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張燦輝：中共偽裝成中國 摧毀中華文化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5月19日訊】中共利用中國文化搞統戰，已被世界各國看清，多國孔子學院被關閉就是顯著例子。今年高中文憑試（DSE）歷史科一條試題要求考生評述是否認同「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說法，被教育局及中共官媒批為傷害國民感情及尊嚴，引起軒然大波。

曾任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的張燦輝教授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欄目專訪時，表達對中共意圖以洗腦取代香港教育的憤怒與悲哀。他指出中共將自己偽裝成「中國」，動輒代表「所有中華兒女」，其實專門摧毀中國文化。他也勉勵知識界以先賢為榜樣，擔起自己的責任。

上週五（15日）教育局要求取消上述試題並派工作組調查考評局。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稱，1900年至1945年日本「對中國只有弊，沒有任何利」，因此這條題目「沒有討論空間」。

其後，有消息指考評局負責通識科的兩名經理辭職，分別是評核發展部高級經理盧家耀，及評核發展經理梁紫豔。其中盧家耀因為曾在個人臉書（Facebook）發表「林鄭滾蛋」及上載遊行圖片被紅媒批鬥。

繼中共外交部駐港公署在臉書發文後，中共官方新華社也在15日發表評論《香港必須建立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重提林鄭之教育不能成為「無掩雞籠」之說，要求特區政府「根治香港教育『頑疾』」。

為說明共產黨的「教育」與香港教育的異同，張燦輝講了奧維爾（George Orwell）小說《1984》中的故事。當拷問者在男主角溫斯頓面前伸出四根手指，問他：「這是幾根手指？」溫斯頓答：「四根。」被電擊。溫斯頓改口說：「五根。」再被電擊。直到溫斯頓完全喪失思考辨別能力，不管自己看到什麼，說出的只是拷問者想讓他說的數字。

張燦輝表示，教育的願望本來是讓學生學會獨立思考，分辨是非，懂得分析資料而做出自己的判斷。而共產黨教育是預先設定「善」與「惡」、「真」與「假」，如學生講的不符合設定就是錯。在共產黨教育中「真相不是我們要思考、反省得到的，真相是預先給的」。

如今的香港正在淪落到如此地步。當特首林鄭月娥做關於監警會的報告，背景板上寫著「香港的真相」。張燦輝說：「我沒見過這麼大的一個諷刺，她正在講的是香港的假象。」

張燦輝說，現在的香港是「群醜亂舞」，「黑警說我們市民是『曱甴』，特首說我們的教育是『無掩雞籠』。教育界老師、學生都是雞？這是最大侮辱。」他續指，林鄭「可以在口中講這樣的話，她還有什麼公信？」

張燦輝還提到，近期親共媒體以各種謊言污衊香港教育。譬如，上個月有左報批評中文大學通識課「中國文化要義」試題煽動仇警，因引述一警長所說「你這樣是不會讓我驚的」，要學生用法家思想批評。他說，該報稱美國操縱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說法來自2012年浸會大學研究《香港藍皮書》，早已被證實是假消息，浸會大學已收回該項研究並道歉。而左報重炒這一說法，「睜大眼睛說瞎話」。

對於中共動輒以代表「14億人」、「所有中華兒女」自居，藉口「國民感情」打壓教育、學術，張燦輝表示，這種假大空說法正體現共產黨「罔顧每個人的獨特的人格、個性」。

他質問：「你真的覺得14億人都這樣想嗎？既然這樣試一次公投啊？」

張燦輝表示，中共代表不了中國。1949年出生的他問道：「共產黨（統治）有多少年？70年，與我一樣。你估它會長久下去嗎？」他續說，在中共病毒疫情後，在國內國外的不滿中，不知中共還能捱過幾個月。

而中國文化綿延數千年，與70年的中共統治不可相提並論。「譬如我們講廣東話，我們看唐詩宋詞，我們看古代的思想家，這些與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共產黨只會將民族文化毀滅。」

他又指，中共最近利用中國文化來搞統戰，已經被世界各國看清，多國孔子學院被關閉就是顯著一例。「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裡面怎麽摧毀中國文化。後來（共產黨）覺得不行了，就找一些聖人出來塗脂抹粉，好像孔子學院，現在變成了一個大笑話。它以為德國有歌德學院，中國有孔子學院，但是德國的歌德學院不是搞統戰的。」

