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10月10日訊】1951年5月，中共鎮反運動已殺人50萬，基本達到了毛澤東「殺掉全國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標。但是，殺戮並沒有停止。「三反五反」運動又席捲全國。我們來走進「五反」運動中，一度被中共稱為「朋友」的、民營資本家的命運。
1952年2月8號，中國「船王」盧作孚突然在重慶的家中自殺身亡，舉國震驚。
盧作孚是著名的愛國實業家，他在抗戰初期的危急關頭，率領自己創辦的民生公司船隊，進行了被譽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的宜昌大撤退，保存了民族工業的命脈。1950年，他拒絕去台灣，離開香港回到北京，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後一直和中共領導人保持良好關係。1951年周恩來還希望盧作孚擔任交通部負責工作。
但到1952年2月卻風雲突變。2月8號，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主題是揭批資方腐蝕拉攏國家幹部。盧作孚和公司的公股代表之前在北京出差時，曾互請吃飯，看戲等，此時竟然被當作所謂「腐蝕國家幹部」的證據，而盧作孚平時最親信的一個通信員也上台揭批他。會場上口號不斷，氣氛緊張。當晚，盧作孚就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
然而，在當時新華社內參的一篇關於盧作孚自殺的報導裡，卻加上了「畏罪」二字。
不過，盧作孚還僅僅是一個縮影。當時鎮反運動剛剛結束，「三反五反」運動又開始橫掃全國【括號裡的不需要配音，插入歷史影片24秒—36秒「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本質上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腐化報復的鬥爭」，民營資本家成為打擊對象，個人尊嚴、資產、事業等各方面都備受羞辱。
以上海為例，除了對資本家沒日沒夜的批鬥，還要逼稅。「五反」之一的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除了「五反」以外，還要催逼資本家交納1951年度所得稅，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很多資本家因此被迫攜家人一同自殺，跳樓成為最常見的自殺手段。據稱，時任上海市長陳毅曾經天天問下屬「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而據上海從52年1月25號到4月1號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
廈門大學教授謝泳曾撰文記述:「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
然而，在中共建政前夕，民營資本家曾一度被當成「朋友」。1949年9月，共產黨邀集一些資產階級盟友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相當於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
此後在建政初期，中共在經濟建設上還需要民族資產階級的協助，毛澤東也曾經在1950年6月中共的七屆三中全會上說：「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共同發展國民經濟。」
而中共建政將近三年以後，「官僚資本」被收為國有；暴力土改收走了農村的土地；「鎮反」「肅反」運動按全國人口千分之一的殺人。之後，民營資本家也沒能逃脫厄運。「五反」運動使全國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業主受到整治或者警告。據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三反」、「五反」運動有20萬人自殺。
編輯/尚燕 後制/陳建銘
1952年2月8號，中國「船王」盧作孚突然在重慶的家中自殺身亡，舉國震驚。
盧作孚是著名的愛國實業家，他在抗戰初期的危急關頭，率領自己創辦的民生公司船隊，進行了被譽為「中國實業史上的敦刻爾克」的宜昌大撤退，保存了民族工業的命脈。1950年，他拒絕去台灣，離開香港回到北京，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後一直和中共領導人保持良好關係。1951年周恩來還希望盧作孚擔任交通部負責工作。
但到1952年2月卻風雲突變。2月8號，民生公司召開「五反」動員大會，主題是揭批資方腐蝕拉攏國家幹部。盧作孚和公司的公股代表之前在北京出差時，曾互請吃飯，看戲等，此時竟然被當作所謂「腐蝕國家幹部」的證據，而盧作孚平時最親信的一個通信員也上台揭批他。會場上口號不斷，氣氛緊張。當晚，盧作孚就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
然而，在當時新華社內參的一篇關於盧作孚自殺的報導裡，卻加上了「畏罪」二字。
不過，盧作孚還僅僅是一個縮影。當時鎮反運動剛剛結束，「三反五反」運動又開始橫掃全國【括號裡的不需要配音，插入歷史影片24秒—36秒「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本質上就是反對資產階級腐化報復的鬥爭」，民營資本家成為打擊對象，個人尊嚴、資產、事業等各方面都備受羞辱。
以上海為例，除了對資本家沒日沒夜的批鬥，還要逼稅。「五反」之一的所謂「反偷稅漏稅」，是從光緒年間上海開埠算起，除了「五反」以外，還要催逼資本家交納1951年度所得稅，資本家傾家蕩產也交不起「稅」。很多資本家因此被迫攜家人一同自殺，跳樓成為最常見的自殺手段。據稱，時任上海市長陳毅曾經天天問下屬「今天又有多少空降部隊？」。而據上海從52年1月25號到4月1號的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
廈門大學教授謝泳曾撰文記述:「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其它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
然而，在中共建政前夕，民營資本家曾一度被當成「朋友」。1949年9月，共產黨邀集一些資產階級盟友在北京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了相當於臨時憲法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明確規定「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
此後在建政初期，中共在經濟建設上還需要民族資產階級的協助，毛澤東也曾經在1950年6月中共的七屆三中全會上說：「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共同發展國民經濟。」
而中共建政將近三年以後，「官僚資本」被收為國有；暴力土改收走了農村的土地；「鎮反」「肅反」運動按全國人口千分之一的殺人。之後，民營資本家也沒能逃脫厄運。「五反」運動使全國至少三分之一的私人企業主受到整治或者警告。據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三反」、「五反」運動有20萬人自殺。
編輯/尚燕 後制/陳建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