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多年了，你迄今癡心不改，總不肯放棄不切合實際的幻想。結果如何？結果是一次次給我製造了些困難的過程，而你卻一次次得到了失敗的結果。
——高智晟
暴力打壓雖是中共逼迫高律師屈服的主要手段（無論是野蠻瘋狂的全天候監控和沒完沒了的暴力綁架，還是棄絕人倫的電擊酷刑和背棄人道的野蠻囚禁，無疑都屬於這個範疇），但與此同時，它也從未放棄過對高律師的物質利誘。不過，令祕密警察格外沮喪的是，不論他們開出的價碼有多高，是多麼誘人，高律師都始終不為所動，就像他始終不曾屈服於他們的暴力一樣。
2008年，為了逼迫高律師與其合作，結成所謂「利益共同體」，北京祕密警察頭子於泓源曾多次向高律師提及，如果他完全依循他的設計，他的官會越做越大，到時他們會擁有很多資源，「我們合作吧」。
那段時間，攔在高律師面前最現實的問題即是女兒上高中的問題，周永康及其打手們將之視為終於可以迫他俯伏在地的軟肋。他們曾公開在高律師跟前調侃道：「老高有著他不同階段的『七寸』，過去是老太太（指我母親），現在是倆孩子。」
「我們不可能永遠懸而不決。」於泓源有一次在和高律師談話中肅然以道。
「我這裡從來不存在懸而不決的問題，懸只在你們那裡。只要我一家還能有基本的生活空間，孩子們也還能正常地去上學，我是一個胸無大志的人，我願意為他們苟活著。你若非要改變現狀，而朝著你期望的方向的改變是沒有零以外的概率的。我清楚你在想什麼。」高律師也介面肅然道。
然而，高律師的決絕並沒有使對方死心。為了最終達到讓高律師與自己合作的目地，當局拋出了三大「誘餌」：一是要把高律師大哥家的一個兒子安排在公安系統；二是給高家批一個煤礦（那時段高律師的表弟想在北京活動批受煤礦開發，引起了給批個煤礦之說）；三是孩子在北京上最好的學校，將來工作安排全由政府操辦，可立即把全家戶口轉至北京（於泓源曾不止一次說過「這是咱系統能辦得了的小事」）。但前提是高律師必須「填個表改變身份」。祕密警察孫荻在跟高律師提這個要求時往往會接著再加一句——「願做官的話，警銜遠在我和老於之上」。說完，他便死死的盯著高律師的眼睛。
誰知高律師依然不為所動。他提醒對方：「共產黨政權在過去六十多年裡，作為一個龐大而現實的存在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組成他龐大系統的無疑都是中國人。作為個體，我不認為人人都無恥，個個都不光彩，但那裡面絕不能有我，至少已經成了今天的我。」
在孩子上學的問題上，高律師多次跟當局強調：如果你們不從中作梗，我有條件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可祕密警察卻蠻橫的告訴他，「絕不」允許他自己解決，只能由政府來解決。說要將他的問題打包解決，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們會下檔專門解決，給倆孩子安排最好的學校。他們多次來講：「老高，政府的正式檔都準備好了，你們附近的最好中學是十七中學，只要你一句話，不光他們的上學，今後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說白了，還是逼高律師入夥，成為「利益共同體」。
由於高律師始終拒絕「入夥」要求，女兒在北京上學的問題因為祕密警察的阻擾一直得不到解決，即便他想盡了各種辦法，包括讓女兒去北京以外的地方上學，結果仍是一籌莫展。試想，有祕密警察從中作梗，這個問題怎麼可能解決呢。
到外地尋夢的期望破滅後，孫荻給高律師打來電話，說：「不要去外地折騰了，沒有用的，回來吧，還是我們幫你解決吧，而且是一定能夠解決的。」但高律師仍是不予理睬。
