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陸文革的慘烈，人們或通過親身經歷或通過若干書籍基本有了大致的瞭解，但對於文革對西藏和西藏文化的摧殘，卻知之甚少。1962年5月，十世班禪的《七萬言書》為我們打開了一個窗口。
在《七萬言書》中，十世班禪提出「七個認識」，認為中共「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現的錯誤和問題極其嚴重。
班禪指出「改革後佛教遭受巨大的衰敗而瀕於滅亡，我們藏人於心不忍。」「（中共）掀起了一個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燬，拋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牆、佛塔姿意進行了瘋像闖入般破壞……盜走了許多佛像飾品和佛塔體內的寶貴物品……公然無忌的侮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佛畫和經書用於制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由於做了許多瘋子也難做出的行為，因而使各階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眼中流淚，口稱：我們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語中把沒有宗教的地方稱為黑地方）等而哀。」
使藏民最為痛苦的還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們藏人的習慣，人死後若不進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對亡人不孝敬、殘酷無情而極為惡劣的。」因而一段時間人們說：「我們死的太遲了，如果早死一點，還能得到超度，現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樣，氣一斷就會被扔到門外去。」
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中，班禪指出「如果想進行鬥爭，即如被斗者雖然沒有特別嚴重的過錯，也要捏造許多嚴重的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欲、顛倒是非，不僅毫無根據，一個比一個更尖銳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誇過火地姿意進行誣陷，以致冤枉了許多好人；而且對於那些瘋狂的人，反予以獎勵表揚，而對真假不加調查等，沒有進行應有的掌握，此其狂風之一。……鬥爭一開始，大喊、怒吼幾下，同時拔發揪須，拳打腳踢，擰肉掐肩，推來推去，有些人還用大鑰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竅流血，失去知覺而昏倒，四肢斷折等，嚴重受傷，有的甚至在鬥爭時當場喪命，此其狂風之二」，「很多在押犯悲慘地死去了，幾年來，藏族人口有很大減少，這對藏族來說，是個很危險的問題。」
班禪還表示，中共平叛擴大化時，青、甘、川、滇藏區有的地方「除老幼婦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餘青壯年男子以及通情達理的人，大部分被逮捕關押了。」
除了《七萬言書》，由西藏作家唯色和其父親澤仁多吉藉所著的《殺劫》一書，通過文字和照片，為我們描摹了當時發生在西藏的慘烈。
書中提到，文革爆發後，大批喇嘛被強制還俗，大批珍貴經書被焚燬，截至1976年，西藏境內原有的2700座寺院僅剩下8座，其中有著「藏地的靈魂」之稱的大昭寺在文革時的遭遇，無疑是那2700座寺院境況的縮影。
