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06月04日訊】（新唐人記者何雅婷綜合報導）近期，有香港雜誌披露了某中共官方智囊機構有關文革的一些資料，其中披露出的一組數據令世人震驚。長期以來，不少學者一再呼籲，中國人應該對文革作更加深入的反思，包括部份原中共體制內的高級知識分子也提出，要防止文革這樣的災難再次發生，必須在社會制度中找原因。
香港《爭鳴》雜誌今年6月號發文，披露了中共官方智囊「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有關文革的資料檔案。其中披露的統計數據顯示：自1966年至1976年9月，直接受文革審查打擊者37,442,600人；受牽連影響工作、升學、參軍及被剝奪政治權利者85,973,500人；受打擊、迫害非正常死亡者5,673,770；失蹤者412,290人。
破壞焚毀黨、政機關、公共場所建築物173,448座；破壞損毀交通2065處，橋樑214座，隧道62處；破壞搗毀歷史文物建築2644處，廟宇、教堂1490餘處；失竊流失各類槍支1,852,300件，子彈3270萬餘發，炸藥244噸。由於文革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極其巨大。
事實上，多年來，中國非官方或半官方的一些研究機構，也對文革發生的原因和它造成的災難後果，從不同的角度有過不同程度的反思與研究。
2013年11月30日出版的《記憶》第104期發表了中國學者，《炎黃春秋》雜誌原副社長楊繼繩撰寫的《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曾提及中共元老葉劍英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披露的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農村有5,200,000地主、富農（包括部份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楊繼繩在文章中形容當年那場瘋狂的政治運動說，「文革像錢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湧動。每一波都是多種力量互動的結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惡浪吞沒。隨着文革原動力減弱、抵制文革力量增強，觀望者增多，文革波逐漸衰減，最終波平浪靜，直至文革失敗到完全被否定。」
文章表示，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先是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動反潮流，破壞舊秩序。等到舊的秩序完全破壞以後，就出現了「群雄蜂起，你爭我鬥」的局面。「今天這一派得勢，明天那一派掌權；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戰友，明天的仇敵。當全民被政治鬥爭拖得筋疲力盡的時候，就出現了派別的聯合，由動亂向穩定轉變，社會思潮和人的行爲由激進趨於保守。價值觀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後由混亂走向秩序。」
楊繼繩指出，不可否認，整個文化革命過程，從中央到基層都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尖銳性、殘酷性、野蠻性表現得淋離盡致，但這只是文革的表象。其實，在權力鬥爭的深層，還有中國向何處去的道路之爭，而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已久，而且已各自形成了一支隊伍。
文章分析說，「作爲集體主義這個大範疇的社會主義，是以抹殺個人爲前提的，是違揹人性的。毛澤東爲了建成社會主義，他試圖改變人性。」但用強權構建起來的制度必然是極權制度。而社會主義的理想在幾百年的實踐中「處處碰壁」。社會主義在中國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但是，毛不從社會主義這個烏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卻把一切問題歸罪於「修正主義」，歸罪於「階級敵人」。
文章表示，毛搞階級鬥爭就是爲建立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掃清道路。而劉少奇等人收拾大饑荒殘局時採取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做法，都與毛的路線「背道而馳」。毛爲了實現他的所謂革命路線，就大規模發動群眾搞文革，打倒劉少奇。所以，「反修防修」成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但最終的結果，文革「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爲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英】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第315頁。）
