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博大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驚世之作《共產主義的終極目地》。這部著作是大紀元推出系列社論《九評共產黨》13年後，推出的又一個揭露共產主義邪惡本質的系列社論的結集。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地》的序言寫道：「共產主義來自何處？為什麼宇宙中會冒出個共產黨？共產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結局又會怎樣？對這些根本問題的答案，人們眾說紛紜，現在是揭開謎底的時候了。」「共產主義的本質是一個『邪靈』，它由『恨』及低層宇宙中的敗物所構成，它仇恨且想毀滅人類。」
我的非常經歷充分證明了中共不斷煽動仇恨、不斷摧毀人的道德、不斷破壞法律實施、不斷殺人害人毀滅人類的邪惡本質。同時，冥冥之中，一直有神保護着我，一步一步把我引導到修鍊法輪大法的光明大道上來。
1963年10月，我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個貧窮農民的家庭。55年來，我經歷過5次大的磨難，每次磨難都使我對中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磨難的積累，逐步使我升起對神的信仰和敬畏。
跟絕大多數中國大陸人一樣，我從小受的是中共無神論教育，不相信神的存在，在「妄念」的支配下，走了不少彎路。1980年，我考大學。錄取分數下來那天，母親到學校打聽我的分數。半路上找個算命的給我算了算，結果是：我今年考不上大學。到學校一打聽，我的分數遠遠超過了大學本科錄取分數線。母親回來跟我講這件事之後，我更不相信什麼神鬼之類的事。
但從小有「兩樣東西」在我腦子裡扎了根：一個是孟子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話：「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段話好象很久以前就印在我腦子裡一樣。當我第一次看到它，就記住了;再一個就是無論身心遭遇多大打擊，決不自殺。
（1）因結拜兄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
1976年5月16日，是毛澤東發動的「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元人民幣」的「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紀念日。就在這一天，我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成員。當時，我13歲，上初中一年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六」指示，標誌着「革」文化「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開始。1976年5月16日下午，我所在的學校將舉行紀念「五一六」指示發表十周年文藝演出。屆時，我和另外兩個同學都要上台表演。但是，當時年紀小，貪玩。演出前，我們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玩，一玩玩過了點，把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了。輪到我們表演時，到處找不到我們仨。這一下可闖了大禍。等我們回到學校時，迎接我們的是老師冰冷的面孔，好像我們犯了天大的錯似的。就從這一天開始，我們仨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
接下來，就是辦學習班，挨批鬥。從第二天開始，就不準回家了，住在教室裡，由紅衛兵看着，沒完沒了交代問題，沒完沒了寫檢討。為什麼成了「反革命小集團」呢？因為我們仨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其中一個是從通海口鎮下放到我們村的。那個同學家的書很多。有一本《三國演義》，講到「桃園三結義」，對我們很有吸引力。有一天，放學之後，這位同學提議，我們也結拜兄弟吧，於是，鄭重其事寫了一份《山盟海誓》，上面寫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患難與共，生死相隨，如有誰違背此約，願上帝降詔，懲處」諸如此類的話，各自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跑到我家附近一個燒磚的窯下面，三個人跪成一排，用針將姆指戳破，將血擠出來，按在各自名字下面，再用火將這張紙燒掉，磕頭，禮成。從此，我們仨就成了結拜兄弟。進進出出，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有時也議論一下國家大事。紀念「文革」那麼重大的演出活動，我們居然給玩忘了，這還得了！
畢竟當時我只有13歲，什麼革命？什麼反革命？根本就不懂啊。但是，老師天天逼着交代問題。就那麼點事，也交代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因為是「隔離審查」，也不知道另外兩個傢伙都交代了什麼。真想有個神幫我看一看他們都交代了什麼。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學校經常辦「學習班」，一期一期的「學習班」結束了，一批一批的學生被「解脫」了，我們仨總是畢不了業。檢討書寫了一摞又一摞，總被認為「不深刻」，「避重就輕」。真不知道檢討書怎麼寫才深刻。後來，才知道，就是不斷罵自己，把自己罵的一錢不值了，那才叫深刻！
動不動就開全校批鬥大會，有時在操場，有時在樹林裡。那時，毛澤東發表了一首詩叫《念奴嬌 鳥兒問答》，其中有一句「哎呀，我要飛躍。」一次，一不留神兒，我脫口說出來，被紅衛兵報告給老師，說王友群要「逃避鬥爭」，立即召開全校批鬥大會，斗得我鼻血直流！還有一次，到我家附近的一個大禮堂開批鬥大會，十裡八村的許多學校的學生都趕來了。批鬥會開始前，我們仨被勒令坐在第一排。心想，反正我個子小，大家也看不見，批就批吧。突然，一聲令下，把三個「反革命分子」押上台來，這下子可真是丟臉丟大了。站在大禮堂主席台的正中央，讓全體批鬥我們的學生看得一清二楚。然後，一個接一個學生代表上台，慷慨激昂地發言。雖然都是假話、大話、空話，但火藥味十足，把我的小心臟批的一顫一顫的！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到學校試驗田參加勞動。挖溝，要「溝直如線」；碎土，要「土細如粉」；鋤草，要「一根不剩」。炎炎烈日下，我們臉朝黃土背朝天，經常乾的汗流浹背，監督我們的紅衛兵一口一個「你這個反革命！」，說的那個真叫難聽！如此這般，一直折騰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抓起來，才分別給我們仨正式處分：另外兩名同學被開除學籍；我的處分是：開除班內外一切職務，留校察看，以觀後效。因為我出身好，屬於貧下中農子女。
（2）因觀看一次遊行成為最後一名被分配工作的碩士畢業生。
