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克誠，湖南永興人，中共大將，當過湖南省委書記，中共軍隊總參謀長。1959年廬山會議上，因為講真話，被打成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成員，撤銷黨內、軍內一切職務，之後，受迫害達20年之久。「文革」後復出，曾任中紀委常務副書記等。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
1958年，毛澤東「發高燒」，發動了導致4000萬人被活活餓死的「大躍進」運動。農業要「以糧為綱」，5年、3年甚至1－2年達到「12年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工業要「以鋼為綱」，要「趕英超美」。然後是「高產」衛星滿天飛。從早稻畝產36000斤，一直飆升到到畝產12萬斤！1958年9月，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向毛澤東展示了土高爐土法煉鋼煉出的鋼錠。毛澤東因此鼓勵全國用土高爐土法煉鋼。一時間，全國城鄉，土高爐林立，黑煙滾滾。由於技術不合規格，煉出大量廢鐵，造成極大浪費，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
1959年7月2日，中共在江西廬山開會，準備糾正「大躍進「中「左」的錯誤。會議開了半個月，正準備按原計畫結束的前夕，時任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感到會議對缺點錯誤談得不夠，對情況的嚴重性估計不足，糾「左」措施不力，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這封講真話的信，卻引起毛澤東的雷霆大怒。毛澤東臨時決定延長會期，廬山會議立即由糾左轉向反右。彭德懷一下子被打成「反黨集團」的總頭目，黃克誠也一併被打倒。
廬山會議召開時，作為中共軍委祕書長兼總參謀長的黃克誠，並沒有參加會議。形勢突變，中央急電黃克誠上山。當時，黃克誠看到國內經濟狀況混亂，河北、山東、青海到處鬧飢荒，雲南因飢荒逃往緬甸的人很多……感到問題嚴重。對大躍進，他和彭德懷的看法基本相同，有很多意見，也想向中央提出來。
上山第二天，與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的一次接觸，就證明他想錯了。此前，他先拜訪了副總理李先念，李先念也認為當時的做法太過，一定要改變才行。譚震林一聽說黃克誠拜訪自己之前先拜訪了李先念，就不高興了，說黃的觀點已先入為主受到李的影響，黃不承認，兩個人就吵起來了。譚無法說服黃，就直接向黃交了底：「你知道嗎？我們找你上山來，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們的。」黃克誠想不到召他上山的目的，竟然是「搬救兵」——批判彭德懷，便直言道：「那你就想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就這一句脫口而出的「是反兵」，最後，竟成了他「蓄意反黨」的證明。
黃克誠是7月17日上山的，以後的幾天都是開小組會，討論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不少人發言同意彭的意見。黃克誠在19日發言，比較全面的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支持彭德懷的看法。黃在《自述》中說：當時組裡，除羅瑞卿、譚震林二人外，其他人似乎都對他的看法有同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時任水利部副部長、毛澤東兼職祕書李銳，時任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等都支持彭德懷。
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大會做長篇講話，支持左派，勸告中間派，警告「右派」。他說：「有些人發言講話，無非是說：現在搞得一塌糊塗。好啊！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我們要硬著頭皮頂住。」毛講了很多很重的話，一下子把小組會上不同意見的爭論，上升到黨內路線鬥爭的高度。既然是黨內路線鬥爭，站在哪一邊？跟誰走？也就成了每個人必須考慮的問題。
當晚，周小舟打電話給曾經當過湖南省委書記的黃克誠，說他與李銳等人要過來談一談。幾個人來後，情緒都非常激動，說他們都快成右派了，黃勸他們別著急。周小舟問：「主席這樣突變，有沒有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黃說：「我認為不會。」周又問：「主席有沒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險？」黃也說：「我認為不會。」接著，他們又談了一些湖南的情況。正準備離開時，彭德懷拿著一份軍事電報走過來。周小舟說：「老總，我們離右派只30公裡了。」彭說：」著急有什麼用。」李銳說時間太晚了，催周小舟趕快走。就在幾個人出門離開時，正巧碰上時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羅持反「右」立場，立即將這4個人見面的情況報告毛澤東。後來，這天晚上的談話，就成了逼迫他們交代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成了這個「反黨集團」活動的重要罪證。
