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大搶救 蔣介石運故宮文物驚險赴臺祕史(圖)

一國珍寶花落兩岸。關於中國的兩座故宮一直有個說法，北京故宮「有館無寶」，臺北故宮「有寶無館」。如今北京故宮博物院裡95％的精品文物都安詳靜謐地躺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裡。

1961～1962年，正當大陸人慘遭中共製造的「大飢荒」折磨、文革瘋狂砸文物「破四舊」的前夕，蔣介石遷臺的部分國寶精品搭乘著美國「布瑞斯號」軍艦遠赴華盛頓等五城進行巡迴展覽，參觀總人數高達47萬人次。

一個月後，中國古老絢爛的瓷器登上了美國《時代》週刊，美國人由衷地感歎道：「東方文化的主流與中心原來不在日本，而在中國。」

民國二十二年（1933）2月5日，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紫禁城內突令戒嚴。

一支馱著2千口封條木箱的板車隊從神武門魚貫潛出、蜿蜒綿延，押運者全是一襲黑衣，軍警兩邊荷槍實彈護衛。

一場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搶運最成功、歷史影響最深遠的文物大遷徙拉開了序幕。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侵華的戰火引起了國民政府對故宮寶物安全的擔憂。故宮博物院院長易培基主張文物南遷避難，院長祕書吳瀛等人反對南遷。反對最厲害的要數古物陳列所所長周肇祥。

國寶處置之爭也引發了社會輿論的喧囂，一派主遷，一派反對。胡適、魯迅、徐志摩等人強力反對文物出宮，理由是勢必將造成人心浮動、社會不安。那時的文化名流與民眾都很難看到民族瑰寶與文化存亡的真正毒手恰是日後竊政的中共。

每天紫禁城外聚滿了來探聽消息的民眾，以文物是否出宮作為判斷時局穩亂的標桿。

1933年1月，日軍突破山海關。亡國可復，物毀難還，文化滅則家國盡滅。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因此做出「北平安靜，原物仍運還」的承諾，決定將故宮文物南遷到上海暫時規避戰火。

誰也沒有想到，此批文物自此關山萬裡，海天相隔。也正因如此，才使得幾十萬件承載著古老中華文明的國寶雖經歷了顛沛流離、驚心動魄的板蕩，卻得以免遭中共文革摧毀的厄運。

就在國寶起運前幾日，故宮古物陳列所所長周肇祥被北平市長下令逮捕，以防他武力劫運。

1933年2月6日，兩列載滿19557箱文物的火車繞開天津，由平漢線轉隴海再轉津浦線，抵達上海。此趟遷運包括價值連城的全套文淵閣《四庫全書》、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翠玉白菜等古籍書畫器物。

文物押運安全級別非常高，一方面避人耳目，躲開日軍轟炸；另一方面沿途還有地方軍隊保護，以防劫匪。車頂架設機槍，車內憲警持槍，至重要關口，車內熄燈。列車在續能時才臨時停車。

到達浦口時因未接到正式轉運上海的指示，那志良等押運者為守護文物，只好在列車上居住一月，之後才將文物運往南京朝天宮，其辛苦程度可想而知。

但，與以後遷運的艱辛與凶險相比較，這次押運竟為待遇最高的一次。

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是一位堅定的民族文化的傳承與守護者，他和故宮之間緣來已久。早在1928年，蔣先生即為37名故宮博物院第一屆理事中的一位。九一八事變後，故宮博物院隸屬行政院，蔣先生與故宮的關係更為親近了。

1937年，八一三中日淞滬戰役後，「中英庚款董事會」總幹事杭立武緊急面見國防最高委員會祕書長張群，建議將南京朝天宮裡的國寶速速撤至安全地區。

張群立刻拍電報請示身在杭州的蔣介石。第二天，張群回覆杭立武說總統已批准，同時命令杭立武為國寶大後方遷運負責人。

當時蔣介石為抗戰而投入的軍需物資與費用極高，在財物、運輸方面非常緊張的情況下，蔣介石親批調撥火車貨車車皮，分南北中三路歷經艱險與戰亂，將國寶從南京分運到四川樂山、峨嵋、貴州安順等地安息暫存。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分寄各處的文物像流浪的孤兒們一樣，經過殘酷的血與火的洗禮，再次遷移匯聚至重慶，後又越過長江三峽輾轉返回南京歡聚朝天宮闕。

