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以來，一直宣傳自己是抗戰的中流砥柱，以鞏固其建政合法性。日本學者遠籐譽教授從中國、臺灣、日本的解密檔案中，挖掘出中共當年聯日聯汪反蔣的證據，研究了中共當年與日軍的往來互動活動，從而對對中共權力的來源合法性提出質疑。其中，遠籐譽花費大量精力，在日本外務省的機密資料中查出毛澤東的特別代表潘漢年當年向日軍提供的情報原件，找到了中共與日軍勾結的鐵證。
2015年11月，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籐譽撰寫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在日本出版。
《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在日本出版。（網絡圖片）
作者遠籐根據她收集的中國、臺灣、日本三方面資料，來論證中國國民黨軍隊抗日時，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率領的中共與日本駐上海的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合作打擊國民黨的史實。
2017年2月21日，美國之音報導，為了尋找潘漢年和日本合作的相關歷史證據，遠籐教授當年整天"泡"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翻閱著1938年至1942年期間的記錄，甚至用岩井可能的代號「一〇一」，（日文的發音是「i-wa-i」，與「岩井」的日文發音一致）日語岩井可能的發音查找，但依然不果。
後來遠籐求助資料中心職員，該職員建議說：「支那事變（中國稱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各地的情報都被整合在一起了，請去翻一下那個時期的檔案資料。」
踏破鐵鞋，遠籐教授終於覓到了一份1940年3月23日的「機密第795號」情報。這是由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三浦義秋髮往外務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文件。這份機密情報的標題是「關於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三浦總領事於1940年3月21日從上海總領事館警察署長白袖榮鬆手中收到了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號」，文件標明同時抄送「在華各總領事、香港、北支警務部長」。
這份機密文件來源於日本外務省保存的昭和15年（1940年）支那事變關係一件/關於支那事變狀況的報告/支那各地報告/上海情報第二卷。整個資料將近10公分厚，「機密第795號」就藏身其中。
根據原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岩井公館負責人岩井英一的回憶錄《上海的回想》，這份報告是1939年秋岩井英一首次見潘漢年後不久，有一天隨口委託潘漢年寫一份中共內部情況和未來動向的報告書，他原以為潘漢年會拒絕，未料潘漢年一口承諾，並在不久後提交。報告內容正是潘漢年按岩井要求向日方提供的情報。
代表毛澤東私通日軍的中共特務潘漢年（網路圖片）
遠籐譽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岩井英一在《回想的上海》曾提到這個報告書。但是這個報告書裡到底寫的什麼，這個怎麼也找不到了，她寫日文版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這本書的時候，當時也沒有找到。後來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時候，她又有一點時間了，所以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館，每頁都查，最後終於找到了這樣的信息。
這是唯一的關於中共的內部材料。這個確實是潘漢年提供的。因為從時間上、長度上、內容上判斷，完全和岩井的回憶錄裡寫的一樣、一致。所以這是唯一的她能判斷的潘漢年提供的情報。
此外，岩井在回憶錄裡也多次提到潘漢年提供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情報。但是潘漢年提供給日方的軍事情報具體的內容，就是國民黨的軍事情報，哪些是潘漢年提供的，哪些是其他人提供的，這個完全沒有寫清楚。因為是特務工作嘛。特務工作不管是哪個國家，哪個特務提供的，這絕對是不能寫的。所以這個是很難看出來。在外交史料館，在檔案裡，也沒法看出來，哪份情報是潘漢年提交的，哪份是其他的人提交的，這個很難判斷。能判斷的是什麼呢？唯一的就是中共內部的材料，中共內部的信息、情報，這個能判斷是潘漢年提供的。
