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20日訊】「被告×××，解放前後一貫不務正業，品質極端惡劣，曾先後姦污有夫之婦607人，強姦婦女51人，雞姦305人，互相雞姦30人。」
這不是網路段子，也不是小說虛構，而是中國青海省玉樹州法院在「大躍進」期間的一張判決書。這一份堪稱「奇葩」的判決書，同時對183人（其中包括11名婦女）進行了宣判。
在中共的公安機關工作了一輩子的尹曙生，1961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青海省公安廳工作，專門負責接待上訪民眾、處理申訴案件。因此有機會瞭解到中共公安機關在1958年到1961年期間搞「公安工作大躍進」造成的「巨大的人間悲劇」。
《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第1期發表了尹曙生撰寫的《公安工作「大躍進」》一文，揭開了當年中國憲法和法律慘遭政治運動踐踏的重重黑幕。
1958年1月1日，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提出了「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大躍進和大豐收」的政治目標。隨後「大躍進」政治運動在全中國全面鋪開。
中共公安部聞風而動，於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廳局長參加匯報會，討論公安機關如何開展「大躍進」的問題，會上制訂了《1958年公安工作計劃要點》，作為公安工作的「大躍進」的方向和目標。
這份《要點》明確要求全國的公安機關實現「無15元以上的盜竊案，無10元以上損失的火災，無較大群眾性迷信活動，無賭博」所謂「四無」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要點」籠統地要求各級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堅決依法逮捕起來，把應該管制的人堅決依法管制起來；協助有關部門清查企業內部的壞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堅決清除出去；對於已經摘掉帽子又有違法行為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如何來實現這些「大躍進」的口號和目標呢？青海省委書記高峰1958年4月9日在公安工作座談會上說的一段話十分有代表性，他說：「有些人雖然沒有現行破壞活動，但可能是危險分子，可以採取祕密逮捕的方法，把他們搞起來，要搞得很藝術，誰也發現不了；要採取多種多樣的辦法，如讓他們打架、互相告狀、扭送等等。把危險分子都搞掉了，社會問題也就少了」。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公安機關層層制訂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下級又層層加碼，捕人的指標越來越大。從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的數量超過了1949年至1957年的總和。
被抓捕的這些人大多數是無辜的百姓，他們只是因為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公共食堂、刮共產風等政治運動的做法有所不滿，說了些牢騷話，或因為飢餓而偷青吃青，或為了避免餓死而私分、偷盜甚至哄搶了生產隊倉庫裡的糧食，或為了活命外流被當作流竄犯拘捕。而這些被拘捕的人中，約有1／3左右都死在關押場所。
例如：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在3年時間內就有49304名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死在死在勞改農場、看守所，佔總數16萬人的30%。
在那個年代，公安機關拘捕人數的多與少，並不是由社會治安狀況決定的，而是完全根據「領導人」的指示，配合政治運動來逮捕、拘留人。
更嚴重的是，當時的公安抓人不按任何法律程序辦事，完全採取戰爭年代打仗和搞政治運動的辦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沒有犯罪事實和材料；有的人甚至連檔案都沒有；有的人被拘捕後死了都不知道死者究竟姓什名誰；有的人沒有出過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面，稀裡糊塗就被判了刑，然後送到勞改農場，成了勞改農場的「黑人黑戶」。
《公安工作「大躍進」》一文列舉了青海省幾個縣的公安機關「大躍進」的典型例子。
1960年4月，互助縣紅崖子溝公社石郎大隊窩子生產隊全隊150多人已經有40多人餓死。該隊的生產隊長馬賢珍的70多歲的老媽媽對兒子說：「你當生產隊長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隊的人都餓死了，你給誰當隊長？」於是，馬賢珍冒著坐牢甚至殺頭的風險，將生產隊僅有的4420斤糧食偷偷分給社員，還將生產隊4隻羊換了800斤蔬菜分給社員；同時還帶領社員到山上挖野菜，渡過難關，使生產隊餓死人的狀況暫時停止。可他的行為很快被生產大隊幹部發現，報告公社，於是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名將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
丹麻公社丹麻大隊紅山生產隊隊長戚元法，眼見全隊117名社員餓死51人，他感到如不採取措施，全隊的人都得餓死。於是，一天晚上，他帶領身體尚能動彈的7個社員，偷了大隊幾百斤青稞，連夜偷著煮熟，挨家挨戶送到社員家裡。結果天還沒亮，就被大隊的幹部發現，報告了公安局。
