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父親離開時留下一部過去的故事（上）
爬山涉水索橋險
國家大型企業局的招工方沒有說具體什麼行業，但說是到了成都要給每人發四十萬元（相當於現在的四百元）安家費。我報名後，招工方最後說我不夠格。原織布廠的一位朋友，當時是團支部書記，他去找熟人替我開後門，但是條件是要叫我重新取名字，我想要遠離故鄉就叫唐故遠吧，由此才得以通過。
但不管怎麼說把，我想從此有了正式工作，開始新的人生旅途，還能寄錢回家給母親和弟妹擺脫困境。沒想到去西康的路費和一路上的吃喝對我們來說都是一筆巨大的開支，國有大企業竟然沒有承擔一分錢，為了籌集我的路費，母親到了砸鍋賣鐵的程度；這國有大企業承諾在成都發放安家費也成了一場騙局，母親指望的這筆救濟也落空。
我們勞工自費從永川乘坐火車去成都，但是從成都去雅安的路上沒有交通工具，所有人都背行李列隊步行，三百多勞務大軍被編成了五個分隊，最後一個分隊是被收編的原國民黨兵，他們青一色著軍裝。其他人穿的很雜，有穿長衫的、穿馬褂的、穿學生裝的、有頭上纏白帕子的。我背著母親給我的一床被子、毯子，外加一個木皮箱子，隊伍每天走50華裡。
第六天我們走到了雅安，由於沒有發放40萬元安家費，政府怕我們到雅安城裡鬧事，故不讓我們進城。原來雅安還不是行程的目的地，我們繼續朝大山深處進發，上面要求我們減負，我將母親給我的木皮箱子丟掉只留行李，在半山腰上還露宿了一夜。連日來上面也沒發一分錢，我自己的生活費已經用光，不得不借錢行軍。翻越了兩座大山，趟過了三條河，最終來到一個伐木林場，這就是最早興建的西康森林工業局，這裡看起來很熱鬧，還駐紮有部隊。
辛苦工作反倒欠企業的債
起初的半年是實行計時工資制，我在隊裡是年齡最小者之一，每月評議的結果我都是丙等。丙等的標準工資是33萬8千元，我因為不能出滿勤，所以只有40%的工資，每月要扣去20%的伙食費，還要扣去新領的被子、衣服、雨具等欠款，因此，工資從未到過自己手裡，辛苦工作下來反而還欠企業的錢。1954年實行了計件工資，工人中絕大多數人每月都要倒補伙食費，我也不例外。
當年舉辦集訓隊，凡是屬於地、富、反、壞分子或其子女的工人一律被點名參加。我也進入了這個行列，主要是參加政治學習。集訓隊的領導喜歡打球，所謂集訓也就變成了每天以打籃球為主。
我們採伐的木材都要送到大渡河河道裡進行水運，往往要漂流到四川才被撈起，1955年西康省與四川省合併。原西康森工局改為雅安森工局並開發大渡河流域的石棉林區。我被抽調參加局裡組織的測樹隊，去到一個叫「孟獲城」（三國時命名）的地方作森林資源調查。這裡一馬平川，但川外的四周都是森林。從宿營地出來後就是一個特大的草坪，半人高的雜草，我們高一腳矮一腳地向前走，火紅色的毒蛇也隨著振動聲而沙沙地到處穿梭，讓人心驚膽戰。人的報數聲、腳步聲以及敲打樹幹等聲音打破了原始森林的寂靜，常引來一些老熊、猴子、野雞等動物的驚奇和偷窺，牠們見到我們靠近總是撒腿就跑。
我20歲時已經完全長大成人，力氣也大增，終於擺脫了「老丙」等工人的稱號，開始向「乙等工人」邁進，那時我在工作中膽大愛冒險。有一次，因漲水將一件大木王沖在岸邊，12個人也無法讓它起岸。我性急衝沖地用木槓奪其尾部，不料順勢跌入急流中被水沖走，岸邊的工人們嚇得木瞪口呆，慌忙沿岸追趕，大約衝到200米時，我終於抱住河中的一塊大石頭才倖免遇難，他們拋來繩子，叫我捆在自己腰間，然後把我拖上岸，如果沒有那塊大石頭，還有100米就將衝進一個漩渦接著一個漩渦的大渡河，後果將不堪設想，當時我全身癱軟面色蒼白，已經嚇得半死。
那一兩年內，請長假回老家的人不少，被木頭打死的也不乏其人。我也曾想逃跑回家。但一是身無分文（公款尚未還清），二是父親還在服刑，母親絕不會同意。就在自己想打退堂鼓的時候，命運卻發生了改變。
沒有捅破的窗戶紙
