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01月09日訊】中國底層百姓說民不聊生，貪腐官員唉嘆官不聊生，最近又出現一個新詞「商不聊生」。根據胡潤財富排行榜調查：只要身價超過一千萬美金的中國商人，80%想要離開中國。為什麼中國商人也「不聊生」呢？來看報導。
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去產能，帶來大量失業；城鄉強拆屢屢引發警民衝突或血案，百姓維權卻遭鎮壓；各種詐騙集團手段層出不窮；信貸平台危機四伏，資金斷裂。
中國底層百姓常說「民不聊生」，而自反腐運動以來，中共高官自殺率飆升，連黨媒也討論過「官不聊生」。最近又出現一個新詞「商不聊生」。
台灣《民報》刊登原報社總編輯、國際公關公司主管洪博學的文章「中國，商不聊生時代」。文章說，比民、官生活壓力更大的是商人。根據胡潤財富排行榜調查：只要身價超過一千萬美金的中國商人，80%想要離開中國。
洪博學在文章中舉例，台灣大潤發的尹老闆，一看中國景氣勢頭不妙，早已出脫中國資產，回到台灣。而香港富豪李嘉誠，從2008年開始就將資產陸續從中國移轉到英國，並且全家入籍加拿大，目前李嘉誠在中港資產，大約只有留下3成不到。
中國經濟學家夏業良：「現在中國的商人，企業家普遍對中國的經濟前景不看好，他們很多人想離開中國，把資產轉移到海外 。但中國現在又控制了資本外逃，不要說那些中小商人，就連那些中國頂尖的巨富們，他們都是有頭有臉，跟中共的高層都是有密切的關係的，他們想離開中國都非常的困難。」
文章還說，錢越多，離家的慾望越強烈，因為這個國家的商人，財富如同夢幻泡影，消逝很快。
中國幾名巨富的下場似乎佐證了這種說法。2005年被中國《胡潤百富》雜誌列為中國首富的黃光裕，5年後被判入獄14年，外界傳言他捲入中共高層內鬥。而大連萬達董事長王健林，2013、2015年兩度成為中國首富，但今年在當局緊抓金融維穩的政策下，他不斷拋售資產，不利消息頻傳。而億萬富豪，「明天系」掌門人肖建華，去年大年三十突然被從香港抓回北京，所謂協助調查。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謝田教授指出，中國的經商環境實際上反映出私有財產，私營企業在中國的地位。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就通過各種政治運動剝奪了民營企業家，鄉紳，以至農民的私有財產。直到計劃經濟體制面臨崩潰，70年代才不得不搞所謂的改革開放。但當經濟一有起色，中共又通過國有企業體制改革，股份化等，把財富重新弄到自己手中。
近20年來，雖然有些互聯網企業和房地產企業迅速致富，但謝田教授指出，中共從來也沒有放棄攫取它們資產的渴望。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 謝田：「很多這些公司它們也曾經跟中共長袖善舞、與狼共舞，希望在中共的夾縫中找到一個生存的空間。很多也找到了這個生存空間。但是沒有法治的保障，沒有公正的社會競爭，共產黨只要是權大於法，那它就隨時可以把這些財產剝奪掉。」
謝田教授分析，這就是中國商人可能迅速致富，也可能很快財富煙消雲散的原因。中國的富豪榜向來是所謂的「見光死」，中共讓他們積累財富後又來重新剝奪，並不奇怪。
而對於基本沒有官場人脈的中小企業來說，環境更為艱難。在政策調整下，許多中小企業成為了去產能的對象，面臨霧霾壓頂，中小企業被一刀切式關停，2017年，又有成批民營企業倒閉。
採訪/常春 編輯/尚燕 後製/周天
中國的經濟結構轉型，去產能，帶來大量失業；城鄉強拆屢屢引發警民衝突或血案，百姓維權卻遭鎮壓；各種詐騙集團手段層出不窮；信貸平台危機四伏，資金斷裂。
中國底層百姓常說「民不聊生」，而自反腐運動以來，中共高官自殺率飆升，連黨媒也討論過「官不聊生」。最近又出現一個新詞「商不聊生」。
台灣《民報》刊登原報社總編輯、國際公關公司主管洪博學的文章「中國，商不聊生時代」。文章說，比民、官生活壓力更大的是商人。根據胡潤財富排行榜調查：只要身價超過一千萬美金的中國商人，80%想要離開中國。
洪博學在文章中舉例，台灣大潤發的尹老闆，一看中國景氣勢頭不妙，早已出脫中國資產，回到台灣。而香港富豪李嘉誠，從2008年開始就將資產陸續從中國移轉到英國，並且全家入籍加拿大，目前李嘉誠在中港資產，大約只有留下3成不到。
中國經濟學家夏業良：「現在中國的商人，企業家普遍對中國的經濟前景不看好，他們很多人想離開中國，把資產轉移到海外 。但中國現在又控制了資本外逃，不要說那些中小商人，就連那些中國頂尖的巨富們，他們都是有頭有臉，跟中共的高層都是有密切的關係的，他們想離開中國都非常的困難。」
文章還說，錢越多，離家的慾望越強烈，因為這個國家的商人，財富如同夢幻泡影，消逝很快。
中國幾名巨富的下場似乎佐證了這種說法。2005年被中國《胡潤百富》雜誌列為中國首富的黃光裕，5年後被判入獄14年，外界傳言他捲入中共高層內鬥。而大連萬達董事長王健林，2013、2015年兩度成為中國首富，但今年在當局緊抓金融維穩的政策下，他不斷拋售資產，不利消息頻傳。而億萬富豪，「明天系」掌門人肖建華，去年大年三十突然被從香港抓回北京，所謂協助調查。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的謝田教授指出，中國的經商環境實際上反映出私有財產，私營企業在中國的地位。中共1949年奪取政權後，就通過各種政治運動剝奪了民營企業家，鄉紳，以至農民的私有財產。直到計劃經濟體制面臨崩潰，70年代才不得不搞所謂的改革開放。但當經濟一有起色，中共又通過國有企業體制改革，股份化等，把財富重新弄到自己手中。
近20年來，雖然有些互聯網企業和房地產企業迅速致富，但謝田教授指出，中共從來也沒有放棄攫取它們資產的渴望。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 謝田：「很多這些公司它們也曾經跟中共長袖善舞、與狼共舞，希望在中共的夾縫中找到一個生存的空間。很多也找到了這個生存空間。但是沒有法治的保障，沒有公正的社會競爭，共產黨只要是權大於法，那它就隨時可以把這些財產剝奪掉。」
謝田教授分析，這就是中國商人可能迅速致富，也可能很快財富煙消雲散的原因。中國的富豪榜向來是所謂的「見光死」，中共讓他們積累財富後又來重新剝奪，並不奇怪。
而對於基本沒有官場人脈的中小企業來說，環境更為艱難。在政策調整下，許多中小企業成為了去產能的對象，面臨霧霾壓頂，中小企業被一刀切式關停，2017年，又有成批民營企業倒閉。
採訪/常春 編輯/尚燕 後製/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