我是1980年上大學的，1987年碩士畢業。1986年12月，我經歷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學潮。起因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抗議中共不遵守「新選舉法」、干涉基層民主選舉，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多名學生走上街頭，發起「要求進行民主選舉」的遊行示威，由此引發全國範圍的第一次學潮。此次學潮被平息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登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趕下台。
我當時對學潮的事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奇心很強。1986年12月9日晚，先是從武漢大學出來一批遊行學生，然後，附近幾所大學也有不少學生加入，匯合到一起之後，沿武珞路到大東門再左拐到武昌火車站。我在歷史書上學過1935年發生過北京學生「一二九」上街遊行示威，但從未親眼見過，我也跑去看熱鬧！當時，天很冷，學生卻熱情高漲，遊行隊伍浩浩蕩蕩，一路走，一路高呼口號。我跟去了，到武昌火車站之後，就返回了。然後，什麼事也沒有了，該幹嘛還幹嘛。
轉眼到了1987年，我即將碩士畢業，得找工作了。當時，中國大陸碩士畢業生比較少，工作相對來講，比較好找。我的許多同學都進了黨政機關。當時，我最大的心願是從政。我自信滿滿，以為可以找到一個可以充分發揮我的聰明才智的地方。但是，從3月一直找到9月，找了整整6個月，找一家，黃一家，再找一家，又黃一家。那希望和失望交織的滋味，真是苦不堪言。最後，武漢市委統戰部的一位領導跟我講了實話：說本來打算要你的，但去學校一了解，說你政治上有問題。這一下把我搞懵了。我政治上有什麼問題？我沒做任何喪天害理的事呀！後來，了解到，睡在我上鋪的那位，跑到研究生處告發我，說我參加了去年「一二九」遊行。然而，從去年12月9日到現在，沒有任何一位領導找我談過一次話，說我「參加」遊行錯了啊！過去有句話叫「殺人不見血」，現在，我總算明白了一點。就因為看了一下熱鬧，我成了我所在大學最後一位被分配工作的碩士畢業生！
1976年，13歲的我，不信神，不信命，小小年紀，卻遭了那麼大的一場難，隱隱感到這命運還真不是自己說了算的。然後是上大學，「天之驕子」；然後是上研究生，更如鳳凰飛上天。那個自以為是，那個心高氣傲，現在回過頭來看，很可笑，但在當時，就是那麼個狀態，那裡想到什麼神佛命運之類的。當時，一位很欣賞我的老師專門找我談話，教導我要謙虛，我根本聽不進去，認為我沒有學會「裝謙虛」。找工作6個月，處處碰壁，碰得鼻青臉腫，碰得頭破血流，終於將我那顆高傲的頭碰得低下來了。你想從政，你想當官，門都沒有！這個時候，雖然不完全信神信佛，但從此往後，我也經常到廟裡拜一拜，總感覺冥冥之中，有個什麼因素在支配我的命運。
（3）因簽了一個名被取消博士研究生錄取資格。
有了1987年的教訓，我開始夾起尾巴做人。除本職工作外，什麼額外的政治活動一概不參加。如此，順順噹噹走進1989年。這年3月，我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參加了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筆試之後，是面試，都通過了。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各大學的學生陸續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漸漸地，悼念活動演變成「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全國性學潮。剛開始，我一直保持着冷靜的態度。當時，我在大學當老師，每天看着我的學生出去遊行，我一次也沒有參加。但這次學潮參加人數之多，地域之大，持續時間之長，社會影響之大，我有生以來從沒經歷過。全國從上到下，從早到晚，就這一件事，主導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漸漸地，我緊繃的弦開始放鬆了，我也忘了我已參加了今年的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
一天，有個人拿着一份聲援學潮的呼籲書，跑到我的宿捨徵集簽名。其他幾位年輕老師都簽了名。輪到我了，本不想簽，但經不起大夥一番勸說，我也把自己的名字簽上了。不久，鄧小平一聲下令，軍隊開進北京城，由此，發生了六四屠殺事件。緊接着，北京市實行戒嚴，一度轟轟烈烈的學潮，在坦克、裝甲車、機關槍的轟鳴聲中被鎮壓下去了，又一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被趕下台。再後來，就是全國範圍的大清查。正好在這個時候，我的博士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來了。一查，雖然我沒有參加遊行示威，沒有參加絕食靜坐，沒有參加任何與學潮有關的組織，但是，我參加了武漢地區百名知識分子簽名。就因為簽了一個名，我的博士研究生錄取資格被取消！
但命運之神似乎早有安排，只是我自己不自覺而已。1988暑假，我到青島市委黨校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看到一個海報說：中國人民大學著名教授高放定於某天某時在某教室舉行學術報告會，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對當時學文科的大學生來說，「高放」這兩個字，如雷貫耳。高放以「思想高度解放」著稱，深受青年學子歡迎。報告會那天，我們會議的日程安排是到青島嶗山旅遊。但我沒有去，而是參加了高放教授的報告會。會後，我做出一個重大決定：報考高放教授的博士研究生。1989年，高放教授招收兩名博士生。我報考了，考取了，僅僅因為簽了一個名，沒去成。所幸的是，當時我簽名的事沒被寫進我的人事檔案，這等於說，我在「六四」中沒有被列入政治上的「黑名單」！
兩年後，1991年，我再次報考高放教授的博士生，再次被錄取。這時，國際上發生了兩個重大歷史事件——蘇共亡黨，蘇聯亡國。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決定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並宣布蘇共中央自行解散。11月6日，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關於終止蘇共和俄共在俄羅斯聯邦領土上活動的命令》。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通過電視講話辭去蘇聯總統職務，當晚，在克裡姆林宮上空飄揚了69年的蘇聯國旗緩緩降落，蘇聯徹底解體。就在蘇聯東歐劇變的重大歷史關頭，我來到北京，成了當代中國最著名的學術權威之一的高放教授的弟子。
