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貫標榜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特徵。前任總理溫家寶甚至說「公平正義比太陽還要有光輝」。然而改革開放40年了，這樣的光輝卻遲遲照不到廣大中國民眾的身上，今天的社會不公甚至比改革開放前更普遍更嚴重。它們就像籠罩整個中國的無邊陰雲，讓人窒息而無奈。
分配不公是當前最突出也最為民眾詬病的一種社會不公。
在任何社會和國家，由於天賦、能力和機會不同等原因，人們的收入不可避免都會存在一定差距，不可能絕對平等，只要付出與收入成正比，即使有差距也是合理的，一般情況下人們也不會覺得不公。但中國的情況恰恰不是這樣，有的人付出很多，收入卻很少，有的付出很少，甚至沒付出，收入卻很多。總之，相當一部分人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來自人民網的一項調查表明，抱怨「幹得多，掙得少」的人將近70%（注1）。可見分配不公有多普遍。就連溫家寶也多次承認這個問題已很嚴重。
那麼，當前的分配不公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國民收入的分配是一個重要方面。在初次分配中，這種不公具體體現為政府、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格局明顯失衡，政府和企業分得的蛋糕比例越來越大，勞動者的比例則越來越小。一般來說，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標是分配率，即勞動報酬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如果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越高，則說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在市場經濟成熟的國家，這個比重都很高。以美國為例，國民總產值的70%是勞動報酬，其它國家的分配率也普遍都在54％～65％之間。而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財政收入大幅增長，資本所有者所得畸高，勞動所得卻持續下降。權威資料表明，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資本收入占比也在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注2）。而與此同時，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1991年為15.3%，1996年降至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又進一步降到11％（注3）。人們把這種不正常的現象譏諷為「GDP一大步，財政稅收兩大步，居民收入邁半步」、 「強資本、弱勞動」。
由政府主導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本來的作用是要彌補市場機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但在中國卻存在著明顯的「逆向調節」現象，由於行政費用快速增長，「三公」消費日趨龐大，再加上財政支出長期重發展、輕民生，初次分配中存在的不公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彌補，反而還進一步擴大了。
與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公相比，老百姓對貧富階層之間的分配不公更為敏感。根據官方統計部門的資料推算，2005年和2008年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別為21倍和23倍，但經濟學家王小魯通過研究發現，實際差距其實更高，分別為約55倍和65倍。在全國產煤大縣山西左雲，近年來誕生了數以百計、身家億萬的「煤老闆」，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國平均水準還低400多元（注4）。
貧富階層之間的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固然跟他們的正常收入懸殊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前者作為當今社會的官僚集團，在正當收入之外還有大量不正當的灰色收入，而且這部分收入比他們的正常收入遠要高得多，而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後者，他們的收入中卻沒有這一塊。根據王小魯的研究，全國的灰色收入在2005年接近3萬億元，到2008年這個數字進一步上升為5.4億元。灰色收入主要來源於腐敗，其中包括：（1）錢權交易，以權謀私；（2）公共投資與腐敗；（3）土地收益的分配；（4）其它壟斷收益的分配。這就是說，強勢集團憑藉手中的權力和資本，在沒有付出任何勞動的情況下，就將高達數億元的巨額財富全部侵吞了，而作為財富創造者之一的普通百姓卻沒有分得分文。試想，還有比這更不公平公正的分配嗎？（注5）
城鄉居民之間的分配不公也很明顯。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的城鎮居民平均收入比農村高2—3倍。80年代中期，一度下降為1.86倍。之後差距繼續擴大，2006年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已超過農村3.28倍。在20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了1.76倍，兩者的收入比從1997年的2.6∶1上升到2010年的3.33∶1，不僅遠遠高於發達國家，也高於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注6）。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介紹，城鄉居民收入比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而在中國目前已高達3.3倍（注7）。