至於潘漢年為何向日本提供有關中共自己的情報，遠籐譽教授分析認為，潘漢年先交給岩井英一中共內部的情報，從而使岩井英一相信自己。如果連自己的軍隊的內部資料也提供的話，岩井就可以相信潘漢年。隨後潘漢年就向岩井提了停戰問題，中共和日軍之間的停戰、停火問題，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內部的材料。這麼理解的話就符合邏輯了。
遠籐譽表示，有關毛澤東派遣潘漢年與日本間諜機關聯絡的這段歷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裡有明確記載，多處有這樣的描繪。毛澤東有一天叫潘漢年過來，然後給他一個特別任務。書中寫道「特別任務」，如果明確地寫「特務」，那就不好聽了嗎，所以用「特別任務」這四個字來表現。面對面的，毛澤東直接命令了潘漢年，（從事）「特別任務」這樣的工作。在《毛澤東年譜》裡還有很多毛澤東致電給潘漢年的記錄，共有30多處。
據維基百科資料，潘漢年（1906年1月18日－1977年4月14日），江蘇宜興歸徑鄉陸平村人，中共著名作家、間諜、上海副市長。早期在中共中央直屬文化工作委員會擔任第一書記、華中局聯絡部長，抗戰期間奉命代表中國共產黨與日軍取得互不侵犯的默契，並與日軍、汪精衛政府緊密交流，戰後卻遭毛澤東以「內姦」罪嫌逮捕迫害而死，1982年獲得「平反」，被中共中央評定為「優秀忠誠的共產黨員」。
此外，遠籐譽教授還在臺北圖書館找到了毛澤東當年「70%發展、20%妥協、10%抗戰」祕密講話的原始證據。【阿波羅網曾報導：臺北圖書館找到毛澤東「7分發展2分妥協1分抗戰」】
前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辛灝年對遠籐教授用日本方面的資料將潘漢年出賣祖國情報的罪證公佈於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辛灝年教授認為，「遠籐譽教授在這本書中所講述的內容和中國大陸從1985年以來31年的歷史反思運動、民間歷史反思運動所獲得的成果完全一致。只是由於我們不懂日文，我們很多歷史學家沒辦法去看到遠籐譽教授所能看到的資料。所以我們不能拿出潘漢年投靠日本，作為漢奸出賣祖國情報的罪證。遠籐譽教授對此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她把這個罪證公之於眾了。」
據廖波博客揭露，毛澤東1925年在廣州期間加入國民黨，並任汪精衛的祕書，汪對毛多有關愛、提拔，直至推薦毛接替自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毛那時奉汪為「恩師」。1939年10月這次，毛囑潘漢年到上海、南京後，可設法去和汪取得聯繫，套套舊時交情，以換取對革命有益的新情報。由於種種原因，潘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見到汪精衛，談了兩次，自然轉達毛對汪的致意。
中共建政後，因毛澤東剛處理過高崗、饒漱石問題，潘漢年很緊張。因為他1942年赴南京見汪精衛一事，只有「偉大領袖」一人知道。最終，潘漢年遭到「祕密逮捕」。還是毛親自下的命令。周恩來最後在給潘漢年定罪的判決書上籤了字。潘可以不殺，但要判無期徒刑，關押到死。封口，為的是讓潘永不談及舊事。
而據黃花崗雜誌第十八期一篇署名鐵林的文章披露，中共與日本駐中國特務機關、汪偽特務總部均有直線的、互明身份的祕密聯繫。與日本特務機關聯繫主要通過前日本大使館情報部主任岩井，而與汪偽的聯繫是直接與汪偽特務委員會祕書長、警政部長李士群直線聯繫的。
在大陸出版的幾本關於潘漢年的傳記，若隱若現地披露了潘在「敵人心臟」裡的種種工作。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原意是為潘「平反昭雪」，卻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與日本軍方會談的許多細節。在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漢年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
該書記載道：「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游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
中共三諜關露（中）、袁殊（右）、胡均鶴（左）在抗日時期幫助潘漢年勾結日偽出賣國軍軍情。（網路合成圖）