轉眼到了1994年，我博士畢業。到哪裡去工作呢？冥冥之中的安排，在這個時候變得清晰了。5年前，1989年冬，我曾跟一個朋友聊天時說，我將來要到監察部去反腐敗。等我博士畢業時，我主動到中紀委幹部室「毛遂自薦」。當時，中紀委正好想錄用幾名博士。機緣巧合，我被錄取。入職培訓結束後，我被分到中紀委法規室。當時，我還不知道「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已經合署辦公，即一個機關、兩塊牌子。但辦公在兩個地點，一個在中紀委大院，一個在監察部大院。中紀委法規室，也是監察部法規司，辦公室設在監察部大院內。我剛去中紀委上班時，實際上，是在監察部大院上班。這就是說，5年前，我在一次聊天中，無意間，將我5年後的工作單位給準確無誤的說出來了！
（4）因給江澤民寫了一封信，被開除黨籍，掃地出門。
1995年5月3日，出於袪病健身的目的，我開始修鍊法輪功。此前，我花錢練了一種假氣功，不僅沒袪病，還招來了大麻煩。沒練幾天，就出了所謂「自發功」。就是練着練着，只要放鬆自己，就自發動起來了，可以打出非常漂亮的拳法來。剛開始，我感到很新奇，沾沾自喜。但練了一段時間後，覺得不對勁，這是在放鬆自己主意識之後，被控制的一種狀態。我決定改變，然而，就在當天晚上，我便惡夢連連，此後，天天如此。白天要上班，晚上睡不好覺。如此折騰了我整整半年，每天昏昏沉沉的！
一天早上，我到公園溜灣兒，看到以前跟我一起練那種假氣功的老太太又在練另一種氣功。一打聽，說是法輪功。我就開始跟着練。剛練一會兒，又自發動起來了。煉功點的輔導員立即制止我，說：「煉法輪功，必須嚴格按照法輪功的動作要求做，任何別的動作都不能有。」我聽進去了。煉完後，那個老太太開始跟我介紹法輪功。我問：「要錢嗎？」回答說：「義務教功。」「治病嗎？」回答是：「修鍊法輪功的人絕對不能給人治病。」這兩點引起我的興趣。如果要錢、治病，我肯定不練。因為剛練的那個假氣功又要錢，又講治病，結果，錢糟蹋了，舊病未治，又添新病！然後，老太太給我一本《轉法輪》。我又問：「要錢嗎？」老太太笑眯眯的說：「不要錢，送給你。」
回到家，我急不可耐的看起來。我沒按順序看，找到專門講「附體」那一部分。一看，我明白了：我練功自發動起來，實際上是被另外空間的東西附體了。第二天煉完功之後，那個老太太說，有李洪志師父的講法錄像，建議你從頭到尾看一遍。因為馬上要到北戴河出差，我花兩天時間全看完了。第一天，從早上8點多開始看，一直看到晚上12點多。看的過程中，我身上有很多反應，最突出的是頭疼。到深夜看完出門時，我身體那個輕哪，有生以來從來沒有過！就象一團棉花放在手心，輕輕往上一彈，就彈起來了！難道這就是師父幫我凈化身體後「無病一身輕」的感覺嗎？我還感到了法輪的旋轉，不是一個地方轉，渾身上下，到處都在轉。然後是我曾經練那個假氣功出現的那些不好的狀態全都消失了！
從那以後，我正式走入法輪功修鍊。雖然有很多具體感受，但畢竟過去長期受中共無神論教育，對於《轉法輪》中的許多說法，我不敢認同。一段時間內，我天天在思想中跟師父辯論。因為有過一次練假氣功的教訓，對於法輪功，我一直抱着一種非常慎重的態度，多聽，多看，多思，少說。曾經好幾次，輔導員要我寫心得體會，我都婉言謝絕了，我想實踐實踐再說。
漸漸地，我聽到、看到許多法輪功學員修鍊後，身體、精神都發生了質的飛躍。當時，大型心得交流會比較多。每參加一次，就是一次心靈的凈化。很多人的修鍊體會，我是流着淚聽完的。許多人用自己親身的修鍊實踐證明：《轉法輪》講的句句都是千真萬確的。我自己也按照《轉法輪》的要求做，書上說的，在我身上也能印證。比如，身體消業的反應。有時候，象得了重感冒一樣，鼻涕嘩嘩流個不停，但只要堅持學法煉功，很快就過去了。1997年，這一年的實修感觸太多了。這是我最忙的一年，幾乎每天都在單位加班加點寫東西。按照常人的理，上一天班已經很累了，再加班到晚上10點、11點回家，更是疲憊不堪。但我不是，每天晚上10點、11點回家，經常是前面說的那種「一身輕」的感覺，身體輕飄飄的！
李洪志師父反覆講，修在先，煉在後，修心性是第一位的，煉功是第二位的。在中共黨政機關工作的人，最大的關有兩個：一是錢，二是色。當今中國大陸數不清的貪官污吏出問題都出在這兩點上。領導大會小會天天教育，法律法規一大堆，就是管不住人的心。但《轉法輪》從法理上講得非常透徹。在談到「失與得」的關係時，李洪志師父講：做好事得到白色物質——德，做壞事得到黑色物質——業。功是由德演化成的，疾病、災禍、痛苦等，都是業力所致。貪不義之財，是損德、造業；貪戀美色，同樣是損德、造業。明白這樣的法理後，誰還敢去貪財好色？那不是自己「作死」嗎？
我從進這個門開始，到1999年4月25日，修鍊法輪功近4年，戒煙、戒酒、戒色、不貪1分錢的財，沒有花中紀委監察部1分錢醫藥費，身心不斷被凈化，智慧不斷被打開，我的工作深得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信任，曾參與過涉及中共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最高機密的工作。直到1999年「4•25」事件前夕，我還參與了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一份重要講話的起草工作。身在紅塵中，心在紅塵外，放下名利情，智勇大門開，我成了一個全新的我。這種快樂是沉迷於「名、利、情、色」不能自撥的人永遠也體會不到的。
我上大學的1980年，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在《中國青年》上發表，立即引發一場全國範圍內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為什麼這封信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共鳴？因為中共奪取政權後，一次又一次「強迫人講假話、非講假話不可、不講假話不行」的政治運動，把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都整沒了。「文革」結束後，要經歷過無數次政治運動的中國人發自內心相信點什麼，比登天還難。法輪功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從1992年5月13日開傳的，如果沒有凈化身心的奇效，是絕對不可能在短短7年傳遍全中國，傳到全世界的。到1999年4月25日，全世界已有上億人學煉法輪功。這些人全都是自覺自願來學的，沒有任何人強迫命令！
1999年4月25日，由於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嚴重失職，上萬名法輪功學員不得不到江澤民辦公的地方——中南海和平請願。當晚，此前從未就法輪功問題進行認真調查研究的江澤民，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突然發誓要「戰勝法輪功」。1999年5月7日，我寫了致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就法輪功問題講了真話，表達了跟江澤民完全相反的看法。這一下子嗆了江澤民的喉籠管子。從1999年7月20日起，江澤民動用全部國家機器，發動了對法輪功的瘋狂大迫害。我首當其衝，「7•20」當天被抓。在武警24小時嚴密監控下，被「隔離審查」135天，被開除黨籍，辭退回家。修鍊法輪功的4年多，是我有生以來各方面表現最好的4年多。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被中共清除出黨！從此，我的人權狀況不斷惡化！到2008年7月11日，我先後兩次被迫害失業近7年，我的家一次又一次被逼到瀕臨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危境！
