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張燦輝:中共偽裝成中國 摧毀中華文化

2020年05月19日珍言真語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5月19日訊】中共利用中國文化搞統戰,已被世界各國看清,多國孔子學院被關閉就是顯著例子。今年高中文憑試(DSE)歷史科一條試題要求考生評述是否認同「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的說法,被教育局及中共官媒批為傷害國民感情及尊嚴,引起軒然大波。
曾任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的張燦輝教授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欄目專訪時,表達對中共意圖以洗腦取代香港教育的憤怒與悲哀。他指出中共將自己偽裝成「中國」,動輒代表「所有中華兒女」,其實專門摧毀中國文化。他也勉勵知識界以先賢為榜樣,擔起自己的責任。
考評局兩經理辭職 官媒提「雞籠」論
上週五(15日)教育局要求取消上述試題並派工作組調查考評局。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稱,1900年至1945年日本「對中國只有弊,沒有任何利」,因此這條題目「沒有討論空間」。
【珍言真語】張燦輝:中共偽裝成中國 摧毀中華文化
香港教育局長楊潤雄。(大紀元)
其後,有消息指考評局負責通識科的兩名經理辭職,分別是評核發展部高級經理盧家耀,及評核發展經理梁紫豔。其中盧家耀因為曾在個人臉書(Facebook)發表「林鄭滾蛋」及上載遊行圖片被紅媒批鬥。
繼中共外交部駐港公署在臉書發文後,中共官方新華社也在15日發表評論《香港必須建立與「一國兩制」相適應的新教育體制》,重提林鄭之教育不能成為「無掩雞籠」之說,要求特區政府「根治香港教育『頑疾』」。
中共教育不准獨立思考
為說明共產黨的「教育」與香港教育的異同,張燦輝講了奧維爾(George Orwell)小說《1984》中的故事。當拷問者在男主角溫斯頓面前伸出四根手指,問他:「這是幾根手指?」溫斯頓答:「四根。」被電擊。溫斯頓改口說:「五根。」再被電擊。直到溫斯頓完全喪失思考辨別能力,不管自己看到什麼,說出的只是拷問者想讓他說的數字。
張燦輝表示,教育的願望本來是讓學生學會獨立思考,分辨是非,懂得分析資料而做出自己的判斷。而共產黨教育是預先設定「善」與「惡」、「真」與「假」,如學生講的不符合設定就是錯。在共產黨教育中「真相不是我們要思考、反省得到的,真相是預先給的」。
如今的香港正在淪落到如此地步。當特首林鄭月娥做關於監警會的報告,背景板上寫著「香港的真相」。張燦輝說:「我沒見過這麼大的一個諷刺,她正在講的是香港的假象。」
張燦輝說,現在的香港是「群醜亂舞」,「黑警說我們市民是『曱甴』,特首說我們的教育是『無掩雞籠』。教育界老師、學生都是雞?這是最大侮辱。」他續指,林鄭「可以在口中講這樣的話,她還有什麼公信?」
【珍言真語】張燦輝:中共偽裝成中國 摧毀中華文化
林鄭月娥15日做關於監警會的報告,背景板上寫著「香港的真相」。中文大學前哲學系主任張燦輝認為,這是一個大諷刺,林鄭講的是香港的假象。(宋碧龍/大紀元)
張燦輝還提到,近期親共媒體以各種謊言污衊香港教育。譬如,上個月有左報批評中文大學通識課「中國文化要義」試題煽動仇警,因引述一警長所說「你這樣是不會讓我驚的」,要學生用法家思想批評。他說,該報稱美國操縱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說法來自2012年浸會大學研究《香港藍皮書》,早已被證實是假消息,浸會大學已收回該項研究並道歉。而左報重炒這一說法,「睜大眼睛說瞎話」。
中國文化歷數千年不敗 中共七十年將亡
對於中共動輒以代表「14億人」、「所有中華兒女」自居,藉口「國民感情」打壓教育、學術,張燦輝表示,這種假大空說法正體現共產黨「罔顧每個人的獨特的人格、個性」。
他質問:「你真的覺得14億人都這樣想嗎?既然這樣試一次公投啊?」
張燦輝表示,中共代表不了中國。1949年出生的他問道:「共產黨(統治)有多少年?70年,與我一樣。你估它會長久下去嗎?」他續說,在中共病毒疫情後,在國內國外的不滿中,不知中共還能捱過幾個月。
而中國文化綿延數千年,與70年的中共統治不可相提並論。「譬如我們講廣東話,我們看唐詩宋詞,我們看古代的思想家,這些與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共產黨只會將民族文化毀滅。」
他又指,中共最近利用中國文化來搞統戰,已經被世界各國看清,多國孔子學院被關閉就是顯著一例。「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裡面怎麽摧毀中國文化。後來(共產黨)覺得不行了,就找一些聖人出來塗脂抹粉,好像孔子學院,現在變成了一個大笑話。它以為德國有歌德學院,中國有孔子學院,但是德國的歌德學院不是搞統戰的。」
「中國不等於中國共產黨的中國。至少在我們當今世界,中國還有中華民國。」張燦輝表示,由孫中山等革命者推翻滿清,建立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實現了革命先烈追求的自由、民主理想。
大學知識界應效法先賢
張燦輝說,在香港,「大學教育成為生意,知識成為買賣的商品,老師就是大學僱用的夥計。」在大學裡,老師只要教學評核好,每年出版一兩篇學術論文就夠了,除此之外不需要去關心香港、關心文化問題。如果「不平則鳴」,可能會在續任、升職等方面受到打壓。但是知識界是否甘心就此跪下臣服呢?
