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6年10月29日訊】一名學生時期就入黨，畢業後當班主任，在中國過著優渥生活的一個人，卻甘心放下一切、逃離中國。促使他下定決心的原因，竟然是一次簡短的對話。
9月份，法拉盛居民余春光來到美國整整兩年了。「人的命運是被安排的，我從來沒想到自己能落腳到紐約。我原來的理想是到加州……」他說。每當回想過去幾年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總感覺冥冥中有種力量在引領著他。
如果沒有碰到那個叫傑森·沃德的老師、沒有他提出的奇怪問題、沒有中國互聯網上的「3Q大戰」、沒有翻牆看到外面的世界……也許他還是那個廣州重點中學裡的優秀班主任，一邊「幫扶問題學生」，一邊享受著他的優厚薪金和家長們的送禮；每年去歐洲或者來美國遊山玩水，和爸爸、弟弟一樣，過著愜意的「兩面人」的生活。
余春光從小就嚮往西方世界，這也是為什麼他上大學時選擇了英語專業。小學時光在崇拜黎明和郭富城的狂熱中瞬間而過；到了初中，他開始遇到人生中的第一次困頓。那時父親的生意失敗，為躲避債主到處搬家。「我一輩子都忘不了餓著肚子不斷換學校的日子。由於營養不良，我的頭髮都是枯黃的。」那時，他聽到了瑪麗亞·凱利的一首歌《英雄》：「其實你心中有一位英雄，當你窺視你的內心，你無須害怕你現在是什麼樣。答案顯而易見，當你到達靈魂深處，你所領悟的哀傷都將消散……你不再畏懼，你清楚你能克服一切……。」
余春光聽著這首歌，在飢餓中衝刺高考。他考上了廣東一個沿海城市的師範學院的英語系。他學習成績優秀，連續四年獲得一等獎學金，還當上了系學生會的祕書長。
2003年大三那年，系黨組織找到了他，要發展他為「預備黨員」。他說：「他們把名額限制得很少，這讓我感到自己很出色，沾沾自喜。我知道這對我的前途大有好處。」
余春光的家人中有一半是中共黨員。外公當過茂名市局級機關的黨委書記，外婆是主管衛生的官員；爸爸曾經是解放軍空軍的軍官；姨丈還是省級的政協委員。這樣紅色家庭中的孩子，當然是要入黨的。
他開始用黨員的身分認識周圍的事物，這讓他糾結和困惑：「因為我是學英語的，我為了練習聽力，花幾百塊錢買了台高級收音機收聽外國的廣播。廣播裡的價值觀和共產黨要我做的格格不入啊。」余春光就這樣一邊聽著《美國之音》、《BBC》，一邊按時給黨寫思想彙報，發誓為黨「奮鬥終生」。
「說實話，我開始時是很厭惡這一套的，感覺像套上了一個面罩，這個東西覆蓋著我，給我另外的一個表皮。但是寫著寫著，我就不太討厭了，慢慢就習慣了，變成了一個『兩面人』。」畢業時余春光成為一個正式黨員。
他還是愛聽凱利的《英雄》。然而春風得意的日子，他既不感到恐懼，也沒有哀傷，漸漸地淡忘了心中的「英雄」。
因為學生黨員的身分，余春光剛一畢業就被佛山一家重點中學聘為班主任，這是其他同學享受不到的好處。班主任意味著更快的升遷、更大的權力、更肥的待遇。但是做為交換的是，學校要求他「幫扶」思想有「問題」的學生。
什麼是有問題的學生？「就是那些在每週一升國旗、唱國歌時不認真的學生。」因為每個月各個班都要評比，自己這個班的表現不光影響著個人的業績，還牽扯到其他任科老師的利益。每當他質問學生「為什麼在唱國歌這麼莊嚴的時候不認真呢？」孩子們就以不作聲做為抵制。
終於，他在一天晚自習的時候抓住了那幾個學生的小辮子。他發現這幾個男生出去開生日派對，還喝了啤酒。他就把他們的家長找來了，讓他們把學生領回去，不准在學校過夜：「我就是想給他們個教訓，製造這個氣氛，讓他們看看不聽管制有什麼後果。」
可是連他自己都討厭這種「教育」：「這不是教育而是『教唆』。我小學入少先隊，中學入團，大學入黨，一直在被管制當中。現在我又在向別人輸出這種管制，可是我內心是渴望自由的。」於是，兩年之後余春光跳槽到廣州，他希望在大城市能夠自由一些。他在廣州越秀區一所重點高中裡謀到了一個職位，還是當班主任。