1956年初，木材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我場千餘人擴大到三千多人，但傷亡事故頻繁，生產現場的傷員急救成了課題，局裡職工醫院和場裡保健站的人手嚴重不足，我參加局裡的文化考試名列第三名，被推薦去進修醫療保健學習，此後我成為專職衛生幹部，每月48元工資，比一般幹部的工資要高些。我的手上才逐漸有了錢，終於可以給母親寄錢回家。不久，在工人中實行掃盲，我被場文教辦聘用為高小兼職教師，每月有8元津貼。之後我給家裡寄錢也頻繁了些。
1957年，雅安森工局職工醫院給我站調來三位護理員，都是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其中朱桂蘭給我印象最深。我們醫院常常要接收危重病人和傷員，站上決定晚上實行兩人一組輪流值班，朱桂蘭提出要和我搭檔。空閑時我倆總愛圍著火盆取暖聊天。
那時的小青年是很傳統很守舊的，男女之間不會隨便就超越界限，時間稍久我對她就有了某種說不清楚的感覺。我從她的眼神中也看到了她與我一樣的神情，特別是眼神碰到一起時，雙方都很靦腆，臉總是紅紅的，像做了錯事一樣。
其實在我不到15歲的時，當時還沒有輟學，母親就在幫我找娃娃親，我看了對方什麼感覺也沒有，還問母親為何人都要找對像，母親說找對像就是幫我洗衣裳。我說我要母親洗衣服，不要對像洗嘛！這件事也就這樣告吹了。
許多年過去了，我這是第一次喜歡上了一個女人，朱桂蘭熱情溫柔，和藹可親，她常常幫我打飯，我們一起吃。我有幾次生病發高燒，她總是陪伴在我的身邊。有一次，我的右手背上長了一個瘤子，可不會做手術的朱桂蘭卻再三動員我由她親自主刀，我只好同意她的這片心意。
她給我打了局部麻藥，我指揮她如何進刀，她小心翼翼的，動作很柔和，邊割邊看我的眼神，那神情讓人動心！她愛臉紅的特徵時而又出現了，嘴裡卻發出「吱、吱」的聲音，好像是割在我手上，痛在她心裡一樣。她在我耳邊輕聲說：「故遠，好痛哇！」她不時地逗著我，像哄小孩子似的，並將小瘤子割了下來，這時我的心跳在加速，忘了疼痛。
不久，我被調去603新場，我與朱桂蘭從此分開了，好長一段時間她的身影在我心中揮之不去，曾多次提筆想把那層窗戶紙捅破，但又怕帶來人群中的麻煩，好幾次我給她寫好信卻不敢郵寄，又將郵票撕下，始終沒有勇氣投遞。朱桂蘭出身軍僚之家，而我家又是大地主，無論對她還是對我都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家庭成分左右的婚姻
已經出獄一年的父親，催我回家談對像，我回家後母親第一個見到我，她說：「沒有想到你長得這麼高！這麼帥，體型也不錯，在街上完全認不出來了。」西郊巷裡長者和姑娘們紛紛到家來看我，父親也高興得合不攏嘴。
我與父親介紹的女友小陳接觸了幾天，發現小陳流露出對母親的不滿，態度非常生硬，還惡語傷人。同時，我對她的外表不中意。我拒絕後父親大怒，同時又傷心地流眼淚，我不好傷父親的心，只好同意去辦結婚證。
我不想和小陳同行，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到達城關鎮辦公室後，主辦問陳：「你是否同意與唐故遠結婚？」陳回答說同意。又問我同樣的話，我說不同意。主辦說：「不同意來這裡幹啥？回去商量好了再來。」就這樣告吹。父親又大發雷霆，也流眼淚，此後又不斷給我介紹女友，其實那時候我也有中意的，但對方又嫌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不久，永川郊外的青峰四枋碑的母女倆到訪。當時，我看這姑娘身材瘦小，其長相與朱桂蘭八九不離十。見她們母女都很年輕，且母女都穿得乾淨整潔。母親問我怎麼樣？我說可以談談。我問她：「你叫什麼名字？讀過書沒有？」她回答說：「我叫龍甲蓉，正在青峰讀書。」我說：「我的工資少，比較窮，你能與我共同吃苦嗎？」她說：「好呀！就是討飯也跟著你不變心！」就這樣，我決定與她相互通信建立感情。