7月26日，毛澤東下達指示：批判要對事，也要對人。這就成了廬山會議的又一個轉折點。批評的火力加強了，目標除了集中對準彭德懷外，所謂的「軍事俱樂部」、「湖南集團」的提法也出來了。黃克誠被迫作了檢討，但是，基本觀點未變。他說：「自已只認為彭的信有些地方用詞不妥，而認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
7月30日，毛澤東通知黃克誠、周小舟、李銳等人去談話。毛給黃戴了幾頂帽子，一是彭德懷的「政治參謀長」，二是「湖南集團」的首要人物，三是「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還說黃與彭德懷的觀點一致，與彭的關係，類似「父子關係」。又談到過去歷史上的一些問題。黃克誠逐條進行了答辯：「我和彭德懷觀點基本一致，只能就廬山會議這次的意見而言。過去我和彭德懷爭論很多，有不同意見就爭，幾乎爭論了半輩子，不能說我們的觀點都是基本一致，但我們的爭論不傷感情，過去打『AB團』時，有人要打我，彭還幫我說過話，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認為我們的關係是正常的，談不上什麼『父子關係』。我當彭的參謀長，是毛主席你要我來當的。我那時在湖南工作，並不想來，是你一定要我來。既然當了參謀長，政治和軍事如何分得開？彭德懷的信是在山上寫的，我那時還沒有上山，怎麼能在寫『意見書』一事上當他的參謀長？我在湖南工作過多年，和湖南的負責人多見幾次面，多談幾次話，多關心一點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為『湖南集團』？至於『軍事俱樂部』，更是從何談起呢？……接著，毛又把話引到遵義會議前，怎樣爭取張聞天等，分明是暗示他們趕快回頭，與彭德懷劃清界限。但他們的思想仍然不通。
7月31日和8月1日，毛在他住處的樓上，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批判彭德懷。為了把黃克誠等人拉過來，特別通知黃克誠等4人列席會議。會後，毛又把這4人留下談話，勸他們別再受彭的影響。毛特別對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對於黃克誠，雖然已被認為是彭的親信，似乎也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一定要把他打入「反黨集團」，還是想爭取他回頭。但是，黃克誠等人的思想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這讓毛非常失望。
之後，對黃克誠的批鬥會擺開陣勢。開始時，黃克誠的態度依然很強硬，對不符事實不合情理的批評，就進行反駁。慢慢的，他意識到擺事實講道理都沒有用，只好光聽不說，保持沉默，但是，檢討總是過不了關。這時，有位中央領導找他談話，談了兩次，以幫助他擺脫困境的善意，勸他對彭德懷「反戈一擊」。但是，誣陷彭德懷的事，黃克誠做不出來。他說：「落井下石」，得有石頭，可是我一塊石頭也沒有！
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毛澤東寫了兩篇東西印發會議代表，其中一篇《機關鎗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文章雖短小，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跡。其中寫道：「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10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20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
黃克誠在《自述》中寫道：「我平生受過無數次鬥爭，感到最嚴重、使我難以支持的，還是廬山會議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經常吃安眠藥，但最多不過吃兩粒，這時每晚吃到六粒，還是不能入睡……彭還在碰巧能單獨說話時，勸我別那麼緊張。我說：右傾機會主義還不要緊，『反黨』可就要緊了，我確實是很緊張。彭說：我這個人一輩子就想搞『富國強兵』，沒有什麼別的想頭。又勸我別悲觀，似乎他還比我樂觀些。但也不便多說，馬上就走開了……『斯大林晚年』問題一出，會議就像燒開的水一樣，沸騰起來，似乎『反黨集團』、『湖南集團』等均由此得到了確證，我前一段在小組會上那麼理直氣壯的辯論，現在看來都成了瞪著眼睛說謊話，證明我這個人非常不老實，完全不可信任。於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的帽子都給我戴上了。身處此境真是百口難辯，跳進黃河洗不清，心裡的那種痛苦實在沒法形容。」
