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發生在斯大林時代的一個真實故事。
有一天，莫斯科附近的一個小城召開一次政治會議，當地的政府要人們都參加了。便衣警察們也像以往那樣，混入會議大廳的人群之中，做著他們的神祕工作。
眾多政府要員演講之後，進入會議的高潮階段一一歌頌偉大領袖斯大林。歌頌完畢後，全體與會者起立，進行熱烈的鼓掌。
掌聲相當熱烈，持續的時間長達三四分鐘之多，還沒有停下來的徵兆。人們都不敢率先停止鼓掌，若被那些祕密警察發現了，就要被扣以對偉大領袖不忠的罪名。於是六分鐘過去了，七分鐘過去了，掌聲還是那麼熱烈而又響亮。與會者中，有些年長者的心臟，便有點受不住這雷鳴般的嘈音了。但是九分鐘，十分鐘，掌聲還在熱烈地響著。所有人的心裡，都起了恐慌的念頭。
這時候，一位坐在主席台上的造紙廠廠長鼓起了勇氣，率先停止了鼓掌，並坐了下來。這使會場迅速寧靜了下來，人們終於都鬆了一口長氣。
一個星期以後，這位率先停止鼓掌的造紙廠廠長，卻因怠忽職守罪而遭到了逮捕，並被判決監禁十年。審判結束的時候，法官走近他的身邊，對他說:「下次涉及斯大林同志時，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
這個故事再生動不過地揭示了斯大林用以維繫其暴政的兩種基本元素：恐怖與恐懼。
試想，鼓掌都鼓了那麼久了，除了那個膽子稍微大點的廠長，在場的所有人居然沒有一個敢停下來，這說明什麼？說明他們怕，而且不是一般的怕，是怕的要死。那麼他們究竟怕什麼呢？怕一旦停下來就會被扣上對「偉大領袖」不忠的罪名，因此招來厄運。而他們之所以如此恐懼，又是因為他們至始至終都被恐怖包圍著——他們知道穿著便裝的祕密警察就混在他們之中，每時每刻都在盯著自己的一舉一動，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他們的魔爪。那個因為實在憋不住第一個停止鼓掌的廠長的結局不正證明了這一點嗎？
通過不斷製造恐怖讓人們總是處於恐懼之中，從而不敢反抗習慣於逆來順受，這是所有獨裁者維繫其統治的祕訣，也是斯大林的統治祕訣。
斯大林的私人藏書中有兩本關於恐怖活動的書。一本是托洛茨基1920年寫的《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凡是托洛茨基提到恐怖和革命暴力的地方，斯大林都不厭其煩地高興地注上：「對！」「精闢！」「是！！」
另一本是社會主義者考茨基的書《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考茨基寫道：「無產階級的領袖們開始採用極端手段，流血手段——恐怖活動。」這幾句話下面劃了線，斯大林的旁注為：「哈哈」。這位獨裁者在經歷了天天殺人和血海之後，覺得這種「資產階級恐血症」太可笑了。
馬克思曾經說過：「只有一種方法能縮短和減輕舊社會死亡的痙攣與新社會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斯大林在這段話旁邊加了個批註：「恐怖是到達新社會的最快的途徑。」
沒錯，恐怖確實成了斯大林到達他所要建立的「新社會」的「最快的途徑」。那麼斯大林是靠什麼來製造和維繫恐怖的呢？祕密警察。
與納粹德國一樣，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是個典型的警察國家。祕密警察被賦予了凌駕於黨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權，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公民（包括黨和政府的上層官員）進行監聽、監視、恐嚇、逮捕、暗殺、非法勞教和判刑。