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劉華，一個普通中國農民，曾因上訪被關押在馬三家勞教所中，期間想盡辦法偷偷記下《勞教日記》，後用各種方式包括用女性身體將日記祕密帶出，這些高牆內原生態的散亂信息，拼湊出來的內容震驚中外，揭開了勞教所的黑幕一角，成為當年推動勞教制度廢除的關鍵案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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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華與其丈夫岳永進2002年開始帶領村民維權，揭發村黨支書記非法轉賣土地及貪腐，遭受到連番的打擊報復，地方政府的官官相護，使他們不得不進京上訪，期間，她和丈夫被多次抓捕、勞教，劉華還因與導演杜斌合作曝光馬三家勞教所的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遭受刑訊逼供。
這對年輕時就已經是農村萬元戶的夫婦，如今流落北京，被剝奪了基本的生存權。但疾病纏身的劉華說：「我為自己維權，老天就不會餓死我。我就是過窮日子，我也不怕，我沒錢，一年到頭我都不買菜，我可以去揀菜。誰都不站出來，還有正義嗎？我要站出來說話！人人都起來抗爭，那這體制就完蛋了，就會解體。」
一、小時候我背一個小草蛇上學
劉華（本人提供）
我媽說，我是廟裡偷跑的花大姐托生的，不好養活。我出生在1963年黃曆四月初八，這個生日大，是釋迦牟尼佛生日，也是大廟開門的日子，這天生的人苦難多。後來我給村裡老百姓維權，他們就特別恐懼嘛，鎮裡有個書記就拿我的生辰八字，找個女的算命，算命的說，「你別碰她，別跟她爭，她絕對不會服，這個官司打到底也是你們輸，她這個人特別有毅力，會堅持到底的。」這是後來算命人的姐姐傳出來的。
小時候我家地不多，因房前屋後有點樹，就給定了富農。我5歲那陣，吃集體大鍋飯，貧農都上小隊吃大鍋飯，端個碗、盆，分一大鍋粥。我們只能在小隊鐵門邊，扒著小眼看。我也要進去，為什麼他們吃，不讓咱們吃？我媽拽著我，不讓我去，我就哭鬧，我媽說，「不懂事！咱家是富農，人家是貧農。」
我爸1.8米的大個兒，每天一樣出工，在小隊幹活一點不差，只能掙二三等工分，就因為咱家是「富農」。
8歲時，小隊秋天分笤帚草，扒堆，每家一堆，我家那堆小。我問：「干哈他們家大堆，我們家小堆呀？」我媽說：「你不懂，人家是隊長。」「隊長就要大堆？我也要大堆！」我就上小隊隊長家，抱一堆就走，小隊長說：「這死丫頭！為什麼把我家的往你家抱！」我說：「你家堆大，我家堆小。」我哭，怎麼富農就倒楣呀？為什麼他貧農就多要？我媽說，「貧農是好人，這丫頭從小就和別人不一樣，這麼厲害呢！」
小時不知道黨不黨的，就知道政府壞，那時目標就很明確了，知道一定要反抗，不反抗就受欺負。
我剛上學時，說咱是富農孩子，想戴紅領巾都不給戴呀，走道都給你隔開，人家貧農走一伴，路上她們攔著我就打一頓，欺負我，回家還不敢告訴我媽。後來我就背一個小草蛇或者幾個壁虎上學，裝在一個罐頭瓶子裡。她們一打我，我就把蛇往她們身上扔，她們嚇跑了，我再把蛇撿回來，第二天上學再背上，這樣放學我就能一路暢通回家了。
全家七口人，吃不飽，我大哥上山東背豬大油、背大饅頭、背地瓜乾。二哥上黑龍江背黃豆，第一回背了50斤，到車站，人一搜是黃豆，說他「投機倒把」，車站就給截留了。本來就是借錢弄的黃豆，結果空手回來。
12歲時，我放學看遊鬥「四類分子」，一看那不是我二哥嗎？讓人剃禿了，掛個大牌子，寫個「投機倒把」，上面還打個叉，就因為他把槐樹幹削吧削吧就做了鐵鍬把，就給抓了遊鬥！
二、為村民的土地維權
劉華（本人提供）