（5）因為揭露江澤民賣國被關進監獄5年。
這輩子從未想過會被關進監獄，特別是修鍊法輪功之後，我時時處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戒掉了一切不良習氣，學習勤奮，工作認真，生活簡樸，作風正派。
有人給我送錢，我退回去了；有人給我送金戒子，我退回去了；有人給我送禮品，我退回去了；有人「暗送秋波」，我只當沒看見；有人評我「優秀公務員」，我堅決不要；分配住房，按照我的條件，我可以分到大三室一廳，也可以分到兩室兩廳，也可以分到嶄新的兩室一廳，最後，我選了一套樓層很高、朝向很不好的舊兩室一廳！
然而，2008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0日，我卻被中共關進監獄整整5年，1825天，一天也沒有少！起因是什麼？
2008年7月1日，中共建黨87周年紀念日，就江澤民將相當於40多個台灣的中國領土無條件拱手送給俄羅斯等國，我寫了《江澤民是「分裂中國」的千古罪人》，分別寄給我的中學校友，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利明，北京市西城區德勝街道辦事處610辦公室領導韓軍等。2008年7月11日，我被抓進北京市西城區看守所。
坐牢的5年，我親歷了中共公、檢、法、司的腐敗與黑暗。當時中共公、檢、法、司的最高領導是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周永康是中共政法系統最大的政治騙子。在周永康的帶頭作用下，辦理我的案子的所有官員都在騙：鑒定人騙預審警官，預審警官騙初審法官，初審法官騙終審法官，終審法官騙監獄警官，然後，所有這些人合起伙來，上騙時任中共黨魁胡錦濤，下騙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坐牢的5年裡，就江澤民「分裂中國」的滔天大罪，就辦理我的案子的人知法犯法，執法犯法，欺上騙下，兒戲法律，玩弄法律，踐踏人權，利用「人民法院」破壞法律實踐，我寫了大量檢舉信、控告信，白紙黑字向江澤民等索賠超過1億元人民幣。中共的公、檢、法、司從下到上沒有一位官員敢對此說一個「不」字！
然而，由於中共是一黨專政，黨永遠大於法，權永遠大於法。黨高於一切，黨什麼都管，管立法，黨管執法，黨管司法，黨管公安局，黨管檢察院，黨管法院，黨管監獄，黨是運動員，黨是教練員，黨是裁判員，而且黨管一切，全都是暗箱操作。中共的黨內監督只是黨內爭權奪利的工具，媒體無法監督，民主黨派無法監督，民眾無法監督。
這樣，無數的冤假錯案每天被這樣一套「黨天下」的「體制、機制、法制」複製出來。我是法學博士，曾經在中紀委法規室工作過，親身參與了許多法規的起草、制定、宣傳。最後，輪到我身陷囹圄之時，所有的法律、法規全部失效！法律法規最後變成了什麼？陞官的工具，發財的工具，整人的工具，騙人的工具！除此之外，就是一堆廢紙！
我坐牢5年的親身經歷充分證明：只要中共當政一天，中國就不可能「依法治國」，對中共「依法治國」不要抱一絲一毫的幻想。在當今中共的統治下，冤獄遍中華，冤魂遍中華！
（6）「中國共產黨亡」是天定的。
回顧我55年的生命旅程，可以概括為：五次大落，接下來，是五次大起。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之後，我上了大學。第二次因觀看一次遊行成為我所在大學最後一名被分配工作的碩士畢業生，但是，這次打擊對我認識中共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第三次因簽一個名被取消博士研究生錄取資格；5 年後，我被分配到中共最高層工作。第四次因在法輪功問題上向江澤民講真話，我從中共最高層被打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但是，我對中共到底是什麼東西的認識大大提高。第五次從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被打入人間地獄；與此同時，我在李洪志師尊的呵護下，歷經九九八十一難，「一關一難一層天」的往上走，走出了一條「一正壓百邪」的通天大道。2015年1月22日，我來到世界之都——美國紐約，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度，縱覽共產主義誕生以來170的歷史，對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1848年，中共的老祖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兩個著名的「殺人理論」：一是通過暴力革命「顛覆國家政權」；二是與傳統觀點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兩個理論都是極端邪惡的。因為當時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處在青少年時期，還沒有步入中年，更沒有進入老年，在這個時候煽動用殺人的方式「顛覆國家政權」，就是大逆不道；而能夠千百年流傳下來的傳統觀點，比如信神敬神，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維持最重要的價值觀。與傳統觀點徹底決裂，就是從精神上殺人。
而這兩個邪惡理論被中共完完全全繼承下來了。1921年，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僅9歲，中共就決定顛覆中華民國，經過28年不間斷的殺人，終於在1949年10月1日奪權成功。之後，中共通過幾十次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繼續不斷從肉體和精神上殺人，總計達8000多萬。僅1959年至1962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運動就活活餓死近4000萬人！十年文革中，僅雲南省委書記趙建民一個冤案，就牽連138萬多人，打死1萬7千多人，打殘6萬多人！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以來，中共輪番運用一切專政機器和宣傳機器向普世價值「真、善、忍」宣戰。持續18年半的迫害，將共產主義的終極目地暴露無遺。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在當今中國的實踐，如果用四個字概括，就是「高壓」、「欺騙」；如果用三個字概括，就是「假、惡、斗」；如果用兩個字概括，就是「邪教」。那麼，共產黨是什麼黨？是殺人無數、害人無數、毀滅人類的邪黨！
記得我讀碩士研究生時，1988年夏，我的大學校長到保加利亞索菲亞大學參加百年校慶，受到保加利亞總統日夫科夫接見，日夫科夫總統在演講中一句「索菲亞大學是保加利亞自由思想的搖籃」，讓這位具有很高學術成就的老校長激動的不得了，認為保加利亞政府如何如何重視教育，如何如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然而，令這位學識淵博、非常受人尊敬的老校長做夢也想不到的是：僅僅過了一年，整個東歐共產黨像多米諾骨牌倒下一樣，天地劇變。1989年11月10日，日夫科夫總統被迫辭職。1992年9月，日夫科夫被保加利亞最高法院判處7年監禁，監外執行。1990年2月，保加利亞共產黨自行宣布放棄一黨專政，改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