在毫無覺察之中，人們因為種種自己意想不到的原因，可能就被他們貼上了危險的政治標籤，列入了黑名單，不幸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到大家的頭上。結果，每個人都無法知道怎樣才能不使自己變成敵人，每個人都無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門，晚上是否還能安全地回來，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蟬，除了斯大林，沒有一個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天長日久，恐懼不僅成了國民普遍的心理創傷，而且成了整個國家的一種集體潛意識。
相比較而言，大清洗時期可以說是蘇聯歷史上最恐怖的一個時代，也是最恐懼的一個時代。
許多回憶大清洗的書都會提到那時的夜晚，每到這個時候，黑色的汽車便會開向城市的各個角落，把許多黨員和他們的親屬抓走。沒有任何虛張聲勢的程式，人都是被悄悄抓走的。祕密警察很快便可以弄到所需要的供詞，然後把他們槍斃。由於逮捕行動持續不斷地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對電梯、電鈴聲充滿了近乎病態的敏感恐懼，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祕密警察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在其著作《人‧歲月‧生活》一書中，就描述了這種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的場景：「在我的熟人中間，沒有一個人相信明天，許多人都準備了一隻裝著兩套內衣的小皮箱，隨時準備一去不返。」
「在1938年3月間，我常驚恐不安地傾聽電梯的聲音，當時我想活下去，同別的許多人一樣，我準備好了一個裝著兩套換洗衣服的小皮箱」。在二戰時曾任駐美大使、後任外交部副部長的著名蘇聯外交家季維諾夫是愛倫堡的好友，從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經常把左輪手槍放在床邊的小桌上，如果深夜聽到鈴響，他就不再等待以後的事了……」
「等待槍決是一個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晚年的肖斯塔科維奇有一次向年輕的友人伏爾科夫講述往事時曾如是說。伏爾科夫同情的看著這位蘇聯最負盛名的音樂家，那是一張滿是孩子氣的臉，圓圓的鏡片，蓬鬆的頭髮，總是尷尬和手足無措的神情，謹慎得幾乎稱得上畏懼的眼睛，這張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長，一個時代對一顆靈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擠壓，在這張臉上纖毫畢現。
其實，何止是肖斯塔科維奇，生活在斯大林時代的許多人都被同一主題折磨了一輩子。
下面這個故事，更是再生動不過的說明那時的人恐懼有多深。
一天夜裡九點，蘇聯國家天文館接到一個來自斯大林辦公室的電話，要求迅速查明一個星座的名稱。可是，當天的值班員裡亞奇卻不懂天文，他只不過是一個鐵路工人，是被臨時抽調到天文館工作的。裡亞奇趕緊給館長馬婁夫打電話。馬婁夫也不懂天文，他是內務部的一名軍官。一個月前，原館長和幾名天文學家被「清洗」了，他剛調到天文館任館長。他趕忙親自驅車去找一個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學家，他的好友和同事沃倫斯基。
沃倫斯基被驚醒的時候，已是深夜十一點了。他聽到汽車馬達聲，接著急促的門鈴聲響起，沃倫斯基心臟病突發，死了。
馬婁夫急忙去找另一位天文學家，車到目的地時，已是子夜一點。馬婁夫這次很小心，車近天文學家樓下時，熄火滅燈，上樓也儘量放輕腳步。誰知剛上樓，就聽見「啪」的一聲，夜空中一個黑影縱身飛向窗外，從五樓重重摔到樓下……
