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6月10日訊】近日，湖北女作家方方的長篇小說《軟埋》，因涉及當年暴力土地改革運動遭禁，在大陸掀起風波。無獨有偶，大陸學者譚松歷時十餘年實地採訪完成的《川東土改調查》，至今未能出版。該著作中披露的種種土改酷刑，個個慘絕人寰。
2013年7月30日，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譚松在香港就該著作做了專題演講，揭露了川東土改中那段殘酷的歷史。9月8日，香港《開放》雜誌網站刊登了蔡詠梅的文章《譚松談川東血腥土改》，對譚松此次演講做了報導。以下為報導原文。
【摘要：譚松不怕失業窮困，堅持社會調查，挖掘瀕臨消失的殘酷歷史。他說面對那麼多血淚事實，我甘願作一顆老鼠屎，壞那一鍋明亮的湯。】
（2013年）7月30日在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會議室，來自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譚松作《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專題演講。室外是盛夏的豔陽，但室內卻瀰漫著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譚松冷靜講述和牆上視屏圖像中，土改的種種酷刑展現在聽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發涼。四川川東地區50年代初中共土改血腥的真相對於文明世界中成長的香港人實在是太過殘酷了。
一位中文大學女教授聽不下去，突然插話要求譚松「請不要再講了！」譚松有點愕然，然後一口回絕道：「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他還以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為例說，這個集中營是很殘酷的，但學校老師依然帶領學生去參觀，因為應該要學生知道真相。
事後交談，譚松承認他當初調查川東土改時，那些血腥慘烈的場面他自己也難以承受，但他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瑞典的湖南作家茉莉的一句話說，「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須先揭露黑暗。」
譚松演講的川東土改，是指原四川省所轄的重慶市、萬縣市、涪陵市、廣安市和黔江地區，即大致今天重慶直轄市區域。譚松是重慶人，他在2002年開始調查川東土改歷史，走訪了十二個縣市，訪問了四百多個土改親歷者，包括當年的土改工作隊隊員、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還有受盡酷刑而活下來的地主，所有採訪均做了錄音錄影。最後完成了一部土改專訪錄，共36萬字，尚未出版。
川東土改在中共佔領四川後的1951年開始。譚松指出，經過一年半時間土改徹底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毀傳統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消滅了農村精英階層，還使中國農民淪落為無法自由遷徙的農奴，為中國帶來長遠的惡劣後果。
他在調查中發現，川東是貧窮山區，很少良田千畝的大地主，土改前川東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僅十四點五九畝。許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實是自耕農，或只是相較富裕的農民，而且中共劃分地主非常隨意，甚至有當教師不需下田勞動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窮的巫溪縣，一家有兩個煮飯的鼎罐就被評為地主。