17歲我就下學了（畢業），然後在小隊幹了幾年活。1984年我22歲結婚，然後一直在瀋陽蘇家屯紅菱鎮的張良村裡做生意。
2002年的時候，村書記不告訴村民，就把村裡一千畝地給賣了。
人家說：「看你們兩口子，好賴還做點生意，比我們有能耐，就幫我們寫點材料，往上反映反映唄。」我雖然不種地，但地也有咱的，他搶、他非法賣，咱是應該要回一點。不就是寫點材料往上反映嗎？我想得特別簡單。
以前也有人到村委會那個大院反映過土地的事，被村書記打了好幾個耳光，大夥都在怵他。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就去找他，和他理論這個事。
書記說：「我當了24年的大隊書記，我一個吐沫就是一個釘，我就是土皇上。」
「這回就不讓你當釘！」我說，「把你這根針撅折了，你拿什麼穿？我不路過你這針鼻兒，我告到聯合國又怎樣？」「你告吧，你告到聯合國，也要穿過我這個小針鼻兒！」
我說：「我不穿，我越過你，我把你這個針撅折了，拿什麼穿？你從開始賣地到現在，你有什麼法律依據，土地局給你批條了嗎？你拿得出來？沒有，你就是搶！」書記的頭低下來了。
我接著說：「高速公路撥下來這麼多款，還有95年救災款都哪去了？這二十多年，你們貪污這麼多錢，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現在你賣地，也牽扯到我的地了，你要有個說法！還有《土地法》吶！」
村裡老百姓就說，「噢，咋還有《土地法》呀？你咋知道有《土地法》呀？」
村裡有文化的人太少，我在他們眼裡就是有文化的了，雖然我初中沒念滿，但是我學習非常好，平時愛看書，願意買書，什麼《婦女雜誌》啥的，都看。我上新華書店，買了一大摞《土地法》，村裡一家發一本。我自己花錢買，讓他們學。
那時候村書記他們已經賣了一塊集體土地，都蓋上房子了。我到市裡上訪要說法，說《土地法》怎麼講的，一條一條的，大隊怎麼違章的等等，他們認為我講得有道理，就說：「回去你們扒房子吧，不犯法。」於是我回去我就組織村民，把《瀋陽晚報》、《晨報》都給弄來了，把房子一天就扒完了。
扒完以後，區裡和鎮裡的領導，天天穿個大風衣，戴個大口罩，上那地裡挑小石頭，因為要恢復成農田地，蓋房的磚瓦塊要挑出來嘛。
當時我腦子就有意識：查帳。我去瀋陽會計所問，他們說查帳需要費用，於是我們就抬（村民集資）了6萬塊錢，二分錢利息抬的高利，讓我丈夫代簽借用。2002年時，村民已經選我丈夫當了村長，我丈夫是村長、法人，他有權利去審那個帳，所以說從頭到尾我們都是公允的，是合法的。
還得把帳搶出來，會計師才能審查。曾經有的村去查帳，大隊叫人給打成植物人了。所以搶帳那天，他們說「劉華你可要掂量好，搶帳就是你拿人家腦袋，人家就會拿你腦袋的」。當時我就想，可不能出差錯，出差錯我不就廢了，孩子還小呢。
我們先去跟他們要帳，不給。我就讓那書記坐在沙發上，讓幾個人看著他，我再把所有的電話全給薅下來了，讓電話裡外不通。
搶了帳，裝上轎車，往村裡小路上走，不上大道，轉了幾個地方，然後就又換麵包車，一路換了四次車，才把這一車將近三十玻璃絲（塑料）袋子的帳目，全部拿到了瀋陽榮正會計所。十二個審計人員審了大半年，查出我們村幹部出賣集體土地、違法攤派、侵吞村民水電費和侵占救災款等，審計發現有問題的金額達260餘萬元，涉及前任書記王景財及現任書記劉家安等。列出審計報表報到公安部後，公安部就說要抓大隊書記，但大隊書記給公安送了一萬斤大米及數萬元錢，公安部就不了了之了。
但這塊地沒有讓他賣成。俺們村靠法律維權，真的把官司給打贏了。
區裡頭還是不甘心，還要賣這塊地，說不賣給老張，也要賣給老李，還要賣。公章在大隊裡，我半夜就去村委會，把公章偷回來，找個地方挖個坑埋起來了。我丈夫是村長，他們要是搶過公章，扣上公章把地就給賣了，我丈夫也有罪過啊。
