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赫及其對極權主義思想及歷史的研究
1.布拉赫簡歷
德國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卡爾•迪特裡希•布拉赫，1922年3月13日出生於德國斯圖加特。筆者到德國不久，稍諳德語後，在舊書店看到他的書就立即被他的思想吸引，從此不斷收集閱讀他的著述，可謂私淑他26年。本來筆者是想以這篇文字作為向他95歲的祝壽文字，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就在筆者整理資料、撰寫這篇文章時，布拉赫先生2016年9月19日在波恩去世。筆者確信，沒有布拉赫思想的中文知識界、思想界不僅不可想像，且會因此重大缺位而致思想學術意義的後果嚴重。布拉赫先生的思想和著述，此後一定會在中文界傳播、影響。
1.1布拉赫出生在一個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新教家庭。他的曾祖父佩拉爾古斯(Wilhelm Pelargus)，是19世紀斯圖加特著名的青銅藝術世家佩拉爾古斯(Pelargus)家族的一員。他的父親特奧多爾(Theodor Bracher,1876-1955)，最早做過中學老師，後來成為威騰堡文化部的一個部門的負責人，也是左翼自由黨(DDP)的黨員。布拉赫在斯圖加特的艾伯爾哈德-路德維希中學(Eberhard-Ludwigs-Gymnasium)的時候參加了一個新教的開拓性組織，參與和接受人道主義的教育。1940年高中畢業他參加了國家勞務服務，1942年又到國防軍北非軍團中服務。1943年5月，他在突尼西亞附近作為士兵成為美國軍隊的戰俘，在美國的堪薩斯的戰俘營中生活到1946年2月。在戰俘營中，他一直向同樣是戰俘的歷史學家萬德胡茲卡(Adam Wandruszka)學習。1946年被釋放後他回到德國到圖賓根艾伯爾哈德-卡爾大學學習古代和現代歷史，並且同時跟隨施普蘭格爾(Eduard Spranger)學習哲學和魏恩萊希(Otto Weinreich)學習語言學，以及文學。1948年，他在福格特(Joseph Vogt)指導下完成了《關於早期羅馬凱撒時代的思想中的衰退和進步》的博士論文，以優異成績獲得博士。在準備做升等為教授的論文的時候，他從1949年至50年到美國哈佛大學做博士後訪問學者。在哈佛，他進一步進行了交叉學科的學習，並且結識了一些著名的學者，如施萊辛格爾(Athur M.Schlesinger)等。
回到德國後，從1950年到1955年，他作為奧托•施塔默爾(Otto Stammer)的助手及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的副主任繼續他的學術工作，此外他還是在柏林的德國高等學校的政治學講師。在這一期間，他成為戰時移居美國、戰後返回到德國的著名政治學者的恩斯特•弗蘭克爾(Ernst Fraenkel)緊密的合作者，並且開始了他的關於民主問題和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1951年他開始在漢斯•赫茲菲爾德(Hans Herzfeld)和弗蘭克爾教授那裡做升等教授的論文，為此，他由古代史轉向當代史研究，對於30年代初通向希特勒納粹專制時期的德國歷史的研究，即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問題。
1955年他在柏林自由大學完成了這篇升等論文，題目是《魏瑪共和國的消亡——民主政權衰亡問題研究》。這是一篇對於民主制度中權力如何會消亡的分析研究，在這個研究中，他所運用的清晰的分析及紮實的經驗研究特點，形成了他、甚至可以說以他為代表的德國新一代歷史學者、政治學者的特點。到今天為止，布拉赫的這個研究依然是研究當代史中的大師性的著述。它同時也被認為是當代最重要的100本學術著述之一，是戰後德國政治學學科中的第一本，也是首屈一指的著述。
從1955年到58年他在柏林作為政治學編外講師，58年提前被升為編外教授。1959年，他正式得到波恩的弗裡德裡希-威廉大學政治學和當代史的教席教授位置。
在波恩的弗裡德裡希-威廉大學作為教授，他一直到工作到1987年退休。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極權主義和民主理論。在這將近30年期間，他和當時的他的助教克呂特爾(Hans-Helmuth Knuetter)，後來成為教授的雅克布森(Hans-Adolf Jacobsen)，以及其他人一起建立了政治學研究班。在他指導下，大約有130人在他那裡完成博士以及教授升等論文，200多人完成碩士學位。為此這個群體被很多人稱為波恩學派。從1970年開始，他和雅克布森一起創辦了波恩出版的政治學和歷史的系列叢刊，成為學術雜誌《期刊》(Periodika)的發行人。
在波恩大學期間，由於他的工作和影響早已經是國際性的，他受到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的邀請和聘請，例如來自吉森、漢堡、哈佛和佛羅倫薩大學的邀請，但是他拒絕了這些邀請，始終如一地保持了對波恩大學的忠誠，在那裡一直工作到退休。為此，很多大學聘請他擔任「客座」教授，如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華盛頓大學、佛羅倫薩大學、加拿大、特拉維夫、日本、巴黎和瑞典的大學。
在大學工作之外，從1962年到1968年，他是議會和政黨史委員會主席，1965年到1967年是德國政治學協會主席。他是德國政治學季刊的創辦人，並且在1960年到1969年期間親自擔任發行人。1980年到1989年期間，他是在慕尼克的當代歷史研究所顧問委員會的主席，1983年他參與建立德國政治學協會，從1992年起他成為德國政治學季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同時他也作為發行人和其他學者參與了很多德國學術期刊的工作，如《德意志環視》(Deutsche Rundschau)、《新政治學文獻》(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政治學雜誌》(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當代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等。
1981年到1987年他是德國科學基金會的委員，並且是很多研究機構的諮詢人，如德累斯頓大學關於極權主義研究的阿倫特研究所的建立。由於他的學術工作，他獲得了很多德國的獎項，如聯邦十字勳章、德意志「功勳勳章」(Pour le Mérite)，並且是很多國際著名大學的客座教授。
使得布拉赫在德國當代思想史和國際學界享有盛譽的工作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是他對魏瑪共和國和納粹時代及20世紀歐洲歷史的研究，其二是他圍繞極權主義問題對當代政治學思想的研究。他在這幾方面的著述都成為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者必讀的書籍，如《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德國的獨裁》、《歐洲危機》、《意識形態時代》、《極權主義的經驗》、《民主和獨裁之間的德國》、《歷史的轉折時期》、《作為經驗的歷史》等。
如50年代大多數這一學科的學者一樣，他認為，政治學是民主及這種生活方式的學科。它涉及的不僅是形式上的國家制度結構形式，而且涉及到民眾內在的能力和意志對國家事務的根本性的、自我意識的影響。與此同時，布拉赫也認為，這一新的學科是相鄰的學科——哲學、歷史、法學和經濟學結合在一起的產物。事實上他的貢獻和成就也都是如此，他把結構分析、歷史事實和觀念政治理論的構成結合到了一起。為此，當代歷史和政治學的結合也成為他所建立的波恩研究所的特點。
對於布拉赫的成就，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其《同行者們》(Weggefährten.Erinnerungen und Reflexionen von Helmut Schmidt,1996)一書中，談到布拉赫獲得德意志「功勳勳章」時說，僅就他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本書來說，即便他後來什麼也沒有寫，他的這本書也足以讓他獲得後來的所有的榮譽。
1.2布拉赫的工作不僅在學術領域而且在德國社會，在對抗納粹及伴隨這個歷史的德國政治學，以及文化思想傳統的持續影響中都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布拉赫接受了波恩大學的這個教席後，從不隱瞞他獲得這個教席在教育上的使命。因為在納粹時代，這類教席及所傳授的政治學完全投降了納粹，使得在這一領域中充滿偏見，因此他認為，一種新的政治及政治學的教育是必要的。
在2009年誇德貝克女士經過幾年的研究和採訪調查，出版了那本400多頁的專著《卡爾•迪特裡希•布拉赫和波恩政治學的起源》時，不僅這本書，而且幾乎所有的書評，以及很多介紹布拉赫及其工作的著述中都一致地把布拉赫稱為「對抗那個時代統治社會的流行思想的人」。
布拉赫對於德國社會的政治影響，從來恪守學者和知識份子的本分。在50年代、60年代，以及後來他從來沒有屬於過任何政黨，其後他也沒有被貼上左翼自由主義，或者紅色的符號。
由於波恩是當時西德的首都，所以可以說是各種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動的中心，他在波恩經常有會見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對媒體發表對於政治問題看法的機會。但是布拉赫的政治傾向和見解確實是超越黨派的。
對此，不僅前文提到的魯道夫教授強調了這點，而且，誇德貝克也說，實際上布拉赫很少直接介入政治事件，也很少作為活動家出現，他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學者。為此，人們認為波恩的政治學討論班是德國首都的一個政治問題的清理地。而對此可以肯定地說，布拉赫從來沒有懼怕過參與任何重大政治問題的爭論。
在戰後在德國引起最大動盪的六八學運時，他站在了學生一邊，因為他認為學生的抗議是對於一個集權國家(Obrigkeitsstaat)，或者說是對以國家至上的社會及思想的反叛。在當時，他曾經批評阿登納政府是專制性的總理民主制，強烈地批評當時政府對於革命的學生實行緊急狀態法。他認為這開啟了通向專制、官僚和軍事干涉之路。學運中發生學生歐訥斯索爾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射殺事件時，布拉赫認為，涉及的是批評及反對的權利，因此，他把為政府暴力辯護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和30年代的胡根貝格出版社相提並論（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在20年代末期擔任德意志民族人民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DNVP)主席，他是當時德國最大的新聞集團的所有人，並且在希特勒的政府中短暫擔任過經濟和糧食部長。由於他及其他一些黨派的合作，才導致魏瑪共和國的最後解體及希特勒上臺）。在這裡另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柏林牆倒塌後對東德祕密警察的檔案揭露，當時射殺學生的那位警察是潛伏的東德特務。直到柏林牆倒塌前，幾十年來共產黨東德從來沒有停止過使用各種方法包括試圖利用六八學運來破壞顛覆西方社會及其文化氣氛。
但是，當其後當極左派開始提倡暴力，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在學生運動中廣泛傳播的時候，布拉赫就果斷地作出轉變，堅決明確給予拒絕。他認為，新馬克思主義力圖通過把法西斯主義概念更為廣泛化、普遍化，而輕描淡寫共產黨的獨裁專制，就如以前納粹所曾經做過的那樣。對於使用法西斯主義來排除極權主義理論，布拉赫提出了警告。他說，儘管一些說法有了一些改變，或者說修正，但是這依然是用那種舊的、過時的意識形態及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改善來誘惑知識份子。由於他的努力，70年代和80年代在德國和歐洲形成了一個群體——對抗極權主義的共產黨專制，以及「緩和」以來在西方蔓延的綏靖主義思潮。與此同時，在對抗當時流行的社會思想中，他的研究工作也使他獲得了所應該獲得的巨大的學術聲名。
1.3就在筆者寫作這篇介紹文字的時候，即第一篇、第一次把布拉赫介紹到中文界的時候，傳來布拉赫去世的消息。為此，筆者深感，如同布拉赫在他學術生涯早期的1965年寫的文章《泰奧德爾•豪埃斯和德國民主的重建》(Theodor Heuss und die Wiederbegründung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結尾中談到豪埃斯時所說的那樣，「他的遺產就是活生生的民主，不僅是制度，而且也作為生活方式。」
慕尼黑大學穆勒教授在慶祝布拉赫80壽辰的文章中說，「當民主制受到極權主義運動的威脅和危害的時候，在和極權主義的對抗中，布拉赫從來沒有感到過疲倦。這尤其是在社會和民眾對於這種警告還非常陌生的時候，他也同樣堅持不懈、絲毫不打折扣地指出民主和獨裁專制的根本的、不可消除的對立。對於60年代所流行的那些說法，所謂西方只是形式的民主，所謂德國要尋求第三條道路，尋找一個直接民主的替代可能，以及進行議會院之外的反對、抗爭的說法，他都明確地毫不含糊地給予了拒絕，並且從學術和政治上作出了分析說明。在他那一代人中，經歷過納粹時代，親眼看到眼前的共產黨所做的一切，親身經歷了戰後西德民主制的重建，以及當時西德領導人阿登納堅定地在東西對立中選擇西方，和堅持法治社會的社會歷史發展中，他的這些努力使得他成為這代人中的最卓越的代表。」
對此，穆勒教授特別提到，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德國，對於一些被當做所謂「進步」、而被推崇的有學問的人，布拉赫毫不退縮地、直接地對抗了他們。現在，他對抗的這些思想，已經被證明都是非常保守的思想。
在60年代到70年代，在德國和歐洲，一種東拉西扯的談論歷史及思想的方式興起並且流行，對此，布拉赫同樣是毫不含糊地給予了直接的反駁和分析。現在對於這一歷史現象的反思可以讓人們清晰地看到時代精神的變化，而這也就再次讓人們進一步看到，布拉赫所從事的工作，對抗並改變了時代精神，就在這個過程中，布拉赫為德國當代社會民主原則及基礎的奠定作出了無可替代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回顧布拉赫教授一生的工作，無論是在2002年慶祝他80歲的壽辰，在2012年慶祝90壽辰，還是2016年他辭世後對他的悼念文章中，人們都眾口一詞地稱他為對抗流行的社會思想及所謂時代精神的人。布拉赫的一生確實經歷了酸甜苦辣，在2007年為他舉行的告別《當代史研究》（Zeitgeschichtsforschung）雜誌的討論會結束的時候，他非常動情地感謝了50年代他最早進入的歷史研究所，他說道，因為進了這個所，所以他的研究工作才得以開始。今天這個歷史研究所已經很強大，因此他們不再被迫下跪了。對於同代人所迫切需要的啟蒙及釐清，他們一直固守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問題。對於歷史所的同仁，退休的布拉赫教授在結束時說，要繼續堅持做歷史的開拓者。
對於曾經孤獨地奮鬥的布拉赫來說，讓他十分滿意的是，1989年蘇東共產黨集團崩潰後，國際社會所產生的對於共產黨極權主義運動和獨裁專制之間的比較研究和反思再次成為人們日常的思考問題。當年那些批評和反對極權主義概念的人，不僅是試圖減少這個概念對於共產黨統治者所造成的揭露和傷害，而且甚至擴展到了基本的方法論問題，但是在1989年後，布拉赫倡導的這個概念在他的晚年獲得了全面的肯定和接受。
為此對於這一點，筆者前面曾經談到，穆勒教授說，「很多歷史學者他們雖然沒有能到布拉赫那兒學習，但是通過對他的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的接受，成為他更廣泛意義上的學生。」
對於穆勒教授的看法，筆者深有體會，筆者40歲開始學習德語，1990年第一次在舊書店看到布拉赫教授在8年前出版的《意識形態的時代》一書，一下子被他的思想和論述所吸引。那時距離他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的出版已經35年。其後筆者私淑布拉赫教授20多年。對筆者來說，由於社會、歷史和環境的艱難，一路蹣跚走來而終於能夠立穩腳跟，可以說從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中受益無窮。為此，如果說筆者的工作中已經滲透著布拉赫教授的思想，那將是對筆者的最高肯定。
對此，筆者同時也深切地體會到，對於一位即便是你聽了他的課的教授，如果你不能夠接受他的方法及他提出的問題，那你也不可能真正成為他的學生。因此無論是布拉赫教授的探索，還是他的人生經歷，筆者貨真價實地是他的不曾謀面的學生。
