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冥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
五十多年前，因同情一名小學教師被剋扣工資，四川成都第二師範學校近千名莘莘學子欲維權支援，被中共定為重大反革命案件。為偵破「案件」，捉拿「主凶」，成都東城區公安局長親自臥底學校，扮成校長，將近百名未成人「緝拿歸案」，打成右派，發配四川大涼山勞動教養，多數學生青春命隕，埋骨他鄉。
一位右派詩人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少年望北斗，壯歲作楚囚。笑傲南冠幾多秋?歲月水東流。人非物依舊，青冢恨悠悠。淚灑『空吟聞笛賦』，日暮風雨愁。」
現如今，中共治下亂象環生，中共的貪腐、黑暗在教育界製造的社會不公，致使民眾的維權意識不斷增強，中共把持的政府公信力急劇下降。
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人們，尤其是青年學子，和當今的國人心態是大不相同的。變革的精神在感召著他們，少年強則國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許多青少年讀書辦報、結社結團，暢談國家大事，抱負遠大，血氣方剛，縱是到窮鄉僻壤去教書，那也是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般的不輸鴻鵠之志。
成都二師是享譽全國的蜀中名校，建於清朝廢科舉辦新學之際，巴金、艾蕪、沙汀等作家名流，朱德、王佑木、楊閶公、李碩勛等中共元老皆是該校校友。在57年反右前，二師學生的維權還遠談不上公民覺醒下的自我保護意識與法律訴求，多半是一種相信紅色理想的主人翁精神，加上「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少年情懷，他們錯判中共的大鳴大放為民主精神了。
1957年的春天步履闌珊，清明剛過，和煦的春風拂過大巴山，潛入川西平原，扣開了庭院深深的成都古剎名宅。
4月的一天，成都第二師範學校(簡稱成都二師，現成都市鹽道街中學)的閱報欄前人頭攢動，上海《文匯報》上的一條消息，像一塊大巨石墜入平靜的湖面，在十六七歲學生娃娃的心頭盪起洶湧的浪花：安徽省某鄉幹部剋扣小學教師工資，還毆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師。
學生們將受害者的遭遇同自身聯繫起來，頓時群情激憤。屋漏偏逢連陰雨，四川省突來通知，原本給師範生無償提供的伙食費從一年12個月縮減到9個月，理由是扣除寒暑假的3個月。
這無異於火上澆油。很快，校園裡出現一張要求政府嚴懲毆打教師凶手的大字報，並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許學生聲援常金白，校方的拒絕升級了學生的訴求，有學生要上街遊行，有學生要調查安徽打人事件。一位才思敏捷的徐航同學閃寫了《告全市人民書》。
事情的逆轉是在某個週末下午。晚餐後外出的學生們，發現學校大門口布滿了自稱是工人、農民、市民的不明身分者，他們謾罵學生是忘恩負義的壞苗苗，不知天高地厚，不配做人民教師。學生紛紛駐足與之雄辯。
人群越聚越多，辯論開始向武鬥轉變，不明身分者開始限制學生自由，不許學生出校門，混亂中有學生眼尖看見部分不善的來者，衣服下藏掖著短棍，有學生驚呼「快跑！」，有大膽的學生迎上去奪棍，場面開始失控，慌亂中學校的緊急電鈴響了，高音喇叭裡傳出牛犢般清脆的吼聲：「二師同學，暴徒衝進學校打學生了，快去增援啊！」
學生象潮水般湧出校門，那些所謂的工人、農民、市民事後被證明是公安布控下的居民積極分子，在中共各類政治運動中樂於充當打手與幫凶，他們見勢不妙，立刻潰敗退逃。近千名學生手挽手，一路雀躍歡呼，在街頭遊蕩了一番，沿著幾條小街帶著勝利者的笑容返回了學校。
