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國歷史上大名鼎鼎的諸葛亮，很多人都可以說上至少一個與其有關的故事，比如三顧茅廬、隆中對、火燒博望坡、草船借箭、空城計、七擒七縱，等等，其「羽扇綸巾、神機妙算、誠信忠義、死而後已」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有宋人如此評價道：「有仁人君子之心者，未必有英雄豪傑之才；有英雄豪傑之才者，未必有忠臣義士之節；三者，世人之所難全也。全之者，其惟諸葛亮乎！」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輝耀在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卻在一千多年後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難安。1966年文革爆發後，響應毛澤東號召的紅衛兵在校園內掀起了「紅色恐怖」狂潮後，又沖向社會，開始「破四舊」。「四舊」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四舊」的結果是：許多珍貴文物毀於此時，許多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學人被打倒、被迫害致死。
與諸葛亮有關的歷史遺蹟自然也沒有躲過這場浩劫。據海外學者丁抒披露，諸葛亮出山前曾「躬耕於南陽」，當時也是需要有人幫工的，所以受中共「階級分析」思想影響的時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即辦公室主任）的閻長貴說：「諸葛亮有什麼了不起？他是個地主分子。」有了這樣的定性，各地紅衛兵開始了肆無忌憚的行動：南陽諸葛亮的草廬被砸爛，成都武侯祠被砸；諸葛亮離世後葬在定軍山，陝西勉縣的紅衛兵因找不到其葬身處，便砸毀了山上的「古定軍山」碑。嗚呼哀哉！
不知是否是巧合，幾個月後，給諸葛亮定性的閻長貴因送錯一封信，很快成了階下囚。
出生於山東聊城一個農民家庭的閻長貴，196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其後師從《紅旗》雜誌社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關鋒學習。因其1962年寫的一篇短文受到了毛的欣賞，他在1966年被調到釣魚台國賓館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工作，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16號樓。後來他聽說，調他的人是中央辦公廳政治祕書局的領導戚本禹。
由於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地位，加上她又是「第一夫人」，寫給江青的信越來越多，有時每天多達兩千多封，甚至要用麻袋裝才行，於是中共成立了「中央文革江青辦信組」，閻長貴任負責人。閻長貴很賣力，並得到了江青的肯定。
1967年1月，閻長貴又被調去當江青的第一任機要祕書。雖然江青有不少要求，但在閻長貴眼中，江青還是有些能力的，至少做報告不要別人起草，發言稿是自己準備提綱。
不久後，賞識閻長貴的關鋒倒台，江青並沒有因此將閻調走，反而將其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的組長。然而，一個多月後，他就被莫名免職。
1968年1月9日，在閻長貴升任江青第一任祕書整一年的時候，閻長貴被隔離審查。2014年6月大陸的《時代週報》刊登了對閻長貴的採訪，詳細披露了他此時和以後的經歷。
根據採訪，閻長貴被查是因為他在1967年底的一天，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給江青的信，信來自一個女演員。信很長，有十幾頁，上萬字。在信中，女演員講了她的從藝經歷，說她也曾經叫「江青」這個名字，1949年後就改了；又說，她有一些存款，願意作為黨費交給組織；再說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以及讚揚江青等等。其寫信的目地是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衝擊。
不知深淺的閻長貴將信轉給了江青，並附上一張條子：「江青同志：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說，這人是不是與其有什麼關係。
江青看了信勃然大怒，第二天就把閻長貴叫到會議室，當著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著臉，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厲聲責問他為何要把這封信給她看。自此之後，江青改變了對閻的態度，一個星期不按鈴叫他，也不叫他送文件、發文件。
很快，閻長貴被江青下令將工作移交給楊銀祿，他被送到了警衛連。起初，閻長貴並沒意識到問題有多嚴重，心想不叫當祕書，就回去做研究。大概在被隔離的第三天晚上，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閻被指責為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閻十分害怕。
