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被驅逐者和「特殊移民」的「返回權利」，促成了一些矛盾和不連貫的政府政策。40年代末，這個問題以一種相當激進的方式得到解決：當局認定，1941至1945年被驅逐的人實際上都是被「永久驅逐」。這樣，已達成年年齡的被驅逐者子女之命運所帶來的問題，就立即消失了。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也一直是「特殊移民」。
1948至1953年間，「特殊移民」人數繼續增長，從1948年初的234萬2,000，增至1953年1月的275萬3,000。這種上升，是新的幾波驅逐潮的結果。1948年5月22日和23日，在立陶宛──一個仍在抵制強制集體化的國家，NKVD發起了一場名為「春季行動」（Operation Spring）的大型圍捕行動。在48小時內，有36,932名男子、婦女和兒童被逮捕，並用32支車隊驅逐。所有人都被分類為「土匪、民族主義者和這兩類的家庭成員」。經過四至五週的行程後，他們被分到東西伯利亞各個軍事管制總部，並開始在不同的伐木中心的惡劣條件下工作。
一個NKVD便條上說：「作為勞動力被發配到伊加拉（Igara）林場（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的立陶宛家庭，目前生活在很不適合當地氣候的條件下：屋頂漏水，窗戶沒玻璃，沒有家具，也沒有床。這些被驅逐者睡在地板上、苔蘚或稻草床上。這種過度擁擠的狀況和對衛生條例的不斷違反，導致特殊移民中出現斑疹傷寒和痢疾病例。這些病例有時還是致命的。」
僅在1948年，就有近5萬名立陶宛人被作為「特殊移民」驅逐；3萬人被發配到古拉格。此外，根據內政部的數字，21,259名立陶宛人在該共和國的「平定行動」中被殺。1948年底，儘管受到當局愈來愈強大的壓力，波羅的海諸國僅不到4%的土地經歷了集體化。
1949年初，蘇聯政府決定加速波羅的海國家的蘇維埃化進程，並在這些新近被吞併的共和國「一勞永逸地根除土匪活動和民族主義」。1月12日，部長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頒布了一項法令，內容是「關於從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驅逐和流放所有富農及其家屬、現狀非法的土匪和民族主義者的家屬、在武裝對抗中被殺的土匪的家屬、仍在進行敵對行動的任何被捕或獲釋土匪，以及任何土匪的同謀的家屬」。從1949年3月至5月，近95,000人從這些波羅的海共和國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根據1949年5月18日謝爾蓋‧克魯格洛夫寫給斯大林的報告，這些「對蘇維埃政權敵對和危險的分子」包括27,084名16歲以下者、1,785名失去家庭的幼兒、146名殘疾人和2,850名體弱的老年人。1951年9月，一系列新的掃蕩導致另17,000名所謂的波羅的海富農被驅逐。1940至1953年間，從波羅的海地區被驅逐者估計有20萬人，包括約12萬立陶宛人、5萬拉脫維亞人，以及稍多於3萬的愛沙尼亞人。這些數字，還應當加進1953年被監禁在古拉格的波羅的海國家的人數──總共75,000人，包括特殊營地裡的44,000人。這些營地是留作關押毫不妥協的政治犯的。在這些特殊營地裡，20%的囚犯有波羅的海血統。共有10%的波羅的海成年人口被驅逐或關在營地內。
摩爾達維亞人──被蘇聯占領的又一民族，也強烈抵制蘇維埃化和集體化。1949年底，當局在「社會外來敵對分子」中，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驅逐掃蕩。這次行動由摩爾達維亞共產黨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Leonid Ilych Brezhnev）監督。他後來成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1950年2月17日，克魯格洛夫給斯大林的一份報告披露，有94,792名摩爾達維亞人作為「特殊移民」被「永久性驅逐」。如果其它驅逐行動運輸期間那樣的死亡率也適用於摩爾達維亞行動，那麼將意味著摩爾達維亞減少了約12萬人，即近7%的人口。1949年6月，來自黑海沿岸的57,680名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土耳其人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和阿爾泰。
