元梓看見身邊「戰友」被批鬥得很慘，甚是不忍，當時身任北京革委會副主任的她便向江青及周恩來請辭，「（周恩來）也愣了，江青馬上跳起來：『樹立了典型，好傢夥，你不幹？』」
多年來聶元梓接受過無數次採訪，她在講述過程中不斷地反思文革，並著有自傳《聶元梓回憶錄》。
她此前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曾談及當年有偷渡的想法，「文革中，1967年夏末我就想從深圳游海去香港。」她說：「當年我想，唯一的出路就是一走了之。我得把孩子也帶走。我問他能游多遠？他只能游一千米，那怎麼行！再想辦法吧，這樣就拖下來了。」
聶元梓說：「整個文化大革命，我就幹了一件事：牽頭寫了一張大字報。這張大字報給我帶來了太多的聲譽、高帽；同時也使我後半生招來了無窮盡的挫折與磨難。」她說：「沒想到運動越搞越大，越搞越亂，越來越難以理解。這哪裡是文化革命啊？是一種無政府狀態。」
聶元梓寫的大字報始發於1966年5月25日，在進駐北大蹲點的康生的妻子曹軼歐授意下，聶元梓與哲學系另6名教師在北大食堂共同張貼《宋碩、陸平、彭珮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麼？》的大字報。
這張大字報被毛澤東稱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1966年6月1日，中央廣播電台向全國廣播大字報全文。從那以後，全國上下興起了造反運動，以及不記其數的各類「武鬥」。
1966年8月18日早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聶元梓。聶元梓從此聲名大噪，她和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學院的韓愛晶、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以及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統稱為北京造反派「五大領袖」。
1978年4月19日，聶元梓被捕入獄。1983年3月，57歲的聶元梓被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判處17年徒刑、剝奪政治權利4年。1984年6月她準保外就醫，1986年獲得假釋。
責任編輯：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