2.與政治學密切相連的歷史研究
關於德國是如何走向希特勒納粹專制的研究和著述，自從二次大戰以來可謂是汗牛充棟。但是布拉赫關於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出版60年來依然是最重要的著述。這不僅因為它直接描述分析的是民主制消亡，希特勒攫取政權這一段歷史時期，而且還因為所使用的方法，涉及到德國根本的文化傳統問題。
布拉赫的博士論文是研究羅馬史，但是在博士後，作為升等的這個研究卻轉向了當代史，而這個轉向不僅是充分運用了他在古代史研究中打下的根基，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顯示了他後來，也就是他一生的研究思想和學術基礎。在對於這個研究著述的評價中，後來的德國學者明確地指出，布拉赫在美國美軍俘虜營中的3年生活、以及博士後於1951年在哈佛大學的1年多的研究，決定性地讓他直接進入了盎格魯-撒克遜的學術傳統，為德國的歷史學和政治學引入了新的方法。
2.1魏瑪共和國的建立和失敗，及其經驗教訓對於總結反思20世紀的歷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希特勒納粹就是在這一時期興起並且攫取權力的，這一時期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布拉赫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研究成書於1951年到1954年，出版於1955年1月。那時距離希特勒攫取權力已經22年，第三帝國崩潰、二次大戰結束10年。那時生於1922年的布拉赫33歲。他並沒有直接地、有意識地經歷過魏瑪共和國的歷史，因此這是一本基於對當時的文獻研究基礎上完成的著述。
布拉赫出版於60年前的這本書被學界公認，至今在研究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的領域裡的所有文獻中是必須閱讀的一本書。在這本書中，或者說在這個研究中，布拉赫使用了政治學的結構分析的方法對抗了當時在德國佔統治地位的那種純粹的有選擇性地敘述歷史事件的方式，由此布拉赫為當時德國歷史學引入了一種新的運用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歷史研究。在這個研究中，布拉赫的思路給人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清楚地解析了魏瑪共和國消亡的原因。
在這本書中，布拉赫和一直到50年代還在德國學界流行的國家至上的思想不同，他把民主制、議會制和多黨制置於最高原則和地位。在這本書中他揭示，在1930年前，在最後一個議會主導形成的政府赫爾曼•米勒內閣失敗後，德國不再是今天意義上的多黨制政黨國家的時候，魏瑪共和國就已經開始走向消亡。因為在那之後，德國的政黨已經不再是和民眾意願、社會利益相聯繫的政黨，而成為利益集團。因為它們已經置身於憲法外，不再受憲法約束。
布拉赫認為，第一個由總統行使主導權力的超越政黨來解決危機的政府，即1930年成立的布呂寧內閣及其運行顯示的是對於民主和議會的藐視。議會在當時已經只被作為一個清談俱樂部，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總統手中，興登堡已經被說成是凱撒的替身。對於這種在民主共和國中的個人專制傾向，布拉赫認為，這是一種從一誕生就帶有的二元性存在的先天缺陷。他把它看作是導致魏瑪共和國失敗的根本原因。
在1978年版的前言中，他說，「魏瑪共和國的失敗的責任不是沒有進行完全的革命，而更多的是因為對於徹底地確立議會制度制，明確地施行多黨制政黨國家的猶豫不決。在戰爭結果的沈重負擔和左右極端派對立的形勢下，它成為魏瑪共和國在誕生中就具有的二元性中的缺陷，不是革命和議會問題，而是在議會制和總統制之間的一種矛盾的權力結構進一步導致了其後的嚴重後果。在魏瑪共和國的憲法中，議會的代表性和全民公投決定之間的聯繫並沒有明確地給予保證，而由此導致了總統制的想法。由於通向權力和組成政府存在著兩條路，議會民主的效力，迫使各派妥協的機制就被大大削弱。為此，各政黨的責任不斷消失，而總統的權力空間卻在不斷地擴大。」
布拉赫在他的研究中揭示，用擺脫議會決定來尋求走出危機的辦法的結果使得在1930年以後完全不再尋求黨派的合作來作為一個可能替代的方法。經濟危機的惡劣條件所必然面對困難重重使得他們逃脫責任，而這就更進一步給總統制製造了便利。
這就是布拉赫的核心思想，多黨制議會民主自1930年起就已經不再存在，因此，魏瑪共和國的失敗不是多黨制失敗的結果，而是憲法上的二元論和反議會制的總統制急劇發展排斥了多黨制、議會制所導致的。這種傾向實際上從1929年反對在議會制基礎上大聯合政府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那之後形形色色的人就更為迅速地聚攏到興登堡身邊。而這一切在思想史上的原因就是，德國傳統的國家權力至上(obrigkeitsstaat)的思想與和它並行的濫漫(romantic)性的觀念擴張，以及在1813年德國戰勝拿破崙後，法國革命中的思想的不斷貶值。這是一種反民主的思想傳統和氣氛，它在20年代末期後，越來越濃烈地充斥在德國的知識精英中，官僚機構中及軍隊中。
筆者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romantic一詞在中文中的使用。這個概念從它進入中文界被翻譯成浪漫一詞後就一直被嚴重地誤用、誤解。實際上在中文裡的「浪漫」，根本不是西文中的romantic。在二元論思想中，和realistic對立的romantic，更多地強調的是觀念、精神，而不是不拘一格的豐富熱情和感情。所以我以為或許翻譯成濫漫主義，甚至濫蠻主義更好一些。因為德國的濫漫主義，Romantik涉及的是一些陰鬱、僵硬、一絲不苟的觀念論者。而正是這種濫蠻主義使得他們能夠不動聲色地、嚴密、成批地殺死幾百萬猶太人。而這種殘酷，與中文中的浪漫毫無關係。
布拉赫認為，在總統主導下成立的對抗議會的布呂寧內閣是由民主的議會制走向專制的最關鍵的轉折點，其後布呂寧的繼承者帕班公開解釋了它的綱領的性質。1930年的布呂寧尋找的不是在民主制度中如何解決危機，而是如何能夠擺脫民主制度——議會制，重新返回君主制。
2.2這本研究著述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運用社會學的結構分析對權力結構的分析，另外一部分是魏瑪共和國逐步消亡的程度性、等級性的分析。它的展開非常詳實具體。首先他對理解1930年發生的事情的前提，那些參與到這些事件中的個人對當時社會具體情況的依賴程度，或者受到的導向，進行了廣泛的、全面的結構分析。他探究了所有那些涉及到權力鬥爭的政治和社會因素，所存在的問題和對立程度，用一個清楚的概念系統解析了各種現實情況。在這裡布拉赫以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所具有的觀察力及應有的客觀性、誠實性揭示了支持和反對共和國的各種力量。
在第二部分，布拉赫展開了魏瑪共和國的消亡過程，他從1930年3月米勒大聯合政府內閣解體，由一個總統任命的內閣——布呂寧內閣接替開始，到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希特勒上臺。
在最後一章的結尾，布拉赫說，「歷史性的決定在於瞬間及當時的條件，並沒有簡單的必然性。它們被一些具體的情況所引發，一個失算會導致一個巨大的事件。」不僅是1月30日興登堡在憲法問題上失足選擇任命了一個憲法的敵人，而且還由於一系列的退讓所造成的。布拉赫沒有隱瞞這些失敗，並且同樣認為各方面都有責任。對於究竟是誰造成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無能並且走向滅亡，布拉赫依然持謹慎的開放討論的態度。
布拉赫用一種非常克制的謹慎，沒有任何驚人之語地描述了一個極具戲劇性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但是並不是別無他選、一定導致到這個結果。他探究了那些錯綜複雜的事件和原因，不僅解析了那些單獨事件而且又把它們再次清楚地聯繫在一起。因此，它讓人們看到在這個歷史迷宮中所存在的線索。為什麼德國民眾如此地倒向希特勒？至今為止，布拉赫的這本著述依然是最全面的回答。
2.3關於這本在逾60年前出版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現在德國學界、知識界幾乎一致地認為，布拉赫的魏瑪共和國的研究可以說是戰後德國學界，德國社會最初的走出歷史羈絆、歷史廢墟的第一步工作中，最為著名和重要的一項研究。而這也就必然導致老一代歷史學家對它激烈的、滅頂性的批評。這也是本文第一部分多次引述的，30年後的德國思想界稱布拉赫是思想界、學界的開拓前鋒，是德國歷史學界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原因。
由於他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直接觸及到一個社會在民主制的建立和轉化變化中，在這個社會中的關於權力的認識及思想的爭論、對於社會及制度結構的攻防角力，以及對於得失進退進行了直接的歷史描述及分析，而那些經歷過這些事件的人都還活著，他們之中很多人和這個發展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脫不開的關係，為此，這本書在1955年出版後立即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如前所述，布拉赫這本書直接涉及到的對立是，繼續使用在德國沿襲的那種國家權力至上所帶來的種族和國家的意識形態，還是用這樣一個歷史研究來開啟一種代表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學，即繼續堅持舊的意識形態、觀念論還是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學。而這就是老一代歷史學家孔策(Werner Conze)在1957年發起的攻擊他的核心基礎問題。
2007年，科隆大學的歷史教授寇爾伯(Eberhard Kolb)在談到布拉赫魏瑪一書時回憶說：1987年，布拉赫在一個專門討論此書的會上曾經說過，50年代中期他的這本書出版後曾經被認為是極為奇怪的、非歷史的，根本就是美國式的。當時布拉赫雖然謹慎地沒有提孔策的名字。但是誰都知道，是孔策在1957年的《歷史學期刊》公開發起對於布拉赫的批評。他指責布拉赫的研究的方法是令人懷疑的，認為他的政治學概念的構成由於沒有擺脫偏見，因此影響到他對於一些具體事件的描述。
孔策的觀點和布拉赫恰好相反，他認為，魏瑪最後一位總理布呂寧之所以失敗而使得德國走向希特勒極權主義專制是因為國家變成了「政黨國家」的緣故。在孔策看來，在他對國家的理解上，議會制帶來的政黨政治、政黨政府帶有極強烈的負面性質。
但是在布拉赫看來，布呂寧推行的緊急狀態法下、拋開議會的專制政治，是倒退回官僚的獨裁專制國家，是國家權力高於一切，而這就為納粹攫取權力鋪平了道路，成為納粹攫取權力的前奏。
布拉赫的這個觀點造成了他和當時歷史學界佔主流地位的孔策觀點爭鋒相對的對立。孔策針對布拉赫的研究著述在歷史學的刊物上發動了直接的批評和討伐。
2.4對於孔策為什麼把「方法批評」當作工具，指責布拉赫顛倒了事實，2007年的一次討論會上，歷史教授寇爾伯指出還有爭論內容之外的原因——爭論發生的背景。對此，他特別提到，在1955年布拉赫的魏瑪一書發表以前，1953年，孔策幫助策劃了拉索夫手冊(Deutsche Geschichte imÜberblick.Ein Handbuch.von Peter Rassow)的德國歷史部分，1954年他在《歷史學期刊》上發表了題為《1929至1930年德國政黨國家的危機》的文章，在該文中他積極評價了布呂寧的總統制政府，他的觀點完全和後來的布拉赫的觀點相對立。而更為嚴重的是，孔策這篇文章和一個大的關於魏瑪研究計畫有關係，他希望用這篇文章來主導對於德國這段歷史的解釋，但是現在橫空出現了布拉赫的這部充滿魔力的著述。寇爾伯教授認為，布拉赫對於魏瑪共和國末期的解釋完全和孔策的描述出的圖景相反。孔策的想法是，國家高於政黨，民主制中的政黨國家對他來說完全是負面的，幾乎是一句咒駡。為此，孔策認為1930年大聯合政府的中斷是政黨國家的徹底失敗，布呂寧的努力是走出這個失敗，是國家至上，國家高於政黨，所以他給予充分的認可。
在那次討論會上，寇爾伯教授明確地表示不同意孔策的看法，他認為，布拉赫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權力結構細緻的分析直到今天仍然是獨一無二的。這個研究試圖非常具體、明確地確定有責任的個人和社團。這個研究既沒有忽視那些老一代的精英的歸屬，也沒有把納粹攫取權力只是作為那些可能把握權力的黨派操縱的形勢發展中，由於錯誤處置和放縱導致的最後一步後果。這中間起了很大作用的尤其是在大聯盟政府失敗前積極推行的的總統制。這使得在1930年試圖在議會基礎上重新組成一個政府的努力不再可能實現。
對於孔策對布拉赫的攻擊，德國另外一位歷史學教授基特爾教授(Manfred Kittel)曾經作過具體的評述。孔策在方法論上對於布拉赫的批評，認為對於他那一代歷史學家來說，布拉赫的方法很少有人理解。他在1957年為《歷史學期刊》寫的評論中甚至走的更遠，他認為，布拉赫非常強烈地關注權力分配問題，為此他探究了權力構成及統治方式和互相依賴關係的改變。以這樣的方式理解，就使得他事先就為這段歷史確定了的框架，從而讓他的研究帶有了偏見，很難看到歷史關係的多重性。對此，基特爾指出，這樣的沒有論證的指責也存在於當時貝松(Waldemar Besson)對布拉赫的批評上。貝松認為，布拉赫毀滅了所有那些在結構的動力中存在的歷史人物的努力。但是基特爾認為，恰好相反，布拉赫對於魏瑪共和國解體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思考方向，它讓我們今天對於魏瑪共和國末期的各種在政治上的替代可能的反思更為實際。
這一點在文化批評方面更為顯著，至今人們在這個領域中所進行的各種探索幾乎都仍然是在布拉赫60年前的討論思想和範疇中，從共和民主的失敗、議會功能的缺失到憲法缺陷，及政黨問題上的盲點等。布拉赫試圖用這些新的方法超越過去那些帶有目的論的歷史觀所造成的盲目。為此對於那些帶有觀念性的濫漫傾向的有關魏瑪共和國的粗疏描述，布拉赫的研究就顯得非常陌生。但是布拉赫正是通過這樣的探究、澄清讓那種日爾曼「民族國家」的僵硬、封閉思想逐漸軟化、消散。
基特爾教授認為，布拉赫和孔策爭論的中心問題是，在精確意義上30年代布呂寧的緊急狀態下政府是第三帝國的前身，還是如孔策所認為的那樣是拯救民主的最後努力。對此，他認為，真實情況應該是二者兼有，因為布呂寧和他之後的內閣雖然走向了用軍隊支持保護的專制，這是不能夠令人接受的。但是這和後來的希特勒的獨裁專制相比，它的傷害就極為有限了。還是後者更加不可令人接受。布呂寧雖然不能夠被看作是對於民主的最後拯救，但是可以看作是阻止1933年希特勒上臺、阻止德國走向這條道路的最後一個努力。對基特爾來說，不是布呂寧而是胡根貝格和德意志民族人民黨(DNVP)中的強硬派核心是魏瑪共和國的掘墓人。他認為，在談到魏瑪共和國消亡階段的政治形勢的開放性的時候，孔策對布拉赫的理解是錯誤的。事實上1933年希特勒攫取權力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次意外發展，歷史學家記述的歷史是二者之間。對此寇爾伯教授則認為，布拉赫的這個研究正是強調了1930年一個不是被迫選擇的總統內閣是一定能夠發揮作用的，它並不是如孔策所說的，是一個完全失敗的政黨政治的必然結果。
2.5布拉赫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研究的意義
2007年10月，在為布拉赫為雜誌30年的工作後退出編輯部而舉辦的討論會上，主持人穆勒教授在引言中認為，布拉赫關於魏瑪研究的著述，是一本經受了歷史考驗的重要著作，很少有書如它那樣，在經過幾十年後依然非常具有閱讀的價值。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布拉赫的很多著述都是如此。所以他認為，布拉赫是位極為獨特的歷史學家。在當代歷史學上他不僅是那些名列前茅的歷史學家之一，而且根本就是在這幾十年的歷史學者中的執牛耳者。
布拉赫的這本研究著作，自從1955年出版後，一版再版，即使不用被一面倒地熱情地接受這樣的說法，但是還是可以說受到非常廣泛的高度評價。一向以說好話吝嗇的恩斯特•弗蘭克爾教授，也就是評介他的這部升等論文的教授，認為這是一本「輝煌的著述」。30年後，德國研究當代史的哈根•舒爾策(Hagen Schulze)教授在他的關於魏瑪的著作《日爾曼人和他們的國家，魏瑪、德國1917-1933》(Die Deutschen und ihre Nation.Weimar.Deutschland 1917-1933)中稱布拉赫的這本書「直到今天也沒有任何一本現代的作品能夠取代它，它堪稱是當代史中的一本經典著作。」
布拉赫的這本著述和一切具有重要意義的偉大著述一樣，當然不會是沒有異議及爭論的，但是可以毫不過分地說，它出版後的半個世紀，在這一研究領域的人，無論從哪方面說，無論從年齡來說是哪一代人，都承認這本書對於他們的學術生涯的影響。
