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危機共振」離中國還有多遠？》一文中談過，腐敗會導致一個政權衰竭，但這是個漫長的過程，也不是政權崩潰的充分條件。
從歷史經驗判斷，中國歷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幾大危機疊加所致，如統治集團內部的危機、經濟危機（最終表現為財政危機）以及外敵入侵。
《北平無戰事》正好就反映了國民政府同時面臨這四大危機時的風雨飄搖狀態，作者也許是出於避忌，有意忽略了1948年幣制改革出自中共臥底「紅色經濟學家」冀朝鼎向宋子文提交的獻策。
腐敗並不直接導致政權敗亡
我說腐敗並非導致政權崩潰的決定性因素，因與國人的習慣認知不同，一時難以得到普遍認同。
所謂「習慣認知」，其實主要由中共的宣傳用語構成，一是中共用來表示反腐決心時用的「腐敗將導致亡黨亡國」，一是分析蔣介石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政兩界的腐敗，蔣經國上海打虎失敗算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但只要將國民黨的腐敗與共產黨目前的腐敗狀況相比，就會發現，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共的腐敗遠比國民政府嚴重。國民黨的腐敗高峰一是抗戰勝利之後接收大員們的「五子登科」，二是國共內戰時的戰時物質調配。
平時的腐敗，無非就是稅捐征稽、司法等各種環節。由於土地是私產，國民政府時期並未發生政府大量征地拆遷讓民眾流離失所之事。
但中共不同，由於壟斷了國家資源的配置，土地也是國有（農村集體所有），因此，中共的腐敗幾乎發生於資源配置、公共工程、政府投資、銀行管控資金、司法、教育、醫療等一切公共部門之中。
至於高層家族的貪腐，國民黨時期，中共理論家陳伯達寫了一本《中國四大家族》，宣傳效果極強，當時的中國人基本上都相信。
中共政治利益集團掠奪民財與公共財的可不止四十個家族，從《中國離岸金融公司解密》及《紐約時報》、彭博社的系列相關調查報導來看，比陳那本《中國的四大家族》的控訴，內容翔實可靠得多。
上述事實，讓我重新思考國民黨政權緣何敗走臺灣。好在一些學者潛心向學，對此還頗有研究。
國共較量：弱專制對強專制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文數年前曾撰有《弱勢獨裁政黨的歷史命運》一文，專門從政黨的社會基礎、組織結構與組織管理方面探討了這一問題，以下是我對該文的摘要介紹，為便於理解，加上小標題。關於中共的論述，除第一段加引號部分之外，主要是我的論述。
一、國民黨沒有屬於自己的社會基礎
「1927年後，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師法蘇俄實行一黨專政。但此時的國民黨實際上並不具備專政的社會條件。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之初（1929年），普通黨員僅27萬餘人，到1937年，才達到52萬餘人。
1929年，南京政府僅控制了約8％的國土和20％的人口；抗戰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區和人口分別增至25％和66％。」但這種控制實際上非常脆弱。
「由於黨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將政治觸角囿限於上層和城市，縣以下農村基層社會基本處於自治狀態（這是中共能夠在邊遠地區生存下來的原因）。
另一方面，大量吸納北洋舊官僚進入其各級政權系統，使北洋官場舊習得以在新政權中延續下來。」
「中共執掌全國政權時，擁有600多萬黨員，其中脫產幹部331萬人（1952年），到1958年，黨員人數增至1300餘萬，脫產幹部增至792萬」，截至2013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8668.6萬名，佔18歲以上人口的8％。這種人口佔比，使得中共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
二、國民政府對軍隊控制力弱於中共
「國民黨政權的支撐力量不是黨員和黨機器，而是軍人和武力。在黨、政、軍三者之中，黨的力量最為脆弱。無論戰時抗日，還是戰後『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黨部，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軍隊；收復某一個地方，最先到達的首先是軍隊，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黨部。
而共產黨則相反，黨的力量往往成為軍政的前鋒，攻佔某一地區，最先打入的首先是黨組織，然後軍政力量跟進；從某一地區撤退時，即使軍政力量退出後，黨的組織仍然留下來繼續戰鬥。」
因此，在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完全淪為軍政的附庸」，派系林立，地方軍閥壟斷一地的軍事政治經濟，與國民政府的中央離心離德。
在共產黨那裡，無論是在野還是在朝，都堅持黨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即「黨指揮槍」的原則。1927年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確定的「支部建在連上」，保證了軍權牢牢掌握在黨手中。
三、國民黨對社會的滲透力遠遜於中共