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覺康」（藏語意為佛殿），位於西藏拉薩老城區中心，是一座藏傳佛教寺院，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始建於唐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吐蕃王朝的鼎盛時期，是藏王松讚干布為紀念尼泊爾尺尊公主入藏而建的，用於供奉公主從家鄉帶來的釋迦牟尼八歲等身佛像，但目前寺院中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入藏時帶來的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佛像。
據說，大昭寺建造時曾以山羊馱土，因而最初的佛殿曾被命名為「羊土神變寺」。1409年，西藏格魯教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為歌頌釋迦牟尼的功德，召集藏傳佛教各派僧眾，於藏歷正月在寺院舉行了大法會：默朗欽莫，前後持續15天，後寺院改名為大昭寺。不過，也有觀點認為早在9世紀時已改稱大昭寺。清朝時，大昭寺曾被稱為「伊克昭廟」。經歷代修繕增建，形成了龐大的建築群，如今佔地25100餘平方米。他融合了藏、唐、尼泊爾、印度的建築風格，成為藏式宗教建築的千古典範。
除了釋迦牟尼的佛像外，大昭寺還供奉著眾多佛像、聖物和法器，其所擁有的從「吐蕃」至近期「格桑頗章」期壁畫藝術也讓人嘆為觀止。
作為宗教聖地，大昭寺是各教派共尊的神聖寺院，其「默朗欽莫」非常有名。當年，因來參加法會的僧俗眾多，宗喀巴將法座移到大昭寺南側的廣場繼續傳法，從此歷代達賴喇嘛和甘丹赤巴都在此傳授佛法，並稱之為「松卻繞瓦」，意思是「傳法之地」。而法會也成為慣例，屆時拉薩三大寺院哲蚌寺、沙拉寺、甘丹寺和其他寺院的數萬僧人都雲集於此，舉行修法、辯經、驅魔、迎請未來強巴佛等活動。後世法會都由達賴主持。
大昭寺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在宗教上，還體現在世俗方面。在歷史上，它還是西藏噶廈政權的所在地之一。自五世達賴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後，噶廈分管財政、稅務、糧食、司法、外交等部門便設在大昭寺二樓。後來清朝政府關於活佛轉世的「金瓶掣簽」活動也在此舉行。
正是因為大昭寺在宗教和世俗方面雙重的重要作用，它在文革期間成為了「破四舊」的重點目標。1966年8月，拉薩的紅衛兵扛著紅纓槍來到大昭寺進行洗劫。
根據《殺劫》中的圖片和文字，大昭寺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大量法衣、經書、佛像、嘛尼輪等被砸、被毀、被燒；釋迦牟尼佛像則被戴上高帽，高帽上寫有種種侮辱性的語言，其身上的金銀珠寶、綾羅綢緞全都不翼而飛，連身上和臉上塗的金都被刮淨，甚至鑲嵌在佛像眉心的一顆無以倫比的寶石以及古老的黃金耳環，也不知被何人拿走；還有所有佛像體內的裝藏之物也都被拿走，其中的青稞被運送到糧食局倉庫，磨成了糌粑……
《殺劫》中還透露，中共軍隊在1967年入駐大昭寺後，將剩餘的法器、佛像等運走毀掉。據說，除了釋迦牟尼像，其他佛像全部被砸光。寺中的很多一層的佛殿都變成了豬圈，養了很多豬，而樓上的佛殿則改為軍人的宿捨，樓上和樓下間搭了一個梯子。一個當時送豬飼料的僧人說：「他們把大昭寺的一角辟成茅廁，我們可以看見他們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則被改造成牲畜屠宰場。」另一個當年的紅衛兵也說：「大昭寺除了被當作豬圈，還做過屠宰場，在裡面殺豬拔毛。」
七十年代，軍隊撤離後，大昭寺被改成拉薩市委第二招待所，西藏各地區和附近各縣來拉薩的幹部和普通百姓都可以投宿。也因此，寺內牆上的壁畫被燒酥油茶的火苗和水汽熏的破損不堪。1972年，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中日、中美關係都有了改善，中共高層為改變國際形象，下令重修大昭寺。然而修復者們並不清楚在佛殿中究竟該放置什麼佛像，最終還是在一位被批鬥的「牛鬼蛇神」也是高僧的幫助下修復了第一層佛殿。1980年完成全部重建工程。
重建後的大昭寺又恢復了香火繚繞的場景，直至今日。不過佛像已不是昔日的佛像，壁畫已不是昔日的壁畫，管理寺院者也不是昔日的高僧。