1947年，蔣介石、宋美齡、蔣經國一家三口參觀了在南京舉辦的故宮國寶展覽，眾多展覽的珍寶中，商司母戊大方鼎和周毛公音鼎乃為蔣總統直接經手贈送給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品。

日寇雖驅，赤難已至。南京朝天宮裡驚魂未定的故宮文物，即將面臨著一次更為驚險與意義非凡的歷史性戰略大轉移。

史界通常認為70萬件大陸國寶運臺是宋美齡委派杭立武所為。

但有日本學者據《蔣介石日記》研析，徐蚌會戰後，蔣介石就已經考慮撤退地點事宜，擬將中華民國撤到隔海相望的海南島或臺灣與大陸的中共對峙。1948年秋，蔣介石與幕僚討論研究過將故宮寶物如何遷臺事宜。

當時的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與時任教育次長的杭立武在文物遷臺的想法上不謀而合，而蔣復璁關於古物遷臺的提案很可能來自最高層的總統。

據檔案記載，1948年12月31日，杭立武收到兩封信，一封是「總統府代電」公文，公文中蔣介石表示已請海軍軍艦押運3000箱文物赴臺；另一封是蔣介石祕書周憲章的信函，信函提及讓杭立武負責南運文物。

蔣介石夫婦深刻地認知到國學傳統文化精神對民族的教化功能，所以中共在大陸搞文革破壞傳統文化之際，他們卻在臺灣全面推行國學教育，保護和發揚傳統文化。

二人對中華古物國寶亦是情有獨鍾。據臺北故宮老人高仁俊回憶，臺北故宮剛落成開館的時候，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每個禮拜都要蒞臨一次，就像拜訪鄰居似的習慣性地來看一下，看過之後才放心。

高仁俊還駁斥了關於蔣夫人把故宮文物運到圓山飯店的謠言，他說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庫房有好幾層關卡，連正副院長都沒有鑰匙。

早在文物存放於北溝庫房那會兒，蔣介石夫婦就經常利用從臺北去日月潭之便，中途就去霧峰北溝休憩一會兒，在庫房門口搬個小桌椅，二人併肩翻閱古籍，怡性情賞名畫。

從1948年12月21日到1949年12月9日，大陸國寶總共經歷了五次大遷移，莊嚴、那志良等運寶人臨危受命，以身護寶，披荊斬棘乘風破浪，最終將38萬件文物與30萬件古籍善本安全運送到臺灣。

1948年12月22日，中鼎輪載著712箱國家級精品文物與故宮押運人及眾多逃難家屬起航了。為了多裝文物，很多家屬被海軍司令桂永清勸下了船。晚間，因沒有空間休息，文物押送人員就睡在裝文物的大木箱上，風浪很大，船體顛簸非常厲害，有人開始嘔吐，船上的一條大狗比人暈得還厲害，一暈就叫，邊叫邊吐。

1949年1月6日，第二批文物，3503箱，其中包括11178冊《四庫全書》搭乘海滬輪，歷時5天到達基隆港。就在軍艦從南京下關起航的前一天，毛澤東劃定43名所謂「戰犯」，聲稱「國人皆可殺」。其中就有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和故宮押運人翁文灝。

1949年1月28日，南京碼頭細雨連綿，冬天的南方陰冷寒濕。隨崑崙號逃離的國民黨家眷實在是太多，原定2000箱文物只能裝1248箱。起航之際，杭立武派人突然運來4箱寶貝，其中有汪精衛曾獻給日本人、戰後已歸還的翡翠屏風等三件國寶，但彼時的逃難船早已沒有了空間。

船上的工作人員立刻把辦公的桌椅拆除，騰出空間勉強安置了4箱寶物。這是崑崙艦艇最為驚險的一次運送。中共頻頻阻擊，艦行緩慢。艦艇啟動伊始，人們發現船頭是向上海方向跑，而不是南下，原來艦長沈彞懋欲帶著這些無價之寶向中共投誠，但他很快被制服。崑崙艦沿途險象環生，共花了22天才到達臺灣。

最後兩次的運轉是文物空中遷移。1949年11月29日，重慶白市驛機場，國民黨303、369號飛機載著38箱河南博物館的文物躲過中共槍炮，克服了起飛後的機器故障，沿昆明、海口一線飛往臺北松山機場。此次飛運是空軍總司令周至柔在得到蔣介石「不惜一切代價搶運」的命令後採取的緊急行動。