他指出，死於文革的劉少奇領導土改運動，主張暴力土改，雙手染血。為了建立新政權的權威，需要殺人立威，所以土改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一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接受他的採訪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殺人，共產黨要這樣做才嚇得住人。」因此對中共來說，「土改必須是一場暴風驟雨，也必定是一場腥風血雨。」
譚松在演講中說，土改中最血腥殘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徑還不是鬥爭訴苦會，而是向地主逼浮財這個階段，索要金銀珠寶，逼不出來，貪婪的土改積極分子就使出種種喪盡天良的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在鐵皮桶裡裝滿燒紅炭火強迫背在背上）、「抱火柱頭」（把鋼管燒紅強迫人手抱）、吊木腦殼（把頭部用繩捆起來上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的褲子用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一個圈，注入桐油點燈，或雙手手心向上綁起，手窩盛滿桐油點燈）等等。一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們得以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他們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裡捅。一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齣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扎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
一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譚松採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姦致死。譚松說，利用地痞流氓當革命先鋒，是當年被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發動革命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發明的。
譚松在演講結束時，將他調查到的死於土改的受難者名單一一在視屏上打出來。他說，每一位受難者都不應該被人遺忘。
譚松提到一位臺灣學者曾問他：你做這個調查，政府給了你多少資助？（全場大笑）譚松說，他所有調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著風險自費調查是為了搶救歷史，也是為受難者討還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貧下中農出身，但後來接觸到真相，發現自己教育受騙，正義感被激發。
他說，他的調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訪者分散在川東深山老林窮鄉僻壤，又沒有電話聯絡，走訪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時代久遠，現仍在世的當時人已寥寥可數。譚松聽說一位飽受點天燈酷刑的女子馮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趕去採訪。
