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時間2018年11月16日訊】1939年9月中旬，納粹德國與蘇聯對波蘭的瓜分生效。瓜分是1939年8月23日被祕密決定的。這兩個侵略者共同協調其控制人口的行動，蓋世太保與NKVD一起合作。在擁有330萬人的猶太社區中，有200萬人落入德國占領區。在迫害、屠殺和焚燬猶太教堂之後，建立了猶太人區，首先是1940年4月30日在羅茲（Lodz），然後是10月在華沙，之後於11月15日被關閉。
許多波蘭猶太人在德軍推進之前向東逃離。1939年—1940年的冬天，德國人並未過於擔心人們逃越邊境，但是很多嘗試碰運氣的人遇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障礙：「隨著其刺刀準備就緒，『無階級社會』中穿著長皮大衣的蘇聯衛兵（Soviet Guards），常常用警犬及陣陣自動武器射擊聲，來迎接出發去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的遊牧民。」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這些猶太人發現自己被困在布格河西岸約1英裡寬的無人地帶，被迫在星空下露營。然後，他們中大多數人轉身返回德國占領區。
後來，拉迪斯拉夫‧安德斯（Ladislav Anders）將軍的波蘭軍隊裡的一名前士兵 L.C.（「身分證號為15015」）總結了以下情況：
「該地區是一片約600～700米的區域，約800人在那裡受困了數週。其中90%是從德國人手中逃出的猶太人。我們病了，無盡的秋雨不斷淋濕著我們，我們擠在一起取暖。那些『人道主義的』蘇聯邊防警衛，連一口麵包或熱水都不會給我們。他們甚至連周圍農村的農民都不讓通過。這些農民願意幫助我們活下去。結果，我們中很多人都死在那裡……我可以證實，回到德國那邊的人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從任何角度來看，NKVD都與蓋世太保沒什麼兩樣。唯一的區別是，蓋世太保會更快地殺了你，而NKVD卻以漫長和緩慢得可怕的方式來弄死和折磨你，結果，在這一切中活下來的人都是潦倒之人，在其餘生中都是個殘疾人。」
具有象徵意義的是，伊斯雷爾‧約書亞‧辛格（Israel Joshua Singer，譯者註：1893年—1944年，美籍波蘭裔小說家）在其作品中，安排男主角在成為「人民的敵人」並被迫逃離蘇聯後，死在了這片無人地帶。
1940年3月，數十萬難民（一些歷史學家估計該數字為60萬左右）被強制獲得蘇聯護照。蘇德條約包括難民交換。由於家庭破碎以及貧困與NKVD的壓迫變得越來越不堪忍受，一些人決定試著回到德國占領的戰前屬於波蘭的那部分領土上。在西烏克蘭的利沃夫安頓下來的儒勒‧馬戈林（Jules Margoline）報告說，1940年春，「猶太人喜歡德國的猶太人區，勝過蘇聯的平等。」對他們來說，相較於嘗試逃往蘇聯本身，試著逃離占領區抵達一中立國，似乎是一個更好的主意。
1940年初，波及波蘭公民的驅逐行動開始了（詳見第19章），一直延續到6月。所有教派的波蘭人都被用火車帶往遠北地區和哈薩克斯坦。馬戈林自己的車隊花了10天時間抵達摩爾曼斯克。他是集中營生活出色的觀察家之一。他寫道：
「蘇聯營地與世界其餘地區的拘留營之間的主要區別，並不在於它們巨大的、難以想像的規模或那裡發現的殺氣騰騰的環境，而在於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需要撒下無盡的謊言以求活命，需要每天都撒謊，需要長年戴著面具，從不說自己真正的想法。在蘇俄，自由公民也不得不做同樣的事情。掩蓋和謊言成為唯一的防衛手段。公開會議、商務會議、街頭邂逅、談話，甚至牆上的海報，都被用官方語言包裝起來，沒一個字是真話。西方人不可能理解，窮年累月失去說你所想的權利，到底是什麼樣，以及如何不得不壓抑你可能擁有的哪怕是最細微的『非法』思想，並像墳墓一樣地保持沉默。這種壓力摧毀了人們內心的某種東西。」
1992年的一篇文章披露了兩名波蘭社會主義者的命運。華沙市政官員維克托．阿爾特（Viktor Alter）（生於1890年），是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成員，也曾是猶太人工會聯合會（Federation of Jewish Unions）的主席。亨裡克‧埃利希（Henryk Erlich）是華沙社區委員會（Communal Council of Warsaw）的成員，也是一家名為Folkstaytung的猶太日報的編輯。兩人也是猶太社會主義工人黨（Bund）的成員。1939年，他們在蘇聯占領區避難。阿爾特於9月26日在科韋利（Kowel）被捕，埃利希於10月4日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被捕。