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知識精英作為社會良知的代表，不僅承擔著社會批判與公眾啟蒙的責任，而且自身就是一個民族道德高度的典型標誌。正因為如此，在一個普遍墮落的時代，知識精英的墮落可以說是終極性的。
毛時代，在中共的極權控制下，中國的知識精英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淪為了政權的附庸，喪失了應有的獨立人格和批判意識。上世紀八十年代，也就是改革開放初期，在黨內開明派掌權期間，他們的生命力一度有所恢復，其理想主義的改革激情，敢於針砭現實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意識，特別是在六四民主運動中挺身而出的勇敢表現，均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六四慘案後，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權力市場經濟蓬勃興起之後，面對中共的政治高壓和經濟收買，生性懦弱的中國知識精英再度集體繳械，不僅普遍喪失了應有的社會良知和責任感，而且迅速淪為金錢和物欲的奴隸，其道德淪喪的速度之快程度之嚴重著實讓人震驚。
這種道德淪喪首先體現為知識精英的御用化。
毫不誇張地說，如今的中國知識精英基本上都成了中共的御用工具。
毛時代的知識精英儘管也是中共的御用工具，但他們在扮演這種角色時大都是真誠的。因為受蒙蔽，他們對於自己為之效力的那個政權和那套意識形態不僅深信不疑，而且有著相當深厚的感情。現在則完全不同，今天的大多數中國知識精英早已走出了前輩們的那種蒙昧狀態，他們的內心深處不但不認同現政權，許多人甚至還相當討厭和痛恨它。說到底，他們之所以要違背自己的情感充當現行體制的代言人、吹鼓手和化妝師，純粹就是為了謀取個人的名利。
像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一樣，這些御用精英把利益看得比什麼都重。在中共的政治高壓和經濟收買下，他們的良知和人格已不復存在。憑藉自己的聰明，他們很清楚，身處眼下的這個社會，要想出人頭地，「混得好」，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為大權在握的中共賣命，用自己的知識和才華為其抬轎子，否則，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混不個人樣來」。如果誰還敢與它作對，那別說前程，就連小命可能都保不住。所以，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他們最終選擇了投靠和投機，選擇了放棄良知責任換取功名利祿。
改革開放的這40年裡，每當中共有什麼重大決策出台時，或是遇到什麼重大難題時，這些御用化了的知識精英總會不失時機地跳出來，為自己的主子搖旗吶喊，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幫著中共忽悠民眾。
例如，當社會大眾對腐敗極度不滿時，精英們站出來解釋了。有人說：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樑，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了改革的成本費。還有人認為：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於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要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當老百姓對貧富差距拉大議論紛紛時，精英們又站出來發言了。有人爭辯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有人提出：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有人的觀點更妙：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於富人太富，而在於窮人太窮。有人則打馬虎眼稱：我國雖然基尼係數已超過國際警戒線，但發生社會動盪的可能性甚微。
知識精英的道德淪喪還表現為他們的市儈化。
六四愛國民主運動被鎮壓後，中共一方面收緊了一度有所放鬆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則有意識地打開了一向緊閉的金錢物欲的大門。反映到知識精英的身上，一方面，使得他們由於恐懼而紛紛繳械，心甘情願地充當起權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則引領他們為了私欲而向金錢投降，迅速淪落為物欲的奴隸。
形象地說，當今中國的知識精英就像是一群高級市儈。如果說當官的滿腦子想的是如何把權力變現，那麼他們一門心思琢磨的則是怎樣用知識換錢。從前，他們把高尚的思想和淵博的知識視為匕首投槍，當成武器；現在，那些知識被改頭換面重新包裝後，變成了他們在市場上拼命兜售的商品。什麼對知識和真理的追求，早已被拋到了九霄雲外，什麼讀書人的面子和身份，也被當成了一疊廢紙。只要能撈到錢，他們可以不擇手段，把白的說成黑的，把黑的說成白的。金錢，根本沒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輕易地俘獲了這些一向清高的精英，而且攻克了歷史上最難攻克的堡壘：獨立與自尊。為了滿足對金錢和物質的貪欲，他們甚至連起碼的廉恥都可以拋於腦後，完全墮落到了醜態百出的地步。
袁劍先生在《奇跡的黃昏》中談到中國知識精英的市儈化時曾舉例說，2002年武漢某高校邀請一位院士參加本校一個國家級實驗室的成果評審會。但這位古稀院士不僅自己來了，還堂而皇之地帶來他的情婦——一位與這位院士年紀懸殊的少婦。如果故事僅僅是這樣，人們可能只會將它當作一個談資，寬容的一笑了之。但問題在於，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單位報銷這位女士的來回機票。同是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經濟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龜經濟學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證券公司講演。在主辦單位如數付清了他的「出場費」和來回機票之後，這位海龜經濟學家竟然又掏出一張機票要求報銷。為了不撕破臉面，主辦單位只好當了一次冤大頭。但他們私下裡卻非常震驚和憤怒，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這種全無羞恥的勒索竟然來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學者。