哪想到他們會設計陷害我丈夫呢。2002年12月12號，那時下雪了，外面全上凍了。村裡一個打更的，故意把村委辦公室的地用濕拖布拖，之後把門窗打開，水磨石瓷磚的地，就凍上了薄薄一層冰。然後他打電話給我丈夫，說漏水讓我丈夫趕去處理。我丈夫趕到大隊，哪知道地上有冰，大步流星走過去，一茲溜腿就撞到大隊一樓中間的柱子上，整個膝蓋以下全部粉碎性骨折，三級殘疾，左腿和右腿差2寸，不能長時間走路了。後來問那個打更的，為什麼大冷天拖地還開窗？他說是書記讓他幹的。
書記還想要公章，說有個婦女要開流產介紹信，要用公章，讓我上大隊去。我去了說：「村裡老百姓選的婦女主任不用，你大隊書記又當婦女主任又當大隊書記。你在違法。你看這個婦女要個避孕套哇、要流產哪、要帶環，還要找你大隊書記，多彆扭哇。」我說「你要那些避孕套干哈呀」？他說我寒磣他，一拳把我打倒，當時我就昏過去了。醒過來我就去了他家，脫了外衣就上他家炕，躺下睡覺。我說：「我不走了，今天就跟你過了，你不是把我丈夫的腿害殘了嗎？我就跟你過了。」他一看確實把我給打傷了，他就報警。派出所來了，警察說：「劉華，走，上醫院給你看病去，你不能在人家待著。」我說我丈夫讓他害殘了，他還把我打了，我就跟他過了，我就不跟我丈夫過了。他們傻了，都過來哄我上醫院去看病。
一天半夜12點，我正睡覺呢，一個電話把我弄醒：「我告訴你劉華，你再告，我把你腦袋拿下來！」是大隊書記的侄子張富強。我馬上打了110，010-110，北京的110。北京轉到了省公安廳。省公安廳的公安開著七八輛警車就去了他家。半夜1點，他家轉圈全是警燈閃，張富強一下子就毛了。警察把門踢開，進門就拽他脖子：「你他媽大半夜去打恐嚇電話，你知道劉華把電話打到哪了？打到北京，北京轉到省公安廳了，我們還活不活了，為你小破事省公安廳都別睡覺！」霹靂吧啦把他揍了一頓。
後來書記又打了我一次，經過瀋陽市法醫鑑定「輕傷」，「輕傷」他就得坐牢啊，但官官相護，派出所所長包庇他，也不追究，就給他一個「警告」完事，還弄個筆誤，說我把大隊書記打了，我還得給大隊書記拿二百塊錢。這事誰能服哇，我被打了，我還要給他錢！我當然要告他！我就上北京告狀。那時我丈夫正在當村長，到北京和我待了一個多月就回去了。（待續）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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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華與其丈夫岳永進2002年開始帶領村民維權，揭發村黨支書記非法轉賣土地及貪腐，遭受到連番的打擊報復，地方政府的官官相護，使他們不得不進京上訪，期間，她和丈夫被多次抓捕、勞教，劉華還因與導演杜斌合作曝光馬三家勞教所的紀錄片《小鬼頭上的女人》，遭受刑訊逼供。
這對年輕時就已經是農村萬元戶的夫婦，如今流落北京，被剝奪了基本的生存權。但疾病纏身的劉華說：「我為自己維權，老天就不會餓死我。我就是過窮日子，我也不怕，我沒錢，一年到頭我都不買菜，我可以去揀菜。誰都不站出來，還有正義嗎？我要站出來說話！人人都起來抗爭，那這體制就完蛋了，就會解體。」
一、小時候我背一個小草蛇上學
劉華（本人提供）
我媽說，我是廟裡偷跑的花大姐托生的，不好養活。我出生在1963年黃曆四月初八，這個生日大，是釋迦牟尼佛生日，也是大廟開門的日子，這天生的人苦難多。後來我給村裡老百姓維權，他們就特別恐懼嘛，鎮裡有個書記就拿我的生辰八字，找個女的算命，算命的說，「你別碰她，別跟她爭，她絕對不會服，這個官司打到底也是你們輸，她這個人特別有毅力，會堅持到底的。」這是後來算命人的姐姐傳出來的。
小時候我家地不多，因房前屋後有點樹，就給定了富農。我5歲那陣，吃集體大鍋飯，貧農都上小隊吃大鍋飯，端個碗、盆，分一大鍋粥。我們只能在小隊鐵門邊，扒著小眼看。我也要進去，為什麼他們吃，不讓咱們吃？我媽拽著我，不讓我去，我就哭鬧，我媽說，「不懂事！咱家是富農，人家是貧農。」
