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一家人總算走過了文革。其間，父親自己的磨難他不跟我們說，有些是事後聽別人說的。
一俄語老師跟我說，你爸太幽默了！也夠膽大的。67年文革，早請示、晚彙報，你爸一本正經地說：「親愛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獻上一顆紅心。」旁邊的紅衛兵瞪眼呵斥他：「你，也配有紅心！？」你爸說，那我再重新說一遍：「親愛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獻上一顆黑心。」紅衛兵們又急眼了：「啊，你敢向毛主席獻黑心！」
是啊，那該怎麼說？紅衛兵沒轍了，「那以後你別早請示晚彙報了。」事後，你爸跟我說他因禍得福。你爸也真夠膽大的。
俄語老師還講了另一件事。68年底，學生把老師都關進大倉庫。沒有褥子，地上鋪的是麥秸，不讓拿枕頭，讓枕磚頭。紅衛兵鎖門時，「就聽咔嚓一聲，庫房裡萬籟寂靜「。過了一會兒，聽你爸爸說：「啊，我們這就算失去自由了。當我們獲得自由的那天，我請大家吃飯。」蜷縮在麥秸裡的老師們都偷著笑了。
你爸的「自由論」被一數學老師告發了，第二天把你爸拉去批鬥：「你這資產階級臭思想太嚴重，關都關不住！還想出去？」
所幸的是，之前父親沒被打成右派，之後沒再定什麼新罪名。他是歷史反革命，是只「死老虎」，總算走過了文革，有了劫後餘生。
燕京大學畢業的廖阿姨和右派曹叔叔成婚，是我爸媽給介紹的。倆人去了邯鄲小城。父親說：一對苦瓜，相依為命吧。文革結束後，廖阿姨去省教育廳辦事，她打聽父親，還留下一封信。趕上父親學校老師也去辦事，就把這封信帶回來了。打開一看，抬頭是「管兄」，落款是「廖」，父親驚嘆：「啊，她還活著！」
還有一同事也跟我說了件類似的事。他在石家莊街頭，見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一直坐在馬路沿兒上。他上前問：「您沒事吧？」一聽說話，倆人都是北京口音，就聊起來。同事問：「您是幹什麼的？」老人說：「我是教書的。」同事說：「我認識一個北京來的老師。」老頭兒問姓什麼？說姓管。老頭兒驚嘆：「啊，他還活著！」
我回家學舌，父親想起來了，那是北京來的趙老師，在大學教書。父親情不自禁地也冒出這句話：「啊，他還活著！」
文革中，教育系統，被紅衛兵打死的、逼迫自殺的老師最多。象父親這樣背著沉重歷史包袱的人能活下來，可謂劫後餘生。
我媽因中共地下黨員身份，被送上天安門觀禮台，當了北京區婦聯主任。可我爸被遷出北京，大哥暴病死在石家莊，瘸表哥被轟去陝西，四舅被發配到長沙。我媽自己重病纏身。中共地下黨員身份給她帶來的是福還是禍？
近年曝出，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中共地下黨，49年毛澤東有過一個鮮為人知的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是毛澤東對地下黨員在建國後的既定方針。中共對地下黨「卸磨殺驢」，我媽也難逃惡運。
我爸的歷史問題，也是我媽的沉重政治包袱。我媽不選擇離婚，難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遲早會被清洗，淘汰出局。果然，53年前後，她就離開北京，去了石家莊和父親團聚。沒聽爸媽說過離開北京的那段變故，可能也很困惑。現在看來，毛的淘汰政策加快了清洗的速度。