最後，在毛澤東的強勢推動下，廬山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決定撤銷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分別擔任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此後，全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300多萬中共官員被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然後就是全國範圍內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飢荒！
到了文革時期，黃克誠被北京地質學院、清華大學以及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從山西揪回北京，先是被帶到北京地質學院，之後，在北京衛戍區接受「監護審查」。他在《自述》中寫道：「我的住房只有9平方米，除一張板床外，只有一個小桌，一隻小凳；此外一無所有，再有也放不下。」
「（1967年）6月底、7月初召開了我們的鬥爭會，我和有關的同案人才得以見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懷年紀最大，我很擔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頭來看望他，這時造反派監視人員就狠狠的把我的頭壓下去。如此三番五次，他們就罵我不老實。」「我一共被鬥過20次左右，比起彭德懷算是少的。（中共軍隊總政治部、總參謀部、總後勤部）三個總部、空軍、海軍、各兵種、各軍事院校、國防科委等重要軍事機關，都輪流鬥過我們。」
「從8月起，又重新對我們進行審查。審查者先是在我的自傳中找矛盾，讓我一件件事寫書面交代……凡是我經過、到過的地方，認為能找、能查的都要處處跑到、一一調查。這樣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審查了8個月。」「專案組不管我說明的情況，在（1968年）3月對我搞起『逼、供、信』，甚至採取車輪戰法，通宵達旦，不許我休息，大有非逼我承認是假黨員不罷休之勢。有時甚至採取打、罵、侮辱等手段。」
「這一段通常總是十幾個人圍攻。有一天，忽然來了20多個人，威風凜凜的擺出要打人的架式。先由兩個人抓住我膀子，使我動不得，只能任他們擺佈。我見情況不妙，不願受辱，就使勁掙脫出一隻手，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砸自己的頭，砸得頭上鮮血直噴，人馬上休克了。他們沒有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只好偃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員請醫生來給我包紮了傷口，又讓我休息了一天。我醒來後，神志仍很清楚，於是給林彪寫信反映情況。」
1971年9月13日，林彪橫死蒙古溫都爾汗之後，國內政治形勢有所鬆動。之後，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二號人物鄧小平復出工作。1975年，周恩來總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黃克誠在一場大病之後被解除監護，重回山西。由於鄧小平不久又被打倒，黃克誠也被「掛」起來了，直到1978年12月才獲平反。
黃克誠一生多災多難，有人說他「九起九落」，比鄧小平的「三起三落」多六起。惟有廬山會議對他的打擊最重。事後，他反思道：「違心的做檢查，違心的同意『決議草案』，這才是我廬山會議上真正的錯誤，這使我後來一想起來就非常痛苦。因為這件事對我國歷史發展的影響巨大深遠「！
——轉自《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明軒
1958年，毛澤東「發高燒」，發動了導致4000萬人被活活餓死的「大躍進」運動。農業要「以糧為綱」，5年、3年甚至1－2年達到「12年發展綱要」規定的指標。工業要「以鋼為綱」，要「趕英超美」。然後是「高產」衛星滿天飛。從早稻畝產36000斤，一直飆升到到畝產12萬斤！1958年9月，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向毛澤東展示了土高爐土法煉鋼煉出的鋼錠。毛澤東因此鼓勵全國用土高爐土法煉鋼。一時間，全國城鄉，土高爐林立，黑煙滾滾。由於技術不合規格，煉出大量廢鐵，造成極大浪費，生態環境被嚴重破壞。
1959年7月2日，中共在江西廬山開會，準備糾正「大躍進「中「左」的錯誤。會議開了半個月，正準備按原計畫結束的前夕，時任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感到會議對缺點錯誤談得不夠，對情況的嚴重性估計不足，糾「左」措施不力，給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封信。這封講真話的信，卻引起毛澤東的雷霆大怒。毛澤東臨時決定延長會期，廬山會議立即由糾左轉向反右。彭德懷一下子被打成「反黨集團」的總頭目，黃克誠也一併被打倒。
廬山會議召開時，作為中共軍委祕書長兼總參謀長的黃克誠，並沒有參加會議。形勢突變，中央急電黃克誠上山。當時，黃克誠看到國內經濟狀況混亂，河北、山東、青海到處鬧飢荒，雲南因飢荒逃往緬甸的人很多……感到問題嚴重。對大躍進，他和彭德懷的看法基本相同，有很多意見，也想向中央提出來。