柏林自由大學的政治學歷史學教授裡特爾(Gerhard A.Ritter)，比布拉赫小7歲，生於1929年。他認為，布拉赫的這本書一些看來十分極端的說法給了他非常大的啟發。例如布拉赫認為，1848-1849年革命的失敗，中斷了德國的歐洲發展之路。此後在俾斯麥的領導下，並且通過他的領導及必須優先的外交政策問題使得政府毫無顧忌地充分利用了愛國心理，從而導致了內政的重大發展變化。這給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這對於他們那代人，在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尋求到底是什麼阻礙並且導致了第二次民主的失敗，魏瑪的經驗能夠給未來發展哪些啟示，布拉赫給出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
裡特爾教授認為，布拉赫在50年代中期在柏林自由大學完成的這部著述，也是新的政治學的種子的萌芽。它使得政治學和歷史學相連，並且帶有歷史學的性質。這種特點在此後出版的布拉赫和弗蘭克爾共同編輯的《國家與政治》一書中，布拉赫在前言中明確地做了說明。
這本1957年由費捨爾出版社出版的詞典式的書籍，到80年代已賣了40多萬冊。在這本書中，歷史是運用政治學的基本學術規範描述，而每一個政治學概念充分浸染著歷史性。而這在布拉赫關於法西斯主義、納粹和極權主義的歷史研究中已經成為他的基本思想的核心。在他後來的各類著述中更深化了這個特點。他把釐清自由主義的，保護基本價值的改革思想和政治行為作為自己的任務。對於德國流行的在文化人類學的悲觀主義和那種千年盛世使命的完美的妄想（在前者，他們試圖通過建立和加強一種專制來克服混亂、保護社會的秩序，在後者他們則認為，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標，創造一種新的人和人間天堂，採用任何手段都是正確的），布拉赫明確而堅決地拒絕這兩個選擇及道路，不斷地明確、清楚地指出他們的誘惑及其危險，以及走出這個百年困境的另外一條通路。
如前所述，布拉赫的這個開創性的研究工作受到高度評價，由於這個工作他被稱為是德國處於歷史性的痙攣時期，民主覺醒時代之子。他的這部關於魏瑪共和國的研究著作奠定了50年代中期那個時代開始的對於過去德國歷史重新思索研究，是走向民主之路的基石。與此同時它立即受到那些對此持有保留態度的人的反擊。為此，33歲的布拉赫和傳統的佔據統治地位的德國知識界之間發生了激烈的對抗。
在這個對抗中，值得思索的是，和十幾年後1968年那些在德國社會上發起反叛運動學運的青年人相比，布拉赫遠比他們更早地重新思索，並且對抗德國曾經有過的歷史傳統。但是，有意思的是，到了六八年布拉赫卻是作為保守、老式的知識份子教授出現的。而它的原因卻正是因為，布拉赫的思想及研究的基礎是對於極權主義的批評性的研究，而這就決定了他針對的對像不僅是納粹，而且包括共產黨政權，以及所有20世紀的意識形態化的觀念思想。所以不到五十歲的布拉赫不被六八一代受到共產黨支持和煽動的學生運動認為是自己人。@
3.與歷史學密切相連的極權主義研究
如前所述，布拉赫之所以能夠在歷史學上，在對德國當代史研究中做出開創性的、顛覆性的貢獻是因為他引用了不同於此前德國的傳統治史的新的方法。他的歷史學的基礎是新的政治學思想，而這個新的政治學思想就是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理論及思想的認知和研究。布拉赫不僅在他最初的升等論文中充分地運用了對極權主義問題的認知，而且在其後，即50年代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在冷戰時代，在極權主義研究領域中做出了非常獨特的貢獻，成為這一領域中在德國和歐洲最重要的學者。這使得他不僅在德國的歷史學領域，而且在政治學領域都成為重鎮。
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由於它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是作為他治史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框架，因此這一研究不僅和基本的思想研究，即概念和理論研究聯繫在一起，而且和它的歷史學密切相連。在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中，歷史感、歷史性是他的一大特色，而這也就又決定了布拉赫的研究不僅和德國當代史，而且和正在發生的事情，和德國社會的文化思想及社會演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3.1在布拉赫研究魏瑪時代及納粹問題中的極權主義問題
3.1.1以古代史為專業的布拉赫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學習之後，返回德國進入了柏林德意志政治學院的政治研究所從事當代史研究。戰後，50年代初期德意志政治學院政治研究所的當代史研究，是作為德意志政治學院對極權主義和多元主義之間的區別的研究的一個應用和補充。這個補充關係可以從這個事實看到：1957年弗蘭克爾教授和35歲的布拉赫共同主持費捨爾辭典的《國家與政治》一書中有關這方面問題的編撰。而事實上，前已介紹的布拉赫1955年的升等論文《魏瑪共和國的消亡》，是布拉赫領導的這個部門的第一個階段的成果。它也是由弗蘭克爾及該所的另外一位教授漢斯•赫茲菲爾德審定的。布拉赫的這本書也使得這個研究所在50年代獲得了國際性的名聲，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這本書成為瞭解德國的最基本的著作。
在這本書中，雖然布拉赫沒有對極權主義理論進行直接的探討，但可以說從布拉赫到研究所開始，極權主義概念就是他的研究基礎。因為這個研究是建立在民主與極權主義制度的對立基礎上，因此在他的關於魏瑪共和國解體的研究中關於權力轉移的研究，如果沒有極權主義概念根本就不可能展開。事實上還不僅如此，他其後1960年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極權主義理論基礎上的。這個工作是他和格哈德•舒爾茲(Gerhard Schulz)及沃爾弗岡•藻爾(Wolfgang Sauer)合作完成的，藻爾後來出版了《納粹攫取權力》一書。這本書天衣無縫地接續了布拉赫關於魏瑪解體一書，把納粹1933到1934年攫取權力分成四階段。
關於納粹攫取權力，柏林老一代的政治學者弗蘭克爾及弗朗茲•諾依曼(Franz L.Neumann)早在流亡期間就發表了對這個問題的重要的具有影響的分析。弗蘭科爾在1941年在美國發表了《雙重國家》。諾依曼1944年出版了《巨獸》。這裡必須要說的是弗蘭克爾始終阻止他1941年的英文著述翻譯成德文出版。因為儘管這本書用英文改寫後，和他1938年寫作的此書的德文稿相比，已經大大地去除了馬克思主義，但是他感到，在這本書中依然還是太馬克思主義化了。這本書的德文本一直到1974年才出版。而38年的那個原始版本和弗蘭克爾的其他著述又過了23年，一直到1997年才作為歷史文獻結集編輯出版了德文本。對諾依曼也是同樣的情況，他一直堅持，《巨獸》一書的德文本出版，必須在他作了根本的修訂後才能夠出版。
布拉赫60年代的工作當然是在這些歷史性的工作的修正基礎上進行的。弗蘭克爾在《雙重國家》一書中提到，在德國的壟斷資本和集權的國家制度之間存在著一種功能性的關係。對於這一關係，在布拉赫、藻爾和舒爾茲的工作中反轉了它們之間的關係。極權的國家決定了經濟政策為它的政權服務。納粹的統治只會採取這樣的經濟政策，也就是他們如何能夠在已經被毀滅的生產能力中「鞏固統治」，「立穩腳跟」、「發展」才是他們唯一要考慮的。
在諾依曼的《巨獸》中，他認為，在第三帝國中有一個社會集團，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的需要建立並且堅持極權主義的專制。他的這個對於權力結構的分析，在布拉赫等人1960年的研究中並沒有被接受。代替這個看法，布拉赫們提出極權主義的「領袖國家」看法，認為希特勒根本上已經成為一個全能的獨裁者，他贏得了完全的、自由決策的權力，按照他自己的計畫排除掉了所有的反對者。後來當代史專家漢斯•莫姆森(Hans Mommsen)進一步論證了納粹集團內部的混亂和權力爭奪，由這些不同團夥的對立及合作，奠定了他們的領袖的最後的決定性作用。
3.1.2《納粹攫取權力》這本書的引言是布拉赫單獨撰寫的。他在引言中闡釋了他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理解。在這篇序言中，他發展了3年前他為費捨爾辭典撰寫《國家和政治》時的看法。布拉赫在這本辭典中對於極權主義的定義是以著重突出它的現代特點開始的。
「在現代統治制度中極權主義代表了一種朝向中央極權化，整個政治和社會及精神生活一致化和監控統一化傾向的極端的擴大化的形式。」（《國家與政治》，1957，法蘭克福，第294頁）它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展現的不同的歷史現象形式分別是共產黨、納粹和法西斯主義政權。儘管它們出現的歷史前提和條件不同，但是布拉赫在這裡得到了幾乎和弗裡德裡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和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同樣的看法，這三個政權都同樣具有以下典型的特徵：
否定任何和他們競爭的其他的政治群體存在的權利；
否定在政治範圍以外存在的生活和文化的獨立自決的權利；
存在著一個被定義為永遠不會犯錯誤、不可取代的政黨；
一個充滿鬥爭性的，起著以前宗教所起的作用的意識形態；
利用現代技術無所不在的監視以及對於民眾乃至對於整個制度的操控。
按照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的理解，他拒絕在分析這種現代專制的時候，把法西斯主義作為普遍概念使用。他認為法西斯主義和義大利的特殊情況相關聯，如果作為普遍性的概念它就無法解釋德國納粹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政權在目標和很多統治措施上的不同。為此，他認為極權主義概念涉及到不同的獨裁製度中對社會的操控和滲透的強度的程度問題，而這是斯大林的共產黨集權主義政權，希特勒納粹德國和墨索裡尼的法西斯義大利所都共同具有的。因此他認為極權主義概念是比法西斯主義更為普遍的概念。
在《攫取權力》的序言中，布拉赫展開了他在具體歷史研究中的一些思想。按照他的想法，德國的納粹是極權主義研究中的一個特例。他再次提出極權主義制度是「一種新的，完全屬於我們這個工業化的大眾社會的世紀的產物。」極權主義的制度形式，極權國家是那種中央極權，它的一致化，單方面控制不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社會和精神生活上，它在我們世紀的那種歷史動力支配下獲得了特別的效力，並且由此進一步超越了舊的專制和獨裁統治的形式。
極權主義是20世紀的新的現象，甚至可說是世界大戰後的社會心理危機的結果。它包括了所有以往及現存的其他不同專制的因素和形式：那些被稱為東方專制、帝國主義專制、等級專制、法國革命式的的極端民主專制、納粹以及共產黨專制的制度。布拉赫認為極權主義是帶有20世紀的現代特點及可能的一種新型的綜合，並且由此形成了極權主義的各種自己的特點。為此，他集中研究、描述了極權主義制度的各種制度特點，而拒絕了那種認為共產黨極權主義在「理智」上比納粹等要好，具有更高的水平，它們有一種所謂人道的統治目標的看法。布拉赫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成立的。他認為，所有這些以目標為說辭的說法都是一種從來也沒有被證明過的「宣傳」，無論是共產黨還是納粹德國，他們都幾乎一直是同樣地、不斷重複地使用這種「未來的民主」、「民族國家中的徹底民主」的許諾。
布拉赫接著談了極權主義的主要特徵，在這裡他主要談的不是自己的理論，而列舉了弗裡德裡希、弗蘭茲•諾依曼、齊格蒙德•諾依曼(Sigmund Neumann)等人的理論描述。對於布拉赫當時的情況，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弗蘭茲•諾依曼，他主要根據諾依曼在1954年去世之前所提出的看法。
布拉赫是以弗裡德裡希關於極權主義所作出的著名的結構特徵的解釋開始的。但是他很快感到這還不夠。因此他使用了諾依曼關於獨裁專制的理論進一步補充了它。諾依曼的工作成果在他去世後的1957年，作為遺稿得到出版。布拉赫使用了諾依曼所注意到的關於極權主義制度的政治合法性問題，認為極權主義的存在不是依靠恐怖，而是依靠利用了「民主制的各種形式和說法」。這也就是說，它保留了民主制的門臉。例如那種表面形式的同意，一起鼓掌歡呼同意或否定，並且這種運用所謂「民主集中制」形成一種新型的極權主義專制。
布拉赫在諾依曼的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極權主義不再更多地是如傳統專制那樣依靠獨裁者的政變或者革命團體攫取政權，而且也「利用表面的民主形式」！這也是現代極權主義的一個典型的特點！
對諾依曼的思想的進一步思索，使得布拉赫改變並且提出了對極權主義的描述。他認為不僅是「恐怖」，而且還有「操縱」是極權主義統治的特點。「恐怖」在其他的國家統治形式中也可能存在，但是這種形式的「操縱」卻是極權主義制度所特有的！
對此，布拉赫說，「這裡，在對國家和社會的操縱方面存在著極權主義與獨裁、專制(autokratisch absolutismus)或更早的凱撒專制的最深刻的區別。同樣與僅僅是專制的國家，以及在20世紀的條件下依然在君主專制和偽民主的極權主義二者統治形式之間中間地帶的各類專制制度的區別也是如此。」
為此，最終布拉赫接受了齊格蒙德•諾依曼的觀點，極權主義制度的「永遠革命」的特點。當那些掌握極權主義權力的人想要改換的時候，極權主義制度就會永遠運動變化。因此極權主義國家在以不斷必然向上發展來迷惑民眾的時候，總是會利用新的領域中的他們所能夠控制的動力。
3.1.3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的理解並沒有要求一種新的理論，或者是一種對於已經存在的理論的根本的修正，而是進一步對已經有的理論的思索探究和推進，也就是在他的經驗研究中提出的問題所帶來的意義。因為的確是如弗朗茲•諾依曼所說，極權主義攫取政權不再是經典的、傳統意義上的政變，而是利用了所謂的「維護民主」。他認為極權主義在攫取政權的時候「利用了現代民主社會的一些因素」是比其他的別的方面更為重要、更值得研究的一個特點。所以布拉赫對於當代史的研究也沒有朝向一種新的概念，而是集中在如何能夠區分這些具體的事情和問題。他認為政治學、社會學和國家學說中的極權主義理論需要針對現實、針對正在變化中的事物的具體化的研究，需要通過對於原始材料和問題的具體分析來確定。
對此，人們可以以他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研究的所做的工作來總結布拉赫在政治學研究所的工作。這個工作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他的經驗歷史研究極大地豐富補充了極權主義的理論研究；另一方面，布拉赫領導下的探究卻並非是沒有光彩的。在把極權主義研究應用到另外的超出納粹的領域中，布拉赫認為對這樣一個前提做經驗主義的考察是可能的，這就是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納粹、蘇聯的共產黨制度和東德統治制度是都可以同樣使用極權主義理論來表述。為此，布拉赫領導下所做的這一極權主義理論的經驗研究實際上帶來了更具體的比較研究。布拉赫對於他的研究所作的進一步的繼續，使他更多地介入參與了當時的對於東歐問題的研究：對於極權主義與民主的具體的對立的分析研究，而這就使得他超出了具體的對於極權主義的經驗研究。而這也使得布拉赫更激烈地受到阿登納時代德國政治學領域以及當時那些保守的歷史學者們的批評。
布拉赫對此的研究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研究工作在具體的研究中是如何富有成效地轉變發展的。概括他的工作，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1)用來對當代歷史各類關係研究的普遍的極權主義思想；
2)用來描述研究德國當代歷史經驗的主導思想；
3)用來具體區分分析各種極權主義存在的不同形式及現象。
對於一般的極權主義理論的研究及討論，布拉赫所發揮出的作用，既不是在緊接著魏瑪研究工作後的篇章——《納粹攫取權力》中，也不是在他50年代和60年代的其他工作中，儘管在他對於納粹政權的研究中，他的影響及批評性看法受到他的同時代的保守的德國歷史學界的拒絕和駁斥。他對極權主義理論的直接涉入及貢獻在70年代，那時，他以前研究極權主義的合作者們都已經宣布放棄使用極權主義理論，但是布拉赫卻全面地捍衛並推進了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研究和使用。
3.2極權主義概念和法西斯主義及其研究
3.2.1歷史爭論