中共是否會象保加利亞那樣一夜之間「變了天」？這裡，我不想下斷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中共必亡，且為期不遠。這不是人定的，是神定的。否定神，反對神，瘋狂迫害敬神信神法輪功學員的中共，其腐敗已達到了人類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地步，正處在迅速解體之中，只剩下一個空殼了。
每一個法輪功真修者都相信：神注視着我們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每一個法輪功真修者，都曾親歷過神跡。奉勸中國大陸還跟在江澤民屁股後面迫害法輪功的人，趕快停止迫害法輪功，在「天滅中共」的大劫來臨之前，趕緊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三退」保平安！
2018年2月3日於美國紐約
（責任編輯：明軒）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地》的序言寫道：「共產主義來自何處？為什麼宇宙中會冒出個共產黨？共產主義的本質究竟是什麼？結局又會怎樣？對這些根本問題的答案，人們眾說紛紜，現在是揭開謎底的時候了。」「共產主義的本質是一個『邪靈』，它由『恨』及低層宇宙中的敗物所構成，它仇恨且想毀滅人類。」
我的非常經歷充分證明了中共不斷煽動仇恨、不斷摧毀人的道德、不斷破壞法律實施、不斷殺人害人毀滅人類的邪惡本質。同時，冥冥之中，一直有神保護着我，一步一步把我引導到修鍊法輪大法的光明大道上來。
1963年10月，我出生在湖北省仙桃市一個貧窮農民的家庭。55年來，我經歷過5次大的磨難，每次磨難都使我對中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磨難的積累，逐步使我升起對神的信仰和敬畏。
跟絕大多數中國大陸人一樣，我從小受的是中共無神論教育，不相信神的存在，在「妄念」的支配下，走了不少彎路。1980年，我考大學。錄取分數下來那天，母親到學校打聽我的分數。半路上找個算命的給我算了算，結果是：我今年考不上大學。到學校一打聽，我的分數遠遠超過了大學本科錄取分數線。母親回來跟我講這件事之後，我更不相信什麼神鬼之類的事。
但從小有「兩樣東西」在我腦子裡扎了根：一個是孟子的那段非常有名的話：「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段話好象很久以前就印在我腦子裡一樣。當我第一次看到它，就記住了;再一個就是無論身心遭遇多大打擊，決不自殺。
（1）因結拜兄弟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
1976年5月16日，是毛澤東發動的「整了1億人，死了2000萬人，浪費了8000億元人民幣」的「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紀念日。就在這一天，我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成員。當時，我13歲，上初中一年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佈「五一六」指示，標誌着「革」文化「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開始。1976年5月16日下午，我所在的學校將舉行紀念「五一六」指示發表十周年文藝演出。屆時，我和另外兩個同學都要上台表演。但是，當時年紀小，貪玩。演出前，我們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玩，一玩玩過了點，把這件事忘到九霄雲外了。輪到我們表演時，到處找不到我們仨。這一下可闖了大禍。等我們回到學校時，迎接我們的是老師冰冷的面孔，好像我們犯了天大的錯似的。就從這一天開始，我們仨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
接下來，就是辦學習班，挨批鬥。從第二天開始，就不準回家了，住在教室裡，由紅衛兵看着，沒完沒了交代問題，沒完沒了寫檢討。為什麼成了「反革命小集團」呢？因為我們仨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其中一個是從通海口鎮下放到我們村的。那個同學家的書很多。有一本《三國演義》，講到「桃園三結義」，對我們很有吸引力。有一天，放學之後，這位同學提議，我們也結拜兄弟吧，於是，鄭重其事寫了一份《山盟海誓》，上面寫了「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患難與共，生死相隨，如有誰違背此約，願上帝降詔，懲處」諸如此類的話，各自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跑到我家附近一個燒磚的窯下面，三個人跪成一排，用針將姆指戳破，將血擠出來，按在各自名字下面，再用火將這張紙燒掉，磕頭，禮成。從此，我們仨就成了結拜兄弟。進進出出，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有時也議論一下國家大事。紀念「文革」那麼重大的演出活動，我們居然給玩忘了，這還得了！
畢竟當時我只有13歲，什麼革命？什麼反革命？根本就不懂啊。但是，老師天天逼着交代問題。就那麼點事，也交代不出什麼新花樣來。因為是「隔離審查」，也不知道另外兩個傢伙都交代了什麼。真想有個神幫我看一看他們都交代了什麼。當時，以「階級鬥爭為綱」，學校經常辦「學習班」，一期一期的「學習班」結束了，一批一批的學生被「解脫」了，我們仨總是畢不了業。檢討書寫了一摞又一摞，總被認為「不深刻」，「避重就輕」。真不知道檢討書怎麼寫才深刻。後來，才知道，就是不斷罵自己，把自己罵的一錢不值了，那才叫深刻！
動不動就開全校批鬥大會，有時在操場，有時在樹林裡。那時，毛澤東發表了一首詩叫《念奴嬌 鳥兒問答》，其中有一句「哎呀，我要飛躍。」一次，一不留神兒，我脫口說出來，被紅衛兵報告給老師，說王友群要「逃避鬥爭」，立即召開全校批鬥大會，斗得我鼻血直流！還有一次，到我家附近的一個大禮堂開批鬥大會，十裡八村的許多學校的學生都趕來了。批鬥會開始前，我們仨被勒令坐在第一排。心想，反正我個子小，大家也看不見，批就批吧。突然，一聲令下，把三個「反革命分子」押上台來，這下子可真是丟臉丟大了。站在大禮堂主席台的正中央，讓全體批鬥我們的學生看得一清二楚。然後，一個接一個學生代表上台，慷慨激昂地發言。雖然都是假話、大話、空話，但火藥味十足，把我的小心臟批的一顫一顫的！
除此之外，我們還必須到學校試驗田參加勞動。挖溝，要「溝直如線」；碎土，要「土細如粉」；鋤草，要「一根不剩」。炎炎烈日下，我們臉朝黃土背朝天，經常乾的汗流浹背，監督我們的紅衛兵一口一個「你這個反革命！」，說的那個真叫難聽！如此這般，一直折騰到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抓起來，才分別給我們仨正式處分：另外兩名同學被開除學籍；我的處分是：開除班內外一切職務，留校察看，以觀後效。因為我出身好，屬於貧下中農子女。