「中國不等於中國共產黨的中國。至少在我們當今世界，中國還有中華民國。」張燦輝表示，由孫中山等革命者推翻滿清，建立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實現了革命先烈追求的自由、民主理想。

張燦輝說，在香港，「大學教育成為生意，知識成為買賣的商品，老師就是大學僱用的夥計。」在大學裡，老師只要教學評核好，每年出版一兩篇學術論文就夠了，除此之外不需要去關心香港、關心文化問題。如果「不平則鳴」，可能會在續任、升職等方面受到打壓。但是知識界是否甘心就此跪下臣服呢？

在充滿危機的時代，張燦輝說，他想到中文大學哲學系前輩老師的榜樣。曾任教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他們都是在共產黨占據大陸的民族危亡關頭，來到香港，為中華文化尋找出路。

「勞思光先生告訴我們，要小心共產黨，不要做幫凶。」張燦輝說，雖在學術界的朋友中很多人還記得前輩的風骨，但是心中有一種無能為力的鬱結之感。「孫中山講三民主義，民生、民族、民權，但我們現在聽到的香港三民主義，是順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講，移民，我走不了；順民，我不願做；暴民，又不夠膽，那怎麼辦呢？」

他勉勵學者效法先賢的榜樣，在強權壓頂的危機中思考、反省，為學生、為學術負起責任。「因安逸的夢已從我們的生活中過去了。」當下的危機，其實給我們一個機會去反省，怎樣增加力量，「怎樣可以對學生、對我們的學術負責任。」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領導者，我們沒有一個大台。」張燦輝強調，在港人反抗共產極權運動中，「每個人要信的就是自己的良心」。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記者：最近考評局歷史學科的考卷受到很大的爭議，怎麼看？

張燦輝：我看到、聽到這兩天發生的事，覺得真是很悲哀，一方面也憤怒。歷史科出現問題之後，我們很多位朋友，比如教協寫了很多文章，講題目的內涵，講1900年到1945年，日本和中國的關係等等，是否利多於弊等等。隨著很多反、正的東西，其實毛澤東也講了很多正面的東西。但這問題不在這裡，如果作為一個理性學術上討論的時候，你講出的這些問題，基本上是錯誤的，或者說有很多是另一種看法的。

我們一直講教育的目標、宗旨，是希望學生懂得獨立思考，其實這是整個中學通識教育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宗旨，能夠懂得分析，懂得從一切資料裡，去處理、去分析，然後做一個獨立的評估等等。

經常聽到很多人說，教育是要教人思想，想東西。但慢慢發覺，希望教到可以明辨是非，理解真假，這種教育的良好意願，也是我們一直在辦教育時的希望。但現在慢慢看到，我們的一些當權者，不是希望我們明辨是非，不是希望我們能夠分析真假。而是要知道什麼叫做善，什麼叫做惡，知道什麼叫做真，什麼叫做假，而真和善是早已預定的。也就是說，他們考試裡的問題，全部是不相關的，irrelevant沒有關係的。他覺得，如果你講的東西不符合他說的，他不相信的東西，就說是錯的。

我很多朋友提到，現在的程度，就好像奧維爾的小說《一九八四》裡說的，當溫斯頓被別人，即拷問者，遞4隻手指出來問他，「幾隻手指？」他說：「4隻」，電他；「說5隻」，電他。那你說是什麼？不是說什麼就是什麼，是聼我的話。給4隻手指時，我說5隻，你就要說5隻；說6隻，你就說6隻。也就是說，真相不是我們要思考、反省得到的，真相是預先給的。

林鄭在監警會的報告，後面寫著「香港真相」。我沒見過這麼大的一個諷刺，她說香港真相，她正在講的是香港假相。如果希望知道真相的話，就不可以聼她說。看到她和其他的一些官員是群妖群醜亂舞。

現在中聯辦出了聲，香港政府其實基本上是聽話而已。我想一個人，一個所謂我們的領袖，都要有一些修養。當黑警說我們的市民是蟑螂的時候，一個特首會說我們的教育是冇厴雞籠（自把自為）。我想如果在任何地方，這是一個最侮辱性的言語。冇厴雞籠（自把自為）是指什麼？即我們教育界的老師、學生都是鷄？這是最大的侮辱。