在西藏的寺廟遭遇劫難的同時，作為藏族中引導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導師」或「上師」的喇嘛等作為「四舊」，自然也擺脫不了被批鬥的命運。
《殺劫》中介紹了幾位「上師」的遭遇，其中有一位是西藏為數不多的女上師桑頂．多吉帕姆．德欽曲珍。1940年出生的她，父親名為日丹傑布，母親名為索朗卓瑪。她幼時便入寺為尼，6歲時被認定為第十一世桑頂•多吉帕姆的轉世靈童，併進入桑頂寺，12歲時受比丘戒，被封為「呼圖克圖」（藏傳佛教上層大活佛的封號）。1952年藏歷二月初八吉日，在法樂的奏鳴聲中，德欽曲珍舉行坐床繼位大典，正式成為第十二世多吉帕姆。
多吉帕姆的童年一直在禮佛、誦經、修法中度過，眾多高僧都先後做過她的導師。每年，她還要去古城江孜等地講經弘法，為徒眾祈福。
1955年後，受內地運動影響，駐藏幹部和軍隊以推翻「三大領主」的名義大量摧毀寺院，強迫僧人還俗，從而引發了藏人的不滿。1959年3月，西藏、青海等地區爆發了藏人與中共軍隊的武裝衝突，藏人遭到了殘酷鎮壓，達賴喇嘛、西藏政府和大量藏人被迫逃亡往印度並在那裡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多吉帕姆也在其中，但年輕的她當時似乎並非心甘情願。
在逃到印度後，沒有認清中共的多吉帕姆輕信中共的「不殺、不關、不判、不鬥」政策，與中共駐印度商務代辦處聯繫，並在其幫助下，回到了西藏，這為其後來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筆。
回來後的多吉帕姆在北京再次受到了中共高層的接見，並被中共稱為「棄暗投明」的「愛國主義者」，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優厚的物質待遇。而多吉帕姆的父母也因積極幫助中共軍隊「剿匪」而被中共認為是「愛國人士」。
回到西藏後的多吉帕姆被中共安排在拉薩，由入寺修行轉為在家修行，並組建了自己的家庭，而這在多吉帕姆上師的轉世系統中沒有先例。
文革爆發後，桑頂寺被夷為平地，多吉帕姆的修行活動也被迫中止，她還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和批鬥。對此，《殺劫》中有著詳細的圖片介紹。
圖片上展現的是1966年8月開始的第一場批鬥。很多人圍成了一圈，正在批鬥多吉帕姆。處於批鬥中心的多吉帕姆戴著價值連城的黑色法帽，深彎著腰，背上堆滿了綾羅綢緞，手中則捧著極其珍貴的寶瓶「朋巴」，一副不堪重負的樣子。據說，當時的她剛剛生下兒子不久。陪著多吉帕姆挨批鬥的還有她的父母，從面部表情看，兩人是滿面愁雲、戰戰兢兢。
從此，多吉帕姆的生活墜入了深淵，她被強迫勞動改造，去挖廁所、打土坯、種菜等。她的法帽在第一場批鬥後就被「革命群眾」扔到火堆裡燒成了灰，而「朋巴」也自此杳無蹤跡。
在多吉帕姆被揪斗的歲月中，她的父親日丹傑布也被批鬥並被關進了監獄，原因是他在喝醉時說了一句「毛主席夾巴索」（意思是毛去吃屎吧）。日丹傑布被打得肩膀骨折，從監獄中放出來，又被戴上「四類分子」的帽子，交由群眾監督「改造」。據說，他很後悔當年的「愛國」行動，也就是幫助中共抓西藏人的經歷。文革結束後不久他就去世了。而多吉帕姆的母親也因為女兒和丈夫的緣故，被送去勞動「改造」，一句話也不敢多說。
文革後期，出於政治需要，中共開始有意修復西藏被砸毀的寺院。上世紀80年代，桑頂寺復建，多吉帕姆也恢復了在桑頂寺中一年一度舉行的「崗甲薩」大法會，但她仍選擇留在拉薩，在家修行。另一方面，中共為了統戰還給了她不少官方頭銜頭銜。只是經歷了這場劫難的女活佛，是否會像父親一樣後悔當初的選擇呢？
大昭寺和多吉帕姆上師的遭遇，就是中共摧殘藏族文化的縮影。記得《殺劫》中還講述了一個叫強巴仁青的老人的故事。他曾經是一個僧人，在文革戾氣吹到西藏時，熱血沸騰，追隨中共砸過寺廟，燒燬過經書，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然而，當一切歸於沉寂時，對神佛的信仰又讓他內心充滿了不安，無法再穿上袈裟的他，選擇了自願終生在大昭寺當清潔工。