馮光珍當年18歲，還是一個學生，因酷刑雙手殘廢。譚松上午採訪她，下午這個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懼，中國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是毛澤東時代受害最慘因而恐懼感也最深的群體，雖然毛澤東時代早已過去，但恐懼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採訪。作為採訪者的譚松本人也很恐懼，因為他在之前做川東右派調查被重慶當局關押了39天，剛獲釋不久，而且是在保釋期間，被勒令不能離開重慶地區，因此他是私下祕密採訪。
土改因為涉及中共政權革命合法性問題，是中國現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區，敢於觸及的學者少，而且多是以資料做研究，像譚松這樣深入一個地區大規模採訪做口述歷史的可能絕無僅有。現場主持的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琦指出，譚松是首位在他們中心講土改的大陸學者。
而川東土改調查也只是譚松這十年為搶救歷史走上民間調查漫長之路中的一段路程。而他走上這條路，與他的好友重慶文化名士王康有關。
譚松和王康兩人最初合作挖掘重慶陪都抗戰歷史。譚松在重慶外事辦的《重慶與世界》雜誌任執行主編，在王康的大力支持下，做了一個陪都專輯，全面肯定中國抗戰中心是重慶而不是延安，因為觸犯中共意識形態主旋律，譚松被迫辭職。2000年兩人又開始調查重慶著名的沙坪壩紅衛兵墓園背後的故事，打算製作紀錄片，但開張不久即因人告密被公安阻止半途而廢。
譚松失業後，生活無著落。這時王康介紹他到重慶社科院三峽組做研究工作，但他上班第一天，一進社科院門，就見到通知說下午開會批判法輪功，他非常反感，一時猶豫是否要這份工，向王康諮詢，王康一句：「不去也好，保持內心的自由。」使他最後下定決心，從此再未擔任過公職，並因此打算用這段不需上班的時間做右派調查。
譚松父親譚顯殷是1947年參加中共的幹部，1957年在重慶團市委宣傳部長任上被打成右派，劃為反黨分子，下放川東長壽縣荒涼無人蹤的長壽湖勞改。反右後長壽湖作為重慶市的勞改基地，共關押了627名右派及歷史反革命分子，還先後接納了有各種問題的1030名下放幹部及出身不好的1455名學生，這片當年交通不便荒無人煙的廣闊湖區飽載著右派的苦難和血淚，是川東地區的夾邊溝。
2001年3月8日譚松拿了下崗証，在父母的鼓勵下，他決定調查長壽湖右派勞改歷史，但不知如何當面向妻子開口，猶豫半個月後，寫了一萬字的信，向妻子陳述他決定放棄找工作掙錢一定要去長壽湖的原因，獲得了妻子的諒解和支持。這是譚松最困難的時候，家中沒有積蓄，他個人整整十個月沒有一文收入，旅費困難，阮囊羞澀。他八次租船進湖，遍尋當事者，用了三年時間完成了長壽湖的血淚史，在2011年在美國出版了五十萬字的《長壽湖——1957年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
就在採訪工作半途中，2002年7月2日他因調查被當局拘押。當局指控他「收集社會黑暗面」，「說要對共產黨的罪行進行清算」，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當時他剛剛有了一份工作，在《中華雜誌》上班，但只拿了兩個月工資就失去自由，也失去了工作。雖然只關押了39天，但當局警告他出來後不得離開重慶地區和再做調查，否則要關他五年。因此後來的長壽湖右派史調查和川東土改調查，都只能私下悄悄進行。他估計是因為王康建議請流亡美國，當時仍還健在的大右派劉賓雁為他的採訪錄寫序言，王康是重慶受監視的敏感人物，與海外電話來往中驚動了當局。
在此期間他還與王康合作拍攝製作了一套五集講述重慶陪都抗戰八年的歷史紀錄片《重慶大轟炸》（在中央電視臺和鳳凰衛視播出）。因為他是敏感人物，片尾的製作人員名單中，他只能以筆名「木公」出現。
1955年出生的譚松，文革後讀大學，畢業後在重慶建築高等專科學校（後合併到重慶大學）教書，1991年被評為副教授，是當年該校最年輕的副教授，父親文革復出後任重慶市宣傳部副部長，名正言順的太子黨。如果譚松安分守己，在中共建制中一定能夠飛黃騰達，但他思想異端，對人生滿懷理想和激情，因此與這個體制格格不入。最終脫離中共體制，走自己的路，過清貧的生活，做有意義的事。