幼稚的學生們哪裡想到，此時的中共經歷了匈牙利事件後如驚弓之鳥，是絕不能等待類似事件翻演到自己的頭上。一場靜悄悄的鎮壓如黑雲般迅速集聚。
不久，成都二師新上任了一個徐副校長，此人表面作派溫和，善於和學生打成一片。學生們漸漸知道這位徐副校長曾是東城區公安局的副局長。那是部隊和警察轉崗到其他部門是常事，沒有引起學生注意。
就是在這位徐副校長的牽頭下，學校成立了「二師事件處理工作組」， 直接對成都市委宣傳部負責。工作組由團市委學生工作部、教育局、東城公安分局和校保衛部組成，任務是發動群眾，揪出隱藏在二師學生中的「階級敵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上報市委並研究如何嚴厲打擊。
工作組為了摸清敵情，打擊分化二師青少年陣營中左、中、右派，在五七級學生畢業考試前近半個月時間裡，每天組織各班黨支部和各班團支部開會。號召學生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積極告密，揭發其他同學平日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作為交換，這次鬥爭中表現好的學生幹部，畢業分配將留在城區。
工作組還要求積極分子對學生中領頭鬧事的，參與對工人、市民、教師施暴的，以及衝擊過專政機關的人，進行重點監控。
少年狂狷敵不住中共的狡黠。漸漸歸於平靜的二師，背地裡暗流涌動。一份份學生肅反的黑材料正在對號入座，如同惡龍張開血口，撲向那些稚嫩的，酣眠在《鄉村女教師》（一部蘇聯電影）裡的天真學子。
「我到二師後在這個班裡自是不甘落後， 成績也一直名列前茅，作文甚至得過100分，還因為成績好而幫個別成績差的同學做作業。同學中盛傳軍區八一小學和省委育才小學提前來挑教師的人選中了我， 我也滿心地期待這一天。」 （吳虹：1957年成都二師事件追述）
當年成都二師的學生、作家、右派吳本恕回憶：
「事隔40年後的1987年我讀到英籍華人作家張戎的紀實性小說《虹》，其中回憶她母親夏德鳴 ，領導1957年夏秋季包括二師學生在內的該區教育系統整風反右運動的情況，她說：根據中央和省委的布置此次重大階級鬥爭行動，打擊面一般應為百分之十。」
「可五十年代，東城區能夠稱作知識分子的不多，張的母親時任東城區委宣傳部長，為怎樣能完成指標而十分焦慮，因為完不成指標領導運動的人就會被填報上去，那可就慘了。恰好這時上級把二師四月份參加”反革命鬧事”的學生，連同其它的數百名應屆畢業生，送到該區參加整風反右，和本區教育系統放在一起、於是這個百分之十的問題一下就解決了，還能超額受到表揚和嘉獎。四十年前二師57級學生命運就此註定。」
吳本恕原名吳紅，當年只有十五歲，夏德鳴在看了他的黑材料後難以定奪是否劃成右派，就問定案組劃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為右派全國有無先例？恰好根據統計，該區右派指標已大大超額，定案組最後下筆時將吳改為「內控右派」，與戴帽右派的區別是不宣布、不通知、長期監控。
山雨欲來風滿樓。教育實習結束那天，校方決定57級300多畢業生，將參加成都市東城區小學教師整風反右運動學習。整風反右後的第二天，全體二師57級的學生，帶著行李列隊住進成都磨子橋七中和成都空軍駐地，不准外出，不準會客，無通信自由。實質是軟禁了。
接著是動員大會，學習討論，發言表態，人人過關。同學們才恍然大悟，一場批鬥大會正上演。在各班的學習室，學生們被要求按規定圍成圓圈坐下，那些被中共許諾享有進城指標的積極分子，突然發難，似乎從前的同窗共讀純粹是偽裝出來的，從來就都是敵我關係，此時他們還原了革命小將的面目，凶神惡煞般的揭發道：
