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的嫡系，原河北省「政法王」張越被抓之後，聶樹斌案有了新的轉機，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6月6日決定，按照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聶樹斌故意殺人，強姦婦女一案，6月8日已由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向聶的母親送達了再審決定書，人們普遍希望聶樹斌能與張家叔侄案一樣，恢複名譽，他的家人親友將獲得經濟賠償，看來，這個「異地複查」第一案的實施，有望成為一個範本，在中國司法並不獨立，舊案主辦人及部門，單位，形成強大的合力，阻撓冤假錯案平反的嚴峻形勢下，闖出一條比較可行，代價較小的路子。
其實，幾乎是在「浙江張家叔侄案」和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披露的同時，一些知情者和律師，就在力推聶樹斌的案子，他的母親及親友也加大了申訴的力度，記得我也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香港的《開放》雜誌上，但時間過去了很久，還是一波三折，沒有令人信服的結論，原因在哪裡呢？其實，從證據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一起顯而易見的冤案，因為不可能「一案兩凶」，「真兇」王書金已經現身，原先被誣陷的良民，就理應平反昭雪，看來，關鍵還在腐敗落後的司法體制裡面，河北省辦的冤案，錯案，祈求原來的部門糾正，而實際的決策人還是地方的「小政法王」，即，由省政法委書記張越拍板。這個貪污受賄，徇私枉法的「小政法王」，他怎麼會站在「冤死鬼」一邊呢。
縱觀全國上下，力阻冤假錯案平反的一些人，不在少數，他們在「小政法王」的權力籠罩下，分布於公檢法司，只要經過「三長會議」決策後的案子，一旦糾正，就首先影響了這一個集團的整體利益，假如再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去追究懲處辦案人，問題就更嚴重，阻力就更大，因為許多大案的背後決策人都是當地的政法委書記，現在出了事，要一個人或幾個人去承擔，人家肯定不服，他們有話等著講：憑什麼「炒豆大家吃，砸鍋一人扛」，這大概就是浙江和內蒙的兩起冤案製造者至今逍遙法外的原因吧，因此，聶樹斌案既使不是張越在位時辦的，他為了保護同僚及上級，也要強力打壓，能拖一天是一天。
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張越終於未能擋住聶樹斌案的走向，他倒台的深層次原因就埋在一些徇私枉法的細節裡，雖然他不承認這一點，但每個官員踐踏法律的每個言行，實際上都是在慢慢勒緊了自己的脖子，只是他們缺乏悟性而已。由張越垮台，聶樹斌案異地複查看，沿用過去那種原審法院接受申訴，自我糾偏的辦法，是沒有效果的，是不值得期待的。但是，聶樹斌案畢竟有所不同，它被海內外媒體炒了許久，而且殺人犯王樹金主動站出來擔責，另一些知名度不高，甚至默默無聞的案子，「真兇」沒有戲劇性地偶現，那麼，就不應當平反了嗎？
比如，在薄熙來治下的重慶「唱紅打黑」年代，他和王立軍搞了640個「黑社會」，抓捕成千上萬的人，編造、包裝、虛構了數以百計的冤假錯案，有的民企老闆被判死，有的被勞改，有的還在流亡海外，現在，「大騙子」「薄三」倒台了，那麼，這些遺留的案子，當事人不服，不斷申訴，為何不平反呢？原來，它和聶樹斌案一樣，阻力來自體制內的貪官污吏，重慶也有周永康的嫡系官員坐鎮，製造冤假錯案的公檢法司，都有一大批人是當年緊跟王立軍搶錢買官的骨幹，像重慶高法的領導錢鋒就是典型的一個，他是周永康親自選拔的由新聞界轉任司法界的人物，如同已被「雙規」的李東生一般，這些類似張越的官員，成了重慶政局的「腸梗阻」，依靠他們良心發現，只是與虎謀皮，他們怎麼可能自割其肉，撥亂反正呢？
可以想像的是，假如重慶現在能抓捕黃奇帆，錢鋒，張軒等人，就有可能啟動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彭治民，李修武等人的案件，進而拉回民企資金外逃的腳步，但中紀委的精力畢竟有限，從高層權力內鬥的角度看，可能張越一直緊跟曾慶紅，江澤民，對王歧山而言，更有利用價值，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反腐的公正性，但政治家的主觀動機並不是很重要，我關心的是社會效果，有關聶樹斌的「異地複查第一案」打開了缺口，就難免產生「骨牌效應」，像聚集的洪水找到豁口一樣，一旦鼓開就一泄千裡，以後就會有攀比，有示範，有比較，有對照，有更多的原地糾纏不休，索性異地走亮的冤案，在筆者看來，這是司法改革的一個值得肯定的亮點。