選擇這條路，譚松也曾徬徨過，他七次失業，最長的一年半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社保醫保，要靠做醫生的妻子養，他內心很苦悶，覺得自己只有激情，不顧頭尾，太不務正業。直到2000年認識王康，有了同樣一個不務正業但卻活得很瀟灑自在的朋友，他才有了自信。他近年先後在西南師範大學育才學院和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務學院做合同教師，教授西方文化概論、中外文化交流史、英語和新聞採訪與寫作等課程，向學生傳授知識之時，也教他們做人的道理，將普世價值帶上課堂，因而深受學生喜愛，有學生視他為精神上的父親。他業餘時間則全部花在自費的歷史調查工作中。
與當年一起出道現已有很高的職稱和豐厚的收入的同學相比，在名利上他差了很多，但他沒有失落感。他對我說，他不後悔，路是他自己選的，而且他自我感覺活得很精彩很有價值，講到自己過去落魄時的一些窘態，還哈哈大笑，很以為樂。
川東土改調查完成後，譚松又開始新的民間調查專案，這條路他堅持要走下去。在監獄中，國安局提審他時指責他思想偏激，專門收集社會陰暗面，看不到「光明」的東西。他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如此回應說：
「他們的話讓我反省檢討。的確，這些年我怎麼像個令人討厭的蒼蠅，專門追逐血腥？可是看到那麼多人、那麼多作家都在歌唱光明，讚頌偉大，而那麼多血淚、那麼多真實無人理睬，我只得選擇後者。這輩子就破罐破摔吧，我甘願作一顆老鼠屎，壞那一鍋明亮的湯。」
－－轉自《開放》雜誌
（編輯：雲濤整理/責任編輯：凱欣）
2013年7月30日，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譚松在香港就該著作做了專題演講，揭露了川東土改中那段殘酷的歷史。9月8日，香港《開放》雜誌網站刊登了蔡詠梅的文章《譚松談川東血腥土改》，對譚松此次演講做了報導。以下為報導原文。
【摘要：譚松不怕失業窮困，堅持社會調查，挖掘瀕臨消失的殘酷歷史。他說面對那麼多血淚事實，我甘願作一顆老鼠屎，壞那一鍋明亮的湯。】
（2013年）7月30日在中文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的會議室，來自重慶師範大學的副教授譚松作《川東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專題演講。室外是盛夏的豔陽，但室內卻瀰漫著一股不安的寒意，在譚松冷靜講述和牆上視屏圖像中，土改的種種酷刑展現在聽者眼前，恐怖得令人脊背發涼。四川川東地區50年代初中共土改血腥的真相對於文明世界中成長的香港人實在是太過殘酷了。
一位中文大學女教授聽不下去，突然插話要求譚松「請不要再講了！」譚松有點愕然，然後一口回絕道：「如果我們不去正視苦難和殘酷的真相，這樣的歷史就會重演」。他還以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波蘭奧斯威辛集中營為例說，這個集中營是很殘酷的，但學校老師依然帶領學生去參觀，因為應該要學生知道真相。
川東土改貫徹劉少奇暴力路線
事後交談，譚松承認他當初調查川東土改時，那些血腥慘烈的場面他自己也難以承受，但他要搶救歷史，拒絕讓血腥的歷史真實被吞噬和淹沒。他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流亡瑞典的湖南作家茉莉的一句話說，「為了天空不再黑暗，必須先揭露黑暗。」
譚松演講的川東土改，是指原四川省所轄的重慶市、萬縣市、涪陵市、廣安市和黔江地區，即大致今天重慶直轄市區域。譚松是重慶人，他在2002年開始調查川東土改歷史，走訪了十二個縣市，訪問了四百多個土改親歷者，包括當年的土改工作隊隊員、民兵、地主子女和知情者、甚至還有受盡酷刑而活下來的地主，所有採訪均做了錄音錄影。最後完成了一部土改專訪錄，共36萬字，尚未出版。
川東土改在中共佔領四川後的1951年開始。譚松指出，經過一年半時間土改徹底改變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土地制度，不但摧毀傳統中國農村的倫理和文化傳統，消滅了農村精英階層，還使中國農民淪落為無法自由遷徙的農奴，為中國帶來長遠的惡劣後果。
