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在野的加州共和黨人現在已經到了絕望的地步。
在撰寫本文時，加州民主黨贏得了每一個全州範圍投票的競選（如州長、副州長、州務卿和聯邦參議員等職位，譯者注），在州參眾兩院中達到絕對多數，並且有望獲得多達七個國會選區席位。當所有選票都被計算在內時，橙縣，這個曾經被認為是加州最「共和黨的縣」，將不會在華盛頓特區擁有一名共和黨代表。
對這一結果的一種欠考慮的解釋是：加州共和黨人成了川普（特朗普）總統的犧牲品。然而，加州共和黨的問題早已存在，並且原因比怪罪任何一個人都要深刻得多。從金錢到基層組織，加州共和黨人被（民主黨）完全擊敗了。
這次選舉，加州的競選支出超過10億美元，其中2.87億美元用於加州的國會競選活動。這筆巨額支出的絕大多數幫助了民主黨人。在加州，由於兩位億萬富翁、工會，甚至加州的商業社團也為民主黨捐款，給民主黨的全年活動提供了資金。
這一點在加州的第39國會區中尤為明顯，該地區的總競選支出為3450萬美元，共和黨人金映玉（Young Kim）所收到的直接捐款只有對手的五分之一。第48區的選戰耗資3300萬美元，共和黨眾議員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的對手也大幅超過他的資金。在第25國會區，民主黨人凱蒂·希爾（Katie Hill）在億萬富翁彭博（Michael Bloomberg）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PAC）450萬美元的幫助下擊敗了現任共和黨眾議員史蒂夫·奈特（Steve Knight）。還記得左派人士抱怨「公民聯合會」（Citizens United）嗎？（譯者注：「公民聯合會」是一保守派團體，曾經起訴聯邦選舉委員會。該案被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對企業或工會的政治獻金額度設限是違憲的。然而加州左派試圖推翻這一裁決，並在2016年成功推動59號提案的通過，向國會表達不接受大額政治獻金的態度。）
民主黨人正在投入資金進行複雜的全年競選活動。億萬富翁湯姆·斯泰爾（Tom Steyer）有針對性地爭取青少年做選民登記、聯繫選民和動員投票，僅在加州就投入380萬美元。在選舉前的備忘錄中，斯泰爾創立的組織NextGen America詳細介紹了68名工作人員如何招募近千名志願者，在六七個加州國會席位中登記了超過2萬8千名青年選民。
這些努力得到了回報，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州的第45國會區，民主黨人凱蒂·波特（Katie Porter）可能會擊敗共和黨眾議員米米·沃特斯（Mimi Walters）。民主黨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得到朝鮮式的（一邊倒）支持，獲得92％的選票。
在硅谷的幫助下，民主黨人正巧妙地從線上和線下資源收集選民數據。當共和黨的競選團隊忙著播出和散發電臺廣告和郵件廣告時，民主黨人則在A/B測試每個競選中的上千個網絡廣告。
這些數據使民主黨人能夠確定在純共和黨家庭中哪些個人選民最容易跨越黨派界線。在共和黨眾議員羅拉巴克的競選活動中，我們每天都收到民主黨人多次訪問共和黨家庭的報告，要求與一個家庭成員討論一個問題。
由於資源有限，加州共和黨人幾乎放棄了任何選民登記計畫。與此同時，民主黨人則針對競爭激烈的國會選區投資，做長期的選民登記計畫。
「政治數據」（Political Data）副總裁保羅·米切爾（Paul Mitchell）指出，與2014年相比，加州第39和第45國會選區的選民「總登記數增加了兩倍，重新登記增加了9倍」。
民主黨以戰術方式部署社交媒體活動，提高選民的投票率。這曾導致了疑似欺詐投票率高於芝加哥的死亡選民的投票率。《洛杉磯時報》對2018年初選的分析發現，與2014年相比，青年選民的投票率增加了一倍以上。為了確保斯泰爾的運作取得成功，青少年時尚雜誌《Teen Vogue》在加州州立大學斯坦尼斯洛斯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Stanislaus)附近的一個區域慶祝了126%的選民投票率。
民主黨人已經建立了全國性的草根活動家網絡，以支持他們有針對性的競選活動。甚至「政治對手研究」（opposition research）也被外包給了一支專門的志願者隊伍。前奧巴馬手下約翰•伯頓（John Burton）的Citizen Strong組織招募了一批業餘研究人員，以閱讀有關某共和黨人的生活、投票記錄和被披露文件的「每一份文件的每一行」。
伯頓在選舉前告訴彭博社：「通過『陽光法案』（Sunshine Law，又稱『信息自由法』），有數不勝數的資訊垂手可得——通過州在網上發布的個人財務報告以及遊說報告，通過社交媒體……」
所有這些問題都導致了加州共和黨人的惡性人口周期。自2007年以來，加州已經有1百萬公民遷走。正如霍華德賈維斯納稅人協會（Howard Jarvis Taxpayers Association）主席喬恩·庫帕爾所指出的那樣，這次大規模遷徙中有很多加州保守人士逃到了德州。前加州國會候選人保羅·查博特（Jon Coupal）不僅離開了加州，而且還成立了一家公司以幫助其他加州保守派離開該州。
指責總統意味著繼續做鴕鳥不去面對加州共和黨人挫敗的真正原因。