在60年代和70年代關於極權主義概念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這個爭論的產生，是源自於對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專制的研究而來，它們究竟又有哪些不同，是否可以同樣用極權主義概念涵蓋。由於這個涵蓋實際上意味著這兩個專制是可以等同並論的。因此，這甚至讓極權主義概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遭遇到激烈的排斥，或者面臨嚴格的使用限制，或者強烈的否定性的批評。這場爭論甚至可以說延續到今天，因為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法國出版了共產主義黑皮書，再次重新更為明確地提出這個並論問題。儘管和以往不同，極權主義已經普遍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在共產黨和納粹是否能夠相提並論問題上，依然遭遇到激烈的反對。
實際上，60年代到70年代的這場爭論也不是什麼新的爭論，早在20年代初期極權主義概念產生後，不久人們就面臨是否能把產生於義大利，後來更多地用於布爾什維主義制度批評的極權主義概念用於德國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問題。而當時的反應和30年後，60-70年代的現象相反，保守派人士不願意把如此負面的概念用於納粹。現在，在60年代，由於冷戰，把世界以及德國分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意識形態上形成尖銳的對立，這個分化非但沒有加深人們對於剛剛過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及法西斯的認識及反省，反而形成一種被政治和價值認同問題所導向的所謂「學術問題」爭論。
為此，30年代、60-70年代，以及90年代後的三場爭論，無論哪場都讓我們看到，影響學界、知識精英和社會接受一個概念的，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更多的是涉及到價值觀的政治看法問題。
在60年代、70年代德國發生的那場討論中，布拉赫在他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和納粹崛起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地認為，在學術研究中，極權主義概念對於過去的法西斯問題、納粹問題研究是一個更適合的概念。他把對於義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問題的研究所使用的法西斯主義的概念推進到更為普遍的極權主義概念，並且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中一直堅持探究並使用極權主義概念，以此來替代法西斯主義概念。在那一期間，他在對於在民主上失敗了的魏瑪共和國的研究基礎上，圍繞納粹的攫取權力和統治，在很多論文中都對極權主義概念從制度對比分析及概念探究上，在理論上和學術上作了清楚的解釋。
布拉赫承認，極權主義概念明顯地受到冷戰的影響和損害。「事實上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最重要的文獻中的絕大部分，都是被籠罩在全球東、西爭論的陰影中，這個爭論簡單地把世界分成自由民主和共產黨獨裁製度兩部分。所以這也就難怪很多極權主義概念的批評者把它作為一種因為政治分析所需要的方法，一種用來進行意識形態對抗爭論的政治工具。」事實上，在現實存在中幾乎所有涉及政治的基本概念都會碰到這樣的、可能被工具化的問題。極權主義概念也因為它在分析問題上的表述力量而面臨這樣的問題，即它在意識形態批評問題上的影響力，尤其是在關於法西斯主義、納粹，特別是共產黨之間的那些看來似乎是不可調和的事實的認識和解釋上它所顯示的能力。這也就是布拉赫所不斷強調的，它對於不同類型、不同特點的極權主義的解釋能力及適用性。而這一點也是使得某些人一定要廢棄它、或者限制它的原因，然而它卻同時也說明，它是絕對不能廢棄的。
按照布拉赫的看法，他認為，通過不斷增長的技術能力，對群眾運動動員、操縱，以及偽民主的合法性來單獨壟斷權力是現代極權主義和以前獨裁形式的根本區別。依據弗裡德裡希的看法，布拉赫認為極權主義制度有四個特徵：
1)官方規定的統一的意識形態；2)統一一致的群眾運動；3)對於通訊和武裝機構的壟斷；4)對經濟和社會教育的一體化官僚控制管理。
但是，對此布拉赫進一步認為，這個基本結構理論在不同的事實背景下不能夠被理解為是僵硬不變的概念。他參考了圖克爾(Robert C.Tucker)的理論的不斷展開、發展變化關係。認為極權主義可以在它所確立的制度和動力變化的雙重特性之間震盪，它能夠展現多重的面目。為此，布拉赫試圖調和弗裡德裡希和圖克爾的理論，找到一個更具有彈性的極權主義理論，並且以此作為更為典型的極權主義特徵。這些特徵或者是在其他的專制制度中，或者是在傳統專制及過渡的獨裁製度中，在美洲的歷史上，在巴爾幹半島，在西班牙，在當時中國的毛澤東及北朝鮮的金日成專制下，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
布拉赫不僅不想在「左的」或者「右的」極權主義之間作出區別，而且他建議設立一個極權主義的刻度表，從原始、先期、攫取權力早期，以及鞏固時期、戰爭時期的極權主義，改制的（東德），以及蛻化的（波蘭），直到晚期或者新極權主義。這個表也包括各類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型，以及官僚型的極權主義概念的變種。對此，筆者認為，這個表當然包括80年代後直到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新形態。
用這個擴張了的極權主義概念，布拉赫幾乎廢除了所有的有關現代獨裁製度在專制和極權制度間的進一步的性質區別。為此，極權主義的概念就返回到自由民主制度和現代獨裁之間所具有的普遍化的區別上。在這裡布拉赫對極權主義概念提出更高要求而絕對不是要把它簡單化。他更多地把它限於原始的基本功能上，並且更加精確。因為對於「特殊存在」的「不同」的分析不是極權主義理論的任務，而是對法西斯、納粹和共產黨個體的歷史學的研究任務。
作為一個通用的術語，在應用與分析描述各類極權主義的時候所呈現的那些特殊的不同，一定會引起激烈的爭論。這尤其是在關於納粹制度的內部結構問題的討論上。使用極權主義理論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一般都是由此出發，認為它是一個一體化的，理性化運作，領袖居於中心地位統治的組織，並以此來分析它的一切。但是這個認識卻在慢慢地不斷地被修正。在它內部存在的各種利益集團和混亂的內部競爭最終讓人們看到一體化機制和多元機制的統治因素之間的矛盾。對於納粹的這個結構特徵，布拉赫很早就指出過，「在領袖要具有萬能的決定性地位的機制中，唯一要排除的就是這種權力功能中的存在的矛盾性、對立性。恰恰在這一點上存在著最深刻的絕對不可能完全協調一致的看法，而非在國家的本來所具有的運作機制上。因為獨裁者的最終決定性的地位，正是在不可忽視的互相合作及對立的權力派別和個人的聯繫中所確立的。在這種交錯中極權的警察國家也增強了它的操縱和強迫作用。」
布拉赫解釋了納粹統治中的對立的權力結構，認為這種分而治之的意識是希特勒有意容忍的現象，因為它能夠加強希特勒自己控制一切的權力。針對這一看法，用極權主義理論來理解一體化壟斷權力和多元機制之間的矛盾，在當時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在社會及歷史方面對法西斯主義研究的批評性的討論。
3.2.2.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在60年代、70年代產生的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爭論中，極權主義理論受到兩方面的強烈的質疑。帶有歐洲傳統色彩的一些學者認為，納粹是歐洲社會對於1917年產生的布爾什維主義專制國家的恐懼而產生的，它並不具有那種極權主義的特點。他們不認為納粹制度是如共產黨制度那樣徹底的一元機制的，為此，他們針對納粹黨團結構及納粹統治下的德國社會的帶有多元性的結構對極權主義理論提出質疑和批評，並且要求部分地修正極權主義理論，對此，歷史學家莫姆森提出，希特勒極權主義之所以能夠出現和建立不是在一元機制而是在更多的是多元因素，一個在混亂的官方無政府基礎上的。他認為，納粹的決策過程是一個非客觀化，也就是充滿非理性，違背事實的過程。
在這個修正性的解釋中，希特勒較少地是在作為一個有意而為之者，而更多地是作為一個對於社會或者被社會強迫做出反應的獨裁者。因此，這就相對弱化了希特勒在這個集團內部的權力位置，對權力的操控能力。為此，布羅斯薩特(Martin Broszat)甚至認為希特勒的外交政治決策，尤其是他的滅絕猶太人的政策也具有這個特點。所以，儘管他認為希特勒對外的擴張和種族統治之間有著一種互相之間具有相當影響的關係，但是在總體上他卻不認為這是一種經過熟思遠慮的計畫和歷史性的目標，而認為這是被暫時的社會事件的慣性動力所挾持，一經開始就無法控制，由於不斷膨脹才導致形成一種綱領。
這種以社會以及納粹的實際情況及當時的條件來解釋納粹制度，弱化了納粹的極權。按照莫姆森的解釋，在尋找納粹發展的決定性的過程時一定會返回到一種多元結構機制的基礎上。沒有看到這些因素就不可能看到歷史的真正原因。因為希特勒正是依靠這種混亂的需要攫取並且把握住權力的。為此，他對納粹的分析讓人們看到，意識形態在希特勒那裡並不具有那種核心和基礎的作用，也就是希特勒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十分有目的、有計畫地被意識形態所支配，且沿著這種意識形態發展的。在莫姆森的分析中，更多地是集中在獨裁者在具體的社會條件及社會功能中的行為及作用。
通過這個分析努力，特別是把納粹的結構作為一個政治上的一般功能機制，納粹不再是一個自成一格的歷史現象，而被相對化解釋為歐洲存在的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一個變化存在。在普遍化法西斯理論中，法西斯被理解為一種一般社會的特殊的統治形式，它存在於在向工業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發生危機的時期的產物。因為在這個時候，統治階層看到，或者說客觀地存在著被共產黨顛覆的威脅。
與這種解釋相應，法西斯主義運動最終就成為一種現代化過程中的特殊結果。因此在極權主義理論中就不能把它和共產黨統治等同並論，進行比較。莫姆森要求對極權主義理論進行修正。
按照莫姆森的看法，對於是否選擇一個理論，要依賴於對於理解研究對像範圍內的事物，它是否能夠提出有成效的問題。對此莫姆森認為，極權主義理論僅僅是一個對於一項正在發生的事件過程，所作的一種帶有實際性歷史結果解釋的神話。它試圖解釋為何會導致法西斯制度，未來會如何發展。根據他的看法，極權主義理論認為納粹所進行的社會和經濟變形僅僅是因為他們意識形態的折射結果。這個理論與一般的法西斯理論相反，「它隱藏了在共產黨統治和法西斯主義統治之間進行比較時，法西斯制度下所存在的特殊因素」。「它不是在多元機制中存在，而是在這些非理性的結構中產生出來的衝動導致國家恐怖主義的極端化」。正是在這一點上，極權主義理論在觀念史問題上也看不到非理性的這些構成因素。因此，莫姆森認為，當共產黨統治制度在政治上更加一體化，日趨有效時，法西斯主義運動卻在僅僅是寄生於過去的制度中，利用其同步功能中逐漸失去它的效率。它只能導致某種暫時的穩定，長期卻會走向制度的自我毀滅。在這個內部通過領袖神話來保持外部的一致的解決過程中，從屬地位的官僚制度增加了它存在的意義。而這個過程意識形態所起的推動作用卻很少。因為它只是在這個制度的特殊範圍，通過內部官僚機構的運轉規律提高了效率，儘管不是使得制度更加穩定。而這就是極權主義理論的弱點，它不能夠充分解釋法西斯主義獨裁與共產黨獨裁在很多性質上為何不同。所以莫姆森要求，法西斯理論不能夠再歸於極權主義理論下的一個特殊存在政體，而應該作為一個平行於極權主義理論的一般的理論。
針對討論中的這種觀點，布拉赫還是堅決地、始終如一地堅持使用極權主義概念。對於這種修改的要求，他持反對態度。他認為這類多元因素和機制與極權主義制度完全是兩回事。它所談論及所強調的，一個相對削弱化的，因時即興的納粹權力和統治政治，可以回溯到以前的，在老自由主義基礎上的極權主義研究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分析。當納粹在同時存在的多元機制的權力結構上，根據一元機制的最高領導迅速排除本來存在的一些功能，以展開到那時還不曾被人熟識的自我動力時，布拉赫認為，這不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對於這個現象，用法西斯理論作為普遍的理論來解釋和分析社會和經濟問題，只可能消弱對它的認識和瞭解。為此，布拉赫拒絕用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來代替納粹主義。根據各自國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布拉赫把法西斯概念限制使用在義大利法西斯，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限制使用在德國的納粹。按照他的看法，極權主義是更為普遍的概念，應該用極權主義來比較描述民主和這種現代獨裁的不同，這樣才能夠更清晰、深入地比較瞭解法西斯和納粹獨裁在統治機制、技術上的不同。而一般的法西斯概念卻總是離開民主和獨裁的區別，把它歸結到的是所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的社會經濟的不同。
3.2.3極權主義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對抗
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討論中，極權主義理論受到另一方面強烈的攻擊和非難是來自德國及歐洲傳統的左派知識份子。儘管自由主義者——莫姆森們對法西斯的研究在有關納粹制度是一元機制還是多元機制結構的爭論中對極權主義理論提出質疑和批評，並且要求部分地修正極權主義理論，但是，他們還是堅持納粹獨裁和自由民主制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們也由此極權主義理論中對於自由民主的要求密切相連。而極權主義理論的這一要求卻是被新左派、新馬克思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研究作為首要的原則考慮所拒絕。他們試圖打開另外一個替代它們的研究領域。
為此，當部分自由主義者們的法西斯研究要求在使用極權主義概念時要考慮到方法論和經驗事實的一些限制，但在總體上和原則上還是堅持極權主義理論的時候，新馬克思主義的極權主義研究卻是極力論述極權主義理論在學術上站不住腳，必須拋棄極權主義理論。
新馬克思主義對於極權主義理論批評的出發點是，對於所謂極權主義統治的研究不僅是研究它的統治技術、制度形式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內容和形式的辯證關係。自由主義的極權主義理論在作這種研究時會讓人們看到一個完全相對立的現象，即如果我們在分析左的和右的極權主義的獨裁者時會碰到這樣的問題，如果以這樣的一個原則，極權主義和民主制分立的原則，那麼就會陷入為何納粹和共產黨在內容上有如此大的差異，甚至二者對立的困境。新馬克思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理論，不僅能夠完全避免這個問題，而且還可以看到從資產階級統治制度衍生出來的法西斯主義與母體之間的聯繫。
新馬克思主義由此導出並且展開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批評和拒絕，認為這個理論缺乏歷史性，只是看到共產黨統治和納粹及法西斯的形式上的類似性，而沒有看到在社會經濟內容上，意識形態上，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上的根本區別。還不僅如此，法西斯主義國家在更深刻意義及內容上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相應的事實，必定使得極權主義理論無法解釋這點而不斷地暗淡下去，乃至熄滅。為此，當運用極權主義理論分析所遇到的這些問題及產生矛盾的時候，最後就一定會使得它淪為一種意識形態性的辯護工具。
對於新馬克思主義等這些新左派，以及來自東歐共產黨宣傳機構的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學說提出的上述觀點，用這種總體性的法西斯主義理論作為新的修正性的解釋，布拉赫毫不留情地地給予拒絕。如同他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的研究一樣，在當代關於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和假民主問題的歷史爭論中，布拉赫思考的基礎依然是民主的原則。在布拉赫看來，民主是價值問題，他堅持不懈地強調的是，極權主義理論及隨之而來的反對極權主義對於理解民主問題的重要性。為此，在極權主義問題上，和他的對於魏瑪共和國的研究對抗了此前德國歷史界的傳統一樣，他再次對抗了當時的潮流。因為就在那個時期，60年代、70年代不斷地推動擴展使用一般的法西斯理論，讓極權主義概念成為一個受人詬病或忌諱的概念，因為極權主義概念意味著，反對法西斯和反對共產黨是相聯繫的。而與此相反，使用法西斯理論就意味著，反對法西斯的共產黨是在民主的光譜中，因此一切不支持當時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及共產黨的人，就都有傾向法西斯及獨裁者的嫌疑。