他在調查中發現，川東是貧窮山區，很少良田千畝的大地主，土改前川東地主平均每人所有土地僅十四點五九畝。許多被打成地主的其實是自耕農，或只是相較富裕的農民，而且中共劃分地主非常隨意，甚至有當教師不需下田勞動也被打成地主。在最窮的巫溪縣，一家有兩個煮飯的鼎罐就被評為地主。
他指出，死於文革的劉少奇領導土改運動，主張暴力土改，雙手染血。為了建立新政權的權威，需要殺人立威，所以土改設立人民法庭，下放殺人權，鼓勵殺人。一位當年土改工作隊員戴廷珍接受他的採訪說，「批鬥之後就是槍斃，我們每到一個地方都要殺人，共產黨要這樣做才嚇得住人。」因此對中共來說，「土改必須是一場暴風驟雨，也必定是一場腥風血雨。」
利用地痞流氓施殘暴酷刑
譚松在演講中說，土改中最血腥殘暴最恐怖下流的行徑還不是鬥爭訴苦會，而是向地主逼浮財這個階段，索要金銀珠寶，逼不出來，貪婪的土改積極分子就使出種種喪盡天良的殘暴下流手段和酷刑。諸如「背火背篼」（在鐵皮桶裡裝滿燒紅炭火強迫背在背上）、「抱火柱頭」（把鋼管燒紅強迫人手抱）、吊木腦殼（把頭部用繩捆起來上吊）、「燒飛機洞」（脫光女子的褲子用火燒下身）「點天燈」（在頭上用粘土圍一個圈，注入桐油點燈，或雙手手心向上綁起，手窩盛滿桐油點燈）等等。一個地主媳婦交不出金銀，被脫光衣服遭受碳烤活人酷刑，烤得奶子和肚皮往下滴油。
土改積極分子民兵多是地痞流氓，暴力被合法化，使他們得以公開對地主女子施行殘忍的性虐待。他們強迫未婚女子脫褲分開兩腿被人摸下身，將木塊、鐵條和脫粒後的玉米棒插進女人下體反復朝裡捅。一位叫黎明書的男子回憶說，他的姐姐黎瓊瑤當年二十齣頭的未婚女子，被逼交出洋錢，交不出先被暴打灌辣椒水，然後被扒光衣服用豬鬃毛扎乳頭，無法忍受當天跳堰塘自殺。
一位土改民兵連長李朝庚接受譚松採訪說，土改時忠縣有個未婚女子梁文華還未結婚，本身不是地主，因為是全縣著名美女，就被十多個土改民兵抓去輪姦致死。譚松說，利用地痞流氓當革命先鋒，是當年被共產國際派來中國發動革命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發明的。
譚松在演講結束時，將他調查到的死於土改的受難者名單一一在視屏上打出來。他說，每一位受難者都不應該被人遺忘。
採訪艱辛受害者至今心懷恐懼
譚松提到一位臺灣學者曾問他：你做這個調查，政府給了你多少資助？（全場大笑）譚松說，他所有調查都是自掏腰包，只要政府不因此迫害他就行了。他冒著風險自費調查是為了搶救歷史，也是為受難者討還公道。他家庭不是土改的受害者，父母都是貧下中農出身，但後來接觸到真相，發現自己教育受騙，正義感被激發。
他說，他的調查非常辛苦，一是受訪者分散在川東深山老林窮鄉僻壤，又沒有電話聯絡，走訪非常不易。二是土改時代久遠，現仍在世的當時人已寥寥可數。譚松聽說一位飽受點天燈酷刑的女子馮光珍仍然在世，立即趕去採訪。
馮光珍當年18歲，還是一個學生，因酷刑雙手殘廢。譚松上午採訪她，下午這個不幸女子就逝世了。三是恐懼，中國地主富農及其子女是毛澤東時代受害最慘因而恐懼感也最深的群體，雖然毛澤東時代早已過去，但恐懼仍深，很多人不敢接受採訪。作為採訪者的譚松本人也很恐懼，因為他在之前做川東右派調查被重慶當局關押了39天，剛獲釋不久，而且是在保釋期間，被勒令不能離開重慶地區，因此他是私下祕密採訪。
土改因為涉及中共政權革命合法性問題，是中國現代史中最敏感的禁區，敢於觸及的學者少，而且多是以資料做研究，像譚松這樣深入一個地區大規模採訪做口述歷史的可能絕無僅有。現場主持的中國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琦指出，譚松是首位在他們中心講土改的大陸學者。
而川東土改調查也只是譚松這十年為搶救歷史走上民間調查漫長之路中的一段路程。而他走上這條路，與他的好友重慶文化名士王康有關。
譚松和王康兩人最初合作挖掘重慶陪都抗戰歷史。譚松在重慶外事辦的《重慶與世界》雜誌任執行主編，在王康的大力支持下，做了一個陪都專輯，全面肯定中國抗戰中心是重慶而不是延安，因為觸犯中共意識形態主旋律，譚松被迫辭職。2000年兩人又開始調查重慶著名的沙坪壩紅衛兵墓園背後的故事，打算製作紀錄片，但開張不久即因人告密被公安阻止半途而廢。