戚元法被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帶到縣城集訓隊集訓3個月。僅一個月後，戚元法死在集訓隊，而這個生產隊最後只有18個人沒有餓死，倖存下來。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農業縣——湟中縣曾經是青海省的糧倉，在「大躍進」時期卻成為餓死人最多的縣。這個縣的副縣長兼公安局長安有芳是推行左傾路線的急先鋒。
1958年6月，安有芳根據省裡的「將反革命捕光，槍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達的捕人指標，提出「苦戰六晝夜，捕人六百名」的口號。結果6天捕了841人。由於湊不夠捕人數字，將群眾反映有通姦行為的270人也逮捕了，佔總數32%。
該縣漢東公社元山生產隊，14歲的學生李佔祥全家11口人，在1960年春天餓死7人。無奈之下，他跑到大隊飼養場，偷了2隻小羊羔，回家殺死煮吃，維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隊食堂打飯，端了半瓦罐青稞麵湯，在回家路上，他喝了兩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氣之下，將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來。他想，過不了幾天，全家人都將餓死。於是，他回家拿上鐮刀，帶著繩子，再次跑到飼養場，乘飼養員不在，將一頭毛驢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隻驢耳朵跑回家中。
很快飼養員和大隊幹部順著滴血找到李佔祥家，看到他正在刮驢耳朵上面的毛，還搜查到兩張羔羊皮，人贓俱獲。大隊幹部將李佔祥捆上，把他的耳朵穿個洞掛著割下的驢耳朵，送到公安局。李佔祥因此被法院判處10年徒刑。
當時政法部門為了「大躍進」，把公、檢、法三機關當成一個機關來運作，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制約和監督。三家干警常常帶上空白的逮捕證，走到哪裡就捕到哪裡，想逮捕誰，就逮捕誰，根本不分家。
由於公、檢、法三家變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會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審判員少，於是事先將判決書印好，判人的時候不開庭，不和被告人見面，不審問，只在印好的判決書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玉樹州法院出現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張一次性判處183人的「奇葩判決書」。
這份判決書把183人所犯的涉及通姦等罪行的次數全部累加起來，用得出的總數籠統寫出來的罪狀，完全分不出每個人究竟有多少這樣的犯罪行為。
尹曙生當年跟隨省委工作組到玉樹州檢查時，親眼看到了這張判決書。
（黎明整理編輯/責任編輯：明軒）
這不是網路段子，也不是小說虛構，而是中國青海省玉樹州法院在「大躍進」期間的一張判決書。這一份堪稱「奇葩」的判決書，同時對183人（其中包括11名婦女）進行了宣判。
在中共的公安機關工作了一輩子的尹曙生，1961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青海省公安廳工作，專門負責接待上訪民眾、處理申訴案件。因此有機會瞭解到中共公安機關在1958年到1961年期間搞「公安工作大躍進」造成的「巨大的人間悲劇」。
公安大躍進催生的恐怖抓人指標
《炎黃春秋》雜誌2010年第1期發表了尹曙生撰寫的《公安工作「大躍進」》一文，揭開了當年中國憲法和法律慘遭政治運動踐踏的重重黑幕。
1958年1月1日，經過毛澤東親自審閱、修改的《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乘風破浪》，提出了「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在鋼鐵和其它主要工業產品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大躍進和大豐收」的政治目標。隨後「大躍進」政治運動在全中國全面鋪開。
中共公安部聞風而動，於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廳局長參加匯報會，討論公安機關如何開展「大躍進」的問題，會上制訂了《1958年公安工作計劃要點》，作為公安工作的「大躍進」的方向和目標。
這份《要點》明確要求全國的公安機關實現「無15元以上的盜竊案，無10元以上損失的火災，無較大群眾性迷信活動，無賭博」所謂「四無」目標。為了達到這個目標，「要點」籠統地要求各級公安機關「把應該逮捕的人堅決依法逮捕起來，把應該管制的人堅決依法管制起來；協助有關部門清查企業內部的壞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堅決清除出去；對於已經摘掉帽子又有違法行為的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如何來實現這些「大躍進」的口號和目標呢？青海省委書記高峰1958年4月9日在公安工作座談會上說的一段話十分有代表性，他說：「有些人雖然沒有現行破壞活動，但可能是危險分子，可以採取祕密逮捕的方法，把他們搞起來，要搞得很藝術，誰也發現不了；要採取多種多樣的辦法，如讓他們打架、互相告狀、扭送等等。把危險分子都搞掉了，社會問題也就少了」。