我家住石家莊新華區。小地方一聽說我媽是北京來的黨員，就以為她如何呢，讓她當新華區區委委員。我媽老鬧病，又有了我和我哥，她常回娘家閑住。我哥記得，那個新華區委書記叫賈然，後來升任石家莊市市長，文革時被批鬥。我爸說，幸虧你媽62年死了，要是不死，文革也得給斗死。66年紅衛兵抄家，連她的骨灰盒都被打開了，怎麼可能放過她？
父親從來不說自己會什麼，但是他會做很多事。我不知道他會下象棋。那年回北京，二叔家大哥：「大爺、大爺，您跟我下盤棋，我是下遍全廠無敵手！」開局第三步大哥就被將住了，他耍賴，連輸三盤。父親說：「我這幾十年都不下象棋了，哪有那個心情？什麼無敵手？真笨！」
二叔說，罵你們笨，不冤枉，「大爺（指我爸）三歲能站在萬生園（北京動物園前身）門口朗讀園規，不打磕巴，不錯字。八歲在你爺爺抄寫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裡偷寫一個『唱』字，敢以假亂真。十來歲給廟裡抄金剛經，每天都抄，施主們排隊等著他抄寫。」
奶奶也說我爸不笨，聰明過人。「論念書，大爺是做大褂的材料，二爺是做褲衩的材料。讓大爺讀書吧！」
我爸的好些「本事」，都是二叔給抖摟出來的。比如說我爸會雙手寫反字。在玻璃上看到的字，如果是從裡面寫上的，而不是寫好貼上去的，那裡面的字必須是反著寫，才能向外呈現出正常的字。能寫反字的人，不多見。回去問了，才知道他有這手絕活。
不止琴棋書畫，他在專業教書上也有智慧。漢字有注音符號，用漢字來體現，是國民黨時期出現的。廖阿姨跟我說過：1954年文字改革時，漢語拼音一出來，你爸一宿沒睡覺，把漢語拼音搞得清清楚楚啊！我們什麼都不懂，都去問他。什麼樣的偏旁，是什麼樣的韻母。學生一聽就記住了漢語拼音。父親說：那有什麼難的，外語就是這樣。
河北師大請他代課，問他能教什麼？他說：「什麼沒人教，我教什麼。」校方說，古代漢語、古代文學、現代漢語、現代文學沒人教。他說：「那我就教這四門。」
外文怎麼樣？他可以流暢地看英文小說，與友人用日文書信往來。
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博學多才，深諳中國傳統文化，卻在謹言慎行中戰戰兢兢地活著。
我總聽父親講故事，沒聽過他講課。當對方知道我是管老師女兒時，張口就誇管老師的課講得好。一個教數學的天津老師說，你爸書教太有意思了！上他一堂課，勝讀十年書。我寫了篇作文，有幾個錯別字。你爸說：「你這篇作文寫得真好，就像一盆白米飯，香噴噴的。可惜白米飯上趴著幾隻綠豆蠅，你說噁心不噁心？」這話我記一輩子，拿不準的字，再也不瞎寫，動手查字典。
有個陌生人對我說，我對徐霞客遊記感興趣，是聽了管老師的課以後。管老師說，中國的南北，以淮河秦嶺為界。徐霞客說了，秦嶺以南為橘，秦嶺以北為枝。秦嶺以北也長橘子，個頭不小，苦的不能吃，秦嶺以南的橘子甜如蜜。
在公園遇到原教育局幹部，他說：「哎呀，全石家莊找不出來，我不能說全國啊，聽你爸爸講課那是享受！管老師講課已經升華到藝術形式。