又過了十多天，陳伯達、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閻長貴談話。受到如此高規格對待，閻長貴的腦袋都大了，他只能連連點頭表示「有什麼就交代什麼」。接著，陳伯達又讓閻按照他的口授，給其妻子寫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裡了，現派人來取回。你們住的地方，按照組織的安排搬到××……」
這次談話後的第二天，閻長貴被關到了秦城監獄。據其回憶，他一進去，就有人問他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在登記後，換上了黑色的囚服。換好後，監管向他宣布：「你今天被收監了，你的代號是『6820』，以後就叫你『6820』，你要答應，知道嗎？」閻說知道。
閻長貴住的是一間單身牢房，有六七平方米大小，靠牆放著一張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髒兮兮的被子和褥子，牆邊還有一個便池和洗臉的小池子，房頂上是徹夜亮著的燈……
他後來才知道，就在當天深夜，他還被「抄家」，有關部門到其妻子和孩子的臨時住處，翻箱倒櫃，搜身檢查。當時其妻子和孩子是從山東農村來北京看病的，住在釣魚台北面警衛連家屬探親宿捨。此次「抄家」，雖然利用了閻寫給妻子的那封信，但其他一無所獲。而在「抄家」後，他的妻子孩子連夜由警衛部隊送到北京東郊通縣空軍機場招待所軟禁起來，一關就是幾個月。到了5月麥收前，在其妻子再三要求下，才把他們送回山東老家。
在老家，閻長貴全家都成了「反革命家屬」，各方面都受到歧視和限制。大孩子13歲，初中沒讀完就被趕出學校，被勒令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掘地、挖溝，什麼都得干。讓閻長貴感動的是，他的妻子不管怎麼難，都沒有與他離婚，而是獨自撫養兩個孩子。
在家人受歧視的歲月裡，在監獄中的閻長貴的日子也不好過，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很長時間連看書、看報都不可以。為了打發時間，他就翻來覆去數床頭暖氣罩上的孔兒，1、2、3、4、5……他後來找到一種消磨時間的辦法，就是反覆背誦熟悉的毛詩詞以及唐詩宋詞，同時自己也學著做詩等。
坐了七年多監獄後，1975年5月22日，專案組來到監獄，突然對閻長貴宣布決定釋放他，但要送他去湖南某農場勞動，等待結論。
到了農場後，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家裡寫信。很快，父母、妻子和兒子陸續來到農場，一家人得以團聚。短暫的團聚後，父母回了山東老家，妻兒則和他在農場安了家。
同年11月，北京來人宣布對閻長貴的結論：一、妄圖用假材料（指其送給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負責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吳傳啟、林聿時（此二人系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層幹部，一個是哲學所學術祕書，一個是《哲學研究》編輯部主任，都是關鋒的朋友，他們三人合作寫文章，署名「撒仁興」，名噪20世紀五六十年代）。處罰是「留黨察看一年」。
不認同的閻長貴違心的簽了字，之後，他被農場安排去學校教書。1979年9月，中共給其「平反」，他被調回《紅旗》雜誌社。
在很多人看來，被認為是老實人的閻長貴被莫名關在監獄裡近八年，其後又被強迫去農場勞動，其遭遇是那麼荒誕——僅僅是因為一封信被送錯。顯然，直接的罪責都在江青和中共身上。然而，在那個年月被裹挾著參與文革的閻長貴，難道真的清清白白嗎？諸葛亮身後的遭遇又是誰的罪責呢？所謂種何種因得何種果，古往今來從沒有差之毫厘。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輝耀在中國歷史上的人物，卻在一千多年後中共統治下的中國難安。1966年文革爆發後，響應毛澤東號召的紅衛兵在校園內掀起了「紅色恐怖」狂潮後，又沖向社會，開始「破四舊」。「四舊」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破四舊」的結果是：許多珍貴文物毀於此時，許多承載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學人被打倒、被迫害致死。
與諸葛亮有關的歷史遺蹟自然也沒有躲過這場浩劫。據海外學者丁抒披露，諸葛亮出山前曾「躬耕於南陽」，當時也是需要有人幫工的，所以受中共「階級分析」思想影響的時任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即辦公室主任）的閻長貴說：「諸葛亮有什麼了不起？他是個地主分子。」有了這樣的定性，各地紅衛兵開始了肆無忌憚的行動：南陽諸葛亮的草廬被砸爛，成都武侯祠被砸；諸葛亮離世後葬在定軍山，陝西勉縣的紅衛兵因找不到其葬身處，便砸毀了山上的「古定軍山」碑。嗚呼哀哉！
不知是否是巧合，幾個月後，給諸葛亮定性的閻長貴因送錯一封信，很快成了階下囚。
成為江青祕書
出生於山東聊城一個農民家庭的閻長貴，1961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其後師從《紅旗》雜誌社中國哲學史組組長關鋒學習。因其1962年寫的一篇短文受到了毛的欣賞，他在1966年被調到釣魚台國賓館中央文革小組簡報組工作，住進了釣魚台國賓館16號樓。後來他聽說，調他的人是中央辦公廳政治祕書局的領導戚本禹。