當其他的政治學者60年代和70年代談到東歐集團國家，對於使用極權主義理論節節後退，做出了改變的時候，例如1967年，阿倫特公開明確地說蘇聯等東歐國家已經不再是極權主義國家了，但是布拉赫始終如一、絲毫不打折扣地堅持使用極權主義理論。儘管他在當時開始的這個討論中，和那些充滿鬥爭性的意見不同，代表的是一種溫和的態度，但是布拉赫針對他們的看法，明確地認為共產黨統治依然是「極權主義」，至多不過是「後極權主義」罷了，而不認為經過所謂解凍、改革的第二代共產黨人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
而在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對極權主義概念持批評態度的部分自由主義者們，布拉赫儘管在70年代用這個極權主義概念分析批評了他們的法西斯主義論，認為極權主義理論是具有重要基礎的最終的理論，但是他也不想把法西斯主義論的存在資格完全排除在外，因為他也承認，極權主義論在分析上也有一些弱點。他認為，這兩個概念作為一般概念當然也存在著弱點和界限。在關於20世紀產生的獨裁者的政治現象的探究中，無論是法西斯主義論還是極權主義論都不能要求成為完全的分母。與此同時二者在政治上也的確都容易被濫用。只有在比較分析中可以看到它們各自使用的界限。在對於公民社會在議會和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危機和右翼獨裁的關係的分析上，法西斯主義概念顯示出它的長處。但是在對於統治制度、結構組織及統治手段的結構性的原理的揭示中，在關於政治事件的分析描述中，極權主義論無論對於右翼還是左翼的獨裁者都能夠更為有效地揭示它們與具有多元特點及多數決定的民主制的區別。為此，如果說我們應該堅持使用極權主義論，那是因為使用這個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從另外一個方向更好地理解民主制度的結構因素。在布拉赫看來，極權主義論是絕對不能放棄的。因為它可以使西方民主制度的價值及結構特點，如此明顯地凸顯出來。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1.布拉赫簡歷
德國政治學家、歷史學家卡爾•迪特裡希•布拉赫，1922年3月13日出生於德國斯圖加特。筆者到德國不久，稍諳德語後，在舊書店看到他的書就立即被他的思想吸引，從此不斷收集閱讀他的著述，可謂私淑他26年。本來筆者是想以這篇文字作為向他95歲的祝壽文字，但是始料不及的是，就在筆者整理資料、撰寫這篇文章時，布拉赫先生2016年9月19日在波恩去世。筆者確信，沒有布拉赫思想的中文知識界、思想界不僅不可想像，且會因此重大缺位而致思想學術意義的後果嚴重。布拉赫先生的思想和著述，此後一定會在中文界傳播、影響。
1.1布拉赫出生在一個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新教家庭。他的曾祖父佩拉爾古斯(Wilhelm Pelargus)，是19世紀斯圖加特著名的青銅藝術世家佩拉爾古斯(Pelargus)家族的一員。他的父親特奧多爾(Theodor Bracher,1876-1955)，最早做過中學老師，後來成為威騰堡文化部的一個部門的負責人，也是左翼自由黨(DDP)的黨員。布拉赫在斯圖加特的艾伯爾哈德-路德維希中學(Eberhard-Ludwigs-Gymnasium)的時候參加了一個新教的開拓性組織，參與和接受人道主義的教育。1940年高中畢業他參加了國家勞務服務，1942年又到國防軍北非軍團中服務。1943年5月，他在突尼西亞附近作為士兵成為美國軍隊的戰俘，在美國的堪薩斯的戰俘營中生活到1946年2月。在戰俘營中，他一直向同樣是戰俘的歷史學家萬德胡茲卡(Adam Wandruszka)學習。1946年被釋放後他回到德國到圖賓根艾伯爾哈德-卡爾大學學習古代和現代歷史，並且同時跟隨施普蘭格爾(Eduard Spranger)學習哲學和魏恩萊希(Otto Weinreich)學習語言學，以及文學。1948年，他在福格特(Joseph Vogt)指導下完成了《關於早期羅馬凱撒時代的思想中的衰退和進步》的博士論文，以優異成績獲得博士。在準備做升等為教授的論文的時候，他從1949年至50年到美國哈佛大學做博士後訪問學者。在哈佛，他進一步進行了交叉學科的學習，並且結識了一些著名的學者，如施萊辛格爾(Athur M.Schlesinger)等。
回到德國後，從1950年到1955年，他作為奧托•施塔默爾(Otto Stammer)的助手及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的副主任繼續他的學術工作，此外他還是在柏林的德國高等學校的政治學講師。在這一期間，他成為戰時移居美國、戰後返回到德國的著名政治學者的恩斯特•弗蘭克爾(Ernst Fraenkel)緊密的合作者，並且開始了他的關於民主問題和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1951年他開始在漢斯•赫茲菲爾德(Hans Herzfeld)和弗蘭克爾教授那裡做升等教授的論文，為此，他由古代史轉向當代史研究，對於30年代初通向希特勒納粹專制時期的德國歷史的研究，即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問題。
1955年他在柏林自由大學完成了這篇升等論文，題目是《魏瑪共和國的消亡——民主政權衰亡問題研究》。這是一篇對於民主制度中權力如何會消亡的分析研究，在這個研究中，他所運用的清晰的分析及紮實的經驗研究特點，形成了他、甚至可以說以他為代表的德國新一代歷史學者、政治學者的特點。到今天為止，布拉赫的這個研究依然是研究當代史中的大師性的著述。它同時也被認為是當代最重要的100本學術著述之一，是戰後德國政治學學科中的第一本，也是首屈一指的著述。
從1955年到58年他在柏林作為政治學編外講師，58年提前被升為編外教授。1959年，他正式得到波恩的弗裡德裡希-威廉大學政治學和當代史的教席教授位置。
在波恩的弗裡德裡希-威廉大學作為教授，他一直到工作到1987年退休。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極權主義和民主理論。在這將近30年期間，他和當時的他的助教克呂特爾(Hans-Helmuth Knuetter)，後來成為教授的雅克布森(Hans-Adolf Jacobsen)，以及其他人一起建立了政治學研究班。在他指導下，大約有130人在他那裡完成博士以及教授升等論文，200多人完成碩士學位。為此這個群體被很多人稱為波恩學派。從1970年開始，他和雅克布森一起創辦了波恩出版的政治學和歷史的系列叢刊，成為學術雜誌《期刊》(Periodika)的發行人。
在波恩大學期間，由於他的工作和影響早已經是國際性的，他受到很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的邀請和聘請，例如來自吉森、漢堡、哈佛和佛羅倫薩大學的邀請，但是他拒絕了這些邀請，始終如一地保持了對波恩大學的忠誠，在那裡一直工作到退休。為此，很多大學聘請他擔任「客座」教授，如斯坦福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華盛頓大學、佛羅倫薩大學、加拿大、特拉維夫、日本、巴黎和瑞典的大學。
在大學工作之外，從1962年到1968年，他是議會和政黨史委員會主席，1965年到1967年是德國政治學協會主席。他是德國政治學季刊的創辦人，並且在1960年到1969年期間親自擔任發行人。1980年到1989年期間，他是在慕尼克的當代歷史研究所顧問委員會的主席，1983年他參與建立德國政治學協會，從1992年起他成為德國政治學季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同時他也作為發行人和其他學者參與了很多德國學術期刊的工作，如《德意志環視》(Deutsche Rundschau)、《新政治學文獻》(Neue Politische Literatur)、《政治學雜誌》(Zeitschrift für Politik)、
《當代史期刊》(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等。
1981年到1987年他是德國科學基金會的委員，並且是很多研究機構的諮詢人，如德累斯頓大學關於極權主義研究的阿倫特研究所的建立。由於他的學術工作，他獲得了很多德國的獎項，如聯邦十字勳章、德意志「功勳勳章」(Pour le Mérite)，並且是很多國際著名大學的客座教授。
使得布拉赫在德國當代思想史和國際學界享有盛譽的工作主要有兩方面，其一是他對魏瑪共和國和納粹時代及20世紀歐洲歷史的研究，其二是他圍繞極權主義問題對當代政治學思想的研究。他在這幾方面的著述都成為研究這一領域的學者必讀的書籍，如《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德國的獨裁》、《歐洲危機》、《意識形態時代》、《極權主義的經驗》、《民主和獨裁之間的德國》、《歷史的轉折時期》、《作為經驗的歷史》等。
如50年代大多數這一學科的學者一樣，他認為，政治學是民主及這種生活方式的學科。它涉及的不僅是形式上的國家制度結構形式，而且涉及到民眾內在的能力和意志對國家事務的根本性的、自我意識的影響。與此同時，布拉赫也認為，這一新的學科是相鄰的學科——哲學、歷史、法學和經濟學結合在一起的產物。事實上他的貢獻和成就也都是如此，他把結構分析、歷史事實和觀念政治理論的構成結合到了一起。為此，當代歷史和政治學的結合也成為他所建立的波恩研究所的特點。
對於布拉赫的成就，德國前總理施密特在其《同行者們》(Weggefährten.Erinnerungen und Reflexionen von Helmut Schmidt,1996)一書中，談到布拉赫獲得德意志「功勳勳章」時說，僅就他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本書來說，即便他後來什麼也沒有寫，他的這本書也足以讓他獲得後來的所有的榮譽。
1.2布拉赫的工作不僅在學術領域而且在德國社會，在對抗納粹及伴隨這個歷史的德國政治學，以及文化思想傳統的持續影響中都佔據了重要的地位。
布拉赫接受了波恩大學的這個教席後，從不隱瞞他獲得這個教席在教育上的使命。因為在納粹時代，這類教席及所傳授的政治學完全投降了納粹，使得在這一領域中充滿偏見，因此他認為，一種新的政治及政治學的教育是必要的。
在2009年誇德貝克女士經過幾年的研究和採訪調查，出版了那本400多頁的專著《卡爾•迪特裡希•布拉赫和波恩政治學的起源》時，不僅這本書，而且幾乎所有的書評，以及很多介紹布拉赫及其工作的著述中都一致地把布拉赫稱為「對抗那個時代統治社會的流行思想的人」。
布拉赫對於德國社會的政治影響，從來恪守學者和知識份子的本分。在50年代、60年代，以及後來他從來沒有屬於過任何政黨，其後他也沒有被貼上左翼自由主義，或者紅色的符號。
由於波恩是當時西德的首都，所以可以說是各種政治事件和政治活動的中心，他在波恩經常有會見重要的政治人物，以及對媒體發表對於政治問題看法的機會。但是布拉赫的政治傾向和見解確實是超越黨派的。
對此，不僅前文提到的魯道夫教授強調了這點，而且，誇德貝克也說，實際上布拉赫很少直接介入政治事件，也很少作為活動家出現，他更多的是作為一個學者。為此，人們認為波恩的政治學討論班是德國首都的一個政治問題的清理地。而對此可以肯定地說，布拉赫從來沒有懼怕過參與任何重大政治問題的爭論。
在戰後在德國引起最大動盪的六八學運時，他站在了學生一邊，因為他認為學生的抗議是對於一個集權國家(Obrigkeitsstaat)，或者說是對以國家至上的社會及思想的反叛。在當時，他曾經批評阿登納政府是專制性的總理民主制，強烈地批評當時政府對於革命的學生實行緊急狀態法。他認為這開啟了通向專制、官僚和軍事干涉之路。學運中發生學生歐訥斯索爾格(Benno Ohnesorg)被警察射殺事件時，布拉赫認為，涉及的是批評及反對的權利，因此，他把為政府暴力辯護的斯普林格出版社和30年代的胡根貝格出版社相提並論（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在20年代末期擔任德意志民族人民黨(Deutschnationale Volkspartei,DNVP)主席，他是當時德國最大的新聞集團的所有人，並且在希特勒的政府中短暫擔任過經濟和糧食部長。由於他及其他一些黨派的合作，才導致魏瑪共和國的最後解體及希特勒上臺）。在這裡另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柏林牆倒塌後對東德祕密警察的檔案揭露，當時射殺學生的那位警察是潛伏的東德特務。直到柏林牆倒塌前，幾十年來共產黨東德從來沒有停止過使用各種方法包括試圖利用六八學運來破壞顛覆西方社會及其文化氣氛。
但是，當其後當極左派開始提倡暴力，新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在學生運動中廣泛傳播的時候，布拉赫就果斷地作出轉變，堅決明確給予拒絕。他認為，新馬克思主義力圖通過把法西斯主義概念更為廣泛化、普遍化，而輕描淡寫共產黨的獨裁專制，就如以前納粹所曾經做過的那樣。對於使用法西斯主義來排除極權主義理論，布拉赫提出了警告。他說，儘管一些說法有了一些改變，或者說修正，但是這依然是用那種舊的、過時的意識形態及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更好的改善來誘惑知識份子。由於他的努力，70年代和80年代在德國和歐洲形成了一個群體——對抗極權主義的共產黨專制，以及「緩和」以來在西方蔓延的綏靖主義思潮。與此同時，在對抗當時流行的社會思想中，他的研究工作也使他獲得了所應該獲得的巨大的學術聲名。
1.3就在筆者寫作這篇介紹文字的時候，即第一篇、第一次把布拉赫介紹到中文界的時候，傳來布拉赫去世的消息。為此，筆者深感，如同布拉赫在他學術生涯早期的1965年寫的文章《泰奧德爾•豪埃斯和德國民主的重建》(Theodor Heuss und die Wiederbegründung der Demokratie in Deutschland)結尾中談到豪埃斯時所說的那樣，「他的遺產就是活生生的民主，不僅是制度，而且也作為生活方式。」
慕尼黑大學穆勒教授在慶祝布拉赫80壽辰的文章中說，「當民主制受到極權主義運動的威脅和危害的時候，在和極權主義的對抗中，布拉赫從來沒有感到過疲倦。這尤其是在社會和民眾對於這種警告還非常陌生的時候，他也同樣堅持不懈、絲毫不打折扣地指出民主和獨裁專制的根本的、不可消除的對立。對於60年代所流行的那些說法，所謂西方只是形式的民主，所謂德國要尋求第三條道路，尋找一個直接民主的替代可能，以及進行議會院之外的反對、抗爭的說法，他都明確地毫不含糊地給予了拒絕，並且從學術和政治上作出了分析說明。在他那一代人中，經歷過納粹時代，親眼看到眼前的共產黨所做的一切，親身經歷了戰後西德民主制的重建，以及當時西德領導人阿登納堅定地在東西對立中選擇西方，和堅持法治社會的社會歷史發展中，他的這些努力使得他成為這代人中的最卓越的代表。」
對此，穆勒教授特別提到，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德國，對於一些被當做所謂「進步」、而被推崇的有學問的人，布拉赫毫不退縮地、直接地對抗了他們。現在，他對抗的這些思想，已經被證明都是非常保守的思想。
在60年代到70年代，在德國和歐洲，一種東拉西扯的談論歷史及思想的方式興起並且流行，對此，布拉赫同樣是毫不含糊地給予了直接的反駁和分析。現在對於這一歷史現象的反思可以讓人們清晰地看到時代精神的變化，而這也就再次讓人們進一步看到，布拉赫所從事的工作，對抗並改變了時代精神，就在這個過程中，布拉赫為德國當代社會民主原則及基礎的奠定作出了無可替代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回顧布拉赫教授一生的工作，無論是在2002年慶祝他80歲的壽辰，在2012年慶祝90壽辰，還是2016年他辭世後對他的悼念文章中，人們都眾口一詞地稱他為對抗流行的社會思想及所謂時代精神的人。布拉赫的一生確實經歷了酸甜苦辣，在2007年為他舉行的告別《當代史研究》（Zeitgeschichtsforschung）雜誌的討論會結束的時候，他非常動情地感謝了50年代他最早進入的歷史研究所，他說道，因為進了這個所，所以他的研究工作才得以開始。今天這個歷史研究所已經很強大，因此他們不再被迫下跪了。對於同代人所迫切需要的啟蒙及釐清，他們一直固守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問題。對於歷史所的同仁，退休的布拉赫教授在結束時說，要繼續堅持做歷史的開拓者。
對於曾經孤獨地奮鬥的布拉赫來說，讓他十分滿意的是，1989年蘇東共產黨集團崩潰後，國際社會所產生的對於共產黨極權主義運動和獨裁專制之間的比較研究和反思再次成為人們日常的思考問題。當年那些批評和反對極權主義概念的人，不僅是試圖減少這個概念對於共產黨統治者所造成的揭露和傷害，而且甚至擴展到了基本的方法論問題，但是在1989年後，布拉赫倡導的這個概念在他的晚年獲得了全面的肯定和接受。