幾經周折後，馬婁夫終於在深夜兩點打聽清楚星座的名稱。他足足用了五個小時，死了兩個人。馬婁夫自知罪責難逃，已做好了自盡的準備，但當他接通電話時，斯大林已經休息了，工作人員告訴他事情的經過：昨晚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陪斯大林在花園夜宴時，為天上一個星座的名稱小有爭議。斯大林就說，這事容易，打電話問天文館。
事情原來就是因為斯大林隨便的一句話。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有一天，莫斯科附近的一個小城召開一次政治會議，當地的政府要人們都參加了。便衣警察們也像以往那樣，混入會議大廳的人群之中，做著他們的神祕工作。
眾多政府要員演講之後，進入會議的高潮階段一一歌頌偉大領袖斯大林。歌頌完畢後，全體與會者起立，進行熱烈的鼓掌。
掌聲相當熱烈，持續的時間長達三四分鐘之多，還沒有停下來的徵兆。人們都不敢率先停止鼓掌，若被那些祕密警察發現了，就要被扣以對偉大領袖不忠的罪名。於是六分鐘過去了，七分鐘過去了，掌聲還是那麼熱烈而又響亮。與會者中，有些年長者的心臟，便有點受不住這雷鳴般的嘈音了。但是九分鐘，十分鐘，掌聲還在熱烈地響著。所有人的心裡，都起了恐慌的念頭。
這時候，一位坐在主席台上的造紙廠廠長鼓起了勇氣，率先停止了鼓掌，並坐了下來。這使會場迅速寧靜了下來，人們終於都鬆了一口長氣。
一個星期以後，這位率先停止鼓掌的造紙廠廠長，卻因怠忽職守罪而遭到了逮捕，並被判決監禁十年。審判結束的時候，法官走近他的身邊，對他說:「下次涉及斯大林同志時，你可要小心，不要率先停止鼓掌。」
這個故事再生動不過地揭示了斯大林用以維繫其暴政的兩種基本元素：恐怖與恐懼。
試想，鼓掌都鼓了那麼久了，除了那個膽子稍微大點的廠長，在場的所有人居然沒有一個敢停下來，這說明什麼？說明他們怕，而且不是一般的怕，是怕的要死。那麼他們究竟怕什麼呢？怕一旦停下來就會被扣上對「偉大領袖」不忠的罪名，因此招來厄運。而他們之所以如此恐懼，又是因為他們至始至終都被恐怖包圍著——他們知道穿著便裝的祕密警察就混在他們之中，每時每刻都在盯著自己的一舉一動，稍有不慎就可能落入他們的魔爪。那個因為實在憋不住第一個停止鼓掌的廠長的結局不正證明了這一點嗎？
通過不斷製造恐怖讓人們總是處於恐懼之中，從而不敢反抗習慣於逆來順受，這是所有獨裁者維繫其統治的祕訣，也是斯大林的統治祕訣。
斯大林的私人藏書中有兩本關於恐怖活動的書。一本是托洛茨基1920年寫的《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凡是托洛茨基提到恐怖和革命暴力的地方，斯大林都不厭其煩地高興地注上：「對！」「精闢！」「是！！」
另一本是社會主義者考茨基的書《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考茨基寫道：「無產階級的領袖們開始採用極端手段，流血手段——恐怖活動。」這幾句話下面劃了線，斯大林的旁注為：「哈哈」。這位獨裁者在經歷了天天殺人和血海之後，覺得這種「資產階級恐血症」太可笑了。
馬克思曾經說過：「只有一種方法能縮短和減輕舊社會死亡的痙攣與新社會血腥出生的苦痛——革命的恐怖」。斯大林在這段話旁邊加了個批註：「恐怖是到達新社會的最快的途徑。」
沒錯，恐怖確實成了斯大林到達他所要建立的「新社會」的「最快的途徑」。那麼斯大林是靠什麼來製造和維繫恐怖的呢？祕密警察。