到了2010年，於泓源又故伎重演，不過這一回，他給高律師開出了更可觀的價碼。他對高律師說：「哎，老高，跟你溝通是不困難的，人很直，腦瓜兒也不怎麼笨。別鬥了，沒有前途的。換身分，只須換個身分，而且是祕密地換個身分，換了身分後兩條路：一條是留在國內，你繼續做你的英雄，繼續嚷嚷下去，罵共產黨，繼續待在原來的圈子裡，我的人會定期或不定期地，以別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和你接觸；我們給你建立一個帳號，設國內還是國外由你定，保障你有足夠的錢用。另一條是改變了身分到國外，我們以強制扭送出境的名義把你送到泰國，然後你肯定有辦法到美國；在外邊給你設個帳號，我們會定期把錢打入你的帳戶，可以具體確定個數位，對於解決你的問題代價，上面是有個授權範圍的。每月小幾十萬美元的槓槓我這就能答應，太獅子大張口的標準我只能向上爭取，但錢不是個問題，因為你是個大傢伙，值得花大價錢，我會定期派人跟你接觸。老高，活得現實一點，現在很多人都在給我們幹，我是說在國外。今天就咱倆，改變身分的事就咱倆知道，連我的娘老子都不會讓他們知道的，往境外送的具體過程我是外行，這方面的負責人我也帶來了。老高，這次我可沒有給你留後路，而且我可以給你說明了，我連自己的後路也沒有留下，我是給上面大領導打了保票的。」
於一口氣說了有四十多分鐘。他看著高律師，在點煙的過程中都抬眼繼續看著。
高律師則告訴他：「老於你不應當用一個賭徒的心理來處理並不屬於你我個人之間的事，你別說我說得難聽；官在我眼裡猶若敝屣，卻被你寶愛如命。你總以為我的命控扼在你的手裡，就會成了你手裡的玩偶。這幾年你常有這種得意，而且每次穩操勝算的得意忘形於色，終於時至今日你還是處在像以往一樣的籌算過程中，總以為設個不大智商的局，即可以所向披靡。實在是大謬不然，這次也不會例外，你還是會以失敗告終。而我，未想著這種過程中我會是個勝利者，但我仍會保住一些東西的，比如我再次會活著回到親人中間，這一點你改變不了，你背靠的政權也改變不了。這麼多年了，你迄今癡心不改，總不肯放棄不切合實際的幻想。結果如何？結果是一次次給我製造了些困難的過程，而你卻一次次得到了失敗的結果。你應該不會忘記，2007 年7、8 月份的一個夜裡，你們將我綁架到昌平，你說了什麼？你當時說你『用陝西同志的辦法』（指酷刑）一定能使我乖乖地就範。結果怎麼樣？」
就這樣，高律師再次決絕的回絕了祕密警察的利誘！（待續）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高智晟
暴力打壓雖是中共逼迫高律師屈服的主要手段（無論是野蠻瘋狂的全天候監控和沒完沒了的暴力綁架，還是棄絕人倫的電擊酷刑和背棄人道的野蠻囚禁，無疑都屬於這個範疇），但與此同時，它也從未放棄過對高律師的物質利誘。不過，令祕密警察格外沮喪的是，不論他們開出的價碼有多高，是多麼誘人，高律師都始終不為所動，就像他始終不曾屈服於他們的暴力一樣。
2008年，為了逼迫高律師與其合作，結成所謂「利益共同體」，北京祕密警察頭子於泓源曾多次向高律師提及，如果他完全依循他的設計，他的官會越做越大，到時他們會擁有很多資源，「我們合作吧」。
那段時間，攔在高律師面前最現實的問題即是女兒上高中的問題，周永康及其打手們將之視為終於可以迫他俯伏在地的軟肋。他們曾公開在高律師跟前調侃道：「老高有著他不同階段的『七寸』，過去是老太太（指我母親），現在是倆孩子。」
「我們不可能永遠懸而不決。」於泓源有一次在和高律師談話中肅然以道。
「我這裡從來不存在懸而不決的問題，懸只在你們那裡。只要我一家還能有基本的生活空間，孩子們也還能正常地去上學，我是一個胸無大志的人，我願意為他們苟活著。你若非要改變現狀，而朝著你期望的方向的改變是沒有零以外的概率的。我清楚你在想什麼。」高律師也介面肅然道。
然而，高律師的決絕並沒有使對方死心。為了最終達到讓高律師與自己合作的目地，當局拋出了三大「誘餌」：一是要把高律師大哥家的一個兒子安排在公安系統；二是給高家批一個煤礦（那時段高律師的表弟想在北京活動批受煤礦開發，引起了給批個煤礦之說）；三是孩子在北京上最好的學校，將來工作安排全由政府操辦，可立即把全家戶口轉至北京（於泓源曾不止一次說過「這是咱系統能辦得了的小事」）。但前提是高律師必須「填個表改變身份」。祕密警察孫荻在跟高律師提這個要求時往往會接著再加一句——「願做官的話，警銜遠在我和老於之上」。說完，他便死死的盯著高律師的眼睛。