楊繼繩在文中寫道：「毛澤東選擇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確的意識形態背景。在文革中，這種意識形態鼓動起狂熱的群眾運動。全民的瘋狂、對政治賤民和不同觀點的人的空前兇殘，是因爲意識形態迷惑了全體民眾，毒化了整個社會心理，否定了傳統道德。」
他分析稱，毛之所以能把全中國的民眾都「運動起來」，是靠中共長期用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對國人進行灌輸。
文章寫道，「文革前十七年，通過教科書、報紙、會議等一切形式，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向每一個人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對與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對外來思想嚴密封鎖，使得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了每一個人的頭腦，指導每一個人的行動，充滿了全社會的整個話語體系。由於官方意識形態滲透到中國人的靈魂中，很多人是懷着極大的政治熱情參加運動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勞動者的節日』那種快感。意識形態不僅使單個的人對政權心悅誠服，還造就全社會的群體意識。社會群體意識鼓動着成千上萬的人向着意識形態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這個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會被浩浩蕩蕩的狂奔群體踏成肉泥。」
文章表示，二十世紀人類的實踐已經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大廈「轟然倒塌」，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已「破除了中國人對它的信仰」。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留下的「精神垃圾」並沒有被徹底清除。現在，「以這個意識形態爲旗幟的官僚集團，把這個意識形態當作精神支柱的人們，還在倒塌的廢墟上留連不捨，企圖用廢墟上破磚爛瓦來恢復它昔日的輝煌」。
楊繼繩指出，物質在大廈崩潰以後可以按原樣重建，而心靈的大廈崩潰以後是不可能按原樣重建的，所以死抱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放是徒勞無益的。他寫道，「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就是共產黨的官僚專制制度，文革的產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革災難不能僅歸結爲毛個人品質，必須在社會制度中找原因。」
文章表示，寫文革歷史不僅要跳出《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經歷者的感情糾葛。因為不排除感情糾葛，就很難客觀、冷靜、理智地去進行更深入的反思。應該站在人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價值觀點來研究和反思文革。
責任編輯：凱欣
香港《爭鳴》雜誌今年6月號發文，披露了中共官方智囊「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有關文革的資料檔案。其中披露的統計數據顯示：自1966年至1976年9月，直接受文革審查打擊者37,442,600人；受牽連影響工作、升學、參軍及被剝奪政治權利者85,973,500人；受打擊、迫害非正常死亡者5,673,770；失蹤者412,290人。
破壞焚毀黨、政機關、公共場所建築物173,448座；破壞損毀交通2065處，橋樑214座，隧道62處；破壞搗毀歷史文物建築2644處，廟宇、教堂1490餘處；失竊流失各類槍支1,852,300件，子彈3270萬餘發，炸藥244噸。由於文革而造成的經濟損失極其巨大。
事實上，多年來，中國非官方或半官方的一些研究機構，也對文革發生的原因和它造成的災難後果，從不同的角度有過不同程度的反思與研究。
2013年11月30日出版的《記憶》第104期發表了中國學者，《炎黃春秋》雜誌原副社長楊繼繩撰寫的《道路•理論•制度——我對文化大革命的思考》一文，曾提及中共元老葉劍英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披露的文革遭受迫害及死亡人數：（1）規模性武鬥事件，4,300多件，死亡123,700多人；（2）250萬幹部被批鬥，302,700多名幹部被非法關押，115,500多名幹部非正常死亡；（3）城市有4,810,000各界人士，被打成歷史反革命、現行反革命、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非正常死亡683,000多人；（4）農村有5,200,000地主、富農（包括部份上中農）家屬被迫害，有1,200,000地主、富農及家屬非正常死亡；（5）有1億1,300多萬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打擊，557,000多人失蹤。