「我揭發你參加二師暴亂，衝擊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滔天罪行！」「×××，你這個罪大惡極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還不站出來！」 「不許你狡辯！不許你抵賴！」 「×××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連續揪斗二十天，每天有二三個「階級敵人」落網。上午是集中火力揪斗，下午就是大字報貼滿教室，晚間就捲起鋪蓋滾到犯罪分子的住窩裡，低頭、含胸、包夾、看管，說話要打報告，任人宰割。在紅色恐怖中，個個爭先揭發，唯恐落後，人人向黨靠攏，唯恐落難。這種人人互害的批鬥手法，中共一直沿用至今，在八九六四和迫害法輪功中，中共無數次故伎重演。
小右派們被集中在一個大屋。沒有了鳥鳴，沒有了歡歌與笑語，取而代之的是批判口號、大小便失禁與起早摸黑的強制勞動。運動第二週，二師學生被要求列隊返校，參加逮捕反革命「大同黨」首惡分子及其同黨的大會。
陰沉的天氣，陰寒的刺刀，森冷的鋼盔，校門通往操場的道路兩側布滿了荷槍實彈的武裝士兵。一陣激昂高亢的革命口號聲後，全校1000多學生鴉雀無聲，目光凝聚到主席台。「大同黨」主犯的學生，被士兵押上審判台，都是10來個不到弱冠的孩子。積極分子跳上台對著他們拳打腳踢，兩名「反革命」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狂歡。
徐副校長「威嚴」宣布：「經過革命師生的揭發批判鬥爭，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首惡和同案犯供認不諱，······他們錯估形勢，倒行逆施，企圖推翻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為此，他們必將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沉重打擊！」
學生娃娃們被五花大綁，挨個扔上卡車，馬達轟鳴，直奔校門外，「罪有應得，罪該萬死」的口號聲響徹雲霄。次日，《四川 日報》《成都日報》發表社論：「二師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黨煽動反動學生衝擊專政機關的罪行必須清算」 。
直至7、8月，二師近千名學生中揪出了百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少年右派。省籃球隊的郭同學，市乒乓球隊的簡同學，烈士李白森之子，駝背學生鋼琴家均被打成右派。
與成年右派不同的是，根據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的發話：「他們也是生產力，送大涼山勞動去。」中共成都市委就把他們編組成一個勞動大隊押送到了四川西昌大涼山上，歷經大饑荒、文革，因為當初發配大涼山並沒有期限，百名少年右派成了「終身犯人」。
大饑荒期間，大涼山勞改場的管理人員因為飢餓瘋狂虐囚，可憐這些娃娃右派們個個在劫難逃。文革時，僥幸還活著二師事件的幾個右派，逃回成都，十年前的家長們被中共連坐運動恐嚇不敢問津自己兒女下落，十年後才依稀想起他們曾失去的孩子們。
然而此時，他們中的大多數早已埋骨他鄉，永隔人世了。駝背學生鋼琴家到涼山不久便哀思離世，《蓉城少年》創刊人徐航因飢餓難忍，勞動時撿了掉在地上的一個爛西紅柿，竟被當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鵝卵石擊頭，腦漿迸濺，一命嗚呼。那些少女右派們因不堪凌辱縱身跳入金沙江，滔滔江水洗不盡她們無盡的冤屈。
1968年，中共為百名少年右派平反，很多人已經收不到這個通知了，他們的父母也無從知曉他們的音訊下落。五七級某班兩個少年右派，當工作人員向他們宣讀所謂平反通知時，發現兩人眼珠不動，正驚異間，兩個同學忽然放聲狂笑，笑聲十分恐怖，然後突然倒下再也沒有起來。
不知道是命運的捉弄，還是黨的嘲弄，二師事件中，臥底校長的原東城區公安局副局長的徐某，隨後被人控告同情學生，被黨無情打成右派，而領導清查二師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傳部部長葉石也成了右派。