雙方老人都高興地同意了這門親事，我以為擺脫桂蘭也就擺脫了大地主與軍僚家庭的結合，沒想到龍甲蓉的家庭也是地主，當時在父親的的催促下也沒有時間來考慮家庭成分問題了。原來他們家在永川城裡開有織布作坊，又在青峰買了一塊農田出租，因此被評為小地主家庭。
當年龍家住的地方離我們不太遠，雙方都有生意往來，有一次，我替父親去他家還錢，途中還從幾迭錢中抽出二元，以為這樣就完事了，結果一分一厘都是要還的。
我與龍甲蓉成家後，又調到康定森工局，生產場部就在當今的旅遊區海螺溝山腳下，在這裡我和甲蓉有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後來因一次醫療事故我也從醫療幹部改行做了行政幹部。
當時由於亂砍濫伐，當地林木越來越少，僅剩下貢嘎山旁邊的一條海螺溝未開採，但岩坎甚多無法從深溝遠運木材，因開採成本太高而放棄。否則海螺溝作為後來開發的風景旅遊區就會大煞風景而遜色了。這裡的場部撤銷後，我們又被輾轉到高海拔的藏族地區爐霍林業局……
後記
看了父親的回憶錄，我對過去的故事感到非常震撼。由於篇幅太長也就不一一的摘錄下來，但有必要簡要的說明一下，使故事更具有完整性。
父親在安家出生後排行老四，父親的親哥哥也就是我的三爸，在部隊有了一官半職後就常常到城裡找我的父親，直到1979年要去越南戰場的前夕才終於找到我父親的下落，那時候父親的親生母親早已經去世。三爸從越南戰場歸來後成為師長，使父親感嘆親兄弟倆，竟然是二個不同的家庭成分，而導致二個不同的前途和命運。父親沒有在文革的歷次運動中打倒，也是不幸中的萬幸。
但有一次也是非常危險的，當時才四五歲的妹妹被外人慫恿說了一句話所謂反動語言，就把妹妹和媽媽弄去學習班回不了家，而父親正在外地巡迴演出（當時父親參加了職工文藝宣傳隊，在樂隊裡拉大提琴，同時也是排演的重要角色，在文藝生活非常匱乏的文化大革命，能有這樣一支演出隊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無形中卻保護了父親，不僅如此，有關上級還出面吧我的媽媽和妹妹從學習班救了出來。
但是作為「不光彩」的地主成分，使父母始終無法揚頭，甚至影響到我們這一代。八十年代以後，父親才從這些陰影中解脫出來，並且很快升為科長、行政辦主任，在企業發展第三產業的時候，父親被委以重任去成都擔任木材經銷公司和木材加工廠、傢俱廠的總經理，直到退休。
由於那些年政府組建多個大型森工企業，擁有數萬人的採伐大軍，對青藏高原東緣部實行亂砍濫伐，而致使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引起有關專家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因此八十年代末期開始裁員，到了九十年代以營林為主，企業性質基本不存在，國營大企業從拖欠工人的工資和各種費用開始起家，到幾十年的興旺，再到關閉，父親的回憶錄實際上也記錄了這些大型森工國營企業曇花一現的歷史和興衰過程。
回憶錄中多次提到朱桂蘭，1978年父親去朱桂蘭的老家江津出差，偶然間二人再次相逢。雙方沒有以前那種靦腆，才終於敞開心扉談了當年彼此的愛慕之情。當時朱桂蘭知道父親已經成家後，曾偷偷的哭過很多次。而父親說，當時在那奇怪的人群中，卻無膽識和萬夫不擋之勇，那層紙始終未能戳穿。但都認為是命運的安排或者有緣無份，雙方也就不再把這份情埋藏下去。但是雙方並不因為社會不斷的開放而跨越雷池半步。
父親在工作中常常有人送錢物，但從來不收，退休後清貧度日，樂在其中。父親於2009年去世後沒有留下財富，僅僅留下來的就是這部回憶錄，但我們都認為更勝過於金錢。父親在這個時代沒有被金錢污染，也沒有沉迷在感情當中，我覺得，傳統、守舊、靦腆、純潔才是一個人應該擁有的美德。父親是個再普通不過的人，但我卻在父親的回憶錄中發現了當代難能可貴的一些閃光點。