她至少讀過大學，我不知道她讀過什麼，或者她讀過社會學，她有沒有社會學訓練我不知道，但可以在口中講這樣的話的時候，她還有什麼公信？還有什麼她講的東西我們能夠聽得入耳？所以，她越講，等於我們以前看大陸的報紙一樣，《人民日報》一樣，它講A，其實不是講A，她越講真相，其實就是沒有真相。這使得我們整個社會，整個香港以前相信的，即真理的公開性，真相可以看到，我們的法治裡，我們的衝突裡，有什麼真正的後面的原因，都沒有了，全部都遺失了。唯一有的是，一步一步的繼續打壓，繼續強權，繼續一個完全的威權社會。我想，他們真的很怨恨，或者鄧小平為什麼要搞一國兩制？從頭到尾一國一制就好啦，是不是？

記者：這次考評局的爭議，引發打壓學術自由的憂慮。其實，打壓學術自由不是今天開始的。中大早前也有些爭議？

張燦輝：上個月有人發現，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科講的歷史，「中國文化要義」中的一條題目，是用一個警長講的話，然後叫同學用法家的思想去批評。被拿出來講，說我們的題目中有仇警意識。但其實可以看到，在4月17日，《大公報》一開始就說，美國在中文大學是以中美中心操縱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說是荼毒學生，為害極大。

我聽到這句話，這當然是睜大眼睛說假話，早前我們香港政府裡的官員，睜大眼睛說假話。他提出的是什麼呢？就是2012年在浸會大學裡有一個研究，是關於香港教育，叫做香港藍皮書。裡面有一章講到，他說中文大學在過去這麼多年的通識改革裡，是美國人滲入了中文大學裡，操縱我們的課程設計等等。那時剛好我退休一年了，加上我在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裡，處理了很多年，我知道這當然是講假話。我記得我們是向當局反映，強烈抗議。使得浸會大學裡設立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證明他們這個主持人，就是負責調查的人是講假話，是錯誤的，並向我們道歉了。那這件事完全是錯的，是完全沒有任何證據的，居然還可以拿出來講。

我想這些東西，他們存著，有一天就慢慢開始向我們開刀。從現在看到的香港的情況，看到監警會，看到我們的考試科，看到612「暴動」的問題，看他怎麼去DQ（取消資格）郭榮鏗。就是說，在法律界，在整個司法問題，在我們的教育問題，我們相信、還以為一些是公義的，希望通過監警會，希望有對於我們在過去一年裡，這麼多的事件裡，有一點點的方向感，就是我們重新要調查。但他們說，這些全都是對的。有什麼好說呢？當然，沒得講的地方，因為我們看到的強權世界就是這樣，他抓著權力，他們有槍，他們有他們的絕對威權，就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那我們有什麼好說的呢？

當然，這樣的情況下，是否我們完全就甘心跪下呢？要臣服呢？如果一些東西，說自己講真相，其實是講假話，如果她覺得這樣做根本沒問題的話，其實有很多問題。

現在，實際上我們的教育荼毒了我們無數的青年，但為什麼這些青年人在過去一年裡這樣出來呢？大學生、中學生，我們見到的朋友中，有他們的家長，和他們的子弟一樣，他們對當前政府的不滿，那種憤怒，那種悲哀，這些難道是1、2個人，一些「暴徒」所為的嗎？這些人說我們抗議者是蟑螂的話，其實他是自己說自己而已。他們說我們是冇厴鷄籠（自把自為），這些無德的言語，其實是在說他們自己。

張燦輝：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做學術界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其實很簡單，我們有沒有真的根據自己的良心去做事呢？當我們見到不平的事，是不是就不出聲？就會接受他呢？尤其是法律界的朋友，他如何在這些完全強權，在不公義下，還要做些公義的事呢？這是件困難的事。

記者：大學生在抗爭第一線，但學術界，夠膽量出來說話的學者，似乎不算太多。最近「再出發」聯盟邀請了11個大學的校長，10都在其中，有什麼感受？香港的學者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

張燦輝：我不是在這裡要譴責我的同事或朋友，有些人說，我在這裡說這些事，是因為我已經退了休，不擔心有什麼後遺症，不需要考慮升職的事。這個說法是很容易理解，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負擔擔當，但我覺得這不是個理由。