阿爾特被轉移到盧比揚卡，並因反蘇活動（據稱，他曾與波蘭警方勾結，並負責猶太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非法行動）於1940年7月20日被判死刑。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執行管理委員會所判的這一刑期被減為10年營地監禁。1940年8月2日，埃利希在薩拉托夫被NKVD軍隊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但其刑期也被減為10年營地監禁。在西科斯基—麥斯基（Sikorsky-Maisky）協議簽署之後，阿爾特和埃利希於1941年9月獲釋，並被叫去見貝利亞。貝利亞建議他們建立一個猶太人反納粹委員會，他們同意這樣做。他們被派到古比雪夫，並於12月4日再次被捕，被指控與納粹勾結。貝利亞下令將他們單獨監禁。此後，他們被稱為囚犯41（阿爾特）和42（埃利希），他們的身分不會透露給任何人。1941年12月23日，此時被視為蘇聯公民的他們，依據懲罰叛國罪的第58條第1款，再度被判死刑。在接下來的幾週裡，他們向當局發出一系列請求，可能並不知道他們已再次被判死刑。1942年5月15日，亨裡克‧埃利希吊死在牢房的鐵柵欄上。人們相信他是被處決的，直到檔案被開放。
維克托．阿爾特也曾揚言要自殺。貝利亞下令對他進行更嚴密的監視。1943年2月17日，他被處決。於1941年12月23日宣布的這一判決，得到了斯大林的親自批准。值得注意的是，處決是在斯大林格勒勝利後不久執行的。蘇聯當局對被處決者進行進一步誹謗，聲稱阿爾特和埃利希此前一直在散播宣傳，支持與納粹德國簽署和平條約。
1945年—1946年的冬季，美國猶太工人委員會祕書雅克．帕特（Jacques Pat）醫生前往波蘭，開始調查納粹罪行。回國後，他在《猶太前鋒日報》（Jewish Daily Forward）上，就逃往蘇聯的猶太人之命運發表了兩篇文章。根據他的計算以及數百次的訪談，有40萬波蘭猶太人死於驅逐行動中，以及集中營和強制勞動流放區內。戰爭結束時，15萬人選擇拿回波蘭國籍，以便能夠離開蘇聯。「今天正穿越蘇聯與波蘭邊境的15萬名猶太人不再有興趣談論蘇聯、社會主義祖國、獨裁或民主。對他們來說，這樣的討論已經結束。他們做出一個『逃亡』的手勢，作為要說的最後一句話。」#（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史蒂芬‧庫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讓-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譯者：礪真、言純均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文焉
許多波蘭猶太人在德軍推進之前向東逃離。1939年—1940年的冬天，德國人並未過於擔心人們逃越邊境，但是很多嘗試碰運氣的人遇到了一個意想不到的障礙：「隨著其刺刀準備就緒，『無階級社會』中穿著長皮大衣的蘇聯衛兵（Soviet Guards），常常用警犬及陣陣自動武器射擊聲，來迎接出發去應許之地（Promised Land）的遊牧民。」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這些猶太人發現自己被困在布格河西岸約1英裡寬的無人地帶，被迫在星空下露營。然後，他們中大多數人轉身返回德國占領區。
後來，拉迪斯拉夫‧安德斯（Ladislav Anders）將軍的波蘭軍隊裡的一名前士兵 L.C.（「身分證號為15015」）總結了以下情況：
「該地區是一片約600～700米的區域，約800人在那裡受困了數週。其中90%是從德國人手中逃出的猶太人。我們病了，無盡的秋雨不斷淋濕著我們，我們擠在一起取暖。那些『人道主義的』蘇聯邊防警衛，連一口麵包或熱水都不會給我們。他們甚至連周圍農村的農民都不讓通過。這些農民願意幫助我們活下去。結果，我們中很多人都死在那裡……我可以證實，回到德國那邊的人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從任何角度來看，NKVD都與蓋世太保沒什麼兩樣。唯一的區別是，蓋世太保會更快地殺了你，而NKVD卻以漫長和緩慢得可怕的方式來弄死和折磨你，結果，在這一切中活下來的人都是潦倒之人，在其餘生中都是個殘疾人。」
具有象徵意義的是，伊斯雷爾‧約書亞‧辛格（Israel Joshua Singer，譯者註：1893年—1944年，美籍波蘭裔小說家）在其作品中，安排男主角在成為「人民的敵人」並被迫逃離蘇聯後，死在了這片無人地帶。
1940年3月，數十萬難民（一些歷史學家估計該數字為60萬左右）被強制獲得蘇聯護照。蘇德條約包括難民交換。由於家庭破碎以及貧困與NKVD的壓迫變得越來越不堪忍受，一些人決定試著回到德國占領的戰前屬於波蘭的那部分領土上。在西烏克蘭的利沃夫安頓下來的儒勒‧馬戈林（Jules Margoline）報告說，1940年春，「猶太人喜歡德國的猶太人區，勝過蘇聯的平等。」對他們來說，相較於嘗試逃往蘇聯本身，試著逃離占領區抵達一中立國，似乎是一個更好的主意。