在充滿危機的時代,張燦輝說,他想到中文大學哲學系前輩老師的榜樣。曾任教中文大學哲學系的唐君毅、牟宗三、勞思光,他們都是在共產黨占據大陸的民族危亡關頭,來到香港,為中華文化尋找出路。
「勞思光先生告訴我們,要小心共產黨,不要做幫凶。」張燦輝說,雖在學術界的朋友中很多人還記得前輩的風骨,但是心中有一種無能為力的鬱結之感。「孫中山講三民主義,民生、民族、民權,但我們現在聽到的香港三民主義,是順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講,移民,我走不了;順民,我不願做;暴民,又不夠膽,那怎麼辦呢?」
他勉勵學者效法先賢的榜樣,在強權壓頂的危機中思考、反省,為學生、為學術負起責任。「因安逸的夢已從我們的生活中過去了。」當下的危機,其實給我們一個機會去反省,怎樣增加力量,「怎樣可以對學生、對我們的學術負責任。」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領導者,我們沒有一個大台。」張燦輝強調,在港人反抗共產極權運動中,「每個人要信的就是自己的良心」。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教育目標是獨立思考 當權者不願民眾明辨是非
記者:最近考評局歷史學科的考卷受到很大的爭議,怎麼看?
張燦輝:我看到、聽到這兩天發生的事,覺得真是很悲哀,一方面也憤怒。歷史科出現問題之後,我們很多位朋友,比如教協寫了很多文章,講題目的內涵,講1900年到1945年,日本和中國的關係等等,是否利多於弊等等。隨著很多反、正的東西,其實毛澤東也講了很多正面的東西。但這問題不在這裡,如果作為一個理性學術上討論的時候,你講出的這些問題,基本上是錯誤的,或者說有很多是另一種看法的。
我們一直講教育的目標、宗旨,是希望學生懂得獨立思考,其實這是整個中學通識教育裡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宗旨,能夠懂得分析,懂得從一切資料裡,去處理、去分析,然後做一個獨立的評估等等。
經常聽到很多人說,教育是要教人思想,想東西。但慢慢發覺,希望教到可以明辨是非,理解真假,這種教育的良好意願,也是我們一直在辦教育時的希望。但現在慢慢看到,我們的一些當權者,不是希望我們明辨是非,不是希望我們能夠分析真假。而是要知道什麼叫做善,什麼叫做惡,知道什麼叫做真,什麼叫做假,而真和善是早已預定的。也就是說,他們考試裡的問題,全部是不相關的,irrelevant沒有關係的。他覺得,如果你講的東西不符合他說的,他不相信的東西,就說是錯的。
我很多朋友提到,現在的程度,就好像奧維爾的小說《一九八四》裡說的,當溫斯頓被別人,即拷問者,遞4隻手指出來問他,「幾隻手指?」他說:「4隻」,電他;「說5隻」,電他。那你說是什麼?不是說什麼就是什麼,是聼我的話。給4隻手指時,我說5隻,你就要說5隻;說6隻,你就說6隻。也就是說,真相不是我們要思考、反省得到的,真相是預先給的。
林鄭在監警會的報告,後面寫著「香港真相」。我沒見過這麼大的一個諷刺,她說香港真相,她正在講的是香港假相。如果希望知道真相的話,就不可以聼她說。看到她和其他的一些官員是群妖群醜亂舞。
現在中聯辦出了聲,香港政府其實基本上是聽話而已。我想一個人,一個所謂我們的領袖,都要有一些修養。當黑警說我們的市民是蟑螂的時候,一個特首會說我們的教育是冇厴雞籠(自把自為)。我想如果在任何地方,這是一個最侮辱性的言語。冇厴雞籠(自把自為)是指什麼?即我們教育界的老師、學生都是鷄?這是最大的侮辱。
她至少讀過大學,我不知道她讀過什麼,或者她讀過社會學,她有沒有社會學訓練我不知道,但可以在口中講這樣的話的時候,她還有什麼公信?還有什麼她講的東西我們能夠聽得入耳?所以,她越講,等於我們以前看大陸的報紙一樣,《人民日報》一樣,它講A,其實不是講A,她越講真相,其實就是沒有真相。這使得我們整個社會,整個香港以前相信的,即真理的公開性,真相可以看到,我們的法治裡,我們的衝突裡,有什麼真正的後面的原因,都沒有了,全部都遺失了。唯一有的是,一步一步的繼續打壓,繼續強權,繼續一個完全的威權社會。我想,他們真的很怨恨,或者鄧小平為什麼要搞一國兩制?從頭到尾一國一制就好啦,是不是?