（2）因觀看一次遊行成為最後一名被分配工作的碩士畢業生。
我是1980年上大學的，1987年碩士畢業。1986年12月，我經歷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學潮。起因是中國科技大學的學生不滿合肥市西市區人大代表選舉，抗議中共不遵守「新選舉法」、干涉基層民主選舉，聯合安徽大學等高校4000多名學生走上街頭，發起「要求進行民主選舉」的遊行示威，由此引發全國範圍的第一次學潮。此次學潮被平息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登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被趕下台。
我當時對學潮的事不是很清楚。但是，好奇心很強。1986年12月9日晚，先是從武漢大學出來一批遊行學生，然後，附近幾所大學也有不少學生加入，匯合到一起之後，沿武珞路到大東門再左拐到武昌火車站。我在歷史書上學過1935年發生過北京學生「一二九」上街遊行示威，但從未親眼見過，我也跑去看熱鬧！當時，天很冷，學生卻熱情高漲，遊行隊伍浩浩蕩蕩，一路走，一路高呼口號。我跟去了，到武昌火車站之後，就返回了。然後，什麼事也沒有了，該幹嘛還幹嘛。
轉眼到了1987年，我即將碩士畢業，得找工作了。當時，中國大陸碩士畢業生比較少，工作相對來講，比較好找。我的許多同學都進了黨政機關。當時，我最大的心願是從政。我自信滿滿，以為可以找到一個可以充分發揮我的聰明才智的地方。但是，從3月一直找到9月，找了整整6個月，找一家，黃一家，再找一家，又黃一家。那希望和失望交織的滋味，真是苦不堪言。最後，武漢市委統戰部的一位領導跟我講了實話：說本來打算要你的，但去學校一了解，說你政治上有問題。這一下把我搞懵了。我政治上有什麼問題？我沒做任何喪天害理的事呀！後來，了解到，睡在我上鋪的那位，跑到研究生處告發我，說我參加了去年「一二九」遊行。然而，從去年12月9日到現在，沒有任何一位領導找我談過一次話，說我「參加」遊行錯了啊！過去有句話叫「殺人不見血」，現在，我總算明白了一點。就因為看了一下熱鬧，我成了我所在大學最後一位被分配工作的碩士畢業生！
1976年，13歲的我，不信神，不信命，小小年紀，卻遭了那麼大的一場難，隱隱感到這命運還真不是自己說了算的。然後是上大學，「天之驕子」；然後是上研究生，更如鳳凰飛上天。那個自以為是，那個心高氣傲，現在回過頭來看，很可笑，但在當時，就是那麼個狀態，那裡想到什麼神佛命運之類的。當時，一位很欣賞我的老師專門找我談話，教導我要謙虛，我根本聽不進去，認為我沒有學會「裝謙虛」。找工作6個月，處處碰壁，碰得鼻青臉腫，碰得頭破血流，終於將我那顆高傲的頭碰得低下來了。你想從政，你想當官，門都沒有！這個時候，雖然不完全信神信佛，但從此往後，我也經常到廟裡拜一拜，總感覺冥冥之中，有個什麼因素在支配我的命運。
（3）因簽了一個名被取消博士研究生錄取資格。
有了1987年的教訓，我開始夾起尾巴做人。除本職工作外，什麼額外的政治活動一概不參加。如此，順順噹噹走進1989年。這年3月，我到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參加了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筆試之後，是面試，都通過了。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突然病逝。北京各大學的學生陸續到天安門廣場悼念胡耀邦。漸漸地，悼念活動演變成「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全國性學潮。剛開始，我一直保持着冷靜的態度。當時，我在大學當老師，每天看着我的學生出去遊行，我一次也沒有參加。但這次學潮參加人數之多，地域之大，持續時間之長，社會影響之大，我有生以來從沒經歷過。全國從上到下，從早到晚，就這一件事，主導着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漸漸地，我緊繃的弦開始放鬆了，我也忘了我已參加了今年的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
一天，有個人拿着一份聲援學潮的呼籲書，跑到我的宿捨徵集簽名。其他幾位年輕老師都簽了名。輪到我了，本不想簽，但經不起大夥一番勸說，我也把自己的名字簽上了。不久，鄧小平一聲下令，軍隊開進北京城，由此，發生了六四屠殺事件。緊接着，北京市實行戒嚴，一度轟轟烈烈的學潮，在坦克、裝甲車、機關槍的轟鳴聲中被鎮壓下去了，又一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被趕下台。再後來，就是全國範圍的大清查。正好在這個時候，我的博士研究生錄取通知書來了。一查，雖然我沒有參加遊行示威，沒有參加絕食靜坐，沒有參加任何與學潮有關的組織，但是，我參加了武漢地區百名知識分子簽名。就因為簽了一個名，我的博士研究生錄取資格被取消！
但命運之神似乎早有安排，只是我自己不自覺而已。1988暑假，我到青島市委黨校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時，看到一個海報說：中國人民大學著名教授高放定於某天某時在某教室舉行學術報告會，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對當時學文科的大學生來說，「高放」這兩個字，如雷貫耳。高放以「思想高度解放」著稱，深受青年學子歡迎。報告會那天，我們會議的日程安排是到青島嶗山旅遊。但我沒有去，而是參加了高放教授的報告會。會後，我做出一個重大決定：報考高放教授的博士研究生。1989年，高放教授招收兩名博士生。我報考了，考取了，僅僅因為簽了一個名，沒去成。所幸的是，當時我簽名的事沒被寫進我的人事檔案，這等於說，我在「六四」中沒有被列入政治上的「黑名單」！
兩年後，1991年，我再次報考高放教授的博士生，再次被錄取。這時，國際上發生了兩個重大歷史事件——蘇共亡黨，蘇聯亡國。1991年8月24日，戈爾巴喬夫決定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並宣布蘇共中央自行解散。11月6日，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關於終止蘇共和俄共在俄羅斯聯邦領土上活動的命令》。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通過電視講話辭去蘇聯總統職務，當晚，在克裡姆林宮上空飄揚了69年的蘇聯國旗緩緩降落，蘇聯徹底解體。就在蘇聯東歐劇變的重大歷史關頭，我來到北京，成了當代中國最著名的學術權威之一的高放教授的弟子。
轉眼到了1994年，我博士畢業。到哪裡去工作呢？冥冥之中的安排，在這個時候變得清晰了。5年前，1989年冬，我曾跟一個朋友聊天時說，我將來要到監察部去反腐敗。等我博士畢業時，我主動到中紀委幹部室「毛遂自薦」。當時，中紀委正好想錄用幾名博士。機緣巧合，我被錄取。入職培訓結束後，我被分到中紀委法規室。當時，我還不知道「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部」已經合署辦公，即一個機關、兩塊牌子。但辦公在兩個地點，一個在中紀委大院，一個在監察部大院。中紀委法規室，也是監察部法規司，辦公室設在監察部大院內。我剛去中紀委上班時，實際上，是在監察部大院上班。這就是說，5年前，我在一次聊天中，無意間，將我5年後的工作單位給準確無誤的說出來了！