當年那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們，現如今在中共治下如魚得水，吳紅所在班13名所謂熱愛中共、高舉毛黨魁旗幟，對階級敵人鬥爭堅決的革命學生們，文革後還在中共體制內縣處級領導崗位上工作過。他們內心深處為當年冤枉同窗的不恥行徑是否有過些許懺悔？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深知，中共只要存在一天，人性就會被碾壓一天。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五十多年前，因同情一名小學教師被剋扣工資，四川成都第二師範學校近千名莘莘學子欲維權支援，被中共定為重大反革命案件。為偵破「案件」，捉拿「主凶」，成都東城區公安局長親自臥底學校，扮成校長，將近百名未成人「緝拿歸案」，打成右派，發配四川大涼山勞動教養，多數學生青春命隕，埋骨他鄉。
一位右派詩人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少年望北斗，壯歲作楚囚。笑傲南冠幾多秋?歲月水東流。人非物依舊，青冢恨悠悠。淚灑『空吟聞笛賦』，日暮風雨愁。」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少年擔當
現如今，中共治下亂象環生，中共的貪腐、黑暗在教育界製造的社會不公，致使民眾的維權意識不斷增強，中共把持的政府公信力急劇下降。
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人們，尤其是青年學子，和當今的國人心態是大不相同的。變革的精神在感召著他們，少年強則國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許多青少年讀書辦報、結社結團，暢談國家大事，抱負遠大，血氣方剛，縱是到窮鄉僻壤去教書，那也是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般的不輸鴻鵠之志。
成都二師是享譽全國的蜀中名校，建於清朝廢科舉辦新學之際，巴金、艾蕪、沙汀等作家名流，朱德、王佑木、楊閶公、李碩勛等中共元老皆是該校校友。在57年反右前，二師學生的維權還遠談不上公民覺醒下的自我保護意識與法律訴求，多半是一種相信紅色理想的主人翁精神，加上「初生牛犢不怕虎」的少年情懷，他們錯判中共的大鳴大放為民主精神了。
一份聲援大字報埋禍根
1957年的春天步履闌珊，清明剛過，和煦的春風拂過大巴山，潛入川西平原，扣開了庭院深深的成都古剎名宅。
4月的一天，成都第二師範學校(簡稱成都二師，現成都市鹽道街中學)的閱報欄前人頭攢動，上海《文匯報》上的一條消息，像一塊大巨石墜入平靜的湖面，在十六七歲學生娃娃的心頭盪起洶湧的浪花：安徽省某鄉幹部剋扣小學教師工資，還毆打一位叫常金白的教師。
學生們將受害者的遭遇同自身聯繫起來，頓時群情激憤。屋漏偏逢連陰雨，四川省突來通知，原本給師範生無償提供的伙食費從一年12個月縮減到9個月，理由是扣除寒暑假的3個月。
這無異於火上澆油。很快，校園裡出現一張要求政府嚴懲毆打教師凶手的大字報，並要求校方和成都市政府允許學生聲援常金白，校方的拒絕升級了學生的訴求，有學生要上街遊行，有學生要調查安徽打人事件。一位才思敏捷的徐航同學閃寫了《告全市人民書》。
事情的逆轉是在某個週末下午。晚餐後外出的學生們，發現學校大門口布滿了自稱是工人、農民、市民的不明身分者，他們謾罵學生是忘恩負義的壞苗苗，不知天高地厚，不配做人民教師。學生紛紛駐足與之雄辯。
人群越聚越多，辯論開始向武鬥轉變，不明身分者開始限制學生自由，不許學生出校門，混亂中有學生眼尖看見部分不善的來者，衣服下藏掖著短棍，有學生驚呼「快跑！」，有大膽的學生迎上去奪棍，場面開始失控，慌亂中學校的緊急電鈴響了，高音喇叭裡傳出牛犢般清脆的吼聲：「二師同學，暴徒衝進學校打學生了，快去增援啊！」