與納粹德國一樣，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是個典型的警察國家。祕密警察被賦予了凌駕於黨和政府及法律之上的特權，可以隨心所欲地對公民（包括黨和政府的上層官員）進行監聽、監視、恐嚇、逮捕、暗殺、非法勞教和判刑。在毫無覺察之中，人們因為種種自己意想不到的原因，可能就被他們貼上了危險的政治標籤，列入了黑名單，不幸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到大家的頭上。結果，每個人都無法知道怎樣才能不使自己變成敵人，每個人都無法肯定早上走出家門，晚上是否還能安全地回來，所有人都活得如履薄冰，噤若寒蟬，除了斯大林，沒有一個人感到自己是真正安全的。
天長日久，恐懼不僅成了國民普遍的心理創傷，而且成了整個國家的一種集體潛意識。
相比較而言，大清洗時期可以說是蘇聯歷史上最恐怖的一個時代，也是最恐懼的一個時代。
許多回憶大清洗的書都會提到那時的夜晚，每到這個時候，黑色的汽車便會開向城市的各個角落，把許多黨員和他們的親屬抓走。沒有任何虛張聲勢的程式，人都是被悄悄抓走的。祕密警察很快便可以弄到所需要的供詞，然後把他們槍斃。由於逮捕行動持續不斷地進行，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神經高度緊張，對電梯、電鈴聲充滿了近乎病態的敏感恐懼，生怕夜間有人敲自己家門。許多住在高樓上的人為免遭被捕後的嚴刑拷打和侮辱，在祕密警察敲門時，便縱身跳下，以死相抗。
親身經歷過那個年代的蘇聯著名作家愛倫堡在其著作《人‧歲月‧生活》一書中，就描述了這種人人自危、風聲鶴唳的場景：「在我的熟人中間，沒有一個人相信明天，許多人都準備了一隻裝著兩套內衣的小皮箱，隨時準備一去不返。」
「在1938年3月間，我常驚恐不安地傾聽電梯的聲音，當時我想活下去，同別的許多人一樣，我準備好了一個裝著兩套換洗衣服的小皮箱」。在二戰時曾任駐美大使、後任外交部副部長的著名蘇聯外交家季維諾夫是愛倫堡的好友，從1937年起直到1952年病故前，他「經常把左輪手槍放在床邊的小桌上，如果深夜聽到鈴響，他就不再等待以後的事了……」
「等待槍決是一個折磨了我一輩子的主題。」晚年的肖斯塔科維奇有一次向年輕的友人伏爾科夫講述往事時曾如是說。伏爾科夫同情的看著這位蘇聯最負盛名的音樂家，那是一張滿是孩子氣的臉，圓圓的鏡片，蓬鬆的頭髮，總是尷尬和手足無措的神情，謹慎得幾乎稱得上畏懼的眼睛，這張面孔是如此意味深長，一個時代對一顆靈魂所能造成的痛苦擠壓，在這張臉上纖毫畢現。
其實，何止是肖斯塔科維奇，生活在斯大林時代的許多人都被同一主題折磨了一輩子。
下面這個故事，更是再生動不過的說明那時的人恐懼有多深。
一天夜裡九點，蘇聯國家天文館接到一個來自斯大林辦公室的電話，要求迅速查明一個星座的名稱。可是，當天的值班員裡亞奇卻不懂天文，他只不過是一個鐵路工人，是被臨時抽調到天文館工作的。裡亞奇趕緊給館長馬婁夫打電話。馬婁夫也不懂天文，他是內務部的一名軍官。一個月前，原館長和幾名天文學家被「清洗」了，他剛調到天文館任館長。他趕忙親自驅車去找一個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學家，他的好友和同事沃倫斯基。
沃倫斯基被驚醒的時候，已是深夜十一點了。他聽到汽車馬達聲，接著急促的門鈴聲響起，沃倫斯基心臟病突發，死了。
馬婁夫急忙去找另一位天文學家，車到目的地時，已是子夜一點。馬婁夫這次很小心，車近天文學家樓下時，熄火滅燈，上樓也儘量放輕腳步。誰知剛上樓，就聽見「啪」的一聲，夜空中一個黑影縱身飛向窗外，從五樓重重摔到樓下……
幾經周折後，馬婁夫終於在深夜兩點打聽清楚星座的名稱。他足足用了五個小時，死了兩個人。馬婁夫自知罪責難逃，已做好了自盡的準備，但當他接通電話時，斯大林已經休息了，工作人員告訴他事情的經過：昨晚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陪斯大林在花園夜宴時，為天上一個星座的名稱小有爭議。斯大林就說，這事容易，打電話問天文館。
事情原來就是因為斯大林隨便的一句話。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