（4）因給江澤民寫了一封信，被開除黨籍，掃地出門。
1995年5月3日，出於袪病健身的目的，我開始修鍊法輪功。此前，我花錢練了一種假氣功，不僅沒袪病，還招來了大麻煩。沒練幾天，就出了所謂「自發功」。就是練着練着，只要放鬆自己，就自發動起來了，可以打出非常漂亮的拳法來。剛開始，我感到很新奇，沾沾自喜。但練了一段時間後，覺得不對勁，這是在放鬆自己主意識之後，被控制的一種狀態。我決定改變，然而，就在當天晚上，我便惡夢連連，此後，天天如此。白天要上班，晚上睡不好覺。如此折騰了我整整半年，每天昏昏沉沉的！
一天早上，我到公園溜灣兒，看到以前跟我一起練那種假氣功的老太太又在練另一種氣功。一打聽，說是法輪功。我就開始跟着練。剛練一會兒，又自發動起來了。煉功點的輔導員立即制止我，說：「煉法輪功，必須嚴格按照法輪功的動作要求做，任何別的動作都不能有。」我聽進去了。煉完後，那個老太太開始跟我介紹法輪功。我問：「要錢嗎？」回答說：「義務教功。」「治病嗎？」回答是：「修鍊法輪功的人絕對不能給人治病。」這兩點引起我的興趣。如果要錢、治病，我肯定不練。因為剛練的那個假氣功又要錢，又講治病，結果，錢糟蹋了，舊病未治，又添新病！然後，老太太給我一本《轉法輪》。我又問：「要錢嗎？」老太太笑眯眯的說：「不要錢，送給你。」
回到家，我急不可耐的看起來。我沒按順序看，找到專門講「附體」那一部分。一看，我明白了：我練功自發動起來，實際上是被另外空間的東西附體了。第二天煉完功之後，那個老太太說，有李洪志師父的講法錄像，建議你從頭到尾看一遍。因為馬上要到北戴河出差，我花兩天時間全看完了。第一天，從早上8點多開始看，一直看到晚上12點多。看的過程中，我身上有很多反應，最突出的是頭疼。到深夜看完出門時，我身體那個輕哪，有生以來從來沒有過！就象一團棉花放在手心，輕輕往上一彈，就彈起來了！難道這就是師父幫我凈化身體後「無病一身輕」的感覺嗎？我還感到了法輪的旋轉，不是一個地方轉，渾身上下，到處都在轉。然後是我曾經練那個假氣功出現的那些不好的狀態全都消失了！
從那以後，我正式走入法輪功修鍊。雖然有很多具體感受，但畢竟過去長期受中共無神論教育，對於《轉法輪》中的許多說法，我不敢認同。一段時間內，我天天在思想中跟師父辯論。因為有過一次練假氣功的教訓，對於法輪功，我一直抱着一種非常慎重的態度，多聽，多看，多思，少說。曾經好幾次，輔導員要我寫心得體會，我都婉言謝絕了，我想實踐實踐再說。
漸漸地，我聽到、看到許多法輪功學員修鍊後，身體、精神都發生了質的飛躍。當時，大型心得交流會比較多。每參加一次，就是一次心靈的凈化。很多人的修鍊體會，我是流着淚聽完的。許多人用自己親身的修鍊實踐證明：《轉法輪》講的句句都是千真萬確的。我自己也按照《轉法輪》的要求做，書上說的，在我身上也能印證。比如，身體消業的反應。有時候，象得了重感冒一樣，鼻涕嘩嘩流個不停，但只要堅持學法煉功，很快就過去了。1997年，這一年的實修感觸太多了。這是我最忙的一年，幾乎每天都在單位加班加點寫東西。按照常人的理，上一天班已經很累了，再加班到晚上10點、11點回家，更是疲憊不堪。但我不是，每天晚上10點、11點回家，經常是前面說的那種「一身輕」的感覺，身體輕飄飄的！
李洪志師父反覆講，修在先，煉在後，修心性是第一位的，煉功是第二位的。在中共黨政機關工作的人，最大的關有兩個：一是錢，二是色。當今中國大陸數不清的貪官污吏出問題都出在這兩點上。領導大會小會天天教育，法律法規一大堆，就是管不住人的心。但《轉法輪》從法理上講得非常透徹。在談到「失與得」的關係時，李洪志師父講：做好事得到白色物質——德，做壞事得到黑色物質——業。功是由德演化成的，疾病、災禍、痛苦等，都是業力所致。貪不義之財，是損德、造業；貪戀美色，同樣是損德、造業。明白這樣的法理後，誰還敢去貪財好色？那不是自己「作死」嗎？
我從進這個門開始，到1999年4月25日，修鍊法輪功近4年，戒煙、戒酒、戒色、不貪1分錢的財，沒有花中紀委監察部1分錢醫藥費，身心不斷被凈化，智慧不斷被打開，我的工作深得中紀委監察部領導的信任，曾參與過涉及中共軍隊、武警部隊、政法機關最高機密的工作。直到1999年「4•25」事件前夕，我還參與了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尉健行一份重要講話的起草工作。身在紅塵中，心在紅塵外，放下名利情，智勇大門開，我成了一個全新的我。這種快樂是沉迷於「名、利、情、色」不能自撥的人永遠也體會不到的。
我上大學的1980年，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呵，怎麼越走越窄……》在《中國青年》上發表，立即引發一場全國範圍內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為什麼這封信會引起如此強烈的共鳴？因為中共奪取政權後，一次又一次「強迫人講假話、非講假話不可、不講假話不行」的政治運動，把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信任都整沒了。「文革」結束後，要經歷過無數次政治運動的中國人發自內心相信點什麼，比登天還難。法輪功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從1992年5月13日開傳的，如果沒有凈化身心的奇效，是絕對不可能在短短7年傳遍全中國，傳到全世界的。到1999年4月25日，全世界已有上億人學煉法輪功。這些人全都是自覺自願來學的，沒有任何人強迫命令！
1999年4月25日，由於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的嚴重失職，上萬名法輪功學員不得不到江澤民辦公的地方——中南海和平請願。當晚，此前從未就法輪功問題進行認真調查研究的江澤民，在致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突然發誓要「戰勝法輪功」。1999年5月7日，我寫了致江澤民的信《法輪大法於國於民有百利而無一害》，就法輪功問題講了真話，表達了跟江澤民完全相反的看法。這一下子嗆了江澤民的喉籠管子。從1999年7月20日起，江澤民動用全部國家機器，發動了對法輪功的瘋狂大迫害。我首當其衝，「7•20」當天被抓。在武警24小時嚴密監控下，被「隔離審查」135天，被開除黨籍，辭退回家。修鍊法輪功的4年多，是我有生以來各方面表現最好的4年多。就是在這個時候，我被中共清除出黨！從此，我的人權狀況不斷惡化！到2008年7月11日，我先後兩次被迫害失業近7年，我的家一次又一次被逼到瀕臨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危境！
（5）因為揭露江澤民賣國被關進監獄5年。
這輩子從未想過會被關進監獄，特別是修鍊法輪功之後，我時時處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戒掉了一切不良習氣，學習勤奮，工作認真，生活簡樸，作風正派。
有人給我送錢，我退回去了；有人給我送金戒子，我退回去了；有人給我送禮品，我退回去了；有人「暗送秋波」，我只當沒看見；有人評我「優秀公務員」，我堅決不要；分配住房，按照我的條件，我可以分到大三室一廳，也可以分到兩室兩廳，也可以分到嶄新的兩室一廳，最後，我選了一套樓層很高、朝向很不好的舊兩室一廳！
