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共產黨人遭殃的同時，巴勒斯坦共產黨（PCP）幹部也陷入恐怖之中，其中許多人是從波蘭移居到蘇聯的。1929年至1931年任PCP書記的約瑟夫‧伯格（Joseph Berger），於1935年2月27日被捕，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才獲釋。他的倖存是個例外。其他激進分子則被處決，還有很多人死於集中營。頓河畔羅斯托夫一家拖拉機廠的廠長沃爾夫‧阿維布赫（Wolf Averbuch）於1936年被捕，1941年被處決。系統性地肅清來到蘇聯的PCP和社會主義猶太復國主義（Zionist）團體的成員，與建立比羅比詹作為猶太自治區後，蘇聯對猶太少數族裔的更普遍政策有關。他們的所有領導人都遭到逮捕。比羅比詹執行委員會主席約瑟夫‧萊本伯格（Iosif Liberberg）教授被譴責為「人民的敵人」。該自治區所有其他的國家機關幹部也遭到清洗。塞繆爾‧奧古斯基（Samuel Augursky）被指控屬於一個虛構的猶太法西斯主義中心（Judeo-Fascist Center）。俄羅斯共產黨的猶太部門（the Rvreiskaya sektsiya）整個被拆散。實施摧毀所有猶太機構的目標，恰恰是在這個蘇維埃國家正尋求海外猶太名人支持之際。
就清洗中遭殃的人數而言，波蘭共產黨人僅次於俄羅斯人自己。和其它地方的共產黨不同，波蘭共產黨（KPP）繼1938年8月16日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表決後已被解散。斯大林一直對KPP抱有疑心，他感到KPP充滿了路線偏差分子（deviationists）。許多波蘭共產黨人在1917年以前屬於列寧的隨從人員，並因此在蘇聯享有特別保護。1923年，KPP表態支持托洛茨基。列寧死後，它投票支持親托洛茨基的反對派。羅莎‧盧森堡對KPP的影響也受到批評。在1924年6月至7月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將此前黨的領導人阿道夫‧沃斯基（Adolf Warsky）、亨裡克‧瓦列茨基（Henryk Walecki）和韋拉‧科斯切娃（Wera Kostrzewa）邊緣化了。這顯然是共產國際全面控制KPP的第一步。然後，KPP被譴責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溫床。但即使是這一宣告，也幾乎無助於解釋為何要進行徹底清洗。這場清洗當時衝擊了黨，其中很多黨員都是猶太人。接下來的還有1933年的波蘭軍事組織（POW）事件（在第19章作了討論）。還應該謹記其它因素，例如共產國際的政策是有系統地削弱波蘭，以加重其對蘇聯和德國的依賴。有觀點認為，肅清KPP最重要的幕後因素是，需要為德蘇協議的簽署作準備。該觀點值得認真對待。斯大林是如何處理此事的，也頗能揭示出內情。在共產國際的協助下，他確保每個受害者都被帶回莫斯科，且逃跑的人儘可能的少。唯一一批倖存下來的受害者是那些被監禁在波蘭的人，如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
1938年2月，每週發表兩次的共產國際官方公報《國際通訊》（La 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對KPP發動了一場攻擊，署名為斯維茨基（J.Swiecicki）。這場清洗始於1937年6月。當時，總書記朱利安‧倫斯基（Julian Lenski）被召到莫斯科，立刻失蹤。在清洗期間，12名中央委員、很多層級稍低的領導人以及數百名激進分子遭到肅清，包括加入國際縱隊的波蘭人。東布羅夫斯基旅（Dombrowski Brigade，譯者註：國際縱隊的軍事單位，其成員大多是波蘭人）的政治領導人卡齊米日‧齊考斯基（Kazimierz Cichowski）和古斯塔夫‧賴歇爾（Gustav Reicher），一回到莫斯科就被逮捕。直到1942年，斯大林才允許用波蘭工人黨（PPR）這個名字，成立新的波蘭共產黨。這樣就可以組建一個新政府，與在倫敦成立的流亡官方政府相抗衡。