（本文作者任加州共和黨主席，現任加州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委員）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在撰寫本文時，加州民主黨贏得了每一個全州範圍投票的競選（如州長、副州長、州務卿和聯邦參議員等職位，譯者注），在州參眾兩院中達到絕對多數，並且有望獲得多達七個國會選區席位。當所有選票都被計算在內時，橙縣，這個曾經被認為是加州最「共和黨的縣」，將不會在華盛頓特區擁有一名共和黨代表。
對這一結果的一種欠考慮的解釋是：加州共和黨人成了川普（特朗普）總統的犧牲品。然而，加州共和黨的問題早已存在，並且原因比怪罪任何一個人都要深刻得多。從金錢到基層組織，加州共和黨人被（民主黨）完全擊敗了。
資金
這次選舉，加州的競選支出超過10億美元，其中2.87億美元用於加州的國會競選活動。這筆巨額支出的絕大多數幫助了民主黨人。在加州，由於兩位億萬富翁、工會，甚至加州的商業社團也為民主黨捐款，給民主黨的全年活動提供了資金。
這一點在加州的第39國會區中尤為明顯，該地區的總競選支出為3450萬美元，共和黨人金映玉（Young Kim）所收到的直接捐款只有對手的五分之一。第48區的選戰耗資3300萬美元，共和黨眾議員羅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的對手也大幅超過他的資金。在第25國會區，民主黨人凱蒂·希爾（Katie Hill）在億萬富翁彭博（Michael Bloomberg）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PAC）450萬美元的幫助下擊敗了現任共和黨眾議員史蒂夫·奈特（Steve Knight）。還記得左派人士抱怨「公民聯合會」（Citizens United）嗎？（譯者注：「公民聯合會」是一保守派團體，曾經起訴聯邦選舉委員會。該案被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對企業或工會的政治獻金額度設限是違憲的。然而加州左派試圖推翻這一裁決，並在2016年成功推動59號提案的通過，向國會表達不接受大額政治獻金的態度。）
組織
民主黨人正在投入資金進行複雜的全年競選活動。億萬富翁湯姆·斯泰爾（Tom Steyer）有針對性地爭取青少年做選民登記、聯繫選民和動員投票，僅在加州就投入380萬美元。在選舉前的備忘錄中，斯泰爾創立的組織NextGen America詳細介紹了68名工作人員如何招募近千名志願者，在六七個加州國會席位中登記了超過2萬8千名青年選民。
這些努力得到了回報，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州的第45國會區，民主黨人凱蒂·波特（Katie Porter）可能會擊敗共和黨眾議員米米·沃特斯（Mimi Walters）。民主黨在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得到朝鮮式的（一邊倒）支持，獲得92％的選票。
數據
在硅谷的幫助下，民主黨人正巧妙地從線上和線下資源收集選民數據。當共和黨的競選團隊忙著播出和散發電臺廣告和郵件廣告時，民主黨人則在A/B測試每個競選中的上千個網絡廣告。
這些數據使民主黨人能夠確定在純共和黨家庭中哪些個人選民最容易跨越黨派界線。在共和黨眾議員羅拉巴克的競選活動中，我們每天都收到民主黨人多次訪問共和黨家庭的報告，要求與一個家庭成員討論一個問題。
選民登記
由於資源有限，加州共和黨人幾乎放棄了任何選民登記計畫。與此同時，民主黨人則針對競爭激烈的國會選區投資，做長期的選民登記計畫。
「政治數據」（Political Data）副總裁保羅·米切爾（Paul Mitchell）指出，與2014年相比，加州第39和第45國會選區的選民「總登記數增加了兩倍，重新登記增加了9倍」。
動員
民主黨以戰術方式部署社交媒體活動，提高選民的投票率。這曾導致了疑似欺詐投票率高於芝加哥的死亡選民的投票率。《洛杉磯時報》對2018年初選的分析發現，與2014年相比，青年選民的投票率增加了一倍以上。為了確保斯泰爾的運作取得成功，青少年時尚雜誌《Teen Vogue》在加州州立大學斯坦尼斯洛斯分校(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Stanislaus)附近的一個區域慶祝了126%的選民投票率。
基層
民主黨人已經建立了全國性的草根活動家網絡，以支持他們有針對性的競選活動。甚至「政治對手研究」（opposition research）也被外包給了一支專門的志願者隊伍。前奧巴馬手下約翰•伯頓（John Burton）的Citizen Strong組織招募了一批業餘研究人員，以閱讀有關某共和黨人的生活、投票記錄和被披露文件的「每一份文件的每一行」。
伯頓在選舉前告訴彭博社：「通過『陽光法案』（Sunshine Law，又稱『信息自由法』），有數不勝數的資訊垂手可得——通過州在網上發布的個人財務報告以及遊說報告，通過社交媒體……」
人口分布
所有這些問題都導致了加州共和黨人的惡性人口周期。自2007年以來，加州已經有1百萬公民遷走。正如霍華德賈維斯納稅人協會（Howard Jarvis Taxpayers Association）主席喬恩·庫帕爾所指出的那樣，這次大規模遷徙中有很多加州保守人士逃到了德州。前加州國會候選人保羅·查博特（Jon Coupal）不僅離開了加州，而且還成立了一家公司以幫助其他加州保守派離開該州。
指責總統意味著繼續做鴕鳥不去面對加州共和黨人挫敗的真正原因。
（本文作者任加州共和黨主席，現任加州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委員）
──轉自《大紀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