中大通識教育遭污衊 政府講假話充當絕對威權
記者:這次考評局的爭議,引發打壓學術自由的憂慮。其實,打壓學術自由不是今天開始的。中大早前也有些爭議?
張燦輝:上個月有人發現,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科講的歷史,「中國文化要義」中的一條題目,是用一個警長講的話,然後叫同學用法家的思想去批評。被拿出來講,說我們的題目中有仇警意識。但其實可以看到,在4月17日,《大公報》一開始就說,美國在中文大學是以中美中心操縱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說是荼毒學生,為害極大。
我聽到這句話,這當然是睜大眼睛說假話,早前我們香港政府裡的官員,睜大眼睛說假話。他提出的是什麼呢?就是2012年在浸會大學裡有一個研究,是關於香港教育,叫做香港藍皮書。裡面有一章講到,他說中文大學在過去這麼多年的通識改革裡,是美國人滲入了中文大學裡,操縱我們的課程設計等等。那時剛好我退休一年了,加上我在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裡,處理了很多年,我知道這當然是講假話。我記得我們是向當局反映,強烈抗議。使得浸會大學裡設立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證明他們這個主持人,就是負責調查的人是講假話,是錯誤的,並向我們道歉了。那這件事完全是錯的,是完全沒有任何證據的,居然還可以拿出來講。
我想這些東西,他們存著,有一天就慢慢開始向我們開刀。從現在看到的香港的情況,看到監警會,看到我們的考試科,看到612「暴動」的問題,看他怎麼去DQ(取消資格)郭榮鏗。就是說,在法律界,在整個司法問題,在我們的教育問題,我們相信、還以為一些是公義的,希望通過監警會,希望有對於我們在過去一年裡,這麼多的事件裡,有一點點的方向感,就是我們重新要調查。但他們說,這些全都是對的。有什麼好說呢?當然,沒得講的地方,因為我們看到的強權世界就是這樣,他抓著權力,他們有槍,他們有他們的絕對威權,就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那我們有什麼好說的呢?