「國民黨執政以後沒有觸動既存的社會結構。國民黨不是派遣和選拔政治上合格的黨員進入各級政治和社會機構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點，也不是培養黨員成為社會各界的楷模，以贏得民眾的信仰和擁護，而是不加甄別地網羅舊的社會權勢力量加入國民黨。
那些人戴上國民黨黨徽，只是為了繼續保住其既有權勢資源和維護舊的社會政治秩序。」
與之相比，中共的組織極其嚴密。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中共勢力滲透到農村與城市當中，最後在農村通過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通過建立街道辦事處與居委會制度，在這些基層組織中建立黨黨支部，控制了全社會每一個角落。
從十餘年前開始，中共在私企與外資企業當中也建立了黨支部，對企業實施控制。可以說，中共的控制力到達窮鄉僻壤每個角落，再也不可能發生毛澤東當年井崗山割據、陝西坐大，各地有革命根據地這種事情。
四、國民黨對黨員退黨採取放任政策
王奇文在文章中提到，在國民政府部門及國有經濟部門擔任公職者，不一定非得是國民黨員，對於退黨也無懲罰機制，「1947年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及黨團聯席會議在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決議將三青團並入國民黨，所有黨員、團員一律重新登記為黨員，其時，估計黨、團合併後，總數當超過1千萬。
但截至1948年11月，黨員、團員重新登記為黨員者僅132萬。也就是說，在黨、團合併過程中，將近九成的黨、團員實際已脫離了國民黨」，「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央自1947年起，停發縣級黨務經費，讓縣以下基層幹部自謀生路。
在這種情況下，多數縣黨部僅留下一兩人做做例行的『總理紀念周』，有的縣黨部乾脆人去樓空，空懸一塊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風雨之中搖曳，……
此情此景，寓意著國民黨早在軍事大潰敗之前，實際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中共黨員，只有被黨開除或由組織勸其退黨者，主動退黨者，一律視為「叛變行為」予以打擊，在中共建政前，這種打擊包括肉體消滅；在中共建政後，多作為歷史污點記入檔案，成為歷次政治運動整肅對象。
文革時期，連1936年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經中共總書記張聞天批准，為保存中共幹部力量，讓61名被國民政府抓捕的中共幹部履行自首手續保釋之事，都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受株連者達6000多人。現階段，對中共腹誹者雖多，但因利益所系，只要留在大陸的中共黨員就不會「自絕於黨」，少有主動提出退黨者。
以上論述，從中共政權這一強專制政權的組織結構、方式、約束力等方面，說明瞭它的抗打擊能力遠非國民政府這一弱專制政權可比。對當前希望以「去組織化、去中心化」的網路革命衝擊中共政權的人士，本文算是提供一點歷史經驗。
作者：何清漣
──轉自《看中國》
（責任編輯：果清）
從歷史經驗判斷，中國歷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幾大危機疊加所致，如統治集團內部的危機、經濟危機（最終表現為財政危機）以及外敵入侵。
《北平無戰事》正好就反映了國民政府同時面臨這四大危機時的風雨飄搖狀態，作者也許是出於避忌，有意忽略了1948年幣制改革出自中共臥底「紅色經濟學家」冀朝鼎向宋子文提交的獻策。
腐敗並不直接導致政權敗亡
我說腐敗並非導致政權崩潰的決定性因素，因與國人的習慣認知不同，一時難以得到普遍認同。
所謂「習慣認知」，其實主要由中共的宣傳用語構成，一是中共用來表示反腐決心時用的「腐敗將導致亡黨亡國」，一是分析蔣介石國民政府在大陸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政兩界的腐敗，蔣經國上海打虎失敗算是一個標誌性事件。
但只要將國民黨的腐敗與共產黨目前的腐敗狀況相比，就會發現，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共的腐敗遠比國民政府嚴重。國民黨的腐敗高峰一是抗戰勝利之後接收大員們的「五子登科」，二是國共內戰時的戰時物質調配。
平時的腐敗，無非就是稅捐征稽、司法等各種環節。由於土地是私產，國民政府時期並未發生政府大量征地拆遷讓民眾流離失所之事。
但中共不同，由於壟斷了國家資源的配置，土地也是國有（農村集體所有），因此，中共的腐敗幾乎發生於資源配置、公共工程、政府投資、銀行管控資金、司法、教育、醫療等一切公共部門之中。
至於高層家族的貪腐，國民黨時期，中共理論家陳伯達寫了一本《中國四大家族》，宣傳效果極強，當時的中國人基本上都相信。
中共政治利益集團掠奪民財與公共財的可不止四十個家族，從《中國離岸金融公司解密》及《紐約時報》、彭博社的系列相關調查報導來看，比陳那本《中國的四大家族》的控訴，內容翔實可靠得多。
上述事實，讓我重新思考國民黨政權緣何敗走臺灣。好在一些學者潛心向學，對此還頗有研究。
國共較量：弱專制對強專制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文數年前曾撰有《弱勢獨裁政黨的歷史命運》一文，專門從政黨的社會基礎、組織結構與組織管理方面探討了這一問題，以下是我對該文的摘要介紹，為便於理解，加上小標題。關於中共的論述，除第一段加引號部分之外，主要是我的論述。
一、國民黨沒有屬於自己的社會基礎