學生象潮水般湧出校門，那些所謂的工人、農民、市民事後被證明是公安布控下的居民積極分子，在中共各類政治運動中樂於充當打手與幫凶，他們見勢不妙，立刻潰敗退逃。近千名學生手挽手，一路雀躍歡呼，在街頭遊蕩了一番，沿著幾條小街帶著勝利者的笑容返回了學校。
幼稚的學生們哪裡想到，此時的中共經歷了匈牙利事件後如驚弓之鳥，是絕不能等待類似事件翻演到自己的頭上。一場靜悄悄的鎮壓如黑雲般迅速集聚。
公安局長親自臥底
不久，成都二師新上任了一個徐副校長，此人表面作派溫和，善於和學生打成一片。學生們漸漸知道這位徐副校長曾是東城區公安局的副局長。那是部隊和警察轉崗到其他部門是常事，沒有引起學生注意。
就是在這位徐副校長的牽頭下，學校成立了「二師事件處理工作組」， 直接對成都市委宣傳部負責。工作組由團市委學生工作部、教育局、東城公安分局和校保衛部組成，任務是發動群眾，揪出隱藏在二師學生中的「階級敵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上報市委並研究如何嚴厲打擊。
工作組為了摸清敵情，打擊分化二師青少年陣營中左、中、右派，在五七級學生畢業考試前近半個月時間裡，每天組織各班黨支部和各班團支部開會。號召學生黨團員和積極分子積極告密，揭發其他同學平日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作為交換，這次鬥爭中表現好的學生幹部，畢業分配將留在城區。
工作組還要求積極分子對學生中領頭鬧事的，參與對工人、市民、教師施暴的，以及衝擊過專政機關的人，進行重點監控。
少年狂狷敵不住中共的狡黠。漸漸歸於平靜的二師，背地裡暗流涌動。一份份學生肅反的黑材料正在對號入座，如同惡龍張開血口，撲向那些稚嫩的，酣眠在《鄉村女教師》（一部蘇聯電影）裡的天真學子。
「我到二師後在這個班裡自是不甘落後， 成績也一直名列前茅，作文甚至得過100分，還因為成績好而幫個別成績差的同學做作業。同學中盛傳軍區八一小學和省委育才小學提前來挑教師的人選中了我， 我也滿心地期待這一天。」 （吳虹：1957年成都二師事件追述）
將迫害政策落實成工作指標
當年成都二師的學生、作家、右派吳本恕回憶：
「事隔40年後的1987年我讀到英籍華人作家張戎的紀實性小說《虹》，其中回憶她母親夏德鳴 ，領導1957年夏秋季包括二師學生在內的該區教育系統整風反右運動的情況，她說：根據中央和省委的布置此次重大階級鬥爭行動，打擊面一般應為百分之十。」
「可五十年代，東城區能夠稱作知識分子的不多，張的母親時任東城區委宣傳部長，為怎樣能完成指標而十分焦慮，因為完不成指標領導運動的人就會被填報上去，那可就慘了。恰好這時上級把二師四月份參加”反革命鬧事”的學生，連同其它的數百名應屆畢業生，送到該區參加整風反右，和本區教育系統放在一起、於是這個百分之十的問題一下就解決了，還能超額受到表揚和嘉獎。四十年前二師57級學生命運就此註定。」
吳本恕原名吳紅，當年只有十五歲，夏德鳴在看了他的黑材料後難以定奪是否劃成右派，就問定案組劃一個十五歲的孩子為右派全國有無先例？恰好根據統計，該區右派指標已大大超額，定案組最後下筆時將吳改為「內控右派」，與戴帽右派的區別是不宣布、不通知、長期監控。
黑雲壓城城欲摧
山雨欲來風滿樓。教育實習結束那天，校方決定57級300多畢業生，將參加成都市東城區小學教師整風反右運動學習。整風反右後的第二天，全體二師57級的學生，帶著行李列隊住進成都磨子橋七中和成都空軍駐地，不准外出，不準會客，無通信自由。實質是軟禁了。
接著是動員大會，學習討論，發言表態，人人過關。同學們才恍然大悟，一場批鬥大會正上演。在各班的學習室，學生們被要求按規定圍成圓圈坐下，那些被中共許諾享有進城指標的積極分子，突然發難，似乎從前的同窗共讀純粹是偽裝出來的，從來就都是敵我關係，此時他們還原了革命小將的面目，凶神惡煞般的揭發道：