可是那裡管制得更嚴厲。還是老一套，他還是要做「幫扶」工作，管學生從早上6點到晚上11點。他形容「我從一個火坑跳到了另一個火坑」。後來，他就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人力資源與管理」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想改行，「我不想再從事所謂的教育事業了，我厭惡透了。」這期間他攢了20萬元錢，想到國外留學。後來他結婚用了這筆錢，就不再想留學的事情了。
從2009年到2012年，余春光的學校加入了一個中美EBUS計劃，即每年暑假派一部分學生到美國學習大學預科課程，有兩年是他帶的隊。
記得那是2011年7月的一天，他的女兒才出生幾個月。當他在加州大學長灘分校的草坪上等待學生下課的時候，他和對方學校的一個老師攀談了起來。這個老師叫傑森·沃德，也是個年輕的爸爸。一開始，他們的話題是各自的小女兒。
正當兩個爸爸拿著手機炫耀自己的寶貝女兒的照片時，忽然，傑森老師的手機上跳出一個視頻。在視頻裡面，一個穿白襯衣的年輕人站在一隊坦克前面，似乎試圖阻擋坦克車隊的前進。坦克朝邊上轉了一下頭，這個年輕人又站到那坦克前。然後就沒有下文了，視頻到這裡中斷了。傑森問：「你能告訴我這個年輕人後來的命運是什麼樣的嗎？」
余春光從來沒有看過這個鏡頭，也不知是怎麼回事，他就根據自己對中國狀況的理解回答道：「不是槍斃就是無期徒刑。」
他從那天開始知道了「六四」這個詞。他隱約記得自己8、9歲的時候在電視上看過北京「暴徒」燒軍車的畫面。彷彿一個巨大的幕布被掀開了一角，誘惑著他想看那幕布的後面是什麼。他回國之後立刻開始尋找真相。（未完待續）
接下期： http://www.ntdtv.com/xtr/b5/2016/10/29/a1293806.html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任浩）
9月份，法拉盛居民余春光來到美國整整兩年了。「人的命運是被安排的，我從來沒想到自己能落腳到紐約。我原來的理想是到加州……」他說。每當回想過去幾年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他總感覺冥冥中有種力量在引領著他。
如果沒有碰到那個叫傑森·沃德的老師、沒有他提出的奇怪問題、沒有中國互聯網上的「3Q大戰」、沒有翻牆看到外面的世界……也許他還是那個廣州重點中學裡的優秀班主任，一邊「幫扶問題學生」，一邊享受著他的優厚薪金和家長們的送禮；每年去歐洲或者來美國遊山玩水，和爸爸、弟弟一樣，過著愜意的「兩面人」的生活。
心中的「英雄」去哪了？
余春光從小就嚮往西方世界，這也是為什麼他上大學時選擇了英語專業。小學時光在崇拜黎明和郭富城的狂熱中瞬間而過；到了初中，他開始遇到人生中的第一次困頓。那時父親的生意失敗，為躲避債主到處搬家。「我一輩子都忘不了餓著肚子不斷換學校的日子。由於營養不良，我的頭髮都是枯黃的。」那時，他聽到了瑪麗亞·凱利的一首歌《英雄》：「其實你心中有一位英雄，當你窺視你的內心，你無須害怕你現在是什麼樣。答案顯而易見，當你到達靈魂深處，你所領悟的哀傷都將消散……你不再畏懼，你清楚你能克服一切……。」
余春光聽著這首歌，在飢餓中衝刺高考。他考上了廣東一個沿海城市的師範學院的英語系。他學習成績優秀，連續四年獲得一等獎學金，還當上了系學生會的祕書長。
2003年大三那年，系黨組織找到了他，要發展他為「預備黨員」。他說：「他們把名額限制得很少，這讓我感到自己很出色，沾沾自喜。我知道這對我的前途大有好處。」
余春光的家人中有一半是中共黨員。外公當過茂名市局級機關的黨委書記，外婆是主管衛生的官員；爸爸曾經是解放軍空軍的軍官；姨丈還是省級的政協委員。這樣紅色家庭中的孩子，當然是要入黨的。