所謂斯文掃地，不過如此吧！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毛時代，在中共的極權控制下，中國的知識精英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淪為了政權的附庸，喪失了應有的獨立人格和批判意識。上世紀八十年代，也就是改革開放初期，在黨內開明派掌權期間，他們的生命力一度有所恢復，其理想主義的改革激情，敢於針砭現實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意識，特別是在六四民主運動中挺身而出的勇敢表現，均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六四慘案後，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權力市場經濟蓬勃興起之後，面對中共的政治高壓和經濟收買，生性懦弱的中國知識精英再度集體繳械，不僅普遍喪失了應有的社會良知和責任感，而且迅速淪為金錢和物欲的奴隸，其道德淪喪的速度之快程度之嚴重著實讓人震驚。
這種道德淪喪首先體現為知識精英的御用化。
毫不誇張地說，如今的中國知識精英基本上都成了中共的御用工具。
毛時代的知識精英儘管也是中共的御用工具，但他們在扮演這種角色時大都是真誠的。因為受蒙蔽，他們對於自己為之效力的那個政權和那套意識形態不僅深信不疑，而且有著相當深厚的感情。現在則完全不同，今天的大多數中國知識精英早已走出了前輩們的那種蒙昧狀態，他們的內心深處不但不認同現政權，許多人甚至還相當討厭和痛恨它。說到底，他們之所以要違背自己的情感充當現行體制的代言人、吹鼓手和化妝師，純粹就是為了謀取個人的名利。
像這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一樣，這些御用精英把利益看得比什麼都重。在中共的政治高壓和經濟收買下，他們的良知和人格已不復存在。憑藉自己的聰明，他們很清楚，身處眼下的這個社會，要想出人頭地，「混得好」，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為大權在握的中共賣命，用自己的知識和才華為其抬轎子，否則，你有再大的本事也「混不個人樣來」。如果誰還敢與它作對，那別說前程，就連小命可能都保不住。所以，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他們最終選擇了投靠和投機，選擇了放棄良知責任換取功名利祿。
改革開放的這40年裡，每當中共有什麼重大決策出台時，或是遇到什麼重大難題時，這些御用化了的知識精英總會不失時機地跳出來，為自己的主子搖旗吶喊，用自己的精英身份幫著中共忽悠民眾。
例如，當社會大眾對腐敗極度不滿時，精英們站出來解釋了。有人說：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樑，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了改革的成本費。還有人認為：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餘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於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敗力度要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當老百姓對貧富差距拉大議論紛紛時，精英們又站出來發言了。有人爭辯說：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有人提出：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有人的觀點更妙：我國當前貧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於富人太富，而在於窮人太窮。有人則打馬虎眼稱：我國雖然基尼係數已超過國際警戒線，但發生社會動盪的可能性甚微。
知識精英的道德淪喪還表現為他們的市儈化。
六四愛國民主運動被鎮壓後，中共一方面收緊了一度有所放鬆的政治控制，另一方面則有意識地打開了一向緊閉的金錢物欲的大門。反映到知識精英的身上，一方面，使得他們由於恐懼而紛紛繳械，心甘情願地充當起權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則引領他們為了私欲而向金錢投降，迅速淪落為物欲的奴隸。
形象地說，當今中國的知識精英就像是一群高級市儈。如果說當官的滿腦子想的是如何把權力變現，那麼他們一門心思琢磨的則是怎樣用知識換錢。從前，他們把高尚的思想和淵博的知識視為匕首投槍，當成武器；現在，那些知識被改頭換面重新包裝後，變成了他們在市場上拼命兜售的商品。什麼對知識和真理的追求，早已被拋到了九霄雲外，什麼讀書人的面子和身份，也被當成了一疊廢紙。只要能撈到錢，他們可以不擇手段，把白的說成黑的，把黑的說成白的。金錢，根本沒有受到任何抵抗，就輕易地俘獲了這些一向清高的精英，而且攻克了歷史上最難攻克的堡壘：獨立與自尊。為了滿足對金錢和物質的貪欲，他們甚至連起碼的廉恥都可以拋於腦後，完全墮落到了醜態百出的地步。
袁劍先生在《奇跡的黃昏》中談到中國知識精英的市儈化時曾舉例說，2002年武漢某高校邀請一位院士參加本校一個國家級實驗室的成果評審會。但這位古稀院士不僅自己來了，還堂而皇之地帶來他的情婦——一位與這位院士年紀懸殊的少婦。如果故事僅僅是這樣，人們可能只會將它當作一個談資，寬容的一笑了之。但問題在於，這位院士竟然要求接待單位報銷這位女士的來回機票。同是這一年，北京一所著名經濟研究中心的一位海龜經濟學家受邀到深圳一家證券公司講演。在主辦單位如數付清了他的「出場費」和來回機票之後，這位海龜經濟學家竟然又掏出一張機票要求報銷。為了不撕破臉面，主辦單位只好當了一次冤大頭。但他們私下裡卻非常震驚和憤怒，因為他們根本不相信這種全無羞恥的勒索竟然來自最不可能的人群——學者。
所謂斯文掃地，不過如此吧！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