「我揭發你參加二師暴亂，衝擊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的滔天罪行！」「×××，你這個罪大惡極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還不站出來！」 「不許你狡辯！不許你抵賴！」 「×××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連續揪斗二十天，每天有二三個「階級敵人」落網。上午是集中火力揪斗，下午就是大字報貼滿教室，晚間就捲起鋪蓋滾到犯罪分子的住窩裡，低頭、含胸、包夾、看管，說話要打報告，任人宰割。在紅色恐怖中，個個爭先揭發，唯恐落後，人人向黨靠攏，唯恐落難。這種人人互害的批鬥手法，中共一直沿用至今，在八九六四和迫害法輪功中，中共無數次故伎重演。
小右派們被集中在一個大屋。沒有了鳥鳴，沒有了歡歌與笑語，取而代之的是批判口號、大小便失禁與起早摸黑的強制勞動。運動第二週，二師學生被要求列隊返校，參加逮捕反革命「大同黨」首惡分子及其同黨的大會。
陰沉的天氣，陰寒的刺刀，森冷的鋼盔，校門通往操場的道路兩側布滿了荷槍實彈的武裝士兵。一陣激昂高亢的革命口號聲後，全校1000多學生鴉雀無聲，目光凝聚到主席台。「大同黨」主犯的學生，被士兵押上審判台，都是10來個不到弱冠的孩子。積極分子跳上台對著他們拳打腳踢，兩名「反革命」頭破血流昏倒在地，台下狂歡。
徐副校長「威嚴」宣布：「經過革命師生的揭發批判鬥爭，這個反革命集團的首惡和同案犯供認不諱，······他們錯估形勢，倒行逆施，企圖推翻偉大的社會主義制度。為此，他們必將受到無產階級專政鐵拳的沉重打擊！」
學生娃娃們被五花大綁，挨個扔上卡車，馬達轟鳴，直奔校門外，「罪有應得，罪該萬死」的口號聲響徹雲霄。次日，《四川 日報》《成都日報》發表社論：「二師事件是小匈牙利事件，反革命大同黨煽動反動學生衝擊專政機關的罪行必須清算」 。
百名少年右派多數埋骨他鄉
直至7、8月，二師近千名學生中揪出了百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少年右派。省籃球隊的郭同學，市乒乓球隊的簡同學，烈士李白森之子，駝背學生鋼琴家均被打成右派。
與成年右派不同的是，根據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的發話：「他們也是生產力，送大涼山勞動去。」中共成都市委就把他們編組成一個勞動大隊押送到了四川西昌大涼山上，歷經大饑荒、文革，因為當初發配大涼山並沒有期限，百名少年右派成了「終身犯人」。
大饑荒期間，大涼山勞改場的管理人員因為飢餓瘋狂虐囚，可憐這些娃娃右派們個個在劫難逃。文革時，僥幸還活著二師事件的幾個右派，逃回成都，十年前的家長們被中共連坐運動恐嚇不敢問津自己兒女下落，十年後才依稀想起他們曾失去的孩子們。
然而此時，他們中的大多數早已埋骨他鄉，永隔人世了。駝背學生鋼琴家到涼山不久便哀思離世，《蓉城少年》創刊人徐航因飢餓難忍，勞動時撿了掉在地上的一個爛西紅柿，竟被當地民兵按在地上，用鵝卵石擊頭，腦漿迸濺，一命嗚呼。那些少女右派們因不堪凌辱縱身跳入金沙江，滔滔江水洗不盡她們無盡的冤屈。
1968年，中共為百名少年右派平反，很多人已經收不到這個通知了，他們的父母也無從知曉他們的音訊下落。五七級某班兩個少年右派，當工作人員向他們宣讀所謂平反通知時，發現兩人眼珠不動，正驚異間，兩個同學忽然放聲狂笑，笑聲十分恐怖，然後突然倒下再也沒有起來。
中共存在一天，人性就被碾壓一天
不知道是命運的捉弄，還是黨的嘲弄，二師事件中，臥底校長的原東城區公安局副局長的徐某，隨後被人控告同情學生，被黨無情打成右派，而領導清查二師事件的中共成都市宣傳部部長葉石也成了右派。
當年那些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們，現如今在中共治下如魚得水，吳紅所在班13名所謂熱愛中共、高舉毛黨魁旗幟，對階級敵人鬥爭堅決的革命學生們，文革後還在中共體制內縣處級領導崗位上工作過。他們內心深處為當年冤枉同窗的不恥行徑是否有過些許懺悔？我們不得而知，但我們深知，中共只要存在一天，人性就會被碾壓一天。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