我想，如果他完全按照教材照本宣科，誰都不愛聽，不會有這樣的反饋。我問他現在給政法學院講什麼課？他說講清朝對「逆倫」罪的嚴懲。如果一個縣裡出了「逆倫」重案，縣令三年不準拿俸祿，還得拆掉城門西北角，再重新蓋好，費用全部由縣令自己支付。父親說，下面聽課的都是政法幹部，他們不知道「逆倫」重案，違背人倫道德的嚴重性，是會遭天譴的！所以皇上親自督辦。現在的「逆倫」重案遠比清朝多，對官員的懲戒遠不如清朝嚴厲。
我擔心他太出軌，惹麻煩。他說學生愛聽，下次還讓我講點課外的，保證不泄密。我囑咐他們：考試、作業，結論一定要回到那條紅線上來。要是不回來，你們考不及格，不過關，我也出麻煩。
有一陣發現父親忙於備課。他說是在被動的備課。因為每回上課都有學生跟他說，「您講課的教案能不能給我？」要教案的學生排成隊。「他們是師大的學生，將來都是老師，需要學寫教案，所以我必須認真地給他們寫」。
其實那時候，他已經有點兒名氣了，學校允許他上課抽煙、喝茶、坐著。有這「三允許」特權的老師不多見。但是他不耍「大牌」。
他對學生的責任心，強到「過了頭」的地步，我們常埋怨他，「就差您坐那替他們考了」。尤其他帶的博士生，更勞神。一個學生，備一份課，給他們找資料，忙得不可開交。
父親桃李滿天下，學生從校長、局長、市長、書記到成群的博士。但是，他沒有什麼成就感，更多的是嘆息：「現在的學校已然不是聖殿了。」除了頭痛的教材之外，社會上，教師隊伍也都在日益腐化。
「我告訴你啊，三尺頭上有神靈，說話辦事得對得起良心！」這是父親的口頭禪。
我剛進機械廠學徒，見到處是棉絲頭，就揣一團帶回家了。父親幫我擦自行車，一抖摟棉絲：「哎？這不少咱家東西！」我說廠裡人都拿。父親：「國家的就是國家的，自己的是自己的。國家已經給了你18塊學徒錢，公家的東西一分錢不能沾。家裡不是有的是舊棉毛衫褲嗎？真需要，自己拆點兒。」
北京的房產，拆遷分的房、錢，二嬸想獨吞。父親對我們說：「你們也回不去，就別爭了。」爺爺的遺囑上第一繼承人是奶奶，第二是我爸。父親說：奶奶跟二叔二嬸過日子，他們給養老送終的，替我盡孝了，拿就拿了。你二嬸是千年的媳婦熬成婆，這些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給你奶奶當兒媳婦不容易，奶奶脾氣大，你二叔又孝順，為讓媽順氣，媳婦就多受點氣唄。你二嬸要是不委屈，能跟我這個大伯子哥訴苦？
若干年後，父親的一筆撫恤金，我們幾個繼承人誰都往外推。因為父親已經做給我們看了，什麼叫厚道。
到了八十年代，父親的因循守舊，顯得「不上道」了。政法管理幹部學院請他教課，說用車接送。他說：「不行。我為人師表，不能沾公家的便宜，學院的車得花油錢，司機的工資不都是公家的錢嗎？你們付給我報酬了，我可以做公共汽車去。」他不但每次講課坐公車去，而且提前一個小時到。我們勸他沒必要。他說：「不能讓幾十人等我一個人，我去等他們多踏實。」
到了九十年代，他大公無私得「不可理喻」了。他患胸膜炎、肺氣腫已經呼吸困難，不得已住進醫院。學校給了張5千元的支票，說不夠再來拿。支票花完了，我又去學院拿了5千元的支票回來。父親知道了：「啊？我都花了公家5千塊錢了！我這條老命不值啊。你得找醫生，咱們出院！」我們把他按住了，現在哪有你這樣的人？拔下管子都喘不上氣來，怎麼出院？等錢花到8千塊的時候，他鄭重其事地跟我說：「我這條老命不值8千塊，我不能再花公家的錢了！」沒辦法，依他出了醫院。沒多長時間他就走了。
父親卧床時，二叔從北京過來陪他。二叔身體好，心眼實在。老哥倆都當爺爺了，但依然「哥倆好」。他守在床前，象個僕人似的伺候哥哥，就聽二叔問：「你疼嗎？」我爸：「我不疼。」過會兒，二叔又問：「你疼嗎？」我爸：「我不疼。」等問到第三遍，我爸嚷：「我真的不疼！」二叔跟我們說，奶奶、大姑都死於肺病，最後疼得死去活來。