現在看到大學很悲哀，大學教育成為一個大的生意，知識成為一種買賣的商品，老師就是大學雇的一個伙計，去教知識給那些學生、那些「顧客」。用這個模式來看，我只是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好的學者，比如在大學裡，只要知道你教學時，評核是挺好，每年出版一兩篇學術論文，做一下研究，就夠了。一切關心文化問題、香港問題，是不需要的，還有關心學生，都不是你的職責所在。但是如果你要關心學生，關心我們在這個地區，關心我們這個事業，我們還有很多是香港的人，香港出生的朋友，在大學裡教書的話，他們是應該有種責任，對我們這個城市、這個地方有態度。他們不講，我覺得他們是這種看法，比如我認識的朋友裡，其實不是不講，不是不想講出來，就是白色恐怖的怕。白色恐怖裡，當然表面上用升職的理由，用打壓的理由等多方面去（打壓的），升職、續任，他們很多都用不同的方式去打壓。

我在中文大學教書幾十年，做教授，學生等等的經歷裡，我沒經歷過，但我仍然覺得中文大學和其它大學都仍然很尊重學術自由，直至我離開時候都是。我的同事對我說：「張燦輝你不要那麼天真，大學裡有沒有職業教授在監察著我們呢？」他覺得是有的，只是不知道而已。他這樣講的時侯，其實我也知道，我不是那麼笨，難道我看不到嗎？我們是沒證據，就是這麼回事。他沒出來，他沒出來是因為他現在不會撕破臉出來告訴你聽，我想現在慢慢出現，我們的悲哀或者我們的恐懼等這些自然會出現。

他們控制學者，同毛澤東經常覺得我們這些「臭老九」，我們是很容易控制，我們就是一張嘴，只能說而已。有很多方式不給你升職，或者不加薪，或者在研究裡做些很簡單工作，那麼你會怕，就臣服咯。我覺得很悲哀，我們的一些朋友說，志同道合的人說：「讀聖賢書，所學、所做、所為何事呢？」尤其是中文大學哲學系裡有我們很好的榜樣，我們以前的唐君毅老師、牟宗三、勞思光老師，他們的風骨，他們作為知識分子，對真相、對知識，對真理追求，我都知道，我們很多受過教的人都知道。勞先生告訴我們，要小心共產黨，要我們不要做幫兇，都知道，但是，問題是我們在收口，不過我們說的收口，不出聲，或者在幾年前，可能是沒問題，但是現在強權已經出現了，我們怎麼辦？

張燦輝：孫中山講三民主義，民生、民族、民權。但我們現在聽到的、經常說香港「三民主義」，是順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講，移民，我走不了；順民，我不願做；暴民，又不夠膽量。那怎麼辦呢？

在現在這個情形下，在我們大學的教授，教授級的朋友都一樣，可以做什麼呢？我想心中有火，就不想做順民，但是不做順民，如何種種延續下去呢？你要做移民，未必是人人都行，因為有很多制肘問題，暴民更加不夠膽。在這樣一個情形裡，很可能看到一個鬱結在心裡面，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我們就無能為力呢？

剛才提到的我們的前輩勞先生、唐先生、牟先生，他們在內戰時，在最艱難時會思考。比如我們佩服的國外的一些學者，美國的一位猶太籍的Hannah Arendt，他在二次大戰時，在戰火連天的年代生活，在考慮問題，或者在危機時，給我們機會，安逸的夢在我們的生活裡消失了，我們更加要面對現在的世界，如何去反省，如何更加給力量，更加肯定我們的責任，我們對學生，對我們自己的學術負責任。

我說過到現在為止，香港不是一個搞革命的地方。我們沒有任何一個領導者，我們沒有一個大台。一方面我們行下一代、自己的路，另一方面講，自己呢？每個人要信的就是自己的良心，和我們學術的標準。

記者：社會的爭議問題，甚至疫情，中共都會挑動種族仇恨，用這個帽子，用民族主義的牌。共產黨和民族主義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樣樣都扣這個帽子。

張燦輝：因為這個帽子是最容易、最便宜、最好用，一講就14億人口，一講就偉大祖國，一講中國有4千年文化，這些我們最大的驕傲，這些驕傲裡，是不是用這些大帽子壓下來時，任何人就因此將黑說成白呢？或者黑不說黑呢？