當然,這樣的情況下,是否我們完全就甘心跪下呢?要臣服呢?如果一些東西,說自己講真相,其實是講假話,如果她覺得這樣做根本沒問題的話,其實有很多問題。
現在,實際上我們的教育荼毒了我們無數的青年,但為什麼這些青年人在過去一年裡這樣出來呢?大學生、中學生,我們見到的朋友中,有他們的家長,和他們的子弟一樣,他們對當前政府的不滿,那種憤怒,那種悲哀,這些難道是1、2個人,一些「暴徒」所為的嗎?這些人說我們抗議者是蟑螂的話,其實他是自己說自己而已。他們說我們是冇厴鷄籠(自把自為),這些無德的言語,其實是在說他們自己。
張燦輝: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做學術界也好、知識分子也好,其實很簡單,我們有沒有真的根據自己的良心去做事呢?當我們見到不平的事,是不是就不出聲?就會接受他呢?尤其是法律界的朋友,他如何在這些完全強權,在不公義下,還要做些公義的事呢?這是件困難的事。
大學教育成大生意 政府白色恐怖控制學者
記者:大學生在抗爭第一線,但學術界,夠膽量出來說話的學者,似乎不算太多。最近「再出發」聯盟邀請了11個大學的校長,10都在其中,有什麼感受?香港的學者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
張燦輝:我不是在這裡要譴責我的同事或朋友,有些人說,我在這裡說這些事,是因為我已經退了休,不擔心有什麼後遺症,不需要考慮升職的事。這個說法是很容易理解,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家,負擔擔當,但我覺得這不是個理由。
現在看到大學很悲哀,大學教育成為一個大的生意,知識成為一種買賣的商品,老師就是大學雇的一個伙計,去教知識給那些學生、那些「顧客」。用這個模式來看,我只是覺得,如果你是一個好的學者,比如在大學裡,只要知道你教學時,評核是挺好,每年出版一兩篇學術論文,做一下研究,就夠了。一切關心文化問題、香港問題,是不需要的,還有關心學生,都不是你的職責所在。但是如果你要關心學生,關心我們在這個地區,關心我們這個事業,我們還有很多是香港的人,香港出生的朋友,在大學裡教書的話,他們是應該有種責任,對我們這個城市、這個地方有態度。他們不講,我覺得他們是這種看法,比如我認識的朋友裡,其實不是不講,不是不想講出來,就是白色恐怖的怕。白色恐怖裡,當然表面上用升職的理由,用打壓的理由等多方面去(打壓的),升職、續任,他們很多都用不同的方式去打壓。
我在中文大學教書幾十年,做教授,學生等等的經歷裡,我沒經歷過,但我仍然覺得中文大學和其它大學都仍然很尊重學術自由,直至我離開時候都是。我的同事對我說:「張燦輝你不要那麼天真,大學裡有沒有職業教授在監察著我們呢?」他覺得是有的,只是不知道而已。他這樣講的時侯,其實我也知道,我不是那麼笨,難道我看不到嗎?我們是沒證據,就是這麼回事。他沒出來,他沒出來是因為他現在不會撕破臉出來告訴你聽,我想現在慢慢出現,我們的悲哀或者我們的恐懼等這些自然會出現。
他們控制學者,同毛澤東經常覺得我們這些「臭老九」,我們是很容易控制,我們就是一張嘴,只能說而已。有很多方式不給你升職,或者不加薪,或者在研究裡做些很簡單工作,那麼你會怕,就臣服咯。我覺得很悲哀,我們的一些朋友說,志同道合的人說:「讀聖賢書,所學、所做、所為何事呢?」尤其是中文大學哲學系裡有我們很好的榜樣,我們以前的唐君毅老師、牟宗三、勞思光老師,他們的風骨,他們作為知識分子,對真相、對知識,對真理追求,我都知道,我們很多受過教的人都知道。勞先生告訴我們,要小心共產黨,要我們不要做幫兇,都知道,但是,問題是我們在收口,不過我們說的收口,不出聲,或者在幾年前,可能是沒問題,但是現在強權已經出現了,我們怎麼辦?
孫中山講民生民族民權 香港講順民移民暴民
張燦輝:孫中山講三民主義,民生、民族、民權。但我們現在聽到的、經常說香港「三民主義」,是順民、移民、暴民。我有朋友講,移民,我走不了;順民,我不願做;暴民,又不夠膽量。那怎麼辦呢?
在現在這個情形下,在我們大學的教授,教授級的朋友都一樣,可以做什麼呢?我想心中有火,就不想做順民,但是不做順民,如何種種延續下去呢?你要做移民,未必是人人都行,因為有很多制肘問題,暴民更加不夠膽。在這樣一個情形裡,很可能看到一個鬱結在心裡面,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我們就無能為力呢?
剛才提到的我們的前輩勞先生、唐先生、牟先生,他們在內戰時,在最艱難時會思考。比如我們佩服的國外的一些學者,美國的一位猶太籍的Hannah Arendt,他在二次大戰時,在戰火連天的年代生活,在考慮問題,或者在危機時,給我們機會,安逸的夢在我們的生活裡消失了,我們更加要面對現在的世界,如何去反省,如何更加給力量,更加肯定我們的責任,我們對學生,對我們自己的學術負責任。
我說過到現在為止,香港不是一個搞革命的地方。我們沒有任何一個領導者,我們沒有一個大台。一方面我們行下一代、自己的路,另一方面講,自己呢?每個人要信的就是自己的良心,和我們學術的標準。
記者:社會的爭議問題,甚至疫情,中共都會挑動種族仇恨,用這個帽子,用民族主義的牌。共產黨和民族主義究竟是什麼關係呢?樣樣都扣這個帽子。
張燦輝:因為這個帽子是最容易、最便宜、最好用,一講就14億人口,一講就偉大祖國,一講中國有4千年文化,這些我們最大的驕傲,這些驕傲裡,是不是用這些大帽子壓下來時,任何人就因此將黑說成白呢?或者黑不說黑呢?