為此對於這一點，筆者前面曾經談到，穆勒教授說，「很多歷史學者他們雖然沒有能到布拉赫那兒學習，但是通過對他的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的接受，成為他更廣泛意義上的學生。」
對於穆勒教授的看法，筆者深有體會，筆者40歲開始學習德語，1990年第一次在舊書店看到布拉赫教授在8年前出版的《意識形態的時代》一書，一下子被他的思想和論述所吸引。那時距離他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的出版已經35年。其後筆者私淑布拉赫教授20多年。對筆者來說，由於社會、歷史和環境的艱難，一路蹣跚走來而終於能夠立穩腳跟，可以說從布拉赫教授的研究工作中受益無窮。為此，如果說筆者的工作中已經滲透著布拉赫教授的思想，那將是對筆者的最高肯定。
對此，筆者同時也深切地體會到，對於一位即便是你聽了他的課的教授，如果你不能夠接受他的方法及他提出的問題，那你也不可能真正成為他的學生。因此無論是布拉赫教授的探索，還是他的人生經歷，筆者貨真價實地是他的不曾謀面的學生。
2.與政治學密切相連的歷史研究
關於德國是如何走向希特勒納粹專制的研究和著述，自從二次大戰以來可謂是汗牛充棟。但是布拉赫關於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出版60年來依然是最重要的著述。這不僅因為它直接描述分析的是民主制消亡，希特勒攫取政權這一段歷史時期，而且還因為所使用的方法，涉及到德國根本的文化傳統問題。
布拉赫的博士論文是研究羅馬史，但是在博士後，作為升等的這個研究卻轉向了當代史，而這個轉向不僅是充分運用了他在古代史研究中打下的根基，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顯示了他後來，也就是他一生的研究思想和學術基礎。在對於這個研究著述的評價中，後來的德國學者明確地指出，布拉赫在美國美軍俘虜營中的3年生活、以及博士後於1951年在哈佛大學的1年多的研究，決定性地讓他直接進入了盎格魯-撒克遜的學術傳統，為德國的歷史學和政治學引入了新的方法。
2.1魏瑪共和國的建立和失敗，及其經驗教訓對於總結反思20世紀的歷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希特勒納粹就是在這一時期興起並且攫取權力的，這一時期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布拉赫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研究成書於1951年到1954年，出版於1955年1月。那時距離希特勒攫取權力已經22年，第三帝國崩潰、二次大戰結束10年。那時生於1922年的布拉赫33歲。他並沒有直接地、有意識地經歷過魏瑪共和國的歷史，因此這是一本基於對當時的文獻研究基礎上完成的著述。
布拉赫出版於60年前的這本書被學界公認，至今在研究魏瑪共和國失敗的原因的領域裡的所有文獻中是必須閱讀的一本書。在這本書中，或者說在這個研究中，布拉赫使用了政治學的結構分析的方法對抗了當時在德國佔統治地位的那種純粹的有選擇性地敘述歷史事件的方式，由此布拉赫為當時德國歷史學引入了一種新的運用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歷史研究。在這個研究中，布拉赫的思路給人深刻的印象，他非常清楚地解析了魏瑪共和國消亡的原因。
在這本書中，布拉赫和一直到50年代還在德國學界流行的國家至上的思想不同，他把民主制、議會制和多黨制置於最高原則和地位。在這本書中他揭示，在1930年前，在最後一個議會主導形成的政府赫爾曼•米勒內閣失敗後，德國不再是今天意義上的多黨制政黨國家的時候，魏瑪共和國就已經開始走向消亡。因為在那之後，德國的政黨已經不再是和民眾意願、社會利益相聯繫的政黨，而成為利益集團。因為它們已經置身於憲法外，不再受憲法約束。
布拉赫認為，第一個由總統行使主導權力的超越政黨來解決危機的政府，即1930年成立的布呂寧內閣及其運行顯示的是對於民主和議會的藐視。議會在當時已經只被作為一個清談俱樂部，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總統手中，興登堡已經被說成是凱撒的替身。對於這種在民主共和國中的個人專制傾向，布拉赫認為，這是一種從一誕生就帶有的二元性存在的先天缺陷。他把它看作是導致魏瑪共和國失敗的根本原因。
在1978年版的前言中，他說，「魏瑪共和國的失敗的責任不是沒有進行完全的革命，而更多的是因為對於徹底地確立議會制度制，明確地施行多黨制政黨國家的猶豫不決。在戰爭結果的沈重負擔和左右極端派對立的形勢下，它成為魏瑪共和國在誕生中就具有的二元性中的缺陷，不是革命和議會問題，而是在議會制和總統制之間的一種矛盾的權力結構進一步導致了其後的嚴重後果。在魏瑪共和國的憲法中，議會的代表性和全民公投決定之間的聯繫並沒有明確地給予保證，而由此導致了總統制的想法。由於通向權力和組成政府存在著兩條路，議會民主的效力，迫使各派妥協的機制就被大大削弱。為此，各政黨的責任不斷消失，而總統的權力空間卻在不斷地擴大。」
布拉赫在他的研究中揭示，用擺脫議會決定來尋求走出危機的辦法的結果使得在1930年以後完全不再尋求黨派的合作來作為一個可能替代的方法。經濟危機的惡劣條件所必然面對困難重重使得他們逃脫責任，而這就更進一步給總統制製造了便利。
這就是布拉赫的核心思想，多黨制議會民主自1930年起就已經不再存在，因此，魏瑪共和國的失敗不是多黨制失敗的結果，而是憲法上的二元論和反議會制的總統制急劇發展排斥了多黨制、議會制所導致的。這種傾向實際上從1929年反對在議會制基礎上大聯合政府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在那之後形形色色的人就更為迅速地聚攏到興登堡身邊。而這一切在思想史上的原因就是，德國傳統的國家權力至上(obrigkeitsstaat)的思想與和它並行的濫漫(romantic)性的觀念擴張，以及在1813年德國戰勝拿破崙後，法國革命中的思想的不斷貶值。這是一種反民主的思想傳統和氣氛，它在20年代末期後，越來越濃烈地充斥在德國的知識精英中，官僚機構中及軍隊中。
筆者在此要特別強調的是romantic一詞在中文中的使用。這個概念從它進入中文界被翻譯成浪漫一詞後就一直被嚴重地誤用、誤解。實際上在中文裡的「浪漫」，根本不是西文中的romantic。在二元論思想中，和realistic對立的romantic，更多地強調的是觀念、精神，而不是不拘一格的豐富熱情和感情。所以我以為或許翻譯成濫漫主義，甚至濫蠻主義更好一些。因為德國的濫漫主義，Romantik涉及的是一些陰鬱、僵硬、一絲不苟的觀念論者。而正是這種濫蠻主義使得他們能夠不動聲色地、嚴密、成批地殺死幾百萬猶太人。而這種殘酷，與中文中的浪漫毫無關係。
布拉赫認為，在總統主導下成立的對抗議會的布呂寧內閣是由民主的議會制走向專制的最關鍵的轉折點，其後布呂寧的繼承者帕班公開解釋了它的綱領的性質。1930年的布呂寧尋找的不是在民主制度中如何解決危機，而是如何能夠擺脫民主制度——議會制，重新返回君主制。
2.2這本研究著述主要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運用社會學的結構分析對權力結構的分析，另外一部分是魏瑪共和國逐步消亡的程度性、等級性的分析。它的展開非常詳實具體。首先他對理解1930年發生的事情的前提，那些參與到這些事件中的個人對當時社會具體情況的依賴程度，或者受到的導向，進行了廣泛的、全面的結構分析。他探究了所有那些涉及到權力鬥爭的政治和社會因素，所存在的問題和對立程度，用一個清楚的概念系統解析了各種現實情況。在這裡布拉赫以作為一個知識份子所具有的觀察力及應有的客觀性、誠實性揭示了支持和反對共和國的各種力量。
在第二部分，布拉赫展開了魏瑪共和國的消亡過程，他從1930年3月米勒大聯合政府內閣解體，由一個總統任命的內閣——布呂寧內閣接替開始，到33年1月30日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希特勒上臺。
在最後一章的結尾，布拉赫說，「歷史性的決定在於瞬間及當時的條件，並沒有簡單的必然性。它們被一些具體的情況所引發，一個失算會導致一個巨大的事件。」不僅是1月30日興登堡在憲法問題上失足選擇任命了一個憲法的敵人，而且還由於一系列的退讓所造成的。布拉赫沒有隱瞞這些失敗，並且同樣認為各方面都有責任。對於究竟是誰造成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無能並且走向滅亡，布拉赫依然持謹慎的開放討論的態度。
布拉赫用一種非常克制的謹慎，沒有任何驚人之語地描述了一個極具戲劇性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但是並不是別無他選、一定導致到這個結果。他探究了那些錯綜複雜的事件和原因，不僅解析了那些單獨事件而且又把它們再次清楚地聯繫在一起。因此，它讓人們看到在這個歷史迷宮中所存在的線索。為什麼德國民眾如此地倒向希特勒？至今為止，布拉赫的這本著述依然是最全面的回答。
2.3關於這本在逾60年前出版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現在德國學界、知識界幾乎一致地認為，布拉赫的魏瑪共和國的研究可以說是戰後德國學界，德國社會最初的走出歷史羈絆、歷史廢墟的第一步工作中，最為著名和重要的一項研究。而這也就必然導致老一代歷史學家對它激烈的、滅頂性的批評。這也是本文第一部分多次引述的，30年後的德國思想界稱布拉赫是思想界、學界的開拓前鋒，是德國歷史學界的修昔底德(Thucydides)原因。
由於他的《魏瑪共和國的消亡》一書直接觸及到一個社會在民主制的建立和轉化變化中，在這個社會中的關於權力的認識及思想的爭論、對於社會及制度結構的攻防角力，以及對於得失進退進行了直接的歷史描述及分析，而那些經歷過這些事件的人都還活著，他們之中很多人和這個發展有著直接或間接的脫不開的關係，為此，這本書在1955年出版後立即就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如前所述，布拉赫這本書直接涉及到的對立是，繼續使用在德國沿襲的那種國家權力至上所帶來的種族和國家的意識形態，還是用這樣一個歷史研究來開啟一種代表西方自由民主的政治學，即繼續堅持舊的意識形態、觀念論還是建立一個新的政治學。而這就是老一代歷史學家孔策(Werner Conze)在1957年發起的攻擊他的核心基礎問題。
2007年，科隆大學的歷史教授寇爾伯(Eberhard Kolb)在談到布拉赫魏瑪一書時回憶說：1987年，布拉赫在一個專門討論此書的會上曾經說過，50年代中期他的這本書出版後曾經被認為是極為奇怪的、非歷史的，根本就是美國式的。當時布拉赫雖然謹慎地沒有提孔策的名字。但是誰都知道，是孔策在1957年的《歷史學期刊》公開發起對於布拉赫的批評。他指責布拉赫的研究的方法是令人懷疑的，認為他的政治學概念的構成由於沒有擺脫偏見，因此影響到他對於一些具體事件的描述。
孔策的觀點和布拉赫恰好相反，他認為，魏瑪最後一位總理布呂寧之所以失敗而使得德國走向希特勒極權主義專制是因為國家變成了「政黨國家」的緣故。在孔策看來，在他對國家的理解上，議會制帶來的政黨政治、政黨政府帶有極強烈的負面性質。
但是在布拉赫看來，布呂寧推行的緊急狀態法下、拋開議會的專制政治，是倒退回官僚的獨裁專制國家，是國家權力高於一切，而這就為納粹攫取權力鋪平了道路，成為納粹攫取權力的前奏。
布拉赫的這個觀點造成了他和當時歷史學界佔主流地位的孔策觀點爭鋒相對的對立。孔策針對布拉赫的研究著述在歷史學的刊物上發動了直接的批評和討伐。
2.4對於孔策為什麼把「方法批評」當作工具，指責布拉赫顛倒了事實，2007年的一次討論會上，歷史教授寇爾伯指出還有爭論內容之外的原因——爭論發生的背景。對此，他特別提到，在1955年布拉赫的魏瑪一書發表以前，1953年，孔策幫助策劃了拉索夫手冊(Deutsche Geschichte imÜberblick.Ein Handbuch.von Peter Rassow)的德國歷史部分，1954年他在《歷史學期刊》上發表了題為《1929至1930年德國政黨國家的危機》的文章，在該文中他積極評價了布呂寧的總統制政府，他的觀點完全和後來的布拉赫的觀點相對立。而更為嚴重的是，孔策這篇文章和一個大的關於魏瑪研究計畫有關係，他希望用這篇文章來主導對於德國這段歷史的解釋，但是現在橫空出現了布拉赫的這部充滿魔力的著述。寇爾伯教授認為，布拉赫對於魏瑪共和國末期的解釋完全和孔策的描述出的圖景相反。孔策的想法是，國家高於政黨，民主制中的政黨國家對他來說完全是負面的，幾乎是一句咒駡。為此，孔策認為1930年大聯合政府的中斷是政黨國家的徹底失敗，布呂寧的努力是走出這個失敗，是國家至上，國家高於政黨，所以他給予充分的認可。
在那次討論會上，寇爾伯教授明確地表示不同意孔策的看法，他認為，布拉赫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權力結構細緻的分析直到今天仍然是獨一無二的。這個研究試圖非常具體、明確地確定有責任的個人和社團。這個研究既沒有忽視那些老一代的精英的歸屬，也沒有把納粹攫取權力只是作為那些可能把握權力的黨派操縱的形勢發展中，由於錯誤處置和放縱導致的最後一步後果。這中間起了很大作用的尤其是在大聯盟政府失敗前積極推行的的總統制。這使得在1930年試圖在議會基礎上重新組成一個政府的努力不再可能實現。
對於孔策對布拉赫的攻擊，德國另外一位歷史學教授基特爾教授(Manfred Kittel)曾經作過具體的評述。孔策在方法論上對於布拉赫的批評，認為對於他那一代歷史學家來說，布拉赫的方法很少有人理解。他在1957年為《歷史學期刊》寫的評論中甚至走的更遠，他認為，布拉赫非常強烈地關注權力分配問題，為此他探究了權力構成及統治方式和互相依賴關係的改變。以這樣的方式理解，就使得他事先就為這段歷史確定了的框架，從而讓他的研究帶有了偏見，很難看到歷史關係的多重性。對此，基特爾指出，這樣的沒有論證的指責也存在於當時貝松(Waldemar Besson)對布拉赫的批評上。貝松認為，布拉赫毀滅了所有那些在結構的動力中存在的歷史人物的努力。但是基特爾認為，恰好相反，布拉赫對於魏瑪共和國解體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思考方向，它讓我們今天對於魏瑪共和國末期的各種在政治上的替代可能的反思更為實際。
這一點在文化批評方面更為顯著，至今人們在這個領域中所進行的各種探索幾乎都仍然是在布拉赫60年前的討論思想和範疇中，從共和民主的失敗、議會功能的缺失到憲法缺陷，及政黨問題上的盲點等。布拉赫試圖用這些新的方法超越過去那些帶有目的論的歷史觀所造成的盲目。為此對於那些帶有觀念性的濫漫傾向的有關魏瑪共和國的粗疏描述，布拉赫的研究就顯得非常陌生。但是布拉赫正是通過這樣的探究、澄清讓那種日爾曼「民族國家」的僵硬、封閉思想逐漸軟化、消散。
基特爾教授認為，布拉赫和孔策爭論的中心問題是，在精確意義上30年代布呂寧的緊急狀態下政府是第三帝國的前身，還是如孔策所認為的那樣是拯救民主的最後努力。對此，他認為，真實情況應該是二者兼有，因為布呂寧和他之後的內閣雖然走向了用軍隊支持保護的專制，這是不能夠令人接受的。但是這和後來的希特勒的獨裁專制相比，它的傷害就極為有限了。還是後者更加不可令人接受。布呂寧雖然不能夠被看作是對於民主的最後拯救，但是可以看作是阻止1933年希特勒上臺、阻止德國走向這條道路的最後一個努力。對基特爾來說，不是布呂寧而是胡根貝格和德意志民族人民黨(DNVP)中的強硬派核心是魏瑪共和國的掘墓人。他認為，在談到魏瑪共和國消亡階段的政治形勢的開放性的時候，孔策對布拉赫的理解是錯誤的。事實上1933年希特勒攫取權力既不是必然的，也不是一次意外發展，歷史學家記述的歷史是二者之間。對此寇爾伯教授則認為，布拉赫的這個研究正是強調了1930年一個不是被迫選擇的總統內閣是一定能夠發揮作用的，它並不是如孔策所說的，是一個完全失敗的政黨政治的必然結果。
2.5布拉赫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研究的意義
2007年10月，在為布拉赫為雜誌30年的工作後退出編輯部而舉辦的討論會上，主持人穆勒教授在引言中認為，布拉赫關於魏瑪研究的著述，是一本經受了歷史考驗的重要著作，很少有書如它那樣，在經過幾十年後依然非常具有閱讀的價值。然而，令人驚異的是布拉赫的很多著述都是如此。所以他認為，布拉赫是位極為獨特的歷史學家。在當代歷史學上他不僅是那些名列前茅的歷史學家之一，而且根本就是在這幾十年的歷史學者中的執牛耳者。
布拉赫的這本研究著作，自從1955年出版後，一版再版，即使不用被一面倒地熱情地接受這樣的說法，但是還是可以說受到非常廣泛的高度評價。一向以說好話吝嗇的恩斯特•弗蘭克爾教授，也就是評介他的這部升等論文的教授，認為這是一本「輝煌的著述」。30年後，德國研究當代史的哈根•舒爾策(Hagen Schulze)教授在他的關於魏瑪的著作《日爾曼人和他們的國家，魏瑪、德國1917-1933》(Die Deutschen und ihre Nation.Weimar.Deutschland 1917-1933)中稱布拉赫的這本書「直到今天也沒有任何一本現代的作品能夠取代它，它堪稱是當代史中的一本經典著作。」
布拉赫的這本著述和一切具有重要意義的偉大著述一樣，當然不會是沒有異議及爭論的，但是可以毫不過分地說，它出版後的半個世紀，在這一研究領域的人，無論從哪方面說，無論從年齡來說是哪一代人，都承認這本書對於他們的學術生涯的影響。