楊繼繩在文章中形容當年那場瘋狂的政治運動說，「文革像錢塘激潮一波又一波地湧動。每一波都是多種力量互動的結果。每一波都有一批人被政治惡浪吞沒。隨着文革原動力減弱、抵制文革力量增強，觀望者增多，文革波逐漸衰減，最終波平浪靜，直至文革失敗到完全被否定。」
文章表示，文革剛開始的時候，先是批判一切、否定一切，鼓動反潮流，破壞舊秩序。等到舊的秩序完全破壞以後，就出現了「群雄蜂起，你爭我鬥」的局面。「今天這一派得勢，明天那一派掌權；今天整人者，明日被人整；今日的戰友，明天的仇敵。當全民被政治鬥爭拖得筋疲力盡的時候，就出現了派別的聯合，由動亂向穩定轉變，社會思潮和人的行爲由激進趨於保守。價值觀念和革命的初始相反：今非而昨是，昨是而今非。最後由混亂走向秩序。」
楊繼繩指出，不可否認，整個文化革命過程，從中央到基層都充滿了權力鬥爭，而且權力鬥爭的尖銳性、殘酷性、野蠻性表現得淋離盡致，但這只是文革的表象。其實，在權力鬥爭的深層，還有中國向何處去的道路之爭，而在這一點上，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已久，而且已各自形成了一支隊伍。
文章分析說，「作爲集體主義這個大範疇的社會主義，是以抹殺個人爲前提的，是違揹人性的。毛澤東爲了建成社會主義，他試圖改變人性。」但用強權構建起來的制度必然是極權制度。而社會主義的理想在幾百年的實踐中「處處碰壁」。社會主義在中國也是「一再受挫而且前景渺茫」。但是，毛不從社會主義這個烏托邦的本身中找原因，卻把一切問題歸罪於「修正主義」，歸罪於「階級敵人」。
文章表示，毛搞階級鬥爭就是爲建立他心目中的烏托邦掃清道路。而劉少奇等人收拾大饑荒殘局時採取的「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做法，都與毛的路線「背道而馳」。毛爲了實現他的所謂革命路線，就大規模發動群眾搞文革，打倒劉少奇。所以，「反修防修」成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但最終的結果，文革「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間地獄——人以其自身的力量爲自己的同胞們準備的地獄。」（【英】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第一卷）第315頁。）
楊繼繩在文中寫道：「毛澤東選擇的政治道路有着明確的意識形態背景。在文革中，這種意識形態鼓動起狂熱的群眾運動。全民的瘋狂、對政治賤民和不同觀點的人的空前兇殘，是因爲意識形態迷惑了全體民眾，毒化了整個社會心理，否定了傳統道德。」
他分析稱，毛之所以能把全中國的民眾都「運動起來」，是靠中共長期用來源於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對國人進行灌輸。
文章寫道，「文革前十七年，通過教科書、報紙、會議等一切形式，年復一年、日復一日地向每一個人灌輸官方意識形態，對與官方不一致的思想不停地批判，對外來思想嚴密封鎖，使得官方意識形態控制了每一個人的頭腦，指導每一個人的行動，充滿了全社會的整個話語體系。由於官方意識形態滲透到中國人的靈魂中，很多人是懷着極大的政治熱情參加運動的，很多人有『革命是勞動者的節日』那種快感。意識形態不僅使單個的人對政權心悅誠服，還造就全社會的群體意識。社會群體意識鼓動着成千上萬的人向着意識形態指引的方向狂奔。不按照這個方向狂奔的任何人，都會被浩浩蕩蕩的狂奔群體踏成肉泥。」
文章表示，二十世紀人類的實踐已經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大廈「轟然倒塌」，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已「破除了中國人對它的信仰」。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留下的「精神垃圾」並沒有被徹底清除。現在，「以這個意識形態爲旗幟的官僚集團，把這個意識形態當作精神支柱的人們，還在倒塌的廢墟上留連不捨，企圖用廢墟上破磚爛瓦來恢復它昔日的輝煌」。
楊繼繩指出，物質在大廈崩潰以後可以按原樣重建，而心靈的大廈崩潰以後是不可能按原樣重建的，所以死抱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不放是徒勞無益的。他寫道，「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化就是共產黨的官僚專制制度，文革的產生根本原因就在十七年的制度之中。文革災難不能僅歸結爲毛個人品質，必須在社會制度中找原因。」
文章表示，寫文革歷史不僅要跳出《關於建國以來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經歷者的感情糾葛。因為不排除感情糾葛，就很難客觀、冷靜、理智地去進行更深入的反思。應該站在人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價值觀點來研究和反思文革。
責任編輯：凱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