於是從中央到地方，公安機關層層制訂捕人計劃，下達捕人指標。下級又層層加碼，捕人的指標越來越大。從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的數量超過了1949年至1957年的總和。
被抓捕的這些人大多數是無辜的百姓，他們只是因為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公共食堂、刮共產風等政治運動的做法有所不滿，說了些牢騷話，或因為飢餓而偷青吃青，或為了避免餓死而私分、偷盜甚至哄搶了生產隊倉庫裡的糧食，或為了活命外流被當作流竄犯拘捕。而這些被拘捕的人中，約有1／3左右都死在關押場所。
例如：青海省省屬勞改、勞教系統，在3年時間內就有49304名三類人員（勞改犯人、刑滿就業人員、勞教人員）死在死在勞改農場、看守所，佔總數16萬人的30%。
在那個年代，公安機關拘捕人數的多與少，並不是由社會治安狀況決定的，而是完全根據「領導人」的指示，配合政治運動來逮捕、拘留人。
更嚴重的是，當時的公安抓人不按任何法律程序辦事，完全採取戰爭年代打仗和搞政治運動的辦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沒有犯罪事實和材料；有的人甚至連檔案都沒有；有的人被拘捕後死了都不知道死者究竟姓什名誰；有的人沒有出過庭，沒有和法官見過面，稀裡糊塗就被判了刑，然後送到勞改農場，成了勞改農場的「黑人黑戶」。
青海省公安「大躍進」案例
《公安工作「大躍進」》一文列舉了青海省幾個縣的公安機關「大躍進」的典型例子。
1960年4月，互助縣紅崖子溝公社石郎大隊窩子生產隊全隊150多人已經有40多人餓死。該隊的生產隊長馬賢珍的70多歲的老媽媽對兒子說：「你當生產隊長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隊的人都餓死了，你給誰當隊長？」於是，馬賢珍冒著坐牢甚至殺頭的風險，將生產隊僅有的4420斤糧食偷偷分給社員，還將生產隊4隻羊換了800斤蔬菜分給社員；同時還帶領社員到山上挖野菜，渡過難關，使生產隊餓死人的狀況暫時停止。可他的行為很快被生產大隊幹部發現，報告公社，於是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名將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
丹麻公社丹麻大隊紅山生產隊隊長戚元法，眼見全隊117名社員餓死51人，他感到如不採取措施，全隊的人都得餓死。於是，一天晚上，他帶領身體尚能動彈的7個社員，偷了大隊幾百斤青稞，連夜偷著煮熟，挨家挨戶送到社員家裡。結果天還沒亮，就被大隊的幹部發現，報告了公安局。
戚元法被公安局以「壞分子」罪帶到縣城集訓隊集訓3個月。僅一個月後，戚元法死在集訓隊，而這個生產隊最後只有18個人沒有餓死，倖存下來。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農業縣——湟中縣曾經是青海省的糧倉，在「大躍進」時期卻成為餓死人最多的縣。這個縣的副縣長兼公安局長安有芳是推行左傾路線的急先鋒。
1958年6月，安有芳根據省裡的「將反革命捕光，槍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達的捕人指標，提出「苦戰六晝夜，捕人六百名」的口號。結果6天捕了841人。由於湊不夠捕人數字，將群眾反映有通姦行為的270人也逮捕了，佔總數32%。
該縣漢東公社元山生產隊，14歲的學生李佔祥全家11口人，在1960年春天餓死7人。無奈之下，他跑到大隊飼養場，偷了2隻小羊羔，回家殺死煮吃，維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隊食堂打飯，端了半瓦罐青稞麵湯，在回家路上，他喝了兩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氣之下，將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來。他想，過不了幾天，全家人都將餓死。於是，他回家拿上鐮刀，帶著繩子，再次跑到飼養場，乘飼養員不在，將一頭毛驢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隻驢耳朵跑回家中。
很快飼養員和大隊幹部順著滴血找到李佔祥家，看到他正在刮驢耳朵上面的毛，還搜查到兩張羔羊皮，人贓俱獲。大隊幹部將李佔祥捆上，把他的耳朵穿個洞掛著割下的驢耳朵，送到公安局。李佔祥因此被法院判處10年徒刑。
當時政法部門為了「大躍進」，把公、檢、法三機關當成一個機關來運作，相互之間沒有任何制約和監督。三家干警常常帶上空白的逮捕證，走到哪裡就捕到哪裡，想逮捕誰，就逮捕誰，根本不分家。
由於公、檢、法三家變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會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審判員少，於是事先將判決書印好，判人的時候不開庭，不和被告人見面，不審問，只在印好的判決書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
正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玉樹州法院出現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張一次性判處183人的「奇葩判決書」。
這份判決書把183人所犯的涉及通姦等罪行的次數全部累加起來，用得出的總數籠統寫出來的罪狀，完全分不出每個人究竟有多少這樣的犯罪行為。
尹曙生當年跟隨省委工作組到玉樹州檢查時，親眼看到了這張判決書。
（黎明整理編輯/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