我爸1.8米的大個兒，每天一樣出工，在小隊幹活一點不差，只能掙二三等工分，就因為咱家是「富農」。
8歲時，小隊秋天分笤帚草，扒堆，每家一堆，我家那堆小。我問：「干哈他們家大堆，我們家小堆呀？」我媽說：「你不懂，人家是隊長。」「隊長就要大堆？我也要大堆！」我就上小隊隊長家，抱一堆就走，小隊長說：「這死丫頭！為什麼把我家的往你家抱！」我說：「你家堆大，我家堆小。」我哭，怎麼富農就倒楣呀？為什麼他貧農就多要？我媽說，「貧農是好人，這丫頭從小就和別人不一樣，這麼厲害呢！」
小時不知道黨不黨的，就知道政府壞，那時目標就很明確了，知道一定要反抗，不反抗就受欺負。
我剛上學時，說咱是富農孩子，想戴紅領巾都不給戴呀，走道都給你隔開，人家貧農走一伴，路上她們攔著我就打一頓，欺負我，回家還不敢告訴我媽。後來我就背一個小草蛇或者幾個壁虎上學，裝在一個罐頭瓶子裡。她們一打我，我就把蛇往她們身上扔，她們嚇跑了，我再把蛇撿回來，第二天上學再背上，這樣放學我就能一路暢通回家了。
全家七口人，吃不飽，我大哥上山東背豬大油、背大饅頭、背地瓜乾。二哥上黑龍江背黃豆，第一回背了50斤，到車站，人一搜是黃豆，說他「投機倒把」，車站就給截留了。本來就是借錢弄的黃豆，結果空手回來。
12歲時，我放學看遊鬥「四類分子」，一看那不是我二哥嗎？讓人剃禿了，掛個大牌子，寫個「投機倒把」，上面還打個叉，就因為他把槐樹幹削吧削吧就做了鐵鍬把，就給抓了遊鬥！
二、為村民的土地維權
劉華（本人提供）
17歲我就下學了（畢業），然後在小隊幹了幾年活。1984年我22歲結婚，然後一直在瀋陽蘇家屯紅菱鎮的張良村裡做生意。
2002年的時候，村書記不告訴村民，就把村裡一千畝地給賣了。
人家說：「看你們兩口子，好賴還做點生意，比我們有能耐，就幫我們寫點材料，往上反映反映唄。」我雖然不種地，但地也有咱的，他搶、他非法賣，咱是應該要回一點。不就是寫點材料往上反映嗎？我想得特別簡單。
以前也有人到村委會那個大院反映過土地的事，被村書記打了好幾個耳光，大夥都在怵他。
我覺得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就去找他，和他理論這個事。
書記說：「我當了24年的大隊書記，我一個吐沫就是一個釘，我就是土皇上。」
「這回就不讓你當釘！」我說，「把你這根針撅折了，你拿什麼穿？我不路過你這針鼻兒，我告到聯合國又怎樣？」「你告吧，你告到聯合國，也要穿過我這個小針鼻兒！」
我說：「我不穿，我越過你，我把你這個針撅折了，拿什麼穿？你從開始賣地到現在，你有什麼法律依據，土地局給你批條了嗎？你拿得出來？沒有，你就是搶！」書記的頭低下來了。
我接著說：「高速公路撥下來這麼多款，還有95年救災款都哪去了？這二十多年，你們貪污這麼多錢，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現在你賣地，也牽扯到我的地了，你要有個說法！還有《土地法》吶！」
村裡老百姓就說，「噢，咋還有《土地法》呀？你咋知道有《土地法》呀？」
村裡有文化的人太少，我在他們眼裡就是有文化的了，雖然我初中沒念滿，但是我學習非常好，平時愛看書，願意買書，什麼《婦女雜誌》啥的，都看。我上新華書店，買了一大摞《土地法》，村裡一家發一本。我自己花錢買，讓他們學。
那時候村書記他們已經賣了一塊集體土地，都蓋上房子了。我到市裡上訪要說法，說《土地法》怎麼講的，一條一條的，大隊怎麼違章的等等，他們認為我講得有道理，就說：「回去你們扒房子吧，不犯法。」於是我回去我就組織村民，把《瀋陽晚報》、《晨報》都給弄來了，把房子一天就扒完了。
扒完以後，區裡和鎮裡的領導，天天穿個大風衣，戴個大口罩，上那地裡挑小石頭，因為要恢復成農田地，蓋房的磚瓦塊要挑出來嘛。