父親說：「牢裡沒犯人，醫院裡沒病人，我這就算小善終了。」意思是：兒女正常，沒犯人，沒病人，他可以安心走了。
那天早上，我哥打電話來說父親走了。我出門去醫院，見家屬樓裡的人都在院子裡納涼。等晚上回來，見滿院的花圈。
找到樓裡年輕侯老師問，這都是誰送來的？他說：「我跟那些人說的，管老師走了。他們誰覺得和管老師好，誰就送花圈來了。」
我們還沒跟任何一個人說父親的死訊，「侯老師你怎麼知道的？」他說，當天是教育學院開學，他正接待各縣來進修的中學老師，就聽見一個聲音說：「管老師沒了。」他抬頭沒找到一個人，「可是我清清楚楚聽到這句話了」。
侯老師說，他確信這個信息確鑿無誤，就告訴了那些年輕老師們，他還確信，他們都非常敬重這位前輩。於是，院子裡送來這麼多花圈。
侯老師又告訴我：你爸臨走前對我說過：「小侯啊，我要真走了，你抬我一扛啊（抬靈柩）。」侯老師聲音哽咽地說：「我答應過管老師，我一定要抬他一扛！」
火化那天，殯儀館悼念現場來了很多高級轎車，「局座」（局長級別的轎車）就不知道有多少輛，他們大部分做過他的學生。不少人含淚獻花圈，有磕頭的、鞠躬的、作揖的、默哀的。有人過來說管老師是不可多得的前輩，書教得好，人也好；有人說管老師的離去是教育界的真正損失；有人深表遺憾沒能和老師最後見上一面；有人說道歉的話，因從會議上跑來的不宜久留；有人聲明代誰誰來送花圈致哀的……
作為老師，父親受到了尊敬。作為一個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他不被共產黨認可。他曾多次絕望地說過：「共產黨沒人性，專殺我們這樣的人！」
（全文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二則黑色幽默
一俄語老師跟我說，你爸太幽默了！也夠膽大的。67年文革，早請示、晚彙報，你爸一本正經地說：「親愛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獻上一顆紅心。」旁邊的紅衛兵瞪眼呵斥他：「你，也配有紅心！？」你爸說，那我再重新說一遍：「親愛的毛主席啊，毛主席，我向您獻上一顆黑心。」紅衛兵們又急眼了：「啊，你敢向毛主席獻黑心！」
是啊，那該怎麼說？紅衛兵沒轍了，「那以後你別早請示晚彙報了。」事後，你爸跟我說他因禍得福。你爸也真夠膽大的。
俄語老師還講了另一件事。68年底，學生把老師都關進大倉庫。沒有褥子，地上鋪的是麥秸，不讓拿枕頭，讓枕磚頭。紅衛兵鎖門時，「就聽咔嚓一聲，庫房裡萬籟寂靜「。過了一會兒，聽你爸爸說：「啊，我們這就算失去自由了。當我們獲得自由的那天，我請大家吃飯。」蜷縮在麥秸裡的老師們都偷著笑了。
你爸的「自由論」被一數學老師告發了，第二天把你爸拉去批鬥：「你這資產階級臭思想太嚴重，關都關不住！還想出去？」
所幸的是，之前父親沒被打成右派，之後沒再定什麼新罪名。他是歷史反革命，是只「死老虎」，總算走過了文革，有了劫後餘生。
「啊，他還活著！」
燕京大學畢業的廖阿姨和右派曹叔叔成婚，是我爸媽給介紹的。倆人去了邯鄲小城。父親說：一對苦瓜，相依為命吧。文革結束後，廖阿姨去省教育廳辦事，她打聽父親，還留下一封信。趕上父親學校老師也去辦事，就把這封信帶回來了。打開一看，抬頭是「管兄」，落款是「廖」，父親驚嘆：「啊，她還活著！」