柏林自由大學的政治學歷史學教授裡特爾(Gerhard A.Ritter)，比布拉赫小7歲，生於1929年。他認為，布拉赫的這本書一些看來十分極端的說法給了他非常大的啟發。例如布拉赫認為，1848-1849年革命的失敗，中斷了德國的歐洲發展之路。此後在俾斯麥的領導下，並且通過他的領導及必須優先的外交政策問題使得政府毫無顧忌地充分利用了愛國心理，從而導致了內政的重大發展變化。這給了他非常深刻的印象。這對於他們那代人，在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後尋求到底是什麼阻礙並且導致了第二次民主的失敗，魏瑪的經驗能夠給未來發展哪些啟示，布拉赫給出的回答是令人信服的。
裡特爾教授認為，布拉赫在50年代中期在柏林自由大學完成的這部著述，也是新的政治學的種子的萌芽。它使得政治學和歷史學相連，並且帶有歷史學的性質。這種特點在此後出版的布拉赫和弗蘭克爾共同編輯的《國家與政治》一書中，布拉赫在前言中明確地做了說明。
這本1957年由費捨爾出版社出版的詞典式的書籍，到80年代已賣了40多萬冊。在這本書中，歷史是運用政治學的基本學術規範描述，而每一個政治學概念充分浸染著歷史性。而這在布拉赫關於法西斯主義、納粹和極權主義的歷史研究中已經成為他的基本思想的核心。在他後來的各類著述中更深化了這個特點。他把釐清自由主義的，保護基本價值的改革思想和政治行為作為自己的任務。對於德國流行的在文化人類學的悲觀主義和那種千年盛世使命的完美的妄想（在前者，他們試圖通過建立和加強一種專制來克服混亂、保護社會的秩序，在後者他們則認為，為了實現他們的目標，創造一種新的人和人間天堂，採用任何手段都是正確的），布拉赫明確而堅決地拒絕這兩個選擇及道路，不斷地明確、清楚地指出他們的誘惑及其危險，以及走出這個百年困境的另外一條通路。
如前所述，布拉赫的這個開創性的研究工作受到高度評價，由於這個工作他被稱為是德國處於歷史性的痙攣時期，民主覺醒時代之子。他的這部關於魏瑪共和國的研究著作奠定了50年代中期那個時代開始的對於過去德國歷史重新思索研究，是走向民主之路的基石。與此同時它立即受到那些對此持有保留態度的人的反擊。為此，33歲的布拉赫和傳統的佔據統治地位的德國知識界之間發生了激烈的對抗。
在這個對抗中，值得思索的是，和十幾年後1968年那些在德國社會上發起反叛運動學運的青年人相比，布拉赫遠比他們更早地重新思索，並且對抗德國曾經有過的歷史傳統。但是，有意思的是，到了六八年布拉赫卻是作為保守、老式的知識份子教授出現的。而它的原因卻正是因為，布拉赫的思想及研究的基礎是對於極權主義的批評性的研究，而這就決定了他針對的對像不僅是納粹，而且包括共產黨政權，以及所有20世紀的意識形態化的觀念思想。所以不到五十歲的布拉赫不被六八一代受到共產黨支持和煽動的學生運動認為是自己人。@
3.與歷史學密切相連的極權主義研究
如前所述，布拉赫之所以能夠在歷史學上，在對德國當代史研究中做出開創性的、顛覆性的貢獻是因為他引用了不同於此前德國的傳統治史的新的方法。他的歷史學的基礎是新的政治學思想，而這個新的政治學思想就是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理論及思想的認知和研究。布拉赫不僅在他最初的升等論文中充分地運用了對極權主義問題的認知，而且在其後，即50年代後的半個多世紀中，在冷戰時代，在極權主義研究領域中做出了非常獨特的貢獻，成為這一領域中在德國和歐洲最重要的學者。這使得他不僅在德國的歷史學領域，而且在政治學領域都成為重鎮。
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由於它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是作為他治史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框架，因此這一研究不僅和基本的思想研究，即概念和理論研究聯繫在一起，而且和它的歷史學密切相連。在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中，歷史感、歷史性是他的一大特色，而這也就又決定了布拉赫的研究不僅和德國當代史，而且和正在發生的事情，和德國社會的文化思想及社會演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3.1在布拉赫研究魏瑪時代及納粹問題中的極權主義問題
3.1.1以古代史為專業的布拉赫在美國哈佛大學進行了一年的博士後研究、學習之後，返回德國進入了柏林德意志政治學院的政治研究所從事當代史研究。戰後，50年代初期德意志政治學院政治研究所的當代史研究，是作為德意志政治學院對極權主義和多元主義之間的區別的研究的一個應用和補充。這個補充關係可以從這個事實看到：1957年弗蘭克爾教授和35歲的布拉赫共同主持費捨爾辭典的《國家與政治》一書中有關這方面問題的編撰。而事實上，前已介紹的布拉赫1955年的升等論文《魏瑪共和國的消亡》，是布拉赫領導的這個部門的第一個階段的成果。它也是由弗蘭克爾及該所的另外一位教授漢斯•赫茲菲爾德審定的。布拉赫的這本書也使得這個研究所在50年代獲得了國際性的名聲，尤其是在美國和英國，這本書成為瞭解德國的最基本的著作。
在這本書中，雖然布拉赫沒有對極權主義理論進行直接的探討，但可以說從布拉赫到研究所開始，極權主義概念就是他的研究基礎。因為這個研究是建立在民主與極權主義制度的對立基礎上，因此在他的關於魏瑪共和國解體的研究中關於權力轉移的研究，如果沒有極權主義概念根本就不可能展開。事實上還不僅如此，他其後1960年的工作也是建立在極權主義理論基礎上的。這個工作是他和格哈德•舒爾茲(Gerhard Schulz)及沃爾弗岡•藻爾(Wolfgang Sauer)合作完成的，藻爾後來出版了《納粹攫取權力》一書。這本書天衣無縫地接續了布拉赫關於魏瑪解體一書，把納粹1933到1934年攫取權力分成四階段。
關於納粹攫取權力，柏林老一代的政治學者弗蘭克爾及弗朗茲•諾依曼(Franz L.Neumann)早在流亡期間就發表了對這個問題的重要的具有影響的分析。弗蘭科爾在1941年在美國發表了《雙重國家》。諾依曼1944年出版了《巨獸》。這裡必須要說的是弗蘭克爾始終阻止他1941年的英文著述翻譯成德文出版。因為儘管這本書用英文改寫後，和他1938年寫作的此書的德文稿相比，已經大大地去除了馬克思主義，但是他感到，在這本書中依然還是太馬克思主義化了。這本書的德文本一直到1974年才出版。而38年的那個原始版本和弗蘭克爾的其他著述又過了23年，一直到1997年才作為歷史文獻結集編輯出版了德文本。對諾依曼也是同樣的情況，他一直堅持，《巨獸》一書的德文本出版，必須在他作了根本的修訂後才能夠出版。
布拉赫60年代的工作當然是在這些歷史性的工作的修正基礎上進行的。弗蘭克爾在《雙重國家》一書中提到，在德國的壟斷資本和集權的國家制度之間存在著一種功能性的關係。對於這一關係，在布拉赫、藻爾和舒爾茲的工作中反轉了它們之間的關係。極權的國家決定了經濟政策為它的政權服務。納粹的統治只會採取這樣的經濟政策，也就是他們如何能夠在已經被毀滅的生產能力中「鞏固統治」，「立穩腳跟」、「發展」才是他們唯一要考慮的。
在諾依曼的《巨獸》中，他認為，在第三帝國中有一個社會集團，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的需要建立並且堅持極權主義的專制。他的這個對於權力結構的分析，在布拉赫等人1960年的研究中並沒有被接受。代替這個看法，布拉赫們提出極權主義的「領袖國家」看法，認為希特勒根本上已經成為一個全能的獨裁者，他贏得了完全的、自由決策的權力，按照他自己的計畫排除掉了所有的反對者。後來當代史專家漢斯•莫姆森(Hans Mommsen)進一步論證了納粹集團內部的混亂和權力爭奪，由這些不同團夥的對立及合作，奠定了他們的領袖的最後的決定性作用。
3.1.2《納粹攫取權力》這本書的引言是布拉赫單獨撰寫的。他在引言中闡釋了他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理解。在這篇序言中，他發展了3年前他為費捨爾辭典撰寫《國家和政治》時的看法。布拉赫在這本辭典中對於極權主義的定義是以著重突出它的現代特點開始的。
「在現代統治制度中極權主義代表了一種朝向中央極權化，整個政治和社會及精神生活一致化和監控統一化傾向的極端的擴大化的形式。」（《國家與政治》，1957，法蘭克福，第294頁）它產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展現的不同的歷史現象形式分別是共產黨、納粹和法西斯主義政權。儘管它們出現的歷史前提和條件不同，但是布拉赫在這裡得到了幾乎和弗裡德裡希(Carl Joachim Friedrich)和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同樣的看法，這三個政權都同樣具有以下典型的特徵：
否定任何和他們競爭的其他的政治群體存在的權利；
否定在政治範圍以外存在的生活和文化的獨立自決的權利；
存在著一個被定義為永遠不會犯錯誤、不可取代的政黨；
一個充滿鬥爭性的，起著以前宗教所起的作用的意識形態；
利用現代技術無所不在的監視以及對於民眾乃至對於整個制度的操控。
按照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的理解，他拒絕在分析這種現代專制的時候，把法西斯主義作為普遍概念使用。他認為法西斯主義和義大利的特殊情況相關聯，如果作為普遍性的概念它就無法解釋德國納粹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政權在目標和很多統治措施上的不同。為此，他認為極權主義概念涉及到不同的獨裁製度中對社會的操控和滲透的強度的程度問題，而這是斯大林的共產黨集權主義政權，希特勒納粹德國和墨索裡尼的法西斯義大利所都共同具有的。因此他認為極權主義概念是比法西斯主義更為普遍的概念。
在《攫取權力》的序言中，布拉赫展開了他在具體歷史研究中的一些思想。按照他的想法，德國的納粹是極權主義研究中的一個特例。他再次提出極權主義制度是「一種新的，完全屬於我們這個工業化的大眾社會的世紀的產物。」極權主義的制度形式，極權國家是那種中央極權，它的一致化，單方面控制不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社會和精神生活上，它在我們世紀的那種歷史動力支配下獲得了特別的效力，並且由此進一步超越了舊的專制和獨裁統治的形式。
極權主義是20世紀的新的現象，甚至可說是世界大戰後的社會心理危機的結果。它包括了所有以往及現存的其他不同專制的因素和形式：那些被稱為東方專制、帝國主義專制、等級專制、法國革命式的的極端民主專制、納粹以及共產黨專制的制度。布拉赫認為極權主義是帶有20世紀的現代特點及可能的一種新型的綜合，並且由此形成了極權主義的各種自己的特點。為此，他集中研究、描述了極權主義制度的各種制度特點，而拒絕了那種認為共產黨極權主義在「理智」上比納粹等要好，具有更高的水平，它們有一種所謂人道的統治目標的看法。布拉赫認為，這種看法是不成立的。他認為，所有這些以目標為說辭的說法都是一種從來也沒有被證明過的「宣傳」，無論是共產黨還是納粹德國，他們都幾乎一直是同樣地、不斷重複地使用這種「未來的民主」、「民族國家中的徹底民主」的許諾。
布拉赫接著談了極權主義的主要特徵，在這裡他主要談的不是自己的理論，而列舉了弗裡德裡希、弗蘭茲•諾依曼、齊格蒙德•諾依曼(Sigmund Neumann)等人的理論描述。對於布拉赫當時的情況，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弗蘭茲•諾依曼，他主要根據諾依曼在1954年去世之前所提出的看法。
布拉赫是以弗裡德裡希關於極權主義所作出的著名的結構特徵的解釋開始的。但是他很快感到這還不夠。因此他使用了諾依曼關於獨裁專制的理論進一步補充了它。諾依曼的工作成果在他去世後的1957年，作為遺稿得到出版。布拉赫使用了諾依曼所注意到的關於極權主義制度的政治合法性問題，認為極權主義的存在不是依靠恐怖，而是依靠利用了「民主制的各種形式和說法」。這也就是說，它保留了民主制的門臉。例如那種表面形式的同意，一起鼓掌歡呼同意或否定，並且這種運用所謂「民主集中制」形成一種新型的極權主義專制。
布拉赫在諾依曼的思想的基礎上進一步認為，極權主義不再更多地是如傳統專制那樣依靠獨裁者的政變或者革命團體攫取政權，而且也「利用表面的民主形式」！這也是現代極權主義的一個典型的特點！
對諾依曼的思想的進一步思索，使得布拉赫改變並且提出了對極權主義的描述。他認為不僅是「恐怖」，而且還有「操縱」是極權主義統治的特點。「恐怖」在其他的國家統治形式中也可能存在，但是這種形式的「操縱」卻是極權主義制度所特有的！
對此，布拉赫說，「這裡，在對國家和社會的操縱方面存在著極權主義與獨裁、專制(autokratisch absolutismus)或更早的凱撒專制的最深刻的區別。同樣與僅僅是專制的國家，以及在20世紀的條件下依然在君主專制和偽民主的極權主義二者統治形式之間中間地帶的各類專制制度的區別也是如此。」
為此，最終布拉赫接受了齊格蒙德•諾依曼的觀點，極權主義制度的「永遠革命」的特點。當那些掌握極權主義權力的人想要改換的時候，極權主義制度就會永遠運動變化。因此極權主義國家在以不斷必然向上發展來迷惑民眾的時候，總是會利用新的領域中的他們所能夠控制的動力。
3.1.3布拉赫對於極權主義的理解並沒有要求一種新的理論，或者是一種對於已經存在的理論的根本的修正，而是進一步對已經有的理論的思索探究和推進，也就是在他的經驗研究中提出的問題所帶來的意義。因為的確是如弗朗茲•諾依曼所說，極權主義攫取政權不再是經典的、傳統意義上的政變，而是利用了所謂的「維護民主」。他認為極權主義在攫取政權的時候「利用了現代民主社會的一些因素」是比其他的別的方面更為重要、更值得研究的一個特點。所以布拉赫對於當代史的研究也沒有朝向一種新的概念，而是集中在如何能夠區分這些具體的事情和問題。他認為政治學、社會學和國家學說中的極權主義理論需要針對現實、針對正在變化中的事物的具體化的研究，需要通過對於原始材料和問題的具體分析來確定。
對此，人們可以以他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研究的所做的工作來總結布拉赫在政治學研究所的工作。這個工作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他的經驗歷史研究極大地豐富補充了極權主義的理論研究；另一方面，布拉赫領導下的探究卻並非是沒有光彩的。在把極權主義研究應用到另外的超出納粹的領域中，布拉赫認為對這樣一個前提做經驗主義的考察是可能的，這就是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德國的納粹、蘇聯的共產黨制度和東德統治制度是都可以同樣使用極權主義理論來表述。為此，布拉赫領導下所做的這一極權主義理論的經驗研究實際上帶來了更具體的比較研究。布拉赫對於他的研究所作的進一步的繼續，使他更多地介入參與了當時的對於東歐問題的研究：對於極權主義與民主的具體的對立的分析研究，而這就使得他超出了具體的對於極權主義的經驗研究。而這也使得布拉赫更激烈地受到阿登納時代德國政治學領域以及當時那些保守的歷史學者們的批評。
布拉赫對此的研究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研究工作在具體的研究中是如何富有成效地轉變發展的。概括他的工作，大約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1)用來對當代歷史各類關係研究的普遍的極權主義思想；
2)用來描述研究德國當代歷史經驗的主導思想；
3)用來具體區分分析各種極權主義存在的不同形式及現象。
對於一般的極權主義理論的研究及討論，布拉赫所發揮出的作用，既不是在緊接著魏瑪研究工作後的篇章——《納粹攫取權力》中，也不是在他50年代和60年代的其他工作中，儘管在他對於納粹政權的研究中，他的影響及批評性看法受到他的同時代的保守的德國歷史學界的拒絕和駁斥。他對極權主義理論的直接涉入及貢獻在70年代，那時，他以前研究極權主義的合作者們都已經宣布放棄使用極權主義理論，但是布拉赫卻全面地捍衛並推進了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研究和使用。
3.2極權主義概念和法西斯主義及其研究
3.2.1歷史爭論
在60年代和70年代關於極權主義概念曾經發生過激烈的爭論。這個爭論的產生，是源自於對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專制的研究而來，它們究竟又有哪些不同，是否可以同樣用極權主義概念涵蓋。由於這個涵蓋實際上意味著這兩個專制是可以等同並論的。因此，這甚至讓極權主義概念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遭遇到激烈的排斥，或者面臨嚴格的使用限制，或者強烈的否定性的批評。這場爭論甚至可以說延續到今天，因為在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法國出版了共產主義黑皮書，再次重新更為明確地提出這個並論問題。儘管和以往不同，極權主義已經普遍地為人們所接受，但是在共產黨和納粹是否能夠相提並論問題上，依然遭遇到激烈的反對。