潘漢年通過袁殊與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機構「梅花堂」建立聯繫，並領取活動經費，第一次就獲得了一萬元的費用。「梅花堂」的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曾參與策劃汪精衛的叛逃，他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請潘吃飯。此後，雙方多次交換情報。
另外，潘漢年還通過李士群拜見汪精衛。會見中，潘的身份並非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議潘轉達他對中共的「善意」，並尋找雙方的「契合點」——即共同反對蔣介石抗日的重慶國民政府。
──轉自《 阿波羅網》
（責任編輯：李明心）
2015年11月，日本築波大學名譽教授、東京福祉大學教授遠籐譽撰寫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在日本出版。
《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一書在日本出版。（網絡圖片）
作者遠籐根據她收集的中國、臺灣、日本三方面資料，來論證中國國民黨軍隊抗日時，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率領的中共與日本駐上海的特務機關——岩井公館合作打擊國民黨的史實。
2017年2月21日，美國之音報導，為了尋找潘漢年和日本合作的相關歷史證據，遠籐教授當年整天"泡"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翻閱著1938年至1942年期間的記錄，甚至用岩井可能的代號「一〇一」，（日文的發音是「i-wa-i」，與「岩井」的日文發音一致）日語岩井可能的發音查找，但依然不果。
後來遠籐求助資料中心職員，該職員建議說：「支那事變（中國稱盧溝橋事變）之後，中國各地的情報都被整合在一起了，請去翻一下那個時期的檔案資料。」
踏破鐵鞋，遠籐教授終於覓到了一份1940年3月23日的「機密第795號」情報。這是由日本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三浦義秋髮往外務大臣有田八郎的一份文件。這份機密情報的標題是「關於新四軍的作戰經過和建軍工作」。三浦總領事於1940年3月21日從上海總領事館警察署長白袖榮鬆手中收到了這一文件——上海高密「第1520號」，文件標明同時抄送「在華各總領事、香港、北支警務部長」。
這份機密文件來源於日本外務省保存的昭和15年（1940年）支那事變關係一件/關於支那事變狀況的報告/支那各地報告/上海情報第二卷。整個資料將近10公分厚，「機密第795號」就藏身其中。
根據原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岩井公館負責人岩井英一的回憶錄《上海的回想》，這份報告是1939年秋岩井英一首次見潘漢年後不久，有一天隨口委託潘漢年寫一份中共內部情況和未來動向的報告書，他原以為潘漢年會拒絕，未料潘漢年一口承諾，並在不久後提交。報告內容正是潘漢年按岩井要求向日方提供的情報。
代表毛澤東私通日軍的中共特務潘漢年（網路圖片）
遠籐譽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岩井英一在《回想的上海》曾提到這個報告書。但是這個報告書裡到底寫的什麼，這個怎麼也找不到了，她寫日文版的《毛澤東與日軍共謀的男人》這本書的時候，當時也沒有找到。後來這本書翻譯成中文出版的時候，她又有一點時間了，所以就每天跑到外交史料館，每頁都查，最後終於找到了這樣的信息。
這是唯一的關於中共的內部材料。這個確實是潘漢年提供的。因為從時間上、長度上、內容上判斷，完全和岩井的回憶錄裡寫的一樣、一致。所以這是唯一的她能判斷的潘漢年提供的情報。
此外，岩井在回憶錄裡也多次提到潘漢年提供國民黨軍隊的戰略情報。但是潘漢年提供給日方的軍事情報具體的內容，就是國民黨的軍事情報，哪些是潘漢年提供的，哪些是其他人提供的，這個完全沒有寫清楚。因為是特務工作嘛。特務工作不管是哪個國家，哪個特務提供的，這絕對是不能寫的。所以這個是很難看出來。在外交史料館，在檔案裡，也沒法看出來，哪份情報是潘漢年提交的，哪份是其他的人提交的，這個很難判斷。能判斷的是什麼呢？唯一的就是中共內部的材料，中共內部的信息、情報，這個能判斷是潘漢年提供的。
至於潘漢年為何向日本提供有關中共自己的情報，遠籐譽教授分析認為，潘漢年先交給岩井英一中共內部的情報，從而使岩井英一相信自己。如果連自己的軍隊的內部資料也提供的話，岩井就可以相信潘漢年。隨後潘漢年就向岩井提了停戰問題，中共和日軍之間的停戰、停火問題，所以就是因為這個目的才提供了中共內部的材料。這麼理解的話就符合邏輯了。