上山第二天，與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的一次接觸，就證明他想錯了。此前，他先拜訪了副總理李先念，李先念也認為當時的做法太過，一定要改變才行。譚震林一聽說黃克誠拜訪自己之前先拜訪了李先念，就不高興了，說黃的觀點已先入為主受到李的影響，黃不承認，兩個人就吵起來了。譚無法說服黃，就直接向黃交了底：「你知道嗎？我們找你上山來，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們的。」黃克誠想不到召他上山的目的，竟然是「搬救兵」——批判彭德懷，便直言道：「那你就想錯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就這一句脫口而出的「是反兵」，最後，竟成了他「蓄意反黨」的證明。
黃克誠是7月17日上山的，以後的幾天都是開小組會，討論彭德懷給毛澤東的信，不少人發言同意彭的意見。黃克誠在19日發言，比較全面的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支持彭德懷的看法。黃在《自述》中說：當時組裡，除羅瑞卿、譚震林二人外，其他人似乎都對他的看法有同感。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時任水利部副部長、毛澤東兼職祕書李銳，時任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等都支持彭德懷。
7月23日，毛澤東召開大會做長篇講話，支持左派，勸告中間派，警告「右派」。他說：「有些人發言講話，無非是說：現在搞得一塌糊塗。好啊！越講得一塌糊塗越好！我們要硬著頭皮頂住。」毛講了很多很重的話，一下子把小組會上不同意見的爭論，上升到黨內路線鬥爭的高度。既然是黨內路線鬥爭，站在哪一邊？跟誰走？也就成了每個人必須考慮的問題。
當晚，周小舟打電話給曾經當過湖南省委書記的黃克誠，說他與李銳等人要過來談一談。幾個人來後，情緒都非常激動，說他們都快成右派了，黃勸他們別著急。周小舟問：「主席這樣突變，有沒有經過政治局常委討論？「黃說：「我認為不會。」周又問：「主席有沒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險？」黃也說：「我認為不會。」接著，他們又談了一些湖南的情況。正準備離開時，彭德懷拿著一份軍事電報走過來。周小舟說：「老總，我們離右派只30公裡了。」彭說：」著急有什麼用。」李銳說時間太晚了，催周小舟趕快走。就在幾個人出門離開時，正巧碰上時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羅持反「右」立場，立即將這4個人見面的情況報告毛澤東。後來，這天晚上的談話，就成了逼迫他們交代的一個重要問題，也成了這個「反黨集團」活動的重要罪證。
7月26日，毛澤東下達指示：批判要對事，也要對人。這就成了廬山會議的又一個轉折點。批評的火力加強了，目標除了集中對準彭德懷外，所謂的「軍事俱樂部」、「湖南集團」的提法也出來了。黃克誠被迫作了檢討，但是，基本觀點未變。他說：「自已只認為彭的信有些地方用詞不妥，而認識不到問題的嚴重性」。
7月30日，毛澤東通知黃克誠、周小舟、李銳等人去談話。毛給黃戴了幾頂帽子，一是彭德懷的「政治參謀長」，二是「湖南集團」的首要人物，三是「軍事俱樂部」的主要成員。還說黃與彭德懷的觀點一致，與彭的關係，類似「父子關係」。又談到過去歷史上的一些問題。黃克誠逐條進行了答辯：「我和彭德懷觀點基本一致，只能就廬山會議這次的意見而言。過去我和彭德懷爭論很多，有不同意見就爭，幾乎爭論了半輩子，不能說我們的觀點都是基本一致，但我們的爭論不傷感情，過去打『AB團』時，有人要打我，彭還幫我說過話，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認為我們的關係是正常的，談不上什麼『父子關係』。我當彭的參謀長，是毛主席你要我來當的。我那時在湖南工作，並不想來，是你一定要我來。既然當了參謀長，政治和軍事如何分得開？彭德懷的信是在山上寫的，我那時還沒有上山，怎麼能在寫『意見書』一事上當他的參謀長？我在湖南工作過多年，和湖南的負責人多見幾次面，多談幾次話，多關心一點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為『湖南集團』？至於『軍事俱樂部』，更是從何談起呢？……接著，毛又把話引到遵義會議前，怎樣爭取張聞天等，分明是暗示他們趕快回頭，與彭德懷劃清界限。但他們的思想仍然不通。
7月31日和8月1日，毛在他住處的樓上，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批判彭德懷。為了把黃克誠等人拉過來，特別通知黃克誠等4人列席會議。會後，毛又把這4人留下談話，勸他們別再受彭的影響。毛特別對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對於黃克誠，雖然已被認為是彭的親信，似乎也還沒有下最後的決心，一定要把他打入「反黨集團」，還是想爭取他回頭。但是，黃克誠等人的思想問題依然沒有解決，這讓毛非常失望。
之後，對黃克誠的批鬥會擺開陣勢。開始時，黃克誠的態度依然很強硬，對不符事實不合情理的批評，就進行反駁。慢慢的，他意識到擺事實講道理都沒有用，只好光聽不說，保持沉默，但是，檢討總是過不了關。這時，有位中央領導找他談話，談了兩次，以幫助他擺脫困境的善意，勸他對彭德懷「反戈一擊」。但是，誣陷彭德懷的事，黃克誠做不出來。他說：「落井下石」，得有石頭，可是我一塊石頭也沒有！