整個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在烏克蘭被俘的OUN（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UPA（烏克蘭反抗軍）游擊隊員占了「特殊移民」的很大一部分。從1944年7月至1949年12月，蘇聯當局七次呼籲反抗軍放棄武器，承諾要實行大赦，但無實質效果。1945至1947年，西烏克蘭的農村仍很大程度上由反抗軍所掌控。他們受到敵視任何形式集體化的農民的支持。這些反抗軍在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活動，被追捕時就越過邊界逃離。從蘇聯政府與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簽署的協調打擊這些烏克蘭幫派的協議中，就能對這場反抗運動的規模有所了解。作為該協議的結果，波蘭政府將其全部烏克蘭人口遷至波蘭西北部，意在令烏克蘭的反叛活動喪失基地。
1946至1947年的飢荒，迫使東烏克蘭數以萬計的農民逃往受影響較小的西部地區，這也使得反抗軍人數增多。從1949年12月30日烏克蘭內政部長簽署的上次大赦提案來判斷，反叛幫派不是僅由農民組成。該提案文本也在「各類盜匪」中，提到「逃離工廠、頓涅茨克礦山和工業學校的年輕人」。在土地強制集體化、整村整村遷移、30多萬人被逮捕和驅逐之後，西烏克蘭終於在1950年底被「平定」下來。據內務部統計，1944至1952年，近17萬2,000名OUN和UPA成員作為「特殊移民」，往往連同家屬一起，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
對內務部所稱的多樣化群體（diverse contingents）的驅逐行動，一直持續到斯大林去世。1951年和1952年，作為各種小規模行動的結果，以下這些人被驅逐：格魯吉亞的11,685名明格列爾人（Mingrelians）和4,707名伊朗人、4,365名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es）、西白俄羅斯的4,431名「富農」、西烏克蘭的1,445名「富農」、普斯科夫地區的1,415名「富農」、自稱為「真正東正教基督徒」的宗派的995人、塔吉克斯坦的2,795名巴斯瑪奇（basmachis，譯者注：烏茲別克語「土匪」之意），以及591名「遊民」。這些被驅逐者受到稍輕一點的、10至12年的判決。#（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1948至1953年間，「特殊移民」人數繼續增長，從1948年初的234萬2,000，增至1953年1月的275萬3,000。這種上升，是新的幾波驅逐潮的結果。1948年5月22日和23日，在立陶宛──一個仍在抵制強制集體化的國家，NKVD發起了一場名為「春季行動」（Operation Spring）的大型圍捕行動。在48小時內，有36,932名男子、婦女和兒童被逮捕，並用32支車隊驅逐。所有人都被分類為「土匪、民族主義者和這兩類的家庭成員」。經過四至五週的行程後，他們被分到東西伯利亞各個軍事管制總部，並開始在不同的伐木中心的惡劣條件下工作。
一個NKVD便條上說：「作為勞動力被發配到伊加拉（Igara）林場（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的立陶宛家庭，目前生活在很不適合當地氣候的條件下：屋頂漏水，窗戶沒玻璃，沒有家具，也沒有床。這些被驅逐者睡在地板上、苔蘚或稻草床上。這種過度擁擠的狀況和對衛生條例的不斷違反，導致特殊移民中出現斑疹傷寒和痢疾病例。這些病例有時還是致命的。」
僅在1948年，就有近5萬名立陶宛人被作為「特殊移民」驅逐；3萬人被發配到古拉格。此外，根據內政部的數字，21,259名立陶宛人在該共和國的「平定行動」中被殺。1948年底，儘管受到當局愈來愈強大的壓力，波羅的海諸國僅不到4%的土地經歷了集體化。