還有一同事也跟我說了件類似的事。他在石家莊街頭，見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一直坐在馬路沿兒上。他上前問：「您沒事吧？」一聽說話，倆人都是北京口音，就聊起來。同事問：「您是幹什麼的？」老人說：「我是教書的。」同事說：「我認識一個北京來的老師。」老頭兒問姓什麼？說姓管。老頭兒驚嘆：「啊，他還活著！」
我回家學舌，父親想起來了，那是北京來的趙老師，在大學教書。父親情不自禁地也冒出這句話：「啊，他還活著！」
文革中，教育系統，被紅衛兵打死的、逼迫自殺的老師最多。象父親這樣背著沉重歷史包袱的人能活下來，可謂劫後餘生。
我媽是中共的犧牲品
我媽因中共地下黨員身份，被送上天安門觀禮台，當了北京區婦聯主任。可我爸被遷出北京，大哥暴病死在石家莊，瘸表哥被轟去陝西，四舅被發配到長沙。我媽自己重病纏身。中共地下黨員身份給她帶來的是福還是禍？
近年曝出，對於潛伏在「國統區」的中共地下黨，49年毛澤東有過一個鮮為人知的十六字方針：「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是毛澤東對地下黨員在建國後的既定方針。中共對地下黨「卸磨殺驢」，我媽也難逃惡運。
我爸的歷史問題，也是我媽的沉重政治包袱。我媽不選擇離婚，難和階級敵人劃清界限，遲早會被清洗，淘汰出局。果然，53年前後，她就離開北京，去了石家莊和父親團聚。沒聽爸媽說過離開北京的那段變故，可能也很困惑。現在看來，毛的淘汰政策加快了清洗的速度。
我家住石家莊新華區。小地方一聽說我媽是北京來的黨員，就以為她如何呢，讓她當新華區區委委員。我媽老鬧病，又有了我和我哥，她常回娘家閑住。我哥記得，那個新華區委書記叫賈然，後來升任石家莊市市長，文革時被批鬥。我爸說，幸虧你媽62年死了，要是不死，文革也得給斗死。66年紅衛兵抄家，連她的骨灰盒都被打開了，怎麼可能放過她？
父親從來不說自己會什麼
父親從來不說自己會什麼，但是他會做很多事。我不知道他會下象棋。那年回北京，二叔家大哥：「大爺、大爺，您跟我下盤棋，我是下遍全廠無敵手！」開局第三步大哥就被將住了，他耍賴，連輸三盤。父親說：「我這幾十年都不下象棋了，哪有那個心情？什麼無敵手？真笨！」
二叔說，罵你們笨，不冤枉，「大爺（指我爸）三歲能站在萬生園（北京動物園前身）門口朗讀園規，不打磕巴，不錯字。八歲在你爺爺抄寫的「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裡偷寫一個『唱』字，敢以假亂真。十來歲給廟裡抄金剛經，每天都抄，施主們排隊等著他抄寫。」
奶奶也說我爸不笨，聰明過人。「論念書，大爺是做大褂的材料，二爺是做褲衩的材料。讓大爺讀書吧！」
我爸的好些「本事」，都是二叔給抖摟出來的。比如說我爸會雙手寫反字。在玻璃上看到的字，如果是從裡面寫上的，而不是寫好貼上去的，那裡面的字必須是反著寫，才能向外呈現出正常的字。能寫反字的人，不多見。回去問了，才知道他有這手絕活。
不止琴棋書畫，他在專業教書上也有智慧。漢字有注音符號，用漢字來體現，是國民黨時期出現的。廖阿姨跟我說過：1954年文字改革時，漢語拼音一出來，你爸一宿沒睡覺，把漢語拼音搞得清清楚楚啊！我們什麼都不懂，都去問他。什麼樣的偏旁，是什麼樣的韻母。學生一聽就記住了漢語拼音。父親說：那有什麼難的，外語就是這樣。