農民工與城鎮職工之間的分配不公是城鄉居民分配不公的一個重要方面。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打工，他們從事的大多是城裡人不願從事的又苦、又髒、又累、又危險的工種，勞動時間長、強度大。但受身分的影響，儘管他們付出的比城鎮職工多，工資待遇卻明顯比他們差。權威統計顯示，從2001年到2005年，城鎮職工年均工資以年平均增長率14%左右的速度上升，而同期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年平均增長率僅為6%左右，剔除物價上漲等因素增長更加緩慢，城鎮職工工資的絕對水準與農民工工資絕對水準之比已由2001年的2倍擴大到目前的2.8倍左右。2006年全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為21,001元，實際增長12.7%，而全國農民工外出務工年平均收入僅為11,352元，同比增長9.9%，城鎮居民與農民工的工資收入進一步擴大（注8）。
分配不公還存在於不同行業之間。目前大陸最高的與最低的職工工資已相差15倍左右（注9），壟斷行業收入過高的問題更是令大眾憤憤不平。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介紹，「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金融、電力、電信等行業與製造加工業工資水準差不多，但隨著壟斷地位的加強，這些行業的工資水準已遠遠超過社會平均水準。」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它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注10）。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的差距更是高達128倍（注11）。另有資料表明，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達1.07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準的部分約9,200億元（注12）。#
注釋
注1：引自《社會公平調查：96%民眾對權力造成的不公不滿》，載2008年11月6日人民網。
注2：引自《劉煜輝：初次分配比二次分配更重要》，載2009年5月9日南方網。
注3：引自百度百科「國民收入初次分配」詞條。
注4、注6、注8、注10：引自《新華社：內地貧富差距逼近社會容忍紅線》，載2010年5月10日《經濟參考報》。
注5：引自《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載《財經》雜誌總186期。
注7：引自《看懂中國貧富差距》第14頁，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注9：引自《城鄉分配：農民工需要「公平起點」》，載2008年第2期《瞭望》。
注11：引自《國有石油公司職工曬工資單 自曝買房便宜100萬》，載2010年4月15日新華網。
注12：引自《加上灰色收入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大於0.5》，載2010年8月9 日《南方週末》。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分配不公是當前最突出也最為民眾詬病的一種社會不公。
在任何社會和國家，由於天賦、能力和機會不同等原因，人們的收入不可避免都會存在一定差距，不可能絕對平等，只要付出與收入成正比，即使有差距也是合理的，一般情況下人們也不會覺得不公。但中國的情況恰恰不是這樣，有的人付出很多，收入卻很少，有的付出很少，甚至沒付出，收入卻很多。總之，相當一部分人的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來自人民網的一項調查表明，抱怨「幹得多，掙得少」的人將近70%（注1）。可見分配不公有多普遍。就連溫家寶也多次承認這個問題已很嚴重。
那麼，當前的分配不公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國民收入的分配是一個重要方面。在初次分配中，這種不公具體體現為政府、企業和勞動者之間的分配格局明顯失衡，政府和企業分得的蛋糕比例越來越大，勞動者的比例則越來越小。一般來說，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標是分配率，即勞動報酬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如果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越高，則說明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在市場經濟成熟的國家，這個比重都很高。以美國為例，國民總產值的70%是勞動報酬，其它國家的分配率也普遍都在54％～65％之間。而中國的情況恰恰相反，財政收入大幅增長，資本所有者所得畸高，勞動所得卻持續下降。權威資料表明，政府預算內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從10.95%上升至20.57%，若加上預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讓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國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潤，政府的大預算收入幾乎占到了國民收入的30%。資本收入占比也在持續上升，企業營業盈餘占GDP的比重從21.23%上升至31.29%（注2）。而與此同時，職工工資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1991年為15.3%，1996年降至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又進一步降到11％（注3）。人們把這種不正常的現象譏諷為「GDP一大步，財政稅收兩大步，居民收入邁半步」、 「強資本、弱勞動」。