然而，2008年7月11日至2013年7月10日，我卻被中共關進監獄整整5年，1825天，一天也沒有少！起因是什麼？
2008年7月1日，中共建黨87周年紀念日，就江澤民將相當於40多個台灣的中國領土無條件拱手送給俄羅斯等國，我寫了《江澤民是「分裂中國」的千古罪人》，分別寄給我的中學校友，時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利明，北京市西城區德勝街道辦事處610辦公室領導韓軍等。2008年7月11日，我被抓進北京市西城區看守所。
坐牢的5年，我親歷了中共公、檢、法、司的腐敗與黑暗。當時中共公、檢、法、司的最高領導是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周永康是中共政法系統最大的政治騙子。在周永康的帶頭作用下，辦理我的案子的所有官員都在騙：鑒定人騙預審警官，預審警官騙初審法官，初審法官騙終審法官，終審法官騙監獄警官，然後，所有這些人合起伙來，上騙時任中共黨魁胡錦濤，下騙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
坐牢的5年裡，就江澤民「分裂中國」的滔天大罪，就辦理我的案子的人知法犯法，執法犯法，欺上騙下，兒戲法律，玩弄法律，踐踏人權，利用「人民法院」破壞法律實踐，我寫了大量檢舉信、控告信，白紙黑字向江澤民等索賠超過1億元人民幣。中共的公、檢、法、司從下到上沒有一位官員敢對此說一個「不」字！
然而，由於中共是一黨專政，黨永遠大於法，權永遠大於法。黨高於一切，黨什麼都管，管立法，黨管執法，黨管司法，黨管公安局，黨管檢察院，黨管法院，黨管監獄，黨是運動員，黨是教練員，黨是裁判員，而且黨管一切，全都是暗箱操作。中共的黨內監督只是黨內爭權奪利的工具，媒體無法監督，民主黨派無法監督，民眾無法監督。
這樣，無數的冤假錯案每天被這樣一套「黨天下」的「體制、機制、法制」複製出來。我是法學博士，曾經在中紀委法規室工作過，親身參與了許多法規的起草、制定、宣傳。最後，輪到我身陷囹圄之時，所有的法律、法規全部失效！法律法規最後變成了什麼？陞官的工具，發財的工具，整人的工具，騙人的工具！除此之外，就是一堆廢紙！
我坐牢5年的親身經歷充分證明：只要中共當政一天，中國就不可能「依法治國」，對中共「依法治國」不要抱一絲一毫的幻想。在當今中共的統治下，冤獄遍中華，冤魂遍中華！
（6）「中國共產黨亡」是天定的。
回顧我55年的生命旅程，可以概括為：五次大落，接下來，是五次大起。第一次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團」；之後，我上了大學。第二次因觀看一次遊行成為我所在大學最後一名被分配工作的碩士畢業生，但是，這次打擊對我認識中共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第三次因簽一個名被取消博士研究生錄取資格；5 年後，我被分配到中共最高層工作。第四次因在法輪功問題上向江澤民講真話，我從中共最高層被打到中國社會的最底層；但是，我對中共到底是什麼東西的認識大大提高。第五次從中國社會的最底層被打入人間地獄；與此同時，我在李洪志師尊的呵護下，歷經九九八十一難，「一關一難一層天」的往上走，走出了一條「一正壓百邪」的通天大道。2015年1月22日，我來到世界之都——美國紐約，隔着浩瀚的太平洋，站在人類歷史的高度，縱覽共產主義誕生以來170的歷史，對共產黨的邪惡本質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1848年，中共的老祖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兩個著名的「殺人理論」：一是通過暴力革命「顛覆國家政權」；二是與傳統觀點實行最徹底的決裂。這兩個理論都是極端邪惡的。因為當時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處在青少年時期，還沒有步入中年，更沒有進入老年，在這個時候煽動用殺人的方式「顛覆國家政權」，就是大逆不道；而能夠千百年流傳下來的傳統觀點，比如信神敬神，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維持最重要的價值觀。與傳統觀點徹底決裂，就是從精神上殺人。
而這兩個邪惡理論被中共完完全全繼承下來了。1921年，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僅9歲，中共就決定顛覆中華民國，經過28年不間斷的殺人，終於在1949年10月1日奪權成功。之後，中共通過幾十次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繼續不斷從肉體和精神上殺人，總計達8000多萬。僅1959年至1962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運動就活活餓死近4000萬人！十年文革中，僅雲南省委書記趙建民一個冤案，就牽連138萬多人，打死1萬7千多人，打殘6萬多人！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動對法輪功的迫害以來，中共輪番運用一切專政機器和宣傳機器向普世價值「真、善、忍」宣戰。持續18年半的迫害，將共產主義的終極目地暴露無遺。馬克思創立的共產主義理論在當今中國的實踐，如果用四個字概括，就是「高壓」、「欺騙」；如果用三個字概括，就是「假、惡、斗」；如果用兩個字概括，就是「邪教」。那麼，共產黨是什麼黨？是殺人無數、害人無數、毀滅人類的邪黨！
記得我讀碩士研究生時，1988年夏，我的大學校長到保加利亞索菲亞大學參加百年校慶，受到保加利亞總統日夫科夫接見，日夫科夫總統在演講中一句「索菲亞大學是保加利亞自由思想的搖籃」，讓這位具有很高學術成就的老校長激動的不得了，認為保加利亞政府如何如何重視教育，如何如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然而，令這位學識淵博、非常受人尊敬的老校長做夢也想不到的是：僅僅過了一年，整個東歐共產黨像多米諾骨牌倒下一樣，天地劇變。1989年11月10日，日夫科夫總統被迫辭職。1992年9月，日夫科夫被保加利亞最高法院判處7年監禁，監外執行。1990年2月，保加利亞共產黨自行宣布放棄一黨專政，改名為保加利亞社會黨。
中共是否會象保加利亞那樣一夜之間「變了天」？這裡，我不想下斷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中共必亡，且為期不遠。這不是人定的，是神定的。否定神，反對神，瘋狂迫害敬神信神法輪功學員的中共，其腐敗已達到了人類有史以來登峰造極的地步，正處在迅速解體之中，只剩下一個空殼了。
每一個法輪功真修者都相信：神注視着我們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每一個法輪功真修者，都曾親歷過神跡。奉勸中國大陸還跟在江澤民屁股後面迫害法輪功的人，趕快停止迫害法輪功，在「天滅中共」的大劫來臨之前，趕緊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三退」保平安！
2018年2月3日於美國紐約
（責任編輯：明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