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04月11日訊】人權組織「保護衛士」發布最新報告，揭露中共強迫被拘留者透過電視採訪公開認罪的黑幕。這份100多頁的英文報告，分析了過去五年來，媒體播出的45例電視認罪。值得關注的是，當這些人「被認罪」時都還沒經過審判，絕大多數人甚至沒有被正式逮捕，就被迫上鏡頭。
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最新報告指出，在中共專制體制下，中國政治犯出現在電視「被認罪」的畫面，越來越常見。
這份名為《劇本和策劃：中國強迫電視認罪的幕後》的報告，以超過百頁的篇幅，分析了自2013年至2018年間，被播出的45宗電視認罪個案，採訪了十名位相關人士，包括受害者、家屬及律師。
報告指出，中共當局以電視強迫認罪的各種手段，從個案中可以看到，許多認罪片都由警方全權策劃和操控劇本台詞，部分人是受到威嚇之下認罪，有人更是被鎖在籠子裡，讓相機鏡頭穿過鐵欄拍攝。
其中，有受訪者講述被強迫認罪的過程，指出包括上電視的衣著都會被官方安排，而且當局會準備好認罪劇本，更如導演般一步步指導認罪者的正確表情語調、包括流淚哽咽在內，重複排演錄製。
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強迫認罪肯定是不對的，你基本是很多時候是審判都沒有審的時候，就把那些關起來的人能給弄上電視，弄上報紙去認罪，這根本就是把整個法律的程序給流失，給踐踏了。」
北京執業律師江天勇，曾參與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山西黑磚窯案件、北京律師直選、法輪功個案等多件維權行動，也因此在中國一直處於被監控、騷擾和威脅之中，也曾經被「電視認罪」。
江天勇律師之妻金變玲：「江天勇被迫電視認罪，肯定是在裡面受到了嚴重的酷刑，因為他在2011年末，2011年茉莉花事件的時候，他被失蹤兩個月，他曾經都說，他在那裡面就想死，裡面就是被剝奪睡眠毆打，然後被煙熏，所以他當時說，在裡面就感覺馬上就要瘋了。」
2011年2月19號，中國「茉莉花事件」中，江天勇律師被警察帶走，失蹤二個月，被「指定住所監視居住」。
鄒幸彤：「『指定住所監視居住』，就是把一個人關起來，不告訴外界他在什麼地方，不讓他聯繫外面的人，那這種情況就最容易有各種酷刑，各種的強迫，那當事人在沒有外界信息，沒有法律意見的情況下，是很容易被迫做出不是他意願的事情。」
金變玲：「他也發過聲明，他說他在非自由狀態下所有的認罪，所有的承諾都是無效的，江天勇在2017年3月1日被電視認罪之後，當局就是為了他在2017年，去年8月22日開庭，讓江天勇認罪，給江天勇定罪，這個就是為了他們自己自編自導的一個劇本。」
事實上，「電視認罪」從文革時期就已經存在，當時不管你是哪一派，只要當局看不順眼，你就有罪，還得面對鏡頭認罪，「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這句口號，也就成為決定生死的口訣。
香港《中國勞動透視》執委，同時也是支聯會副主席的鄒幸彤認為，中共所謂「電視認罪」的宣傳對象，主要是國內那些被封閉的民眾。
鄒幸彤：「它這些認罪所要宣傳的對象，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裡面的世界，是牆內的世界，這個牆內信息不對等的狀態下，不會翻牆，只能夠看到官方信息的話，就會相信這些人是這樣真心的說他們以前做的是錯的。說他們勾結外國勢力什麼什麼來的東西。在中共的角度，它可能是能夠達到它的宣傳，那就是這個體制可怕之處。」
報告同時也指出，中共是如何通過威脅，折磨和恐懼獲取口供；警察如何支配和操縱供詞；以及它們如何經常被用作國內民眾的宣傳工具，甚至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採訪/陳漢 編輯/黃億美 後製/周天
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最新報告指出，在中共專制體制下，中國政治犯出現在電視「被認罪」的畫面，越來越常見。
這份名為《劇本和策劃：中國強迫電視認罪的幕後》的報告，以超過百頁的篇幅，分析了自2013年至2018年間，被播出的45宗電視認罪個案，採訪了十名位相關人士，包括受害者、家屬及律師。
報告指出，中共當局以電視強迫認罪的各種手段，從個案中可以看到，許多認罪片都由警方全權策劃和操控劇本台詞，部分人是受到威嚇之下認罪，有人更是被鎖在籠子裡，讓相機鏡頭穿過鐵欄拍攝。
其中，有受訪者講述被強迫認罪的過程，指出包括上電視的衣著都會被官方安排，而且當局會準備好認罪劇本，更如導演般一步步指導認罪者的正確表情語調、包括流淚哽咽在內，重複排演錄製。
香港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強迫認罪肯定是不對的，你基本是很多時候是審判都沒有審的時候，就把那些關起來的人能給弄上電視，弄上報紙去認罪，這根本就是把整個法律的程序給流失，給踐踏了。」
北京執業律師江天勇，曾參與艾滋病感染者的救助、山西黑磚窯案件、北京律師直選、法輪功個案等多件維權行動，也因此在中國一直處於被監控、騷擾和威脅之中，也曾經被「電視認罪」。
江天勇律師之妻金變玲：「江天勇被迫電視認罪，肯定是在裡面受到了嚴重的酷刑，因為他在2011年末，2011年茉莉花事件的時候，他被失蹤兩個月，他曾經都說，他在那裡面就想死，裡面就是被剝奪睡眠毆打，然後被煙熏，所以他當時說，在裡面就感覺馬上就要瘋了。」
2011年2月19號，中國「茉莉花事件」中，江天勇律師被警察帶走，失蹤二個月，被「指定住所監視居住」。
鄒幸彤：「『指定住所監視居住』，就是把一個人關起來，不告訴外界他在什麼地方，不讓他聯繫外面的人，那這種情況就最容易有各種酷刑，各種的強迫，那當事人在沒有外界信息，沒有法律意見的情況下，是很容易被迫做出不是他意願的事情。」
金變玲：「他也發過聲明，他說他在非自由狀態下所有的認罪，所有的承諾都是無效的，江天勇在2017年3月1日被電視認罪之後，當局就是為了他在2017年，去年8月22日開庭，讓江天勇認罪，給江天勇定罪，這個就是為了他們自己自編自導的一個劇本。」
事實上，「電視認罪」從文革時期就已經存在，當時不管你是哪一派，只要當局看不順眼，你就有罪，還得面對鏡頭認罪，「對不起黨、對不起毛主席」這句口號，也就成為決定生死的口訣。
香港《中國勞動透視》執委，同時也是支聯會副主席的鄒幸彤認為，中共所謂「電視認罪」的宣傳對象，主要是國內那些被封閉的民眾。
鄒幸彤：「它這些認罪所要宣傳的對象，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裡面的世界，是牆內的世界，這個牆內信息不對等的狀態下，不會翻牆，只能夠看到官方信息的話，就會相信這些人是這樣真心的說他們以前做的是錯的。說他們勾結外國勢力什麼什麼來的東西。在中共的角度，它可能是能夠達到它的宣傳，那就是這個體制可怕之處。」
報告同時也指出，中共是如何通過威脅，折磨和恐懼獲取口供；警察如何支配和操縱供詞；以及它們如何經常被用作國內民眾的宣傳工具，甚至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採訪/陳漢 編輯/黃億美 後製/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