失業後調查長壽湖右派農場
譚松失業後，生活無著落。這時王康介紹他到重慶社科院三峽組做研究工作，但他上班第一天，一進社科院門，就見到通知說下午開會批判法輪功，他非常反感，一時猶豫是否要這份工，向王康諮詢，王康一句：「不去也好，保持內心的自由。」使他最後下定決心，從此再未擔任過公職，並因此打算用這段不需上班的時間做右派調查。
譚松父親譚顯殷是1947年參加中共的幹部，1957年在重慶團市委宣傳部長任上被打成右派，劃為反黨分子，下放川東長壽縣荒涼無人蹤的長壽湖勞改。反右後長壽湖作為重慶市的勞改基地，共關押了627名右派及歷史反革命分子，還先後接納了有各種問題的1030名下放幹部及出身不好的1455名學生，這片當年交通不便荒無人煙的廣闊湖區飽載著右派的苦難和血淚，是川東地區的夾邊溝。
2001年3月8日譚松拿了下崗証，在父母的鼓勵下，他決定調查長壽湖右派勞改歷史，但不知如何當面向妻子開口，猶豫半個月後，寫了一萬字的信，向妻子陳述他決定放棄找工作掙錢一定要去長壽湖的原因，獲得了妻子的諒解和支持。這是譚松最困難的時候，家中沒有積蓄，他個人整整十個月沒有一文收入，旅費困難，阮囊羞澀。他八次租船進湖，遍尋當事者，用了三年時間完成了長壽湖的血淚史，在2011年在美國出版了五十萬字的《長壽湖——1957年重慶長壽湖右派採訪錄》。
就在採訪工作半途中，2002年7月2日他因調查被當局拘押。當局指控他「收集社會黑暗面」，「說要對共產黨的罪行進行清算」，犯了「顛覆國家政權罪」。當時他剛剛有了一份工作，在《中華雜誌》上班，但只拿了兩個月工資就失去自由，也失去了工作。雖然只關押了39天，但當局警告他出來後不得離開重慶地區和再做調查，否則要關他五年。因此後來的長壽湖右派史調查和川東土改調查，都只能私下悄悄進行。他估計是因為王康建議請流亡美國，當時仍還健在的大右派劉賓雁為他的採訪錄寫序言，王康是重慶受監視的敏感人物，與海外電話來往中驚動了當局。
不後悔選擇這條人生之路
在此期間他還與王康合作拍攝製作了一套五集講述重慶陪都抗戰八年的歷史紀錄片《重慶大轟炸》（在中央電視臺和鳳凰衛視播出）。因為他是敏感人物，片尾的製作人員名單中，他只能以筆名「木公」出現。
1955年出生的譚松，文革後讀大學，畢業後在重慶建築高等專科學校（後合併到重慶大學）教書，1991年被評為副教授，是當年該校最年輕的副教授，父親文革復出後任重慶市宣傳部副部長，名正言順的太子黨。如果譚松安分守己，在中共建制中一定能夠飛黃騰達，但他思想異端，對人生滿懷理想和激情，因此與這個體制格格不入。最終脫離中共體制，走自己的路，過清貧的生活，做有意義的事。
選擇這條路，譚松也曾徬徨過，他七次失業，最長的一年半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社保醫保，要靠做醫生的妻子養，他內心很苦悶，覺得自己只有激情，不顧頭尾，太不務正業。直到2000年認識王康，有了同樣一個不務正業但卻活得很瀟灑自在的朋友，他才有了自信。他近年先後在西南師範大學育才學院和重慶師範大學涉外商務學院做合同教師，教授西方文化概論、中外文化交流史、英語和新聞採訪與寫作等課程，向學生傳授知識之時，也教他們做人的道理，將普世價值帶上課堂，因而深受學生喜愛，有學生視他為精神上的父親。他業餘時間則全部花在自費的歷史調查工作中。
與當年一起出道現已有很高的職稱和豐厚的收入的同學相比，在名利上他差了很多，但他沒有失落感。他對我說，他不後悔，路是他自己選的，而且他自我感覺活得很精彩很有價值，講到自己過去落魄時的一些窘態，還哈哈大笑，很以為樂。
川東土改調查完成後，譚松又開始新的民間調查專案，這條路他堅持要走下去。在監獄中，國安局提審他時指責他思想偏激，專門收集社會陰暗面，看不到「光明」的東西。他在《長壽湖》的後記中如此回應說：
「他們的話讓我反省檢討。的確，這些年我怎麼像個令人討厭的蒼蠅，專門追逐血腥？可是看到那麼多人、那麼多作家都在歌唱光明，讚頌偉大，而那麼多血淚、那麼多真實無人理睬，我只得選擇後者。這輩子就破罐破摔吧，我甘願作一顆老鼠屎，壞那一鍋明亮的湯。」
－－轉自《開放》雜誌
（編輯：雲濤整理/責任編輯：凱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