河北師大請他代課，問他能教什麼？他說：「什麼沒人教，我教什麼。」校方說，古代漢語、古代文學、現代漢語、現代文學沒人教。他說：「那我就教這四門。」
外文怎麼樣？他可以流暢地看英文小說，與友人用日文書信往來。
這樣的中國知識分子，博學多才，深諳中國傳統文化，卻在謹言慎行中戰戰兢兢地活著。
老師的良心和責任心
我總聽父親講故事，沒聽過他講課。當對方知道我是管老師女兒時，張口就誇管老師的課講得好。一個教數學的天津老師說，你爸書教太有意思了！上他一堂課，勝讀十年書。我寫了篇作文，有幾個錯別字。你爸說：「你這篇作文寫得真好，就像一盆白米飯，香噴噴的。可惜白米飯上趴著幾隻綠豆蠅，你說噁心不噁心？」這話我記一輩子，拿不準的字，再也不瞎寫，動手查字典。
有個陌生人對我說，我對徐霞客遊記感興趣，是聽了管老師的課以後。管老師說，中國的南北，以淮河秦嶺為界。徐霞客說了，秦嶺以南為橘，秦嶺以北為枝。秦嶺以北也長橘子，個頭不小，苦的不能吃，秦嶺以南的橘子甜如蜜。
在公園遇到原教育局幹部，他說：「哎呀，全石家莊找不出來，我不能說全國啊，聽你爸爸講課那是享受！管老師講課已經升華到藝術形式。
我想，如果他完全按照教材照本宣科，誰都不愛聽，不會有這樣的反饋。我問他現在給政法學院講什麼課？他說講清朝對「逆倫」罪的嚴懲。如果一個縣裡出了「逆倫」重案，縣令三年不準拿俸祿，還得拆掉城門西北角，再重新蓋好，費用全部由縣令自己支付。父親說，下面聽課的都是政法幹部，他們不知道「逆倫」重案，違背人倫道德的嚴重性，是會遭天譴的！所以皇上親自督辦。現在的「逆倫」重案遠比清朝多，對官員的懲戒遠不如清朝嚴厲。
我擔心他太出軌，惹麻煩。他說學生愛聽，下次還讓我講點課外的，保證不泄密。我囑咐他們：考試、作業，結論一定要回到那條紅線上來。要是不回來，你們考不及格，不過關，我也出麻煩。
有一陣發現父親忙於備課。他說是在被動的備課。因為每回上課都有學生跟他說，「您講課的教案能不能給我？」要教案的學生排成隊。「他們是師大的學生，將來都是老師，需要學寫教案，所以我必須認真地給他們寫」。
其實那時候，他已經有點兒名氣了，學校允許他上課抽煙、喝茶、坐著。有這「三允許」特權的老師不多見。但是他不耍「大牌」。
他對學生的責任心，強到「過了頭」的地步，我們常埋怨他，「就差您坐那替他們考了」。尤其他帶的博士生，更勞神。一個學生，備一份課，給他們找資料，忙得不可開交。
父親桃李滿天下，學生從校長、局長、市長、書記到成群的博士。但是，他沒有什麼成就感，更多的是嘆息：「現在的學校已然不是聖殿了。」除了頭痛的教材之外，社會上，教師隊伍也都在日益腐化。
言傳身教告訴我們如何做人
「我告訴你啊，三尺頭上有神靈，說話辦事得對得起良心！」這是父親的口頭禪。
我剛進機械廠學徒，見到處是棉絲頭，就揣一團帶回家了。父親幫我擦自行車，一抖摟棉絲：「哎？這不少咱家東西！」我說廠裡人都拿。父親：「國家的就是國家的，自己的是自己的。國家已經給了你18塊學徒錢，公家的東西一分錢不能沾。家裡不是有的是舊棉毛衫褲嗎？真需要，自己拆點兒。」
北京的房產，拆遷分的房、錢，二嬸想獨吞。父親對我們說：「你們也回不去，就別爭了。」爺爺的遺囑上第一繼承人是奶奶，第二是我爸。父親說：奶奶跟二叔二嬸過日子，他們給養老送終的，替我盡孝了，拿就拿了。你二嬸是千年的媳婦熬成婆，這些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給你奶奶當兒媳婦不容易，奶奶脾氣大，你二叔又孝順，為讓媽順氣，媳婦就多受點氣唄。你二嬸要是不委屈，能跟我這個大伯子哥訴苦？