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毛澤東寫了兩篇東西印發會議代表，其中一篇《機關鎗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文章雖短小，卻在歷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跡。其中寫道：「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10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鬥下去，至少還要鬥20年，可能要鬥半個世紀。」
黃克誠在《自述》中寫道：「我平生受過無數次鬥爭，感到最嚴重、使我難以支持的，還是廬山會議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經常吃安眠藥，但最多不過吃兩粒，這時每晚吃到六粒，還是不能入睡……彭還在碰巧能單獨說話時，勸我別那麼緊張。我說：右傾機會主義還不要緊，『反黨』可就要緊了，我確實是很緊張。彭說：我這個人一輩子就想搞『富國強兵』，沒有什麼別的想頭。又勸我別悲觀，似乎他還比我樂觀些。但也不便多說，馬上就走開了……『斯大林晚年』問題一出，會議就像燒開的水一樣，沸騰起來，似乎『反黨集團』、『湖南集團』等均由此得到了確證，我前一段在小組會上那麼理直氣壯的辯論，現在看來都成了瞪著眼睛說謊話，證明我這個人非常不老實，完全不可信任。於是，『陰謀家』、『野心家』、『偽君子』的帽子都給我戴上了。身處此境真是百口難辯，跳進黃河洗不清，心裡的那種痛苦實在沒法形容。」
最後，在毛澤東的強勢推動下，廬山會議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決定撤銷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分別擔任的國防部長、總參謀長、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和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此後，全國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右傾機會主義運動，300多萬中共官員被劃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然後就是全國範圍內餓死幾千萬人的大飢荒！
到了文革時期，黃克誠被北京地質學院、清華大學以及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衛兵從山西揪回北京，先是被帶到北京地質學院，之後，在北京衛戍區接受「監護審查」。他在《自述》中寫道：「我的住房只有9平方米，除一張板床外，只有一個小桌，一隻小凳；此外一無所有，再有也放不下。」
「（1967年）6月底、7月初召開了我們的鬥爭會，我和有關的同案人才得以見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懷年紀最大，我很擔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頭來看望他，這時造反派監視人員就狠狠的把我的頭壓下去。如此三番五次，他們就罵我不老實。」「我一共被鬥過20次左右，比起彭德懷算是少的。（中共軍隊總政治部、總參謀部、總後勤部）三個總部、空軍、海軍、各兵種、各軍事院校、國防科委等重要軍事機關，都輪流鬥過我們。」
「從8月起，又重新對我們進行審查。審查者先是在我的自傳中找矛盾，讓我一件件事寫書面交代……凡是我經過、到過的地方，認為能找、能查的都要處處跑到、一一調查。這樣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審查了8個月。」「專案組不管我說明的情況，在（1968年）3月對我搞起『逼、供、信』，甚至採取車輪戰法，通宵達旦，不許我休息，大有非逼我承認是假黨員不罷休之勢。有時甚至採取打、罵、侮辱等手段。」
「這一段通常總是十幾個人圍攻。有一天，忽然來了20多個人，威風凜凜的擺出要打人的架式。先由兩個人抓住我膀子，使我動不得，只能任他們擺佈。我見情況不妙，不願受辱，就使勁掙脫出一隻手，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砸自己的頭，砸得頭上鮮血直噴，人馬上休克了。他們沒有料到會出現這種情況，只好偃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員請醫生來給我包紮了傷口，又讓我休息了一天。我醒來後，神志仍很清楚，於是給林彪寫信反映情況。」
1971年9月13日，林彪橫死蒙古溫都爾汗之後，國內政治形勢有所鬆動。之後，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二號人物鄧小平復出工作。1975年，周恩來總理病重，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黃克誠在一場大病之後被解除監護，重回山西。由於鄧小平不久又被打倒，黃克誠也被「掛」起來了，直到1978年12月才獲平反。
黃克誠一生多災多難，有人說他「九起九落」，比鄧小平的「三起三落」多六起。惟有廬山會議對他的打擊最重。事後，他反思道：「違心的做檢查，違心的同意『決議草案』，這才是我廬山會議上真正的錯誤，這使我後來一想起來就非常痛苦。因為這件事對我國歷史發展的影響巨大深遠「！
——轉自《希望之聲》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