最後的飛離是在1949年12月9日的成都新津機場發生的，當時畫家張大千帶著78幅私藏敦煌臨摹壁畫，乘坐西南長官張群的坐車風馳電掣般地趕到機場，但飛機早已超載，無法再容納壁畫的重量。情急之下，杭立武主動丟棄自己畢生積攢的二十幾兩黃金，換得壁畫登機，條件是張大千赴臺後須將這78幅壁畫捐給國家。後張大千果不食言。

當年故宮出宮南下避難的所有寶物多達百萬件，五次文物遷臺因情勢危急與條件所限，並非悉數全遷，其中，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因重達千斤而未能如願赴臺。

但從後來的歷史看，蔣介石搶運近70萬件國寶赴臺事件，不僅見證了民國政府的遠見卓識，更為典藏與保護中華民族璀璨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頗為遺憾的是，北京故宮院長馬衡在運輸文物後期、中共攻入北平前後，由於不能認清中共之邪惡，蓄意拖延民國政府轉移故宮文物國寶的命令，致使部分古物失去了遷臺機緣。

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1956年將一生心血與財產換來的私藏書畫獻給了中共治下的北京故宮，第二年便被毛澤東打成右派而淒慘離世。1955年馬衡病逝，相比於張伯駒，他是幸運的，但後來中共政權給文物帶來了空前浩劫，如若馬老泉下有知的話，怕是會對自己阻礙國寶赴臺的決定悔不當初吧。

故宮博物院國寶遷移，途經川陝公路須改換汽車運輸，每輛車只能載20餘箱文物。由於路基沖毀、橋樑折斷，西遷北路尤為艱辛。 故宮寶物南遷顛簸歷險的旅途中，人們見證了穿越千年時空而不損之古物的神奇一面。

人們通常認為，文物在其物質性的一面總是脆弱和不堪一擊的。但在故宮寶物南遷顛簸歷險的旅途中，人們見證了穿越千年時空而不損之古物的神奇一面。在環境惡劣的運輸過程中，每每意外發生時，過程十分驚險，結果卻是萬般平安，冥冥中彷彿上天有感、神靈有知。

1937年8月，曾經遠赴倫敦展覽的80餘箱精品安置在湖南大學圖書館地下室，那段時間日軍開始對湖南湖北轟炸，故宮行政院趕緊將文物轉走。之後不久，湖南大學圖書館地下室被炸成平地，人們想起來非常後怕。

滿載寶物的卡車在綿陽的一座橋上，不慎翻溝裡了，恰好溝裡沒水，那可是一卡車的古籍書本啊。

由宜賓開往樂山的船行到江心，縴繩突然斷裂，江水急下，船在漩渦裡打轉，眼看就要出現險情，岸上和船上的人都感到回天無力，但不知是怎麼回事，船卻行駛了一段險路後衝上了沙灘，人和文物均安然無恙。

1946年1月，一輛大車載著西周時期的十個石鼓東運回南京，因石鼓非常沉，就沒有用繩子將其固定在車上。在走黔江龍潭一段下坡路時，司機為省油，空檔滑行，對面突然來車，司機猛打方向盤，車翻了，掉到山澗裡去了。人跳車了沒傷著，石鼓躺在山澗裡也沒事，如若當時把石鼓捆在車子上，後果不堪設想。

這樣的故事還很多，那志良回憶說：「為什麼總能在敵機轟炸、千鈞一髮時刻安然離去，翻車、翻船也平安無事，我這才開始相信古物有靈。」

故宮文物大轉移造就了一段讓歷史永遠銘記、艱辛卻值得的文化歷程，也鍛造出了數十位中國文物守護者和中華文化的守望者。 與文物一起渡海的莊嚴就是其中一位。莊嚴192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任職於清室善後委員會，1925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誕生，直至1969年從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位子上退離，莊嚴將畢生都交給了故宮與文物。

莊嚴經常講述他記憶尤深的三個故事：溥儀被趕出宮時接到突如其來的通知，還未吃完的半個蘋果放在養心殿的桌子上被莊嚴清點文物時發現；溥儀的一位宮女出宮時私挾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被駐警發現攔下，避免了價值連城之古物的流失。