「1927年後，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師法蘇俄實行一黨專政。但此時的國民黨實際上並不具備專政的社會條件。國民黨執掌全國政權之初（1929年），普通黨員僅27萬餘人，到1937年，才達到52萬餘人。
1929年，南京政府僅控制了約8％的國土和20％的人口；抗戰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區和人口分別增至25％和66％。」但這種控制實際上非常脆弱。
「由於黨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將政治觸角囿限於上層和城市，縣以下農村基層社會基本處於自治狀態（這是中共能夠在邊遠地區生存下來的原因）。
另一方面，大量吸納北洋舊官僚進入其各級政權系統，使北洋官場舊習得以在新政權中延續下來。」
「中共執掌全國政權時，擁有600多萬黨員，其中脫產幹部331萬人（1952年），到1958年，黨員人數增至1300餘萬，脫產幹部增至792萬」，截至2013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8668.6萬名，佔18歲以上人口的8％。這種人口佔比，使得中共具有廣泛的社會基礎。
二、國民政府對軍隊控制力弱於中共
「國民黨政權的支撐力量不是黨員和黨機器，而是軍人和武力。在黨、政、軍三者之中，黨的力量最為脆弱。無論戰時抗日，還是戰後『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黨部，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軍隊；收復某一個地方，最先到達的首先是軍隊，其次是政府，最後才是黨部。
而共產黨則相反，黨的力量往往成為軍政的前鋒，攻佔某一地區，最先打入的首先是黨組織，然後軍政力量跟進；從某一地區撤退時，即使軍政力量退出後，黨的組織仍然留下來繼續戰鬥。」
因此，在國民政府時期，「國民黨完全淪為軍政的附庸」，派系林立，地方軍閥壟斷一地的軍事政治經濟，與國民政府的中央離心離德。
在共產黨那裡，無論是在野還是在朝，都堅持黨的政治核心作用，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即「黨指揮槍」的原則。1927年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確定的「支部建在連上」，保證了軍權牢牢掌握在黨手中。
三、國民黨對社會的滲透力遠遜於中共
「國民黨執政以後沒有觸動既存的社會結構。國民黨不是派遣和選拔政治上合格的黨員進入各級政治和社會機構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點，也不是培養黨員成為社會各界的楷模，以贏得民眾的信仰和擁護，而是不加甄別地網羅舊的社會權勢力量加入國民黨。
那些人戴上國民黨黨徽，只是為了繼續保住其既有權勢資源和維護舊的社會政治秩序。」
與之相比，中共的組織極其嚴密。到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中共勢力滲透到農村與城市當中，最後在農村通過人民公社制度，在城市通過建立街道辦事處與居委會制度，在這些基層組織中建立黨黨支部，控制了全社會每一個角落。
從十餘年前開始，中共在私企與外資企業當中也建立了黨支部，對企業實施控制。可以說，中共的控制力到達窮鄉僻壤每個角落，再也不可能發生毛澤東當年井崗山割據、陝西坐大，各地有革命根據地這種事情。
四、國民黨對黨員退黨採取放任政策
王奇文在文章中提到，在國民政府部門及國有經濟部門擔任公職者，不一定非得是國民黨員，對於退黨也無懲罰機制，「1947年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及黨團聯席會議在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蔣介石決議將三青團並入國民黨，所有黨員、團員一律重新登記為黨員，其時，估計黨、團合併後，總數當超過1千萬。
但截至1948年11月，黨員、團員重新登記為黨員者僅132萬。也就是說，在黨、團合併過程中，將近九成的黨、團員實際已脫離了國民黨」，「與此同時，國民黨中央自1947年起，停發縣級黨務經費，讓縣以下基層幹部自謀生路。
在這種情況下，多數縣黨部僅留下一兩人做做例行的『總理紀念周』，有的縣黨部乾脆人去樓空，空懸一塊白底黑字的招牌，任其在風雨之中搖曳，……
此情此景，寓意著國民黨早在軍事大潰敗之前，實際上已『先天下之亡而亡』了」。
中共黨員，只有被黨開除或由組織勸其退黨者，主動退黨者，一律視為「叛變行為」予以打擊，在中共建政前，這種打擊包括肉體消滅；在中共建政後，多作為歷史污點記入檔案，成為歷次政治運動整肅對象。
文革時期，連1936年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經中共總書記張聞天批准，為保存中共幹部力量，讓61名被國民政府抓捕的中共幹部履行自首手續保釋之事，都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受株連者達6000多人。現階段，對中共腹誹者雖多，但因利益所系，只要留在大陸的中共黨員就不會「自絕於黨」，少有主動提出退黨者。
以上論述，從中共政權這一強專制政權的組織結構、方式、約束力等方面，說明瞭它的抗打擊能力遠非國民政府這一弱專制政權可比。對當前希望以「去組織化、去中心化」的網路革命衝擊中共政權的人士，本文算是提供一點歷史經驗。
作者：何清漣
──轉自《看中國》
（責任編輯：果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