記者:還有外國勢力,比如通識科說美國要滲透進去,都不知道他們的這個帽子是如何形成的?
張燦輝:我想很容易的,有些朋友以前講的都是對的,「當他自己是玻璃心的性格時,為了要保護自己,就更加要罵別人。」我們看到,多少人罵川普,多少美國新聞傳媒將川普罵的如何慘、如何慘,《紐約時報》、《華盛頓時報》上說的事情,都可以講。我們很簡單地問:我們國內,有沒有一張報紙夠膽像罵川普那樣罵習近平呢?沒有一個吧!怎麼去比較哪一個更好呢?一張嘴就是3000年的文化;一張嘴就是14億的人口。這就了不起了?這不是說你的人多,這個事你就對,就正確。
有人說我們要繼續做我們的中國夢。我有朋友就講:「你做你的夢,但是你不可以逼我做你的夢。」我們睡覺的時候,不一定能做一樣的夢啊。這個夢是強加下來的時候,就罔顧了每一個人獨特的人格,獨特的個性,獨特的主體。其實就是虛偽。我要是全部都相信的話,我們就可以一起真的看到偉大和光明的前途?現在很明顯,大陸的政權能不能挨過未來幾個月,我們都不知道。當疫情過去之後會怎麼樣?四面八方的包括國內、國外的人對你(中共政權)的不滿。在國內,我們不知道很多人(真的)很滿意嗎?滿足嗎?是不是這樣?
中國不等於中國共產黨 大陸人敢怒不敢言
記者:關鍵是愛國和愛共產黨要分開。
張燦輝:這個我很早就知道了,如果一個國家等於共產黨的話,那我不要(它)。在中國問題裡,中國等於共產黨,那對我來講我不是中國人。但是中國是更多的。中國共產黨有多少年啊?70年。它會長久下去嗎?在中國2、3千年裡講中國文化發展的時候,我們講廣東話,看唐詩、宋詞,我們看小說,看思想家教我們些什麼。這些和共產黨有什麼關係呢?
而且中國共產黨是在毀滅中國文化,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裡是怎麼摧毀中國文化。後來(共產黨)覺得不行了,就找一些聖人出來塗脂抹粉,像孔子學院,現在變成了一個大笑話。它以為德國有歌德學院,中國有孔子學院。但是德國的歌德學院不是搞統戰的。它(孔子學院)在搞統戰,都被人都知道了。
現在很多人都知道,都認同中國是中國文化,而中國不是等於中國共產黨。中國還有中華民國。在我們當前、當今這個世界,還有一個值得我們自豪的民主、自由的一個地方,就是孫中山建立的推翻滿清的,真的就有一個民主國家在70年之後,在革命之後在台灣實現了。那你說哪個是中國呢?
如果你說中國不是共產黨就傷害了民族情感,傷害了14億人的感情,那怎麼辦?那你這麼講我只能說OK,我沒辦法和你去辯駁。但是你真的覺得這14億人口都是這麼想的嗎?這些假大空的話。如果這14億人都是跟我一樣呢!有的人就不敢講,要是敢講那就試一試(全民)公投啊!其實我想大家都知道,官方一些表面上的打壓,和官方後面的人民的想法是很不一樣的。
這麼多年我理解到我國內的朋友裡,大部分都是精神分裂,就是公和私是分開的。就公方面,那就是大陸的那套說辭。其實就是怕,它用的是白色恐怖。但是私下來講,他們知道,這個民怨、民憤什麼時候會爆發出來,我們不知道。那我比較悲觀了,不知道我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但是我知道,歷史會不斷的重復,但它不是這樣的重復。中國歷史不只是過去這50年、70年。看世界歷史也不會只看過去70年,還有二十世紀之後,這麼多歷史裡面的理解。
記者:真相不是某個政權或者某個領導人來界定的。現在是一個講真話的時代,珍言真語》節目鼓勵更多的人,能夠來到我們這個平台講出自己的真心話。
張燦輝:這個真話裡也不一定完全都是真的。但是至少有一個自由的地方,讓我們每個人可以講自己心裡的話,最主要的是可以講人話。不是說有個劇本在這裡讀。其實有很多人是在讀劇本的,我們想講我們想講的事情。如果我們還可以自由的去講的話,那香港在這方面的自由是寶貴的,是值得珍惜的。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