他如此說道：「如果沒有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我的一生會是一個很好的僧人，會一輩子穿袈裟的。寺院也會好好的存在，我會一心一意地在寺院裡面讀經書。可是革命來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雖然我從來沒有找過女人，沒有還俗，但還是沒資格再穿袈裟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趁著現在還沒有死，趕緊懺悔，不然以後去天葬臺連鷹鷲都不會吃，那才真可憐。」
毫無疑問，毛和中共發動的文革不僅徹底毀掉了中原大地和西藏的傳統文化，而且毀掉了無數人的生活、夢想、信仰，這其中就包括強巴仁青在內的僧人。毛與中共的罪孽怎能用文字說得清？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七萬言書》中的真相
在《七萬言書》中，十世班禪提出「七個認識」，認為中共「平叛」和「民主改革」中出現的錯誤和問題極其嚴重。
班禪指出「改革後佛教遭受巨大的衰敗而瀕於滅亡，我們藏人於心不忍。」「（中共）掀起了一個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燬，拋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牆、佛塔姿意進行了瘋像闖入般破壞……盜走了許多佛像飾品和佛塔體內的寶貴物品……公然無忌的侮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佛畫和經書用於制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由於做了許多瘋子也難做出的行為，因而使各階層人民詫異透頂，心緒混亂至極，極度灰心喪氣，眼中流淚，口稱：我們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語中把沒有宗教的地方稱為黑地方）等而哀。」
使藏民最為痛苦的還有死人不准超度：「按我們藏人的習慣，人死後若不進行超度，就被看成是對亡人不孝敬、殘酷無情而極為惡劣的。」因而一段時間人們說：「我們死的太遲了，如果早死一點，還能得到超度，現在死就像死了狗一樣，氣一斷就會被扔到門外去。」
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過程中，班禪指出「如果想進行鬥爭，即如被斗者雖然沒有特別嚴重的過錯，也要捏造許多嚴重的罪行，並予誇大，隨心所欲、顛倒是非，不僅毫無根據，一個比一個更尖銳激烈、更粗暴、更狂妄、更矜誇過火地姿意進行誣陷，以致冤枉了許多好人；而且對於那些瘋狂的人，反予以獎勵表揚，而對真假不加調查等，沒有進行應有的掌握，此其狂風之一。……鬥爭一開始，大喊、怒吼幾下，同時拔發揪須，拳打腳踢，擰肉掐肩，推來推去，有些人還用大鑰匙和棍棒加以毒打，致使被斗者七竅流血，失去知覺而昏倒，四肢斷折等，嚴重受傷，有的甚至在鬥爭時當場喪命，此其狂風之二」，「很多在押犯悲慘地死去了，幾年來，藏族人口有很大減少，這對藏族來說，是個很危險的問題。」
班禪還表示，中共平叛擴大化時，青、甘、川、滇藏區有的地方「除老幼婦女等不能打仗的外，其餘青壯年男子以及通情達理的人，大部分被逮捕關押了。」
除了《七萬言書》，由西藏作家唯色和其父親澤仁多吉藉所著的《殺劫》一書，通過文字和照片，為我們描摹了當時發生在西藏的慘烈。
書中提到，文革爆發後，大批喇嘛被強制還俗，大批珍貴經書被焚燬，截至1976年，西藏境內原有的2700座寺院僅剩下8座，其中有著「藏地的靈魂」之稱的大昭寺在文革時的遭遇，無疑是那2700座寺院境況的縮影。
大昭寺被洗劫
大昭寺，又名「祖拉康」、「覺康」（藏語意為佛殿），位於西藏拉薩老城區中心，是一座藏傳佛教寺院，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始建於唐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吐蕃王朝的鼎盛時期，是藏王松讚干布為紀念尼泊爾尺尊公主入藏而建的，用於供奉公主從家鄉帶來的釋迦牟尼八歲等身佛像，但目前寺院中供奉的是文成公主入藏時帶來的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佛像。