遠籐譽表示，有關毛澤東派遣潘漢年與日本間諜機關聯絡的這段歷史，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年譜》裡有明確記載，多處有這樣的描繪。毛澤東有一天叫潘漢年過來，然後給他一個特別任務。書中寫道「特別任務」，如果明確地寫「特務」，那就不好聽了嗎，所以用「特別任務」這四個字來表現。面對面的，毛澤東直接命令了潘漢年，（從事）「特別任務」這樣的工作。在《毛澤東年譜》裡還有很多毛澤東致電給潘漢年的記錄，共有30多處。
據維基百科資料，潘漢年（1906年1月18日－1977年4月14日），江蘇宜興歸徑鄉陸平村人，中共著名作家、間諜、上海副市長。早期在中共中央直屬文化工作委員會擔任第一書記、華中局聯絡部長，抗戰期間奉命代表中國共產黨與日軍取得互不侵犯的默契，並與日軍、汪精衛政府緊密交流，戰後卻遭毛澤東以「內姦」罪嫌逮捕迫害而死，1982年獲得「平反」，被中共中央評定為「優秀忠誠的共產黨員」。
此外，遠籐譽教授還在臺北圖書館找到了毛澤東當年「70%發展、20%妥協、10%抗戰」祕密講話的原始證據。【阿波羅網曾報導：臺北圖書館找到毛澤東「7分發展2分妥協1分抗戰」】
前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辛灝年對遠籐教授用日本方面的資料將潘漢年出賣祖國情報的罪證公佈於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辛灝年教授認為，「遠籐譽教授在這本書中所講述的內容和中國大陸從1985年以來31年的歷史反思運動、民間歷史反思運動所獲得的成果完全一致。只是由於我們不懂日文，我們很多歷史學家沒辦法去看到遠籐譽教授所能看到的資料。所以我們不能拿出潘漢年投靠日本，作為漢奸出賣祖國情報的罪證。遠籐譽教授對此做出了最大的貢獻。她把這個罪證公之於眾了。」
毛澤東潘漢年通敵黑幕
據廖波博客揭露，毛澤東1925年在廣州期間加入國民黨，並任汪精衛的祕書，汪對毛多有關愛、提拔，直至推薦毛接替自己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毛那時奉汪為「恩師」。1939年10月這次，毛囑潘漢年到上海、南京後，可設法去和汪取得聯繫，套套舊時交情，以換取對革命有益的新情報。由於種種原因，潘直到1942年9月才在李士群的安排下，赴南京見到汪精衛，談了兩次，自然轉達毛對汪的致意。
中共建政後，因毛澤東剛處理過高崗、饒漱石問題，潘漢年很緊張。因為他1942年赴南京見汪精衛一事，只有「偉大領袖」一人知道。最終，潘漢年遭到「祕密逮捕」。還是毛親自下的命令。周恩來最後在給潘漢年定罪的判決書上籤了字。潘可以不殺，但要判無期徒刑，關押到死。封口，為的是讓潘永不談及舊事。
而據黃花崗雜誌第十八期一篇署名鐵林的文章披露，中共與日本駐中國特務機關、汪偽特務總部均有直線的、互明身份的祕密聯繫。與日本特務機關聯繫主要通過前日本大使館情報部主任岩井，而與汪偽的聯繫是直接與汪偽特務委員會祕書長、警政部長李士群直線聯繫的。
在大陸出版的幾本關於潘漢年的傳記，若隱若現地披露了潘在「敵人心臟」裡的種種工作。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原意是為潘「平反昭雪」，卻不小心透露了潘代表中共與日本軍方會談的許多細節。在汪偽特務頭子李士群的安排下，潘漢年會見了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課長都甲大佐。
該書記載道：「都甲說，清鄉的目的是為了強化治安。日本方面目前最關心的是津浦線南段的運輸安全。只要新四軍不破壞這一段的鐵路交通，日方則希望和新四軍有一個緩衛地帶。潘漢年說，新四軍的發展很快，目前正在穩步地鞏固和擴大農村根據地，也無意立即佔領鐵路交通線和其他交通據點。日軍要給新四軍一定生存條件，否則游擊隊就會隨時破壞鐵路交通的。」
中共三諜關露（中）、袁殊（右）、胡均鶴（左）在抗日時期幫助潘漢年勾結日偽出賣國軍軍情。（網路合成圖）
潘漢年通過袁殊與日本駐華最高特務機構「梅花堂」建立聯繫，並領取活動經費，第一次就獲得了一萬元的費用。「梅花堂」的首任「機關長」影佐禎昭，曾參與策劃汪精衛的叛逃，他非常重視潘漢年的作用，專門在上海「六三花園」請潘吃飯。此後，雙方多次交換情報。
另外，潘漢年還通過李士群拜見汪精衛。會見中，潘的身份並非一般的情報人員，而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汪建議潘轉達他對中共的「善意」，並尋找雙方的「契合點」——即共同反對蔣介石抗日的重慶國民政府。
──轉自《 阿波羅網》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