目前，不很清楚的是，這種疑難案件「異地複查」的舉動，是什麼人安排的，是中央政法委的領導呢，還是更高層次的強權人物，他們僅僅是不得已而為之，僅限一例呢，還是彰顯改革精神，做為一種新的異地監督的司法模式逐漸推廣？而且，聶樹斌案由山東省高法接手之後，也在當地政法委的領導下，可能一些主要領導人換了新面孔，還是「老思維」，而且，下面公檢法司的許多實權派，依然是周永康的嫡系，他們的「慣性思維」與前任大同小異，不過是走走過場，應付上級罷了，沒有司法體制的變革，就會沿用處理「浙江張家叔侄案」的老辦法：不得不給聶樹斌翻案了，但製造冤假錯案，刑訊逼供的人卻毫毛未損。舊的錯案剛了，新的冤案又來，因此，我期待「聶樹斌異地複查第一案」能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在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中，由一個很小的初始能量，產生一大串的連鎖反應，進而推動社會進步。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其實，幾乎是在「浙江張家叔侄案」和內蒙古「呼格吉勒圖案」披露的同時，一些知情者和律師，就在力推聶樹斌的案子，他的母親及親友也加大了申訴的力度，記得我也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香港的《開放》雜誌上，但時間過去了很久，還是一波三折，沒有令人信服的結論，原因在哪裡呢？其實，從證據學的角度來說，這是一起顯而易見的冤案，因為不可能「一案兩凶」，「真兇」王書金已經現身，原先被誣陷的良民，就理應平反昭雪，看來，關鍵還在腐敗落後的司法體制裡面，河北省辦的冤案，錯案，祈求原來的部門糾正，而實際的決策人還是地方的「小政法王」，即，由省政法委書記張越拍板。這個貪污受賄，徇私枉法的「小政法王」，他怎麼會站在「冤死鬼」一邊呢。
縱觀全國上下，力阻冤假錯案平反的一些人，不在少數，他們在「小政法王」的權力籠罩下，分布於公檢法司，只要經過「三長會議」決策後的案子，一旦糾正，就首先影響了這一個集團的整體利益，假如再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去追究懲處辦案人，問題就更嚴重，阻力就更大，因為許多大案的背後決策人都是當地的政法委書記，現在出了事，要一個人或幾個人去承擔，人家肯定不服，他們有話等著講：憑什麼「炒豆大家吃，砸鍋一人扛」，這大概就是浙江和內蒙的兩起冤案製造者至今逍遙法外的原因吧，因此，聶樹斌案既使不是張越在位時辦的，他為了保護同僚及上級，也要強力打壓，能拖一天是一天。
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張越終於未能擋住聶樹斌案的走向，他倒台的深層次原因就埋在一些徇私枉法的細節裡，雖然他不承認這一點，但每個官員踐踏法律的每個言行，實際上都是在慢慢勒緊了自己的脖子，只是他們缺乏悟性而已。由張越垮台，聶樹斌案異地複查看，沿用過去那種原審法院接受申訴，自我糾偏的辦法，是沒有效果的，是不值得期待的。但是，聶樹斌案畢竟有所不同，它被海內外媒體炒了許久，而且殺人犯王樹金主動站出來擔責，另一些知名度不高，甚至默默無聞的案子，「真兇」沒有戲劇性地偶現，那麼，就不應當平反了嗎？
比如，在薄熙來治下的重慶「唱紅打黑」年代，他和王立軍搞了640個「黑社會」，抓捕成千上萬的人，編造、包裝、虛構了數以百計的冤假錯案，有的民企老闆被判死，有的被勞改，有的還在流亡海外，現在，「大騙子」「薄三」倒台了，那麼，這些遺留的案子，當事人不服，不斷申訴，為何不平反呢？原來，它和聶樹斌案一樣，阻力來自體制內的貪官污吏，重慶也有周永康的嫡系官員坐鎮，製造冤假錯案的公檢法司，都有一大批人是當年緊跟王立軍搶錢買官的骨幹，像重慶高法的領導錢鋒就是典型的一個，他是周永康親自選拔的由新聞界轉任司法界的人物，如同已被「雙規」的李東生一般，這些類似張越的官員，成了重慶政局的「腸梗阻」，依靠他們良心發現，只是與虎謀皮，他們怎麼可能自割其肉，撥亂反正呢？
可以想像的是，假如重慶現在能抓捕黃奇帆，錢鋒，張軒等人，就有可能啟動審判監督程序，重新審理彭治民，李修武等人的案件，進而拉回民企資金外逃的腳步，但中紀委的精力畢竟有限，從高層權力內鬥的角度看，可能張越一直緊跟曾慶紅，江澤民，對王歧山而言，更有利用價值，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反腐的公正性，但政治家的主觀動機並不是很重要，我關心的是社會效果，有關聶樹斌的「異地複查第一案」打開了缺口，就難免產生「骨牌效應」，像聚集的洪水找到豁口一樣，一旦鼓開就一泄千裡，以後就會有攀比，有示範，有比較，有對照，有更多的原地糾纏不休，索性異地走亮的冤案，在筆者看來，這是司法改革的一個值得肯定的亮點。
目前，不很清楚的是，這種疑難案件「異地複查」的舉動，是什麼人安排的，是中央政法委的領導呢，還是更高層次的強權人物，他們僅僅是不得已而為之，僅限一例呢，還是彰顯改革精神，做為一種新的異地監督的司法模式逐漸推廣？而且，聶樹斌案由山東省高法接手之後，也在當地政法委的領導下，可能一些主要領導人換了新面孔，還是「老思維」，而且，下面公檢法司的許多實權派，依然是周永康的嫡系，他們的「慣性思維」與前任大同小異，不過是走走過場，應付上級罷了，沒有司法體制的變革，就會沿用處理「浙江張家叔侄案」的老辦法：不得不給聶樹斌翻案了，但製造冤假錯案，刑訊逼供的人卻毫毛未損。舊的錯案剛了，新的冤案又來，因此，我期待「聶樹斌異地複查第一案」能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在一個相互關聯的系統中，由一個很小的初始能量，產生一大串的連鎖反應，進而推動社會進步。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