1940年初，波及波蘭公民的驅逐行動開始了（詳見第19章），一直延續到6月。所有教派的波蘭人都被用火車帶往遠北地區和哈薩克斯坦。馬戈林自己的車隊花了10天時間抵達摩爾曼斯克。他是集中營生活出色的觀察家之一。他寫道：
「蘇聯營地與世界其餘地區的拘留營之間的主要區別，並不在於它們巨大的、難以想像的規模或那裡發現的殺氣騰騰的環境，而在於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需要撒下無盡的謊言以求活命，需要每天都撒謊，需要長年戴著面具，從不說自己真正的想法。在蘇俄，自由公民也不得不做同樣的事情。掩蓋和謊言成為唯一的防衛手段。公開會議、商務會議、街頭邂逅、談話，甚至牆上的海報，都被用官方語言包裝起來，沒一個字是真話。西方人不可能理解，窮年累月失去說你所想的權利，到底是什麼樣，以及如何不得不壓抑你可能擁有的哪怕是最細微的『非法』思想，並像墳墓一樣地保持沉默。這種壓力摧毀了人們內心的某種東西。」
1992年的一篇文章披露了兩名波蘭社會主義者的命運。華沙市政官員維克托．阿爾特（Viktor Alter）（生於1890年），是社會主義工人國際的成員，也曾是猶太人工會聯合會（Federation of Jewish Unions）的主席。亨裡克‧埃利希（Henryk Erlich）是華沙社區委員會（Communal Council of Warsaw）的成員，也是一家名為Folkstaytung的猶太日報的編輯。兩人也是猶太社會主義工人黨（Bund）的成員。1939年，他們在蘇聯占領區避難。阿爾特於9月26日在科韋利（Kowel）被捕，埃利希於10月4日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被捕。阿爾特被轉移到盧比揚卡，並因反蘇活動（據稱，他曾與波蘭警方勾結，並負責猶太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非法行動）於1940年7月20日被判死刑。由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執行管理委員會所判的這一刑期被減為10年營地監禁。1940年8月2日，埃利希在薩拉托夫被NKVD軍隊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但其刑期也被減為10年營地監禁。在西科斯基—麥斯基（Sikorsky-Maisky）協議簽署之後，阿爾特和埃利希於1941年9月獲釋，並被叫去見貝利亞。貝利亞建議他們建立一個猶太人反納粹委員會，他們同意這樣做。他們被派到古比雪夫，並於12月4日再次被捕，被指控與納粹勾結。貝利亞下令將他們單獨監禁。此後，他們被稱為囚犯41（阿爾特）和42（埃利希），他們的身分不會透露給任何人。1941年12月23日，此時被視為蘇聯公民的他們，依據懲罰叛國罪的第58條第1款，再度被判死刑。在接下來的幾週裡，他們向當局發出一系列請求，可能並不知道他們已再次被判死刑。1942年5月15日，亨裡克‧埃利希吊死在牢房的鐵柵欄上。人們相信他是被處決的，直到檔案被開放。
維克托．阿爾特也曾揚言要自殺。貝利亞下令對他進行更嚴密的監視。1943年2月17日，他被處決。於1941年12月23日宣布的這一判決，得到了斯大林的親自批准。值得注意的是，處決是在斯大林格勒勝利後不久執行的。蘇聯當局對被處決者進行進一步誹謗，聲稱阿爾特和埃利希此前一直在散播宣傳，支持與納粹德國簽署和平條約。
1945年—1946年的冬季，美國猶太工人委員會祕書雅克．帕特（Jacques Pat）醫生前往波蘭，開始調查納粹罪行。回國後，他在《猶太前鋒日報》（Jewish Daily Forward）上，就逃往蘇聯的猶太人之命運發表了兩篇文章。根據他的計算以及數百次的訪談，有40萬波蘭猶太人死於驅逐行動中，以及集中營和強制勞動流放區內。戰爭結束時，15萬人選擇拿回波蘭國籍，以便能夠離開蘇聯。「今天正穿越蘇聯與波蘭邊境的15萬名猶太人不再有興趣談論蘇聯、社會主義祖國、獨裁或民主。對他們來說，這樣的討論已經結束。他們做出一個『逃亡』的手勢，作為要說的最後一句話。」#（待續）
（編者按：《共產主義黑皮書》依據原始檔案資料，系統地詳述了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地製造的「罪行、恐怖和鎮壓」。本書1997年在法國首度出版後，震撼歐美，被譽為是對「一個世紀以來共產主義專制的真正裡程碑式的總結」。大紀元和博大出版社獲得本書原著出版方簽約授權，翻譯和發行中文全譯本。大紀元網站率先連載，以饗讀者。文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作者：史蒂芬‧庫托伊斯（Stéphane Courtois）、讓-路易斯‧潘尼（Jean-Louis Panné）譯者：礪真、言純均
──轉自《大紀元》
責任編輯：文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