據說，大昭寺建造時曾以山羊馱土，因而最初的佛殿曾被命名為「羊土神變寺」。1409年，西藏格魯教派創始人宗喀巴大師為歌頌釋迦牟尼的功德，召集藏傳佛教各派僧眾，於藏歷正月在寺院舉行了大法會：默朗欽莫，前後持續15天，後寺院改名為大昭寺。不過，也有觀點認為早在9世紀時已改稱大昭寺。清朝時，大昭寺曾被稱為「伊克昭廟」。經歷代修繕增建，形成了龐大的建築群，如今佔地25100餘平方米。他融合了藏、唐、尼泊爾、印度的建築風格，成為藏式宗教建築的千古典範。
除了釋迦牟尼的佛像外，大昭寺還供奉著眾多佛像、聖物和法器，其所擁有的從「吐蕃」至近期「格桑頗章」期壁畫藝術也讓人嘆為觀止。
作為宗教聖地，大昭寺是各教派共尊的神聖寺院，其「默朗欽莫」非常有名。當年，因來參加法會的僧俗眾多，宗喀巴將法座移到大昭寺南側的廣場繼續傳法，從此歷代達賴喇嘛和甘丹赤巴都在此傳授佛法，並稱之為「松卻繞瓦」，意思是「傳法之地」。而法會也成為慣例，屆時拉薩三大寺院哲蚌寺、沙拉寺、甘丹寺和其他寺院的數萬僧人都雲集於此，舉行修法、辯經、驅魔、迎請未來強巴佛等活動。後世法會都由達賴主持。
大昭寺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在宗教上，還體現在世俗方面。在歷史上，它還是西藏噶廈政權的所在地之一。自五世達賴喇嘛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權後，噶廈分管財政、稅務、糧食、司法、外交等部門便設在大昭寺二樓。後來清朝政府關於活佛轉世的「金瓶掣簽」活動也在此舉行。
正是因為大昭寺在宗教和世俗方面雙重的重要作用，它在文革期間成為了「破四舊」的重點目標。1966年8月，拉薩的紅衛兵扛著紅纓槍來到大昭寺進行洗劫。
根據《殺劫》中的圖片和文字，大昭寺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破壞：大量法衣、經書、佛像、嘛尼輪等被砸、被毀、被燒；釋迦牟尼佛像則被戴上高帽，高帽上寫有種種侮辱性的語言，其身上的金銀珠寶、綾羅綢緞全都不翼而飛，連身上和臉上塗的金都被刮淨，甚至鑲嵌在佛像眉心的一顆無以倫比的寶石以及古老的黃金耳環，也不知被何人拿走；還有所有佛像體內的裝藏之物也都被拿走，其中的青稞被運送到糧食局倉庫，磨成了糌粑……
大昭寺被當成豬圈
《殺劫》中還透露，中共軍隊在1967年入駐大昭寺後，將剩餘的法器、佛像等運走毀掉。據說，除了釋迦牟尼像，其他佛像全部被砸光。寺中的很多一層的佛殿都變成了豬圈，養了很多豬，而樓上的佛殿則改為軍人的宿捨，樓上和樓下間搭了一個梯子。一個當時送豬飼料的僧人說：「他們把大昭寺的一角辟成茅廁，我們可以看見他們把尿撒在地上；大昭寺的另外一部分，則被改造成牲畜屠宰場。」另一個當年的紅衛兵也說：「大昭寺除了被當作豬圈，還做過屠宰場，在裡面殺豬拔毛。」
七十年代，軍隊撤離後，大昭寺被改成拉薩市委第二招待所，西藏各地區和附近各縣來拉薩的幹部和普通百姓都可以投宿。也因此，寺內牆上的壁畫被燒酥油茶的火苗和水汽熏的破損不堪。1972年，因為國際形勢的變化，中日、中美關係都有了改善，中共高層為改變國際形象，下令重修大昭寺。然而修復者們並不清楚在佛殿中究竟該放置什麼佛像，最終還是在一位被批鬥的「牛鬼蛇神」也是高僧的幫助下修復了第一層佛殿。1980年完成全部重建工程。
重建後的大昭寺又恢復了香火繚繞的場景，直至今日。不過佛像已不是昔日的佛像，壁畫已不是昔日的壁畫，管理寺院者也不是昔日的高僧。
上師被批鬥
在西藏的寺廟遭遇劫難的同時，作為藏族中引導信徒走向成佛之道的「導師」或「上師」的喇嘛等作為「四舊」，自然也擺脫不了被批鬥的命運。
《殺劫》中介紹了幾位「上師」的遭遇，其中有一位是西藏為數不多的女上師桑頂．多吉帕姆．德欽曲珍。1940年出生的她，父親名為日丹傑布，母親名為索朗卓瑪。她幼時便入寺為尼，6歲時被認定為第十一世桑頂•多吉帕姆的轉世靈童，併進入桑頂寺，12歲時受比丘戒，被封為「呼圖克圖」（藏傳佛教上層大活佛的封號）。1952年藏歷二月初八吉日，在法樂的奏鳴聲中，德欽曲珍舉行坐床繼位大典，正式成為第十二世多吉帕姆。