由政府主導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本來的作用是要彌補市場機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但在中國卻存在著明顯的「逆向調節」現象，由於行政費用快速增長，「三公」消費日趨龐大，再加上財政支出長期重發展、輕民生，初次分配中存在的不公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彌補，反而還進一步擴大了。
與國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公相比，老百姓對貧富階層之間的分配不公更為敏感。根據官方統計部門的資料推算，2005年和2008年全國最高與最低收入10％家庭間的人均收入差距分別為21倍和23倍，但經濟學家王小魯通過研究發現，實際差距其實更高，分別為約55倍和65倍。在全國產煤大縣山西左雲，近年來誕生了數以百計、身家億萬的「煤老闆」，但當地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359元，比全國平均水準還低400多元（注4）。
貧富階層之間的差距之所以如此之大，固然跟他們的正常收入懸殊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則在於，前者作為當今社會的官僚集團，在正當收入之外還有大量不正當的灰色收入，而且這部分收入比他們的正常收入遠要高得多，而作為社會弱勢群體的後者，他們的收入中卻沒有這一塊。根據王小魯的研究，全國的灰色收入在2005年接近3萬億元，到2008年這個數字進一步上升為5.4億元。灰色收入主要來源於腐敗，其中包括：（1）錢權交易，以權謀私；（2）公共投資與腐敗；（3）土地收益的分配；（4）其它壟斷收益的分配。這就是說，強勢集團憑藉手中的權力和資本，在沒有付出任何勞動的情況下，就將高達數億元的巨額財富全部侵吞了，而作為財富創造者之一的普通百姓卻沒有分得分文。試想，還有比這更不公平公正的分配嗎？（注5）
城鄉居民之間的分配不公也很明顯。在上世紀50年代，中國的城鎮居民平均收入比農村高2—3倍。80年代中期，一度下降為1.86倍。之後差距繼續擴大，2006年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已超過農村3.28倍。在20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擴大了1.76倍，兩者的收入比從1997年的2.6∶1上升到2010年的3.33∶1，不僅遠遠高於發達國家，也高於巴西、阿根廷等發展中國家（注6）。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介紹，城鄉居民收入比國際上最高在2倍左右，而在中國目前已高達3.3倍（注7）。
農民工與城鎮職工之間的分配不公是城鄉居民分配不公的一個重要方面。隨著城市化的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打工，他們從事的大多是城裡人不願從事的又苦、又髒、又累、又危險的工種，勞動時間長、強度大。但受身分的影響，儘管他們付出的比城鎮職工多，工資待遇卻明顯比他們差。權威統計顯示，從2001年到2005年，城鎮職工年均工資以年平均增長率14%左右的速度上升，而同期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年平均增長率僅為6%左右，剔除物價上漲等因素增長更加緩慢，城鎮職工工資的絕對水準與農民工工資絕對水準之比已由2001年的2倍擴大到目前的2.8倍左右。2006年全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為21,001元，實際增長12.7%，而全國農民工外出務工年平均收入僅為11,352元，同比增長9.9%，城鎮居民與農民工的工資收入進一步擴大（注8）。
分配不公還存在於不同行業之間。目前大陸最高的與最低的職工工資已相差15倍左右（注9），壟斷行業收入過高的問題更是令大眾憤憤不平。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實介紹，「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金融、電力、電信等行業與製造加工業工資水準差不多，但隨著壟斷地位的加強，這些行業的工資水準已遠遠超過社會平均水準。」根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是其它行業職工平均工資的2—3倍，如果再加上住房、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間（注10）。國有企業高管與社會平均工資的差距更是高達128倍（注11）。另有資料表明，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估算達1.07萬億元，相當於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高出全國職工平均工資水準的部分約9,200億元（注12）。#
注釋
注1：引自《社會公平調查：96%民眾對權力造成的不公不滿》，載2008年11月6日人民網。
注2：引自《劉煜輝：初次分配比二次分配更重要》，載2009年5月9日南方網。
注3：引自百度百科「國民收入初次分配」詞條。
注4、注6、注8、注10：引自《新華社：內地貧富差距逼近社會容忍紅線》，載2010年5月10日《經濟參考報》。
注5：引自《國民收入分配狀況與灰色收入》研究報告摘要，載《財經》雜誌總186期。
注7：引自《看懂中國貧富差距》第14頁，機械工業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
注9：引自《城鄉分配：農民工需要「公平起點」》，載2008年第2期《瞭望》。
注11：引自《國有石油公司職工曬工資單 自曝買房便宜100萬》，載2010年4月15日新華網。
注12：引自《加上灰色收入中國的基尼係數已經大於0.5》，載2010年8月9 日《南方週末》。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