記者：還有外國勢力，比如通識科說美國要滲透進去，都不知道他們的這個帽子是如何形成的？

張燦輝：我想很容易的，有些朋友以前講的都是對的，「當他自己是玻璃心的性格時，為了要保護自己，就更加要罵別人。」我們看到，多少人罵川普，多少美國新聞傳媒將川普罵的如何慘、如何慘，《紐約時報》、《華盛頓時報》上說的事情，都可以講。我們很簡單地問：我們國內，有沒有一張報紙夠膽像罵川普那樣罵習近平呢？沒有一個吧！怎麼去比較哪一個更好呢？一張嘴就是3000年的文化；一張嘴就是14億的人口。這就了不起了？這不是說你的人多，這個事你就對，就正確。

有人說我們要繼續做我們的中國夢。我有朋友就講：「你做你的夢，但是你不可以逼我做你的夢。」我們睡覺的時候，不一定能做一樣的夢啊。這個夢是強加下來的時候，就罔顧了每一個人獨特的人格，獨特的個性，獨特的主體。其實就是虛偽。我要是全部都相信的話，我們就可以一起真的看到偉大和光明的前途？現在很明顯，大陸的政權能不能挨過未來幾個月，我們都不知道。當疫情過去之後會怎麼樣？四面八方的包括國內、國外的人對你（中共政權）的不滿。在國內，我們不知道很多人（真的）很滿意嗎？滿足嗎？是不是這樣？

記者：關鍵是愛國和愛共產黨要分開。

張燦輝：這個我很早就知道了，如果一個國家等於共產黨的話，那我不要（它）。在中國問題裡，中國等於共產黨，那對我來講我不是中國人。但是中國是更多的。中國共產黨有多少年啊？70年。它會長久下去嗎？在中國2、3千年裡講中國文化發展的時候，我們講廣東話，看唐詩、宋詞，我們看小說，看思想家教我們些什麼。這些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呢？

而且中國共產黨是在毀滅中國文化，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裡是怎麼摧毀中國文化。後來（共產黨）覺得不行了，就找一些聖人出來塗脂抹粉，像孔子學院，現在變成了一個大笑話。它以為德國有歌德學院，中國有孔子學院。但是德國的歌德學院不是搞統戰的。它（孔子學院）在搞統戰，都被人都知道了。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都認同中國是中國文化，而中國不是等於中國共產黨。中國還有中華民國。在我們當前、當今這個世界，還有一個值得我們自豪的民主、自由的一個地方，就是孫中山建立的推翻滿清的，真的就有一個民主國家在70年之後，在革命之後在台灣實現了。那你說哪個是中國呢？

如果你說中國不是共產黨就傷害了民族情感，傷害了14億人的感情，那怎麼辦？那你這麼講我只能說OK，我沒辦法和你去辯駁。但是你真的覺得這14億人口都是這麼想的嗎？這些假大空的話。如果這14億人都是跟我一樣呢！有的人就不敢講，要是敢講那就試一試（全民）公投啊！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官方一些表面上的打壓，和官方後面的人民的想法是很不一樣的。

這麼多年我理解到我國內的朋友裡，大部分都是精神分裂，就是公和私是分開的。就公方面，那就是大陸的那套說辭。其實就是怕，它用的是白色恐怖。但是私下來講，他們知道，這個民怨、民憤什麼時候會爆發出來，我們不知道。那我比較悲觀了，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但是我知道，歷史會不斷的重復，但它不是這樣的重復。中國歷史不只是過去這50年、70年。看世界歷史也不會只看過去70年，還有二十世紀之後，這麼多歷史裡面的理解。

記者：真相不是某個政權或者某個領導人來界定的。現在是一個講真話的時代，珍言真語》節目鼓勵更多的人，能夠來到我們這個平台講出自己的真心話。

張燦輝：這個真話裡也不一定完全都是真的。但是至少有一個自由的地方，讓我們每個人可以講自己心裡的話，最主要的是可以講人話。不是說有個劇本在這裡讀。其實有很多人是在讀劇本的，我們想講我們想講的事情。如果我們還可以自由的去講的話，那香港在這方面的自由是寶貴的，是值得珍惜的。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