1949年初，蘇聯政府決定加速波羅的海國家的蘇維埃化進程，並在這些新近被吞併的共和國「一勞永逸地根除土匪活動和民族主義」。1月12日，部長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頒布了一項法令，內容是「關於從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驅逐和流放所有富農及其家屬、現狀非法的土匪和民族主義者的家屬、在武裝對抗中被殺的土匪的家屬、仍在進行敵對行動的任何被捕或獲釋土匪，以及任何土匪的同謀的家屬」。從1949年3月至5月，近95,000人從這些波羅的海共和國被放逐到西伯利亞。根據1949年5月18日謝爾蓋‧克魯格洛夫寫給斯大林的報告，這些「對蘇維埃政權敵對和危險的分子」包括27,084名16歲以下者、1,785名失去家庭的幼兒、146名殘疾人和2,850名體弱的老年人。1951年9月，一系列新的掃蕩導致另17,000名所謂的波羅的海富農被驅逐。1940至1953年間，從波羅的海地區被驅逐者估計有20萬人，包括約12萬立陶宛人、5萬拉脫維亞人，以及稍多於3萬的愛沙尼亞人。這些數字，還應當加進1953年被監禁在古拉格的波羅的海國家的人數──總共75,000人，包括特殊營地裡的44,000人。這些營地是留作關押毫不妥協的政治犯的。在這些特殊營地裡，20%的囚犯有波羅的海血統。共有10%的波羅的海成年人口被驅逐或關在營地內。
摩爾達維亞人──被蘇聯占領的又一民族，也強烈抵制蘇維埃化和集體化。1949年底，當局在「社會外來敵對分子」中，進行了一場大規模的驅逐掃蕩。這次行動由摩爾達維亞共產黨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Leonid Ilych Brezhnev）監督。他後來成為蘇聯共產黨總書記。1950年2月17日，克魯格洛夫給斯大林的一份報告披露，有94,792名摩爾達維亞人作為「特殊移民」被「永久性驅逐」。如果其它驅逐行動運輸期間那樣的死亡率也適用於摩爾達維亞行動，那麼將意味著摩爾達維亞減少了約12萬人，即近7%的人口。1949年6月，來自黑海沿岸的57,680名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土耳其人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和阿爾泰。
整個20世紀40年代後半期，在烏克蘭被俘的OUN（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和UPA（烏克蘭反抗軍）游擊隊員占了「特殊移民」的很大一部分。從1944年7月至1949年12月，蘇聯當局七次呼籲反抗軍放棄武器，承諾要實行大赦，但無實質效果。1945至1947年，西烏克蘭的農村仍很大程度上由反抗軍所掌控。他們受到敵視任何形式集體化的農民的支持。這些反抗軍在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邊境活動，被追捕時就越過邊界逃離。從蘇聯政府與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簽署的協調打擊這些烏克蘭幫派的協議中，就能對這場反抗運動的規模有所了解。作為該協議的結果，波蘭政府將其全部烏克蘭人口遷至波蘭西北部，意在令烏克蘭的反叛活動喪失基地。
1946至1947年的飢荒，迫使東烏克蘭數以萬計的農民逃往受影響較小的西部地區，這也使得反抗軍人數增多。從1949年12月30日烏克蘭內政部長簽署的上次大赦提案來判斷，反叛幫派不是僅由農民組成。該提案文本也在「各類盜匪」中，提到「逃離工廠、頓涅茨克礦山和工業學校的年輕人」。在土地強制集體化、整村整村遷移、30多萬人被逮捕和驅逐之後，西烏克蘭終於在1950年底被「平定」下來。據內務部統計，1944至1952年，近17萬2,000名OUN和UPA成員作為「特殊移民」，往往連同家屬一起，被放逐到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
對內務部所稱的多樣化群體（diverse contingents）的驅逐行動，一直持續到斯大林去世。1951年和1952年，作為各種小規模行動的結果，以下這些人被驅逐：格魯吉亞的11,685名明格列爾人（Mingrelians）和4,707名伊朗人、4,365名耶和華見證人（Jehovah’s Witnesses）、西白俄羅斯的4,431名「富農」、西烏克蘭的1,445名「富農」、普斯科夫地區的1,415名「富農」、自稱為「真正東正教基督徒」的宗派的995人、塔吉克斯坦的2,795名巴斯瑪奇（basmachis，譯者注：烏茲別克語「土匪」之意），以及591名「遊民」。這些被驅逐者受到稍輕一點的、10至12年的判決。#（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