——全文完——
（責任編輯：任浩）
爬山涉水索橋險
國家大型企業局的招工方沒有說具體什麼行業，但說是到了成都要給每人發四十萬元（相當於現在的四百元）安家費。我報名後，招工方最後說我不夠格。原織布廠的一位朋友，當時是團支部書記，他去找熟人替我開後門，但是條件是要叫我重新取名字，我想要遠離故鄉就叫唐故遠吧，由此才得以通過。
但不管怎麼說把，我想從此有了正式工作，開始新的人生旅途，還能寄錢回家給母親和弟妹擺脫困境。沒想到去西康的路費和一路上的吃喝對我們來說都是一筆巨大的開支，國有大企業竟然沒有承擔一分錢，為了籌集我的路費，母親到了砸鍋賣鐵的程度；這國有大企業承諾在成都發放安家費也成了一場騙局，母親指望的這筆救濟也落空。
我們勞工自費從永川乘坐火車去成都，但是從成都去雅安的路上沒有交通工具，所有人都背行李列隊步行，三百多勞務大軍被編成了五個分隊，最後一個分隊是被收編的原國民黨兵，他們青一色著軍裝。其他人穿的很雜，有穿長衫的、穿馬褂的、穿學生裝的、有頭上纏白帕子的。我背著母親給我的一床被子、毯子，外加一個木皮箱子，隊伍每天走50華裡。
第六天我們走到了雅安，由於沒有發放40萬元安家費，政府怕我們到雅安城裡鬧事，故不讓我們進城。原來雅安還不是行程的目的地，我們繼續朝大山深處進發，上面要求我們減負，我將母親給我的木皮箱子丟掉只留行李，在半山腰上還露宿了一夜。連日來上面也沒發一分錢，我自己的生活費已經用光，不得不借錢行軍。翻越了兩座大山，趟過了三條河，最終來到一個伐木林場，這就是最早興建的西康森林工業局，這裡看起來很熱鬧，還駐紮有部隊。
辛苦工作反倒欠企業的債
起初的半年是實行計時工資制，我在隊裡是年齡最小者之一，每月評議的結果我都是丙等。丙等的標準工資是33萬8千元，我因為不能出滿勤，所以只有40%的工資，每月要扣去20%的伙食費，還要扣去新領的被子、衣服、雨具等欠款，因此，工資從未到過自己手裡，辛苦工作下來反而還欠企業的錢。1954年實行了計件工資，工人中絕大多數人每月都要倒補伙食費，我也不例外。
當年舉辦集訓隊，凡是屬於地、富、反、壞分子或其子女的工人一律被點名參加。我也進入了這個行列，主要是參加政治學習。集訓隊的領導喜歡打球，所謂集訓也就變成了每天以打籃球為主。
我們採伐的木材都要送到大渡河河道裡進行水運，往往要漂流到四川才被撈起，1955年西康省與四川省合併。原西康森工局改為雅安森工局並開發大渡河流域的石棉林區。我被抽調參加局裡組織的測樹隊，去到一個叫「孟獲城」（三國時命名）的地方作森林資源調查。這裡一馬平川，但川外的四周都是森林。從宿營地出來後就是一個特大的草坪，半人高的雜草，我們高一腳矮一腳地向前走，火紅色的毒蛇也隨著振動聲而沙沙地到處穿梭，讓人心驚膽戰。人的報數聲、腳步聲以及敲打樹幹等聲音打破了原始森林的寂靜，常引來一些老熊、猴子、野雞等動物的驚奇和偷窺，牠們見到我們靠近總是撒腿就跑。
我20歲時已經完全長大成人，力氣也大增，終於擺脫了「老丙」等工人的稱號，開始向「乙等工人」邁進，那時我在工作中膽大愛冒險。有一次，因漲水將一件大木王沖在岸邊，12個人也無法讓它起岸。我性急衝沖地用木槓奪其尾部，不料順勢跌入急流中被水沖走，岸邊的工人們嚇得木瞪口呆，慌忙沿岸追趕，大約衝到200米時，我終於抱住河中的一塊大石頭才倖免遇難，他們拋來繩子，叫我捆在自己腰間，然後把我拖上岸，如果沒有那塊大石頭，還有100米就將衝進一個漩渦接著一個漩渦的大渡河，後果將不堪設想，當時我全身癱軟面色蒼白，已經嚇得半死。
那一兩年內，請長假回老家的人不少，被木頭打死的也不乏其人。我也曾想逃跑回家。但一是身無分文（公款尚未還清），二是父親還在服刑，母親絕不會同意。就在自己想打退堂鼓的時候，命運卻發生了改變。
