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大陸經濟發展令人矚目，而其中最有力的因素是私企作用，據統計私企創造的價值佔百分之六十以上。然而大陸私企的生存空間如何？或是說大陸私企能否有公平競爭的平臺，能否同樣得到保護和發展壯大的機會？這只要看一些具體的事例，便知道私企能否有發展的機緣，既要看時間段又要看各自手段，但從中共體制的根本上來說，大陸私企處於中共隨心所欲的管制之下，是讓你活便可活，讓你死就死得硬邦邦，聽憑擺佈，艱難維生可以說是大陸私企的真實寫照。只要看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的典型事例，便知道大陸私企仗仰中共鼻息而存活的屈辱真相。
最近大陸發生的轟動社會引發普遍憤慨的虐母殺人案，便從側面描畫出大陸私企何其艱難屈辱生存的實況。山東冠縣的蘇銀霞在當地經營源大工貿有限公司，是雇工二百多人主要加工剎車片鋼管鋼板的私企，在鋼鐵和加工產品不景氣的前幾年借下高利貸維持經營。蘇銀霞所借的高利貸每月利息是百分之十，借了一百三十五萬元但已經還了一百八十四萬元，還有一套價值七十萬元的房屋被高利貸者扣押抵債。不過這遠遠沒有還清滾雪球一樣增長的高利貸，討債者辱罵扣押蘇銀霞本人和兒子於歡，拉過糞便之後將蘇銀霞的頭按入馬桶之中，甚至掏出生殖器壓住蘇銀霞在其臉上蹭。在報警後依然得不到任何保護的於歡，忍無可忍之下用水果刀刺死一人刺傷三人，結果被當地法院以傷害罪罪判處無期徒刑。
蘇銀霞為什麼要借明知無法償還的高利貸？因為中共銀行在這些私企不景氣的艱難時刻，不僅不會向其放貸甚至提前追討之前發放的貸款，但是產能過剩和虧本經營的國企卻輕鬆獲得低息借貸。經營多年鋼鐵加工業的蘇銀霞當然知道，只有個位數盈利的公司要借貸月利百分之十的高利貸，那無異於飲鴆止渴的一條不顧死活的險招。更況何當時鋼鐵和加工產品正處於賠本維持的艱難時刻，本來生產就是賠本買賣再擔負盈利時也無法償付的高利貸，這種狀況可謂是無奈選擇的加速墜向死亡。但是中共卻不允許這些民營私企結賬倒閉，何況私企可能將家族數千上億的資產全投入了這公司，眼看著這一切丟失殆盡而不拚死一救也會心有不甘。在中共對私企基本不放貸而窮盡一切方法後，明知是死的高利貸就成為不甘坐以待斃私企的求生企盼。僅是蘇銀霞所在地區就有為數可觀的私企，墜入了斷難償付的高利貸的地獄之門。
高利貸在大陸法律明文規定屬於違法行為，年利在百分之二十四以內的借貸受保護，年利超過百分之三十六的部分屬於非法無效。為什麼月利高達百分之十的高利貸，也就是年利超過百分之二百一十三，卻能在大陸普遍存在且橫行無忌？例如討債者對蘇銀霞母子拘禁人身，以打罵甚至生殖器猥褻婦女來討債，而報警後前來處理的警察卻對此視而不見。要知道不論是拘禁人身還是公然侮辱，或是猥褻婦女全是法有明文的違法犯罪，而高利貸受害者在遭受這些犯罪侵害時，中共司法部門並不依法予以保護。探討大陸高利貸橫行之文將其中奧妙一一揭露，這就是一方面官員投資入夥並加以保護，一方面黑社會暴力催討而形成的暴利模式。中共銀行對私企不借貸將之逼向高利貸，而高利貸者卻在縱容默許之下對私企敲骨吸髓。
這裡需要特別加以指出的是蘇銀霞家族，在當地並不屬於毫無權勢聽憑宰割的弱勢群體。有網路錄音和文章在探討分析此案時指出，蘇銀霞的丈夫於西明原是山東冠縣地稅局局長，他甚至能夠動用權力以國際企業的名義，劃撥土地給蘇銀霞開辦源大工貿有限公司。當今大陸官員能夠與土地沾邊的，肯定是有錢有勢吃得開的官員，能夠劃撥土地更是大吃八方的官員。然而在當地如此有權勢官員親屬，經營私企還如此艱難困阻，自家沒有官場靠山的私企之艱險，那是不用多想也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的。