多吉帕姆的童年一直在禮佛、誦經、修法中度過，眾多高僧都先後做過她的導師。每年，她還要去古城江孜等地講經弘法，為徒眾祈福。
1955年後，受內地運動影響，駐藏幹部和軍隊以推翻「三大領主」的名義大量摧毀寺院，強迫僧人還俗，從而引發了藏人的不滿。1959年3月，西藏、青海等地區爆發了藏人與中共軍隊的武裝衝突，藏人遭到了殘酷鎮壓，達賴喇嘛、西藏政府和大量藏人被迫逃亡往印度並在那裡成立了西藏流亡政府，多吉帕姆也在其中，但年輕的她當時似乎並非心甘情願。
在逃到印度後，沒有認清中共的多吉帕姆輕信中共的「不殺、不關、不判、不鬥」政策，與中共駐印度商務代辦處聯繫，並在其幫助下，回到了西藏，這為其後來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筆。
回來後的多吉帕姆在北京再次受到了中共高層的接見，並被中共稱為「棄暗投明」的「愛國主義者」，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優厚的物質待遇。而多吉帕姆的父母也因積極幫助中共軍隊「剿匪」而被中共認為是「愛國人士」。
回到西藏後的多吉帕姆被中共安排在拉薩，由入寺修行轉為在家修行，並組建了自己的家庭，而這在多吉帕姆上師的轉世系統中沒有先例。
文革爆發後，桑頂寺被夷為平地，多吉帕姆的修行活動也被迫中止，她還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侮辱和批鬥。對此，《殺劫》中有著詳細的圖片介紹。
圖片上展現的是1966年8月開始的第一場批鬥。很多人圍成了一圈，正在批鬥多吉帕姆。處於批鬥中心的多吉帕姆戴著價值連城的黑色法帽，深彎著腰，背上堆滿了綾羅綢緞，手中則捧著極其珍貴的寶瓶「朋巴」，一副不堪重負的樣子。據說，當時的她剛剛生下兒子不久。陪著多吉帕姆挨批鬥的還有她的父母，從面部表情看，兩人是滿面愁雲、戰戰兢兢。
從此，多吉帕姆的生活墜入了深淵，她被強迫勞動改造，去挖廁所、打土坯、種菜等。她的法帽在第一場批鬥後就被「革命群眾」扔到火堆裡燒成了灰，而「朋巴」也自此杳無蹤跡。
在多吉帕姆被揪斗的歲月中，她的父親日丹傑布也被批鬥並被關進了監獄，原因是他在喝醉時說了一句「毛主席夾巴索」（意思是毛去吃屎吧）。日丹傑布被打得肩膀骨折，從監獄中放出來，又被戴上「四類分子」的帽子，交由群眾監督「改造」。據說，他很後悔當年的「愛國」行動，也就是幫助中共抓西藏人的經歷。文革結束後不久他就去世了。而多吉帕姆的母親也因為女兒和丈夫的緣故，被送去勞動「改造」，一句話也不敢多說。
文革後期，出於政治需要，中共開始有意修復西藏被砸毀的寺院。上世紀80年代，桑頂寺復建，多吉帕姆也恢復了在桑頂寺中一年一度舉行的「崗甲薩」大法會，但她仍選擇留在拉薩，在家修行。另一方面，中共為了統戰還給了她不少官方頭銜頭銜。只是經歷了這場劫難的女活佛，是否會像父親一樣後悔當初的選擇呢？
結語
大昭寺和多吉帕姆上師的遭遇，就是中共摧殘藏族文化的縮影。記得《殺劫》中還講述了一個叫強巴仁青的老人的故事。他曾經是一個僧人，在文革戾氣吹到西藏時，熱血沸騰，追隨中共砸過寺廟，燒燬過經書，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然而，當一切歸於沉寂時，對神佛的信仰又讓他內心充滿了不安，無法再穿上袈裟的他，選擇了自願終生在大昭寺當清潔工。
他如此說道：「如果沒有革命，沒有文化大革命，我的一生會是一個很好的僧人，會一輩子穿袈裟的。寺院也會好好的存在，我會一心一意地在寺院裡面讀經書。可是革命來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雖然我從來沒有找過女人，沒有還俗，但還是沒資格再穿袈裟了，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趁著現在還沒有死，趕緊懺悔，不然以後去天葬臺連鷹鷲都不會吃，那才真可憐。」
毫無疑問，毛和中共發動的文革不僅徹底毀掉了中原大地和西藏的傳統文化，而且毀掉了無數人的生活、夢想、信仰，這其中就包括強巴仁青在內的僧人。毛與中共的罪孽怎能用文字說得清？
──轉自《大紀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