南斯拉夫共產黨人也在斯大林的恐怖之下受到重創。1921年被取締之後，南斯拉夫共產黨（YCP）被迫在海外重組，1921年至1936年在維也納，1936年至1939年則在巴黎；但1925年以後，其主要中心是莫斯科。西部少數民族共產主義大學、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Sverdlov Communist University）和國際列寧學校的學生中，首先形成了南斯拉夫流亡者的一個小核心。1929年亞歷山大國王作為獨裁者掌權後，第二波流亡潮使該群體力量大增。上世紀30年代，居住在蘇聯的200～300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在國際組織中有著相當高的知名度，特別是在共產國際和國際青年組織（International Youth Organization）中。因此，他們通常是蘇共的成員。
由於為掌控YCP進行了諸多派系鬥爭，他們開始聲名狼藉。共產國際的干預變得越來越頻繁和具有約束性。1925年年中，首場chistka（清洗）發生在西部少數民族共產主義大學。南斯拉夫學生在那裡支持反對派，並反對校長瑪麗亞‧J‧弗魯基那（Maria J.Frukina）。幾名學生遭侮辱和開除，其中4人（安特‧西裡加﹝Ante Ciliga﹞、德迪奇﹝V.Dedić﹞、德拉季奇﹝A.Dragić﹞和艾柏林﹝G.Eberling﹞）被逮捕並流放到西伯利亞。在1932年的另一次清洗中，又有16名激進分子被驅逐。
在基洛夫遇刺之後，對政治流亡者的控制變本加厲；1936年秋，YCP所有的激進分子都在恐怖開始前受到調查。雖然對無名人員的命運知之甚少，但我們的確知道，YCP中央委員會的8名書記、其他15名中央委員以及21名地區或地方機構的書記都被捕並失蹤。1939年7月，被迫逃往蘇聯並在科學院工作的一名書記西瑪‧馬爾科維奇（Sima Markević）遭逮捕，被判處10年苦役，且禁止與外界有任何接觸。他死在監獄裡。其他人立即被處決，其中包括武約維奇（Vujović）兄弟──拉多米爾（Radomir）（YCP中央委員會成員）和格雷戈爾（Gregor）（中央青年委員會成員）。另一兄弟沃亞（Voja）也失蹤了。他曾是青年共產國際的首腦，也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米蘭‧高爾基奇（Milan Gorkić），1932年至1937年間擔任YCP中央委員會書記，被指控在共產國際內成立了「一個反蘇組織，並在共產國際內指揮一個由柯諾寧和皮亞特尼茨基領導的恐怖組織」。
上世紀60年代中期，YCP為約百名鎮壓受害者平了反，但沒有進行系統的調查。這樣的調查自然也會提出1948年南共與蘇共分裂後，在南斯拉夫的蘇聯支持者鎮壓的受害者數量問題，並會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鐵托（Tito）（約瑟普‧布羅茲﹝Josip Broz﹞）1938年升至黨的領導層，是一場特別血腥清洗的結果。鐵托1948年起來反對斯大林的事實，絲毫不能抵消他對30年代清洗所應負的責任。 （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
就清洗中遭殃的人數而言，波蘭共產黨人僅次於俄羅斯人自己。和其它地方的共產黨不同，波蘭共產黨（KPP）繼1938年8月16日共產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表決後已被解散。斯大林一直對KPP抱有疑心，他感到KPP充滿了路線偏差分子（deviationists）。許多波蘭共產黨人在1917年以前屬於列寧的隨從人員，並因此在蘇聯享有特別保護。1923年，KPP表態支持托洛茨基。列寧死後，它投票支持親托洛茨基的反對派。羅莎‧盧森堡對KPP的影響也受到批評。在1924年6月至7月的共產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將此前黨的領導人阿道夫‧沃斯基（Adolf Warsky）、亨裡克‧瓦列茨基（Henryk Walecki）和韋拉‧科斯切娃（Wera Kostrzewa）邊緣化了。這顯然是共產國際全面控制KPP的第一步。然後，KPP被譴責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溫床。但即使是這一宣告，也幾乎無助於解釋為何要進行徹底清洗。這場清洗當時衝擊了黨，其中很多黨員都是猶太人。接下來的還有1933年的波蘭軍事組織（POW）事件（在第19章作了討論）。還應該謹記其它因素，例如共產國際的政策是有系統地削弱波蘭，以加重其對蘇聯和德國的依賴。有觀點認為，肅清KPP最重要的幕後因素是，需要為德蘇協議的簽署作準備。該觀點值得認真對待。斯大林是如何處理此事的，也頗能揭示出內情。在共產國際的協助下，他確保每個受害者都被帶回莫斯科，且逃跑的人儘可能的少。唯一一批倖存下來的受害者是那些被監禁在波蘭的人，如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