由於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實際地位，加上她又是「第一夫人」，寫給江青的信越來越多，有時每天多達兩千多封，甚至要用麻袋裝才行，於是中共成立了「中央文革江青辦信組」，閻長貴任負責人。閻長貴很賣力，並得到了江青的肯定。
1967年1月，閻長貴又被調去當江青的第一任機要祕書。雖然江青有不少要求，但在閻長貴眼中，江青還是有些能力的，至少做報告不要別人起草，發言稿是自己準備提綱。
不久後，賞識閻長貴的關鋒倒台，江青並沒有因此將閻調走，反而將其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的組長。然而，一個多月後，他就被莫名免職。
惹怒江青
1968年1月9日，在閻長貴升任江青第一任祕書整一年的時候，閻長貴被隔離審查。2014年6月大陸的《時代週報》刊登了對閻長貴的採訪，詳細披露了他此時和以後的經歷。
根據採訪，閻長貴被查是因為他在1967年底的一天，收到一封從中央文革小組「辦信組」轉給江青的信，信來自一個女演員。信很長，有十幾頁，上萬字。在信中，女演員講了她的從藝經歷，說她也曾經叫「江青」這個名字，1949年後就改了；又說，她有一些存款，願意作為黨費交給組織；再說到她在「文革」中受到的衝擊，以及讚揚江青等等。其寫信的目地是希望江青為她說句話，以減輕或免除她正在受到的衝擊。
不知深淺的閻長貴將信轉給了江青，並附上一張條子：「江青同志：這封信中有您的名字。」意思是說，這人是不是與其有什麼關係。
江青看了信勃然大怒，第二天就把閻長貴叫到會議室，當著戚本禹、姚文元的面，板著臉，把信往桌子上一摔，厲聲責問他為何要把這封信給她看。自此之後，江青改變了對閻的態度，一個星期不按鈴叫他，也不叫他送文件、發文件。
很快，閻長貴被江青下令將工作移交給楊銀祿，他被送到了警衛連。起初，閻長貴並沒意識到問題有多嚴重，心想不叫當祕書，就回去做研究。大概在被隔離的第三天晚上，陳伯達和姚文元來了，閻被指責為是「王、關、戚安插在首長身邊的釘子」，閻十分害怕。
又過了十多天，陳伯達、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部長謝富治、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姚文元四人一起找閻長貴談話。受到如此高規格對待，閻長貴的腦袋都大了，他只能連連點頭表示「有什麼就交代什麼」。接著，陳伯達又讓閻按照他的口授，給其妻子寫了一封信：「××：我因公出差，把一些文件忘在家裡了，現派人來取回。你們住的地方，按照組織的安排搬到××……」
莫名被關監獄近八年 家人受歧視
這次談話後的第二天，閻長貴被關到了秦城監獄。據其回憶，他一進去，就有人問他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在登記後，換上了黑色的囚服。換好後，監管向他宣布：「你今天被收監了，你的代號是『6820』，以後就叫你『6820』，你要答應，知道嗎？」閻說知道。
閻長貴住的是一間單身牢房，有六七平方米大小，靠牆放著一張不到一尺高的小床，床上有髒兮兮的被子和褥子，牆邊還有一個便池和洗臉的小池子，房頂上是徹夜亮著的燈……
他後來才知道，就在當天深夜，他還被「抄家」，有關部門到其妻子和孩子的臨時住處，翻箱倒櫃，搜身檢查。當時其妻子和孩子是從山東農村來北京看病的，住在釣魚台北面警衛連家屬探親宿捨。此次「抄家」，雖然利用了閻寫給妻子的那封信，但其他一無所獲。而在「抄家」後，他的妻子孩子連夜由警衛部隊送到北京東郊通縣空軍機場招待所軟禁起來，一關就是幾個月。到了5月麥收前，在其妻子再三要求下，才把他們送回山東老家。
在老家，閻長貴全家都成了「反革命家屬」，各方面都受到歧視和限制。大孩子13歲，初中沒讀完就被趕出學校，被勒令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掘地、挖溝，什麼都得干。讓閻長貴感動的是，他的妻子不管怎麼難，都沒有與他離婚，而是獨自撫養兩個孩子。
在家人受歧視的歲月裡，在監獄中的閻長貴的日子也不好過，主要是精神上的折磨。很長時間連看書、看報都不可以。為了打發時間，他就翻來覆去數床頭暖氣罩上的孔兒，1、2、3、4、5……他後來找到一種消磨時間的辦法，就是反覆背誦熟悉的毛詩詞以及唐詩宋詞，同時自己也學著做詩等。
從監獄到農場勞動
坐了七年多監獄後，1975年5月22日，專案組來到監獄，突然對閻長貴宣布決定釋放他，但要送他去湖南某農場勞動，等待結論。
到了農場後，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家裡寫信。很快，父母、妻子和兒子陸續來到農場，一家人得以團聚。短暫的團聚後，父母回了山東老家，妻兒則和他在農場安了家。
同年11月，北京來人宣布對閻長貴的結論：一、妄圖用假材料（指其送給江青的那封信）陷害中央負責同志；二、包庇「五一六分子」吳傳啟、林聿時（此二人系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層幹部，一個是哲學所學術祕書，一個是《哲學研究》編輯部主任，都是關鋒的朋友，他們三人合作寫文章，署名「撒仁興」，名噪20世紀五六十年代）。處罰是「留黨察看一年」。
不認同的閻長貴違心的簽了字，之後，他被農場安排去學校教書。1979年9月，中共給其「平反」，他被調回《紅旗》雜誌社。
結語
在很多人看來，被認為是老實人的閻長貴被莫名關在監獄裡近八年，其後又被強迫去農場勞動，其遭遇是那麼荒誕——僅僅是因為一封信被送錯。顯然，直接的罪責都在江青和中共身上。然而，在那個年月被裹挾著參與文革的閻長貴，難道真的清清白白嗎？諸葛亮身後的遭遇又是誰的罪責呢？所謂種何種因得何種果，古往今來從沒有差之毫厘。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