若干年後，父親的一筆撫恤金，我們幾個繼承人誰都往外推。因為父親已經做給我們看了，什麼叫厚道。
到了八十年代，父親的因循守舊，顯得「不上道」了。政法管理幹部學院請他教課，說用車接送。他說：「不行。我為人師表，不能沾公家的便宜，學院的車得花油錢，司機的工資不都是公家的錢嗎？你們付給我報酬了，我可以做公共汽車去。」他不但每次講課坐公車去，而且提前一個小時到。我們勸他沒必要。他說：「不能讓幾十人等我一個人，我去等他們多踏實。」
到了九十年代，他大公無私得「不可理喻」了。他患胸膜炎、肺氣腫已經呼吸困難，不得已住進醫院。學校給了張5千元的支票，說不夠再來拿。支票花完了，我又去學院拿了5千元的支票回來。父親知道了：「啊？我都花了公家5千塊錢了！我這條老命不值啊。你得找醫生，咱們出院！」我們把他按住了，現在哪有你這樣的人？拔下管子都喘不上氣來，怎麼出院？等錢花到8千塊的時候，他鄭重其事地跟我說：「我這條老命不值8千塊，我不能再花公家的錢了！」沒辦法，依他出了醫院。沒多長時間他就走了。
父親卧床時，二叔從北京過來陪他。二叔身體好，心眼實在。老哥倆都當爺爺了，但依然「哥倆好」。他守在床前，象個僕人似的伺候哥哥，就聽二叔問：「你疼嗎？」我爸：「我不疼。」過會兒，二叔又問：「你疼嗎？」我爸：「我不疼。」等問到第三遍，我爸嚷：「我真的不疼！」二叔跟我們說，奶奶、大姑都死於肺病，最後疼得死去活來。
父親說：「牢裡沒犯人，醫院裡沒病人，我這就算小善終了。」意思是：兒女正常，沒犯人，沒病人，他可以安心走了。
父親走後
那天早上，我哥打電話來說父親走了。我出門去醫院，見家屬樓裡的人都在院子裡納涼。等晚上回來，見滿院的花圈。
找到樓裡年輕侯老師問，這都是誰送來的？他說：「我跟那些人說的，管老師走了。他們誰覺得和管老師好，誰就送花圈來了。」
我們還沒跟任何一個人說父親的死訊，「侯老師你怎麼知道的？」他說，當天是教育學院開學，他正接待各縣來進修的中學老師，就聽見一個聲音說：「管老師沒了。」他抬頭沒找到一個人，「可是我清清楚楚聽到這句話了」。
侯老師說，他確信這個信息確鑿無誤，就告訴了那些年輕老師們，他還確信，他們都非常敬重這位前輩。於是，院子裡送來這麼多花圈。
侯老師又告訴我：你爸臨走前對我說過：「小侯啊，我要真走了，你抬我一扛啊（抬靈柩）。」侯老師聲音哽咽地說：「我答應過管老師，我一定要抬他一扛！」
火化那天，殯儀館悼念現場來了很多高級轎車，「局座」（局長級別的轎車）就不知道有多少輛，他們大部分做過他的學生。不少人含淚獻花圈，有磕頭的、鞠躬的、作揖的、默哀的。有人過來說管老師是不可多得的前輩，書教得好，人也好；有人說管老師的離去是教育界的真正損失；有人深表遺憾沒能和老師最後見上一面；有人說道歉的話，因從會議上跑來的不宜久留；有人聲明代誰誰來送花圈致哀的……
作為老師，父親受到了尊敬。作為一個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他不被共產黨認可。他曾多次絕望地說過：「共產黨沒人性，專殺我們這樣的人！」
（全文完）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