1938年2月，每週發表兩次的共產國際官方公報《國際通訊》（La Correspondance Internationale），對KPP發動了一場攻擊，署名為斯維茨基（J.Swiecicki）。這場清洗始於1937年6月。當時，總書記朱利安‧倫斯基（Julian Lenski）被召到莫斯科，立刻失蹤。在清洗期間，12名中央委員、很多層級稍低的領導人以及數百名激進分子遭到肅清，包括加入國際縱隊的波蘭人。東布羅夫斯基旅（Dombrowski Brigade，譯者註：國際縱隊的軍事單位，其成員大多是波蘭人）的政治領導人卡齊米日‧齊考斯基（Kazimierz Cichowski）和古斯塔夫‧賴歇爾（Gustav Reicher），一回到莫斯科就被逮捕。直到1942年，斯大林才允許用波蘭工人黨（PPR）這個名字，成立新的波蘭共產黨。這樣就可以組建一個新政府，與在倫敦成立的流亡官方政府相抗衡。
南斯拉夫共產黨人也在斯大林的恐怖之下受到重創。1921年被取締之後，南斯拉夫共產黨（YCP）被迫在海外重組，1921年至1936年在維也納，1936年至1939年則在巴黎；但1925年以後，其主要中心是莫斯科。西部少數民族共產主義大學、斯維爾德洛夫共產主義大學（Sverdlov Communist University）和國際列寧學校的學生中，首先形成了南斯拉夫流亡者的一個小核心。1929年亞歷山大國王作為獨裁者掌權後，第二波流亡潮使該群體力量大增。上世紀30年代，居住在蘇聯的200～300名南斯拉夫共產黨人在國際組織中有著相當高的知名度，特別是在共產國際和國際青年組織（International Youth Organization）中。因此，他們通常是蘇共的成員。
由於為掌控YCP進行了諸多派系鬥爭，他們開始聲名狼藉。共產國際的干預變得越來越頻繁和具有約束性。1925年年中，首場chistka（清洗）發生在西部少數民族共產主義大學。南斯拉夫學生在那裡支持反對派，並反對校長瑪麗亞‧J‧弗魯基那（Maria J.Frukina）。幾名學生遭侮辱和開除，其中4人（安特‧西裡加﹝Ante Ciliga﹞、德迪奇﹝V.Dedić﹞、德拉季奇﹝A.Dragić﹞和艾柏林﹝G.Eberling﹞）被逮捕並流放到西伯利亞。在1932年的另一次清洗中，又有16名激進分子被驅逐。
在基洛夫遇刺之後，對政治流亡者的控制變本加厲；1936年秋，YCP所有的激進分子都在恐怖開始前受到調查。雖然對無名人員的命運知之甚少，但我們的確知道，YCP中央委員會的8名書記、其他15名中央委員以及21名地區或地方機構的書記都被捕並失蹤。1939年7月，被迫逃往蘇聯並在科學院工作的一名書記西瑪‧馬爾科維奇（Sima Markević）遭逮捕，被判處10年苦役，且禁止與外界有任何接觸。他死在監獄裡。其他人立即被處決，其中包括武約維奇（Vujović）兄弟──拉多米爾（Radomir）（YCP中央委員會成員）和格雷戈爾（Gregor）（中央青年委員會成員）。另一兄弟沃亞（Voja）也失蹤了。他曾是青年共產國際的首腦，也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米蘭‧高爾基奇（Milan Gorkić），1932年至1937年間擔任YCP中央委員會書記，被指控在共產國際內成立了「一個反蘇組織，並在共產國際內指揮一個由柯諾寧和皮亞特尼茨基領導的恐怖組織」。
上世紀60年代中期，YCP為約百名鎮壓受害者平了反，但沒有進行系統的調查。這樣的調查自然也會提出1948年南共與蘇共分裂後，在南斯拉夫的蘇聯支持者鎮壓的受害者數量問題，並會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鐵托（Tito）（約瑟普‧布羅茲﹝Josip Broz﹞）1938年升至黨的領導層，是一場特別血腥清洗的結果。鐵托1948年起來反對斯大林的事實，絲毫不能抵消他對30年代清洗所應負的責任。 （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