他開始用黨員的身分認識周圍的事物，這讓他糾結和困惑：「因為我是學英語的，我為了練習聽力，花幾百塊錢買了台高級收音機收聽外國的廣播。廣播裡的價值觀和共產黨要我做的格格不入啊。」余春光就這樣一邊聽著《美國之音》、《BBC》，一邊按時給黨寫思想彙報，發誓為黨「奮鬥終生」。
「說實話，我開始時是很厭惡這一套的，感覺像套上了一個面罩，這個東西覆蓋著我，給我另外的一個表皮。但是寫著寫著，我就不太討厭了，慢慢就習慣了，變成了一個『兩面人』。」畢業時余春光成為一個正式黨員。
他還是愛聽凱利的《英雄》。然而春風得意的日子，他既不感到恐懼，也沒有哀傷，漸漸地淡忘了心中的「英雄」。
為黨賣命 輸出控制
因為學生黨員的身分，余春光剛一畢業就被佛山一家重點中學聘為班主任，這是其他同學享受不到的好處。班主任意味著更快的升遷、更大的權力、更肥的待遇。但是做為交換的是，學校要求他「幫扶」思想有「問題」的學生。
什麼是有問題的學生？「就是那些在每週一升國旗、唱國歌時不認真的學生。」因為每個月各個班都要評比，自己這個班的表現不光影響著個人的業績，還牽扯到其他任科老師的利益。每當他質問學生「為什麼在唱國歌這麼莊嚴的時候不認真呢？」孩子們就以不作聲做為抵制。
終於，他在一天晚自習的時候抓住了那幾個學生的小辮子。他發現這幾個男生出去開生日派對，還喝了啤酒。他就把他們的家長找來了，讓他們把學生領回去，不准在學校過夜：「我就是想給他們個教訓，製造這個氣氛，讓他們看看不聽管制有什麼後果。」
可是連他自己都討厭這種「教育」：「這不是教育而是『教唆』。我小學入少先隊，中學入團，大學入黨，一直在被管制當中。現在我又在向別人輸出這種管制，可是我內心是渴望自由的。」於是，兩年之後余春光跳槽到廣州，他希望在大城市能夠自由一些。他在廣州越秀區一所重點高中裡謀到了一個職位，還是當班主任。
可是那裡管制得更嚴厲。還是老一套，他還是要做「幫扶」工作，管學生從早上6點到晚上11點。他形容「我從一個火坑跳到了另一個火坑」。後來，他就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的「人力資源與管理」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想改行，「我不想再從事所謂的教育事業了，我厭惡透了。」這期間他攢了20萬元錢，想到國外留學。後來他結婚用了這筆錢，就不再想留學的事情了。
一個美國老師的提問
從2009年到2012年，余春光的學校加入了一個中美EBUS計劃，即每年暑假派一部分學生到美國學習大學預科課程，有兩年是他帶的隊。
記得那是2011年7月的一天，他的女兒才出生幾個月。當他在加州大學長灘分校的草坪上等待學生下課的時候，他和對方學校的一個老師攀談了起來。這個老師叫傑森·沃德，也是個年輕的爸爸。一開始，他們的話題是各自的小女兒。
正當兩個爸爸拿著手機炫耀自己的寶貝女兒的照片時，忽然，傑森老師的手機上跳出一個視頻。在視頻裡面，一個穿白襯衣的年輕人站在一隊坦克前面，似乎試圖阻擋坦克車隊的前進。坦克朝邊上轉了一下頭，這個年輕人又站到那坦克前。然後就沒有下文了，視頻到這裡中斷了。傑森問：「你能告訴我這個年輕人後來的命運是什麼樣的嗎？」
余春光從來沒有看過這個鏡頭，也不知是怎麼回事，他就根據自己對中國狀況的理解回答道：「不是槍斃就是無期徒刑。」
他從那天開始知道了「六四」這個詞。他隱約記得自己8、9歲的時候在電視上看過北京「暴徒」燒軍車的畫面。彷彿一個巨大的幕布被掀開了一角，誘惑著他想看那幕布的後面是什麼。他回國之後立刻開始尋找真相。（未完待續）
接下期： http://www.ntdtv.com/xtr/b5/2016/10/29/a1293806.html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