誰知高律師依然不為所動。他提醒對方：「共產黨政權在過去六十多年裡，作為一個龐大而現實的存在是誰也改變不了的事實，組成他龐大系統的無疑都是中國人。作為個體，我不認為人人都無恥，個個都不光彩，但那裡面絕不能有我，至少已經成了今天的我。」
在孩子上學的問題上，高律師多次跟當局強調：如果你們不從中作梗，我有條件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可祕密警察卻蠻橫的告訴他，「絕不」允許他自己解決，只能由政府來解決。說要將他的問題打包解決，如果他願意的話，他們會下檔專門解決，給倆孩子安排最好的學校。他們多次來講：「老高，政府的正式檔都準備好了，你們附近的最好中學是十七中學，只要你一句話，不光他們的上學，今後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說白了，還是逼高律師入夥，成為「利益共同體」。
由於高律師始終拒絕「入夥」要求，女兒在北京上學的問題因為祕密警察的阻擾一直得不到解決，即便他想盡了各種辦法，包括讓女兒去北京以外的地方上學，結果仍是一籌莫展。試想，有祕密警察從中作梗，這個問題怎麼可能解決呢。
到外地尋夢的期望破滅後，孫荻給高律師打來電話，說：「不要去外地折騰了，沒有用的，回來吧，還是我們幫你解決吧，而且是一定能夠解決的。」但高律師仍是不予理睬。
到了2010年，於泓源又故伎重演，不過這一回，他給高律師開出了更可觀的價碼。他對高律師說：「哎，老高，跟你溝通是不困難的，人很直，腦瓜兒也不怎麼笨。別鬥了，沒有前途的。換身分，只須換個身分，而且是祕密地換個身分，換了身分後兩條路：一條是留在國內，你繼續做你的英雄，繼續嚷嚷下去，罵共產黨，繼續待在原來的圈子裡，我的人會定期或不定期地，以別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和你接觸；我們給你建立一個帳號，設國內還是國外由你定，保障你有足夠的錢用。另一條是改變了身分到國外，我們以強制扭送出境的名義把你送到泰國，然後你肯定有辦法到美國；在外邊給你設個帳號，我們會定期把錢打入你的帳戶，可以具體確定個數位，對於解決你的問題代價，上面是有個授權範圍的。每月小幾十萬美元的槓槓我這就能答應，太獅子大張口的標準我只能向上爭取，但錢不是個問題，因為你是個大傢伙，值得花大價錢，我會定期派人跟你接觸。老高，活得現實一點，現在很多人都在給我們幹，我是說在國外。今天就咱倆，改變身分的事就咱倆知道，連我的娘老子都不會讓他們知道的，往境外送的具體過程我是外行，這方面的負責人我也帶來了。老高，這次我可沒有給你留後路，而且我可以給你說明了，我連自己的後路也沒有留下，我是給上面大領導打了保票的。」
於一口氣說了有四十多分鐘。他看著高律師，在點煙的過程中都抬眼繼續看著。
高律師則告訴他：「老於你不應當用一個賭徒的心理來處理並不屬於你我個人之間的事，你別說我說得難聽；官在我眼裡猶若敝屣，卻被你寶愛如命。你總以為我的命控扼在你的手裡，就會成了你手裡的玩偶。這幾年你常有這種得意，而且每次穩操勝算的得意忘形於色，終於時至今日你還是處在像以往一樣的籌算過程中，總以為設個不大智商的局，即可以所向披靡。實在是大謬不然，這次也不會例外，你還是會以失敗告終。而我，未想著這種過程中我會是個勝利者，但我仍會保住一些東西的，比如我再次會活著回到親人中間，這一點你改變不了，你背靠的政權也改變不了。這麼多年了，你迄今癡心不改，總不肯放棄不切合實際的幻想。結果如何？結果是一次次給我製造了些困難的過程，而你卻一次次得到了失敗的結果。你應該不會忘記，2007 年7、8 月份的一個夜裡，你們將我綁架到昌平，你說了什麼？你當時說你『用陝西同志的辦法』（指酷刑）一定能使我乖乖地就範。結果怎麼樣？」
就這樣，高律師再次決絕的回絕了祕密警察的利誘！（待續）
作者提供，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