當時我腦子就有意識：查帳。我去瀋陽會計所問，他們說查帳需要費用，於是我們就抬（村民集資）了6萬塊錢，二分錢利息抬的高利，讓我丈夫代簽借用。2002年時，村民已經選我丈夫當了村長，我丈夫是村長、法人，他有權利去審那個帳，所以說從頭到尾我們都是公允的，是合法的。
還得把帳搶出來，會計師才能審查。曾經有的村去查帳，大隊叫人給打成植物人了。所以搶帳那天，他們說「劉華你可要掂量好，搶帳就是你拿人家腦袋，人家就會拿你腦袋的」。當時我就想，可不能出差錯，出差錯我不就廢了，孩子還小呢。
我們先去跟他們要帳，不給。我就讓那書記坐在沙發上，讓幾個人看著他，我再把所有的電話全給薅下來了，讓電話裡外不通。
搶了帳，裝上轎車，往村裡小路上走，不上大道，轉了幾個地方，然後就又換麵包車，一路換了四次車，才把這一車將近三十玻璃絲（塑料）袋子的帳目，全部拿到了瀋陽榮正會計所。十二個審計人員審了大半年，查出我們村幹部出賣集體土地、違法攤派、侵吞村民水電費和侵占救災款等，審計發現有問題的金額達260餘萬元，涉及前任書記王景財及現任書記劉家安等。列出審計報表報到公安部後，公安部就說要抓大隊書記，但大隊書記給公安送了一萬斤大米及數萬元錢，公安部就不了了之了。
但這塊地沒有讓他賣成。俺們村靠法律維權，真的把官司給打贏了。
區裡頭還是不甘心，還要賣這塊地，說不賣給老張，也要賣給老李，還要賣。公章在大隊裡，我半夜就去村委會，把公章偷回來，找個地方挖個坑埋起來了。我丈夫是村長，他們要是搶過公章，扣上公章把地就給賣了，我丈夫也有罪過啊。
哪想到他們會設計陷害我丈夫呢。2002年12月12號，那時下雪了，外面全上凍了。村裡一個打更的，故意把村委辦公室的地用濕拖布拖，之後把門窗打開，水磨石瓷磚的地，就凍上了薄薄一層冰。然後他打電話給我丈夫，說漏水讓我丈夫趕去處理。我丈夫趕到大隊，哪知道地上有冰，大步流星走過去，一茲溜腿就撞到大隊一樓中間的柱子上，整個膝蓋以下全部粉碎性骨折，三級殘疾，左腿和右腿差2寸，不能長時間走路了。後來問那個打更的，為什麼大冷天拖地還開窗？他說是書記讓他幹的。
書記還想要公章，說有個婦女要開流產介紹信，要用公章，讓我上大隊去。我去了說：「村裡老百姓選的婦女主任不用，你大隊書記又當婦女主任又當大隊書記。你在違法。你看這個婦女要個避孕套哇、要流產哪、要帶環，還要找你大隊書記，多彆扭哇。」我說「你要那些避孕套干哈呀」？他說我寒磣他，一拳把我打倒，當時我就昏過去了。醒過來我就去了他家，脫了外衣就上他家炕，躺下睡覺。我說：「我不走了，今天就跟你過了，你不是把我丈夫的腿害殘了嗎？我就跟你過了。」他一看確實把我給打傷了，他就報警。派出所來了，警察說：「劉華，走，上醫院給你看病去，你不能在人家待著。」我說我丈夫讓他害殘了，他還把我打了，我就跟他過了，我就不跟我丈夫過了。他們傻了，都過來哄我上醫院去看病。
一天半夜12點，我正睡覺呢，一個電話把我弄醒：「我告訴你劉華，你再告，我把你腦袋拿下來！」是大隊書記的侄子張富強。我馬上打了110，010-110，北京的110。北京轉到了省公安廳。省公安廳的公安開著七八輛警車就去了他家。半夜1點，他家轉圈全是警燈閃，張富強一下子就毛了。警察把門踢開，進門就拽他脖子：「你他媽大半夜去打恐嚇電話，你知道劉華把電話打到哪了？打到北京，北京轉到省公安廳了，我們還活不活了，為你小破事省公安廳都別睡覺！」霹靂吧啦把他揍了一頓。
後來書記又打了我一次，經過瀋陽市法醫鑑定「輕傷」，「輕傷」他就得坐牢啊，但官官相護，派出所所長包庇他，也不追究，就給他一個「警告」完事，還弄個筆誤，說我把大隊書記打了，我還得給大隊書記拿二百塊錢。這事誰能服哇，我被打了，我還要給他錢！我當然要告他！我就上北京告狀。那時我丈夫正在當村長，到北京和我待了一個多月就回去了。（待續）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