沒有捅破的窗戶紙
1956年初，木材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我場千餘人擴大到三千多人，但傷亡事故頻繁，生產現場的傷員急救成了課題，局裡職工醫院和場裡保健站的人手嚴重不足，我參加局裡的文化考試名列第三名，被推薦去進修醫療保健學習，此後我成為專職衛生幹部，每月48元工資，比一般幹部的工資要高些。我的手上才逐漸有了錢，終於可以給母親寄錢回家。不久，在工人中實行掃盲，我被場文教辦聘用為高小兼職教師，每月有8元津貼。之後我給家裡寄錢也頻繁了些。
1957年，雅安森工局職工醫院給我站調來三位護理員，都是十六七歲的小姑娘，其中朱桂蘭給我印象最深。我們醫院常常要接收危重病人和傷員，站上決定晚上實行兩人一組輪流值班，朱桂蘭提出要和我搭檔。空閑時我倆總愛圍著火盆取暖聊天。
那時的小青年是很傳統很守舊的，男女之間不會隨便就超越界限，時間稍久我對她就有了某種說不清楚的感覺。我從她的眼神中也看到了她與我一樣的神情，特別是眼神碰到一起時，雙方都很靦腆，臉總是紅紅的，像做了錯事一樣。
其實在我不到15歲的時，當時還沒有輟學，母親就在幫我找娃娃親，我看了對方什麼感覺也沒有，還問母親為何人都要找對像，母親說找對像就是幫我洗衣裳。我說我要母親洗衣服，不要對像洗嘛！這件事也就這樣告吹了。
許多年過去了，我這是第一次喜歡上了一個女人，朱桂蘭熱情溫柔，和藹可親，她常常幫我打飯，我們一起吃。我有幾次生病發高燒，她總是陪伴在我的身邊。有一次，我的右手背上長了一個瘤子，可不會做手術的朱桂蘭卻再三動員我由她親自主刀，我只好同意她的這片心意。
她給我打了局部麻藥，我指揮她如何進刀，她小心翼翼的，動作很柔和，邊割邊看我的眼神，那神情讓人動心！她愛臉紅的特徵時而又出現了，嘴裡卻發出「吱、吱」的聲音，好像是割在我手上，痛在她心裡一樣。她在我耳邊輕聲說：「故遠，好痛哇！」她不時地逗著我，像哄小孩子似的，並將小瘤子割了下來，這時我的心跳在加速，忘了疼痛。
不久，我被調去603新場，我與朱桂蘭從此分開了，好長一段時間她的身影在我心中揮之不去，曾多次提筆想把那層窗戶紙捅破，但又怕帶來人群中的麻煩，好幾次我給她寫好信卻不敢郵寄，又將郵票撕下，始終沒有勇氣投遞。朱桂蘭出身軍僚之家，而我家又是大地主，無論對她還是對我都不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家庭成分左右的婚姻
已經出獄一年的父親，催我回家談對像，我回家後母親第一個見到我，她說：「沒有想到你長得這麼高！這麼帥，體型也不錯，在街上完全認不出來了。」西郊巷裡長者和姑娘們紛紛到家來看我，父親也高興得合不攏嘴。
我與父親介紹的女友小陳接觸了幾天，發現小陳流露出對母親的不滿，態度非常生硬，還惡語傷人。同時，我對她的外表不中意。我拒絕後父親大怒，同時又傷心地流眼淚，我不好傷父親的心，只好同意去辦結婚證。
我不想和小陳同行，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到達城關鎮辦公室後，主辦問陳：「你是否同意與唐故遠結婚？」陳回答說同意。又問我同樣的話，我說不同意。主辦說：「不同意來這裡幹啥？回去商量好了再來。」就這樣告吹。父親又大發雷霆，也流眼淚，此後又不斷給我介紹女友，其實那時候我也有中意的，但對方又嫌我的家庭出身不好。
不久，永川郊外的青峰四枋碑的母女倆到訪。當時，我看這姑娘身材瘦小，其長相與朱桂蘭八九不離十。見她們母女都很年輕，且母女都穿得乾淨整潔。母親問我怎麼樣？我說可以談談。我問她：「你叫什麼名字？讀過書沒有？」她回答說：「我叫龍甲蓉，正在青峰讀書。」我說：「我的工資少，比較窮，你能與我共同吃苦嗎？」她說：「好呀！就是討飯也跟著你不變心！」就這樣，我決定與她相互通信建立感情。