其實大量經營私企者不僅命途多舛，不是亡命海外就是命喪黃泉的資訊，通過網路和國際媒體報導早已經見怪不怪了，尤其是那些經營有方肥得流油的私企。例如大陸最早被胡潤百富榜稱為首富的仰融，被當時的遼寧掌權人薄熙來一紙空文便搶劫一空，儘管薄熙來早已經關入秦城監獄吃牢飯，但是仰融的處境依然如故仍在美國避難。重慶的億萬富翁李俊遭受薄熙來壓榨後，也成功逃亡國外並控訴搶劫其財產的重慶當局，在薄熙來倒臺並判刑後中共承認，薄熙來到重慶主政後對李俊的迫害和搜刮，並承諾歸還李俊上億的收繳的資產，但是至今也聽不到什麼具體的下文了。而湖南億萬富翁曾承傑就沒有如此幸運了，他聽從當地官員的要求與他們一起集資，卻被誣告非法集資而遭收監關押，案件尚未立案他的數十億資產已被湖南官員搶掠一空，而且為免除麻煩一了百了將曾成傑匆匆處死。
大陸大量通過私企房地產等成為有錢人的，所以想盡辦法移民海外的最主要因素，便是害怕自家的企業財產甚至性命不保。因為大家心知肚明私企在中共的眼中，只是聽憑宰割予取予奪的錢袋子，而非社會經濟賴以生存發展的前提，中共一手操控的國企才被中共視為自家資產。因此不論中共的經濟政策還是財政傾斜，國企享盡特權和錢財補貼，私企則是備受歧視和搜掠。除了這些政策性的公開的不平等之外，私企也是貪官污吏眼中的肥羊，大陸私企買通官場是得生存的不二法則。而蘇銀霞案件則進一步顯示出，私企一旦遇上困難運轉缺乏資金時，不要指望中共會提供救助政策和銀行貸款，私企將被迫不是在社會私募，便是借貸死也還不清的高利貸，這其實也就是私企早死晚死或怎樣死的區別了。
當然大陸私企也還包括國際資本的私企，這些在開放之初中共想方設法招徠的資本，其實現今早已成中共隨意揉捏的麵團。因為薩德入韓而慘遭中共修理的韓國樂天集團，是最具有說服力的中共凌辱收拾外資的實例。而不合中共政治口味的國際私企，在大陸也從來沒有生存的空間。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曾經屈心逢迎中共，想在大陸的新聞領域闖出一片天地，結果白白投入成十億美元連個響聲也聽不到。谷歌公司則是在中共及大陸競爭公司聯手絞殺下，不得不放棄大陸這個全球最大的市場。至於臺灣香港資金在大陸的中小私企，被大陸官場黑惡勢力生吞活剝的屢屢見諸報端，許多這類投訴無門者還成立相互幫助聲援的團體，可見國際私企在大陸生存條件同樣極度惡劣。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最近大陸發生的轟動社會引發普遍憤慨的虐母殺人案，便從側面描畫出大陸私企何其艱難屈辱生存的實況。山東冠縣的蘇銀霞在當地經營源大工貿有限公司，是雇工二百多人主要加工剎車片鋼管鋼板的私企，在鋼鐵和加工產品不景氣的前幾年借下高利貸維持經營。蘇銀霞所借的高利貸每月利息是百分之十，借了一百三十五萬元但已經還了一百八十四萬元，還有一套價值七十萬元的房屋被高利貸者扣押抵債。不過這遠遠沒有還清滾雪球一樣增長的高利貸，討債者辱罵扣押蘇銀霞本人和兒子於歡，拉過糞便之後將蘇銀霞的頭按入馬桶之中，甚至掏出生殖器壓住蘇銀霞在其臉上蹭。在報警後依然得不到任何保護的於歡，忍無可忍之下用水果刀刺死一人刺傷三人，結果被當地法院以傷害罪罪判處無期徒刑。
蘇銀霞為什麼要借明知無法償還的高利貸？因為中共銀行在這些私企不景氣的艱難時刻，不僅不會向其放貸甚至提前追討之前發放的貸款，但是產能過剩和虧本經營的國企卻輕鬆獲得低息借貸。經營多年鋼鐵加工業的蘇銀霞當然知道，只有個位數盈利的公司要借貸月利百分之十的高利貸，那無異於飲鴆止渴的一條不顧死活的險招。更況何當時鋼鐵和加工產品正處於賠本維持的艱難時刻，本來生產就是賠本買賣再擔負盈利時也無法償付的高利貸，這種狀況可謂是無奈選擇的加速墜向死亡。但是中共卻不允許這些民營私企結賬倒閉，何況私企可能將家族數千上億的資產全投入了這公司，眼看著這一切丟失殆盡而不拚死一救也會心有不甘。在中共對私企基本不放貸而窮盡一切方法後，明知是死的高利貸就成為不甘坐以待斃私企的求生企盼。僅是蘇銀霞所在地區就有為數可觀的私企，墜入了斷難償付的高利貸的地獄之門。