實際上，60年代到70年代的這場爭論也不是什麼新的爭論，早在20年代初期極權主義概念產生後，不久人們就面臨是否能把產生於義大利，後來更多地用於布爾什維主義制度批評的極權主義概念用於德國納粹、國家社會主義問題。而當時的反應和30年後，60-70年代的現象相反，保守派人士不願意把如此負面的概念用於納粹。現在，在60年代，由於冷戰，把世界以及德國分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意識形態上形成尖銳的對立，這個分化非但沒有加深人們對於剛剛過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及法西斯的認識及反省，反而形成一種被政治和價值認同問題所導向的所謂「學術問題」爭論。
為此，30年代、60-70年代，以及90年代後的三場爭論，無論哪場都讓我們看到，影響學界、知識精英和社會接受一個概念的，不是純粹的學術問題，而更多的是涉及到價值觀的政治看法問題。
在60年代、70年代德國發生的那場討論中，布拉赫在他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消亡和納粹崛起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地認為，在學術研究中，極權主義概念對於過去的法西斯問題、納粹問題研究是一個更適合的概念。他把對於義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的納粹問題的研究所使用的法西斯主義的概念推進到更為普遍的極權主義概念，並且在這個方面的研究中一直堅持探究並使用極權主義概念，以此來替代法西斯主義概念。在那一期間，他在對於在民主上失敗了的魏瑪共和國的研究基礎上，圍繞納粹的攫取權力和統治，在很多論文中都對極權主義概念從制度對比分析及概念探究上，在理論上和學術上作了清楚的解釋。
布拉赫承認，極權主義概念明顯地受到冷戰的影響和損害。「事實上關於極權主義問題的最重要的文獻中的絕大部分，都是被籠罩在全球東、西爭論的陰影中，這個爭論簡單地把世界分成自由民主和共產黨獨裁製度兩部分。所以這也就難怪很多極權主義概念的批評者把它作為一種因為政治分析所需要的方法，一種用來進行意識形態對抗爭論的政治工具。」事實上，在現實存在中幾乎所有涉及政治的基本概念都會碰到這樣的、可能被工具化的問題。極權主義概念也因為它在分析問題上的表述力量而面臨這樣的問題，即它在意識形態批評問題上的影響力，尤其是在關於法西斯主義、納粹，特別是共產黨之間的那些看來似乎是不可調和的事實的認識和解釋上它所顯示的能力。這也就是布拉赫所不斷強調的，它對於不同類型、不同特點的極權主義的解釋能力及適用性。而這一點也是使得某些人一定要廢棄它、或者限制它的原因，然而它卻同時也說明，它是絕對不能廢棄的。
按照布拉赫的看法，他認為，通過不斷增長的技術能力，對群眾運動動員、操縱，以及偽民主的合法性來單獨壟斷權力是現代極權主義和以前獨裁形式的根本區別。依據弗裡德裡希的看法，布拉赫認為極權主義制度有四個特徵：
1)官方規定的統一的意識形態；2)統一一致的群眾運動；3)對於通訊和武裝機構的壟斷；4)對經濟和社會教育的一體化官僚控制管理。
但是，對此布拉赫進一步認為，這個基本結構理論在不同的事實背景下不能夠被理解為是僵硬不變的概念。他參考了圖克爾(Robert C.Tucker)的理論的不斷展開、發展變化關係。認為極權主義可以在它所確立的制度和動力變化的雙重特性之間震盪，它能夠展現多重的面目。為此，布拉赫試圖調和弗裡德裡希和圖克爾的理論，找到一個更具有彈性的極權主義理論，並且以此作為更為典型的極權主義特徵。這些特徵或者是在其他的專制制度中，或者是在傳統專制及過渡的獨裁製度中，在美洲的歷史上，在巴爾幹半島，在西班牙，在當時中國的毛澤東及北朝鮮的金日成專制下，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
布拉赫不僅不想在「左的」或者「右的」極權主義之間作出區別，而且他建議設立一個極權主義的刻度表，從原始、先期、攫取權力早期，以及鞏固時期、戰爭時期的極權主義，改制的（東德），以及蛻化的（波蘭），直到晚期或者新極權主義。這個表也包括各類國家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型，以及官僚型的極權主義概念的變種。對此，筆者認為，這個表當然包括80年代後直到今天的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新形態。
用這個擴張了的極權主義概念，布拉赫幾乎廢除了所有的有關現代獨裁製度在專制和極權制度間的進一步的性質區別。為此，極權主義的概念就返回到自由民主制度和現代獨裁之間所具有的普遍化的區別上。在這裡布拉赫對極權主義概念提出更高要求而絕對不是要把它簡單化。他更多地把它限於原始的基本功能上，並且更加精確。因為對於「特殊存在」的「不同」的分析不是極權主義理論的任務，而是對法西斯、納粹和共產黨個體的歷史學的研究任務。
作為一個通用的術語，在應用與分析描述各類極權主義的時候所呈現的那些特殊的不同，一定會引起激烈的爭論。這尤其是在關於納粹制度的內部結構問題的討論上。使用極權主義理論對法西斯主義的研究一般都是由此出發，認為它是一個一體化的，理性化運作，領袖居於中心地位統治的組織，並以此來分析它的一切。但是這個認識卻在慢慢地不斷地被修正。在它內部存在的各種利益集團和混亂的內部競爭最終讓人們看到一體化機制和多元機制的統治因素之間的矛盾。對於納粹的這個結構特徵，布拉赫很早就指出過，「在領袖要具有萬能的決定性地位的機制中，唯一要排除的就是這種權力功能中的存在的矛盾性、對立性。恰恰在這一點上存在著最深刻的絕對不可能完全協調一致的看法，而非在國家的本來所具有的運作機制上。因為獨裁者的最終決定性的地位，正是在不可忽視的互相合作及對立的權力派別和個人的聯繫中所確立的。在這種交錯中極權的警察國家也增強了它的操縱和強迫作用。」
布拉赫解釋了納粹統治中的對立的權力結構，認為這種分而治之的意識是希特勒有意容忍的現象，因為它能夠加強希特勒自己控制一切的權力。針對這一看法，用極權主義理論來理解一體化壟斷權力和多元機制之間的矛盾，在當時引發了越來越多的在社會及歷史方面對法西斯主義研究的批評性的討論。
3.2.2.極權主義與法西斯主義
在60年代、70年代產生的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爭論中，極權主義理論受到兩方面的強烈的質疑。帶有歐洲傳統色彩的一些學者認為，納粹是歐洲社會對於1917年產生的布爾什維主義專制國家的恐懼而產生的，它並不具有那種極權主義的特點。他們不認為納粹制度是如共產黨制度那樣徹底的一元機制的，為此，他們針對納粹黨團結構及納粹統治下的德國社會的帶有多元性的結構對極權主義理論提出質疑和批評，並且要求部分地修正極權主義理論，對此，歷史學家莫姆森提出，希特勒極權主義之所以能夠出現和建立不是在一元機制而是在更多的是多元因素，一個在混亂的官方無政府基礎上的。他認為，納粹的決策過程是一個非客觀化，也就是充滿非理性，違背事實的過程。
在這個修正性的解釋中，希特勒較少地是在作為一個有意而為之者，而更多地是作為一個對於社會或者被社會強迫做出反應的獨裁者。因此，這就相對弱化了希特勒在這個集團內部的權力位置，對權力的操控能力。為此，布羅斯薩特(Martin Broszat)甚至認為希特勒的外交政治決策，尤其是他的滅絕猶太人的政策也具有這個特點。所以，儘管他認為希特勒對外的擴張和種族統治之間有著一種互相之間具有相當影響的關係，但是在總體上他卻不認為這是一種經過熟思遠慮的計畫和歷史性的目標，而認為這是被暫時的社會事件的慣性動力所挾持，一經開始就無法控制，由於不斷膨脹才導致形成一種綱領。
這種以社會以及納粹的實際情況及當時的條件來解釋納粹制度，弱化了納粹的極權。按照莫姆森的解釋，在尋找納粹發展的決定性的過程時一定會返回到一種多元結構機制的基礎上。沒有看到這些因素就不可能看到歷史的真正原因。因為希特勒正是依靠這種混亂的需要攫取並且把握住權力的。為此，他對納粹的分析讓人們看到，意識形態在希特勒那裡並不具有那種核心和基礎的作用，也就是希特勒不是從一開始就是十分有目的、有計畫地被意識形態所支配，且沿著這種意識形態發展的。在莫姆森的分析中，更多地是集中在獨裁者在具體的社會條件及社會功能中的行為及作用。
通過這個分析努力，特別是把納粹的結構作為一個政治上的一般功能機制，納粹不再是一個自成一格的歷史現象，而被相對化解釋為歐洲存在的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的一個變化存在。在普遍化法西斯理論中，法西斯被理解為一種一般社會的特殊的統治形式，它存在於在向工業化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發生危機的時期的產物。因為在這個時候，統治階層看到，或者說客觀地存在著被共產黨顛覆的威脅。
與這種解釋相應，法西斯主義運動最終就成為一種現代化過程中的特殊結果。因此在極權主義理論中就不能把它和共產黨統治等同並論，進行比較。莫姆森要求對極權主義理論進行修正。
按照莫姆森的看法，對於是否選擇一個理論，要依賴於對於理解研究對像範圍內的事物，它是否能夠提出有成效的問題。對此莫姆森認為，極權主義理論僅僅是一個對於一項正在發生的事件過程，所作的一種帶有實際性歷史結果解釋的神話。它試圖解釋為何會導致法西斯制度，未來會如何發展。根據他的看法，極權主義理論認為納粹所進行的社會和經濟變形僅僅是因為他們意識形態的折射結果。這個理論與一般的法西斯理論相反，「它隱藏了在共產黨統治和法西斯主義統治之間進行比較時，法西斯制度下所存在的特殊因素」。「它不是在多元機制中存在，而是在這些非理性的結構中產生出來的衝動導致國家恐怖主義的極端化」。正是在這一點上，極權主義理論在觀念史問題上也看不到非理性的這些構成因素。因此，莫姆森認為，當共產黨統治制度在政治上更加一體化，日趨有效時，法西斯主義運動卻在僅僅是寄生於過去的制度中，利用其同步功能中逐漸失去它的效率。它只能導致某種暫時的穩定，長期卻會走向制度的自我毀滅。在這個內部通過領袖神話來保持外部的一致的解決過程中，從屬地位的官僚制度增加了它存在的意義。而這個過程意識形態所起的推動作用卻很少。因為它只是在這個制度的特殊範圍，通過內部官僚機構的運轉規律提高了效率，儘管不是使得制度更加穩定。而這就是極權主義理論的弱點，它不能夠充分解釋法西斯主義獨裁與共產黨獨裁在很多性質上為何不同。所以莫姆森要求，法西斯理論不能夠再歸於極權主義理論下的一個特殊存在政體，而應該作為一個平行於極權主義理論的一般的理論。
針對討論中的這種觀點，布拉赫還是堅決地、始終如一地堅持使用極權主義概念。對於這種修改的要求，他持反對態度。他認為這類多元因素和機制與極權主義制度完全是兩回事。它所談論及所強調的，一個相對削弱化的，因時即興的納粹權力和統治政治，可以回溯到以前的，在老自由主義基礎上的極權主義研究對於法西斯主義的分析。當納粹在同時存在的多元機制的權力結構上，根據一元機制的最高領導迅速排除本來存在的一些功能，以展開到那時還不曾被人熟識的自我動力時，布拉赫認為，這不是一個特殊的社會現象。對於這個現象，用法西斯理論作為普遍的理論來解釋和分析社會和經濟問題，只可能消弱對它的認識和瞭解。為此，布拉赫拒絕用德國的法西斯主義來代替納粹主義。根據各自國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布拉赫把法西斯概念限制使用在義大利法西斯，納粹國家社會主義限制使用在德國的納粹。按照他的看法，極權主義是更為普遍的概念，應該用極權主義來比較描述民主和這種現代獨裁的不同，這樣才能夠更清晰、深入地比較瞭解法西斯和納粹獨裁在統治機制、技術上的不同。而一般的法西斯概念卻總是離開民主和獨裁的區別，把它歸結到的是所謂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存在的社會經濟的不同。
3.2.3極權主義理論與新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對抗
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討論中，極權主義理論受到另一方面強烈的攻擊和非難是來自德國及歐洲傳統的左派知識份子。儘管自由主義者——莫姆森們對法西斯的研究在有關納粹制度是一元機制還是多元機制結構的爭論中對極權主義理論提出質疑和批評，並且要求部分地修正極權主義理論，但是，他們還是堅持納粹獨裁和自由民主制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們也由此極權主義理論中對於自由民主的要求密切相連。而極權主義理論的這一要求卻是被新左派、新馬克思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研究作為首要的原則考慮所拒絕。他們試圖打開另外一個替代它們的研究領域。
為此，當部分自由主義者們的法西斯研究要求在使用極權主義概念時要考慮到方法論和經驗事實的一些限制，但在總體上和原則上還是堅持極權主義理論的時候，新馬克思主義的極權主義研究卻是極力論述極權主義理論在學術上站不住腳，必須拋棄極權主義理論。
新馬克思主義對於極權主義理論批評的出發點是，對於所謂極權主義統治的研究不僅是研究它的統治技術、制度形式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內容和形式的辯證關係。自由主義的極權主義理論在作這種研究時會讓人們看到一個完全相對立的現象，即如果我們在分析左的和右的極權主義的獨裁者時會碰到這樣的問題，如果以這樣的一個原則，極權主義和民主制分立的原則，那麼就會陷入為何納粹和共產黨在內容上有如此大的差異，甚至二者對立的困境。新馬克思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理論，不僅能夠完全避免這個問題，而且還可以看到從資產階級統治制度衍生出來的法西斯主義與母體之間的聯繫。
新馬克思主義由此導出並且展開對於極權主義理論的批評和拒絕，認為這個理論缺乏歷史性，只是看到共產黨統治和納粹及法西斯的形式上的類似性，而沒有看到在社會經濟內容上，意識形態上，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上的根本區別。還不僅如此，法西斯主義國家在更深刻意義及內容上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相應的事實，必定使得極權主義理論無法解釋這點而不斷地暗淡下去，乃至熄滅。為此，當運用極權主義理論分析所遇到的這些問題及產生矛盾的時候，最後就一定會使得它淪為一種意識形態性的辯護工具。
對於新馬克思主義等這些新左派，以及來自東歐共產黨宣傳機構的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學說提出的上述觀點，用這種總體性的法西斯主義理論作為新的修正性的解釋，布拉赫毫不留情地地給予拒絕。如同他對於魏瑪共和國的消亡的研究一樣，在當代關於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和假民主問題的歷史爭論中，布拉赫思考的基礎依然是民主的原則。在布拉赫看來，民主是價值問題，他堅持不懈地強調的是，極權主義理論及隨之而來的反對極權主義對於理解民主問題的重要性。為此，在極權主義問題上，和他的對於魏瑪共和國的研究對抗了此前德國歷史界的傳統一樣，他再次對抗了當時的潮流。因為就在那個時期，60年代、70年代不斷地推動擴展使用一般的法西斯理論，讓極權主義概念成為一個受人詬病或忌諱的概念，因為極權主義概念意味著，反對法西斯和反對共產黨是相聯繫的。而與此相反，使用法西斯理論就意味著，反對法西斯的共產黨是在民主的光譜中，因此一切不支持當時的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及共產黨的人，就都有傾向法西斯及獨裁者的嫌疑。
當其他的政治學者60年代和70年代談到東歐集團國家，對於使用極權主義理論節節後退，做出了改變的時候，例如1967年，阿倫特公開明確地說蘇聯等東歐國家已經不再是極權主義國家了，但是布拉赫始終如一、絲毫不打折扣地堅持使用極權主義理論。儘管他在當時開始的這個討論中，和那些充滿鬥爭性的意見不同，代表的是一種溫和的態度，但是布拉赫針對他們的看法，明確地認為共產黨統治依然是「極權主義」，至多不過是「後極權主義」罷了，而不認為經過所謂解凍、改革的第二代共產黨人有什麼實質性的改變。
而在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對極權主義概念持批評態度的部分自由主義者們，布拉赫儘管在70年代用這個極權主義概念分析批評了他們的法西斯主義論，認為極權主義理論是具有重要基礎的最終的理論，但是他也不想把法西斯主義論的存在資格完全排除在外，因為他也承認，極權主義論在分析上也有一些弱點。他認為，這兩個概念作為一般概念當然也存在著弱點和界限。在關於20世紀產生的獨裁者的政治現象的探究中，無論是法西斯主義論還是極權主義論都不能要求成為完全的分母。與此同時二者在政治上也的確都容易被濫用。只有在比較分析中可以看到它們各自使用的界限。在對於公民社會在議會和資本主義制度中的危機和右翼獨裁的關係的分析上，法西斯主義概念顯示出它的長處。但是在對於統治制度、結構組織及統治手段的結構性的原理的揭示中，在關於政治事件的分析描述中，極權主義論無論對於右翼還是左翼的獨裁者都能夠更為有效地揭示它們與具有多元特點及多數決定的民主制的區別。為此，如果說我們應該堅持使用極權主義論，那是因為使用這個理論可以幫助我們從另外一個方向更好地理解民主制度的結構因素。在布拉赫看來，極權主義論是絕對不能放棄的。因為它可以使西方民主制度的價值及結構特點，如此明顯地凸顯出來。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