雙方老人都高興地同意了這門親事，我以為擺脫桂蘭也就擺脫了大地主與軍僚家庭的結合，沒想到龍甲蓉的家庭也是地主，當時在父親的的催促下也沒有時間來考慮家庭成分問題了。原來他們家在永川城裡開有織布作坊，又在青峰買了一塊農田出租，因此被評為小地主家庭。
當年龍家住的地方離我們不太遠，雙方都有生意往來，有一次，我替父親去他家還錢，途中還從幾迭錢中抽出二元，以為這樣就完事了，結果一分一厘都是要還的。
我與龍甲蓉成家後，又調到康定森工局，生產場部就在當今的旅遊區海螺溝山腳下，在這裡我和甲蓉有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後來因一次醫療事故我也從醫療幹部改行做了行政幹部。
當時由於亂砍濫伐，當地林木越來越少，僅剩下貢嘎山旁邊的一條海螺溝未開採，但岩坎甚多無法從深溝遠運木材，因開採成本太高而放棄。否則海螺溝作為後來開發的風景旅遊區就會大煞風景而遜色了。這裡的場部撤銷後，我們又被輾轉到高海拔的藏族地區爐霍林業局……
後記
看了父親的回憶錄，我對過去的故事感到非常震撼。由於篇幅太長也就不一一的摘錄下來，但有必要簡要的說明一下，使故事更具有完整性。
父親在安家出生後排行老四，父親的親哥哥也就是我的三爸，在部隊有了一官半職後就常常到城裡找我的父親，直到1979年要去越南戰場的前夕才終於找到我父親的下落，那時候父親的親生母親早已經去世。三爸從越南戰場歸來後成為師長，使父親感嘆親兄弟倆，竟然是二個不同的家庭成分，而導致二個不同的前途和命運。父親沒有在文革的歷次運動中打倒，也是不幸中的萬幸。
但有一次也是非常危險的，當時才四五歲的妹妹被外人慫恿說了一句話所謂反動語言，就把妹妹和媽媽弄去學習班回不了家，而父親正在外地巡迴演出（當時父親參加了職工文藝宣傳隊，在樂隊裡拉大提琴，同時也是排演的重要角色，在文藝生活非常匱乏的文化大革命，能有這樣一支演出隊伍也是非常不容易的。）無形中卻保護了父親，不僅如此，有關上級還出面吧我的媽媽和妹妹從學習班救了出來。
但是作為「不光彩」的地主成分，使父母始終無法揚頭，甚至影響到我們這一代。八十年代以後，父親才從這些陰影中解脫出來，並且很快升為科長、行政辦主任，在企業發展第三產業的時候，父親被委以重任去成都擔任木材經銷公司和木材加工廠、傢俱廠的總經理，直到退休。
由於那些年政府組建多個大型森工企業，擁有數萬人的採伐大軍，對青藏高原東緣部實行亂砍濫伐，而致使生態平衡遭到嚴重破壞，引起有關專家和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因此八十年代末期開始裁員，到了九十年代以營林為主，企業性質基本不存在，國營大企業從拖欠工人的工資和各種費用開始起家，到幾十年的興旺，再到關閉，父親的回憶錄實際上也記錄了這些大型森工國營企業曇花一現的歷史和興衰過程。
回憶錄中多次提到朱桂蘭，1978年父親去朱桂蘭的老家江津出差，偶然間二人再次相逢。雙方沒有以前那種靦腆，才終於敞開心扉談了當年彼此的愛慕之情。當時朱桂蘭知道父親已經成家後，曾偷偷的哭過很多次。而父親說，當時在那奇怪的人群中，卻無膽識和萬夫不擋之勇，那層紙始終未能戳穿。但都認為是命運的安排或者有緣無份，雙方也就不再把這份情埋藏下去。但是雙方並不因為社會不斷的開放而跨越雷池半步。
父親在工作中常常有人送錢物，但從來不收，退休後清貧度日，樂在其中。父親於2009年去世後沒有留下財富，僅僅留下來的就是這部回憶錄，但我們都認為更勝過於金錢。父親在這個時代沒有被金錢污染，也沒有沉迷在感情當中，我覺得，傳統、守舊、靦腆、純潔才是一個人應該擁有的美德。父親是個再普通不過的人，但我卻在父親的回憶錄中發現了當代難能可貴的一些閃光點。
——全文完——
（責任編輯：任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