高利貸在大陸法律明文規定屬於違法行為，年利在百分之二十四以內的借貸受保護，年利超過百分之三十六的部分屬於非法無效。為什麼月利高達百分之十的高利貸，也就是年利超過百分之二百一十三，卻能在大陸普遍存在且橫行無忌？例如討債者對蘇銀霞母子拘禁人身，以打罵甚至生殖器猥褻婦女來討債，而報警後前來處理的警察卻對此視而不見。要知道不論是拘禁人身還是公然侮辱，或是猥褻婦女全是法有明文的違法犯罪，而高利貸受害者在遭受這些犯罪侵害時，中共司法部門並不依法予以保護。探討大陸高利貸橫行之文將其中奧妙一一揭露，這就是一方面官員投資入夥並加以保護，一方面黑社會暴力催討而形成的暴利模式。中共銀行對私企不借貸將之逼向高利貸，而高利貸者卻在縱容默許之下對私企敲骨吸髓。
這裡需要特別加以指出的是蘇銀霞家族，在當地並不屬於毫無權勢聽憑宰割的弱勢群體。有網路錄音和文章在探討分析此案時指出，蘇銀霞的丈夫於西明原是山東冠縣地稅局局長，他甚至能夠動用權力以國際企業的名義，劃撥土地給蘇銀霞開辦源大工貿有限公司。當今大陸官員能夠與土地沾邊的，肯定是有錢有勢吃得開的官員，能夠劃撥土地更是大吃八方的官員。然而在當地如此有權勢官員親屬，經營私企還如此艱難困阻，自家沒有官場靠山的私企之艱險，那是不用多想也可以猜個八九不離十的。
其實大量經營私企者不僅命途多舛，不是亡命海外就是命喪黃泉的資訊，通過網路和國際媒體報導早已經見怪不怪了，尤其是那些經營有方肥得流油的私企。例如大陸最早被胡潤百富榜稱為首富的仰融，被當時的遼寧掌權人薄熙來一紙空文便搶劫一空，儘管薄熙來早已經關入秦城監獄吃牢飯，但是仰融的處境依然如故仍在美國避難。重慶的億萬富翁李俊遭受薄熙來壓榨後，也成功逃亡國外並控訴搶劫其財產的重慶當局，在薄熙來倒臺並判刑後中共承認，薄熙來到重慶主政後對李俊的迫害和搜刮，並承諾歸還李俊上億的收繳的資產，但是至今也聽不到什麼具體的下文了。而湖南億萬富翁曾承傑就沒有如此幸運了，他聽從當地官員的要求與他們一起集資，卻被誣告非法集資而遭收監關押，案件尚未立案他的數十億資產已被湖南官員搶掠一空，而且為免除麻煩一了百了將曾成傑匆匆處死。
大陸大量通過私企房地產等成為有錢人的，所以想盡辦法移民海外的最主要因素，便是害怕自家的企業財產甚至性命不保。因為大家心知肚明私企在中共的眼中，只是聽憑宰割予取予奪的錢袋子，而非社會經濟賴以生存發展的前提，中共一手操控的國企才被中共視為自家資產。因此不論中共的經濟政策還是財政傾斜，國企享盡特權和錢財補貼，私企則是備受歧視和搜掠。除了這些政策性的公開的不平等之外，私企也是貪官污吏眼中的肥羊，大陸私企買通官場是得生存的不二法則。而蘇銀霞案件則進一步顯示出，私企一旦遇上困難運轉缺乏資金時，不要指望中共會提供救助政策和銀行貸款，私企將被迫不是在社會私募，便是借貸死也還不清的高利貸，這其實也就是私企早死晚死或怎樣死的區別了。
當然大陸私企也還包括國際資本的私企，這些在開放之初中共想方設法招徠的資本，其實現今早已成中共隨意揉捏的麵團。因為薩德入韓而慘遭中共修理的韓國樂天集團，是最具有說服力的中共凌辱收拾外資的實例。而不合中共政治口味的國際私企，在大陸也從來沒有生存的空間。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曾經屈心逢迎中共，想在大陸的新聞領域闖出一片天地，結果白白投入成十億美元連個響聲也聽不到。谷歌公司則是在中共及大陸競爭公司聯手絞殺下，不得不放棄大陸這個全球最大的市場。至於臺灣香港資金在大陸的中小私企，被大陸官場黑惡勢力生吞活剝的屢屢見諸報端，許多這類投訴無門者還成立相互幫助聲援的團體，可見國際私企在大陸生存條件同樣極度惡劣。
──轉自《自由亞洲電臺》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