第三個有趣的事是，外人不曾想到大清各宮清冊的編排竟是按照千字文的文字順序進行的，乾清宮的天字第一號文物乃是用來開關門用的一只紅油木器小板凳。

1938年，部分文物遷往貴陽安順，80箱倫敦展出精品保管在窯洞裡，而這80箱精品正是莊嚴護送到倫敦展出的，展覽獲得了巨大成功。

莊嚴的妻子和三個未成年的孩子也一同住在安順東門坡的一棟木廂房裡，四子莊靈便出生在這裡。他們一住就是五年，隨文物共存亡。

那段日子非常清苦，莊靈回憶，吃的都是石子拌麥殼的「八寶飯」，穿的都是打補丁的衣服，晚間一家人點著一盞菜油燈碗讀書做功課。

貧苦卻抵擋不住文物薰陶帶來的樂趣。孩子們的啟蒙教育內容即是父親畢生積累的書畫知識和國寶實物。晚上睡覺前，莊嚴和孩子們都要進行文物接龍遊戲，莊嚴說「宋代」，老大就接「董源」，老二接「洞天山堂圖」，以此類推，文物名畫的薰陶使孩子們與故宮文物結下了不解之緣。

莊嚴一家隨第一批中鼎輪來到了臺灣。因為整個行程計畫事先是保密的，莊嚴當時只對家人說：「我們去臺灣。」十多年來，不斷地搬家與遷徙，一家人早已習慣了天南海北地挪移，妻子和孩子們也都以為在臺灣住幾年還要回來。他們對中共政權從內心裡很不喜歡。

就是這樣一位北平的故宮人，1980年病逝於異鄉臺北。生前他曾寫過這樣一首詩：「我與青山結宿緣，岩居招隱四十年。此日披圖重太息，何時歸臥故鄉山。」

風景秀麗的外雙溪風景區距離臺北市區半個小時的車程，1964年11月12日，國父孫中山誕辰日，臺北故宮在這裡落成，蔣介石之前來視察時，不經意間說出：「把這個博物院定名為『中山博物院』豈不更有意義？」因此新館定名中山博物院。

臺北故宮收藏之富舉世難有匹敵。書畫、銅器、瓷器、玉器、漆器、琺瑯、彫刻、文具、圖書、文獻、明清檔案等共約68萬件。

當年北平故宮文物出宮後，歷經近二十年的大遷徙大轉移，沒有一件損毀的，堪稱人類歷史上的奇蹟，而文物運到臺灣後，同樣被保存得非常好，臺北故宮以世界文物保護典範而聞名遐邇。

六十多年來，近70萬件文物只丟了一張紙、一包鹽。1989年臺北故宮清點文物時，發現一本滿文善本，裡面少了一頁女屍圖，經研判確定是1969年臺灣某出版單位計畫出版滿文原檔，拿出館外拍照，還回去時丟失的。

此後臺北故宮形成嚴格規定，任何文物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拿出故宮院外。而那一包鹽則是乾隆年間新疆鹹水湖裡的曬製出的一包上好精鹽，被送到北京當貢品。丟失鹽的原因，是因為年頭太久，鹽揮發了。

這麼多年來，地震、盜賊等天災人禍從來都不能損毀破壞這些承載歷史的臺北故宮文物，隨著臺北故宮的開放傳播與展覽交流，眾多國寶精品面世親民，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文物的巧奪天工與精美絕倫。

而在中共治下的大陸國寶文物，境遇完全不同。

1966年文革「破四舊」運動，1958年中北京市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下來的6843處文物古蹟，竟有4922處——半數以上被毀；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1000尊琉璃浮雕佛像，面目被人為毀壞。

始建於漢代的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洛陽城東白馬寺，當地大隊書記和農民砸毀了寺中遼代十八羅漢泥塑，兩千年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稀世珍寶玉馬等佛像、經卷也被無情毀壞。

山西代縣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天臺寺，塑像、壁畫被悉數盡毀；就連偏遠新疆吐魯番附近火焰山上千佛洞的壁畫，也未能倖免。

更有山東孔子墓被挖掘，孔子被挫骨揚灰，「造孔家店的反」直接焚毀古書、字畫、國家一級文物、歷代石碑等5300多件。

中共摧毀了載負著傳統歷史文化內涵的文物古蹟，目的是想斬斷炎黃子孫與傳統中華文化的傳承血脈，摧毀中華傳統文化道德體系，其惡之大、遺害之深，舉世無雙，難以盡訴。

參考書目：

臺北故宮博物院：《故宮七十星霜》

故宮博物院故宮學研究所：《故宮文物遷臺史料選輯》

那志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我與故宮五十年》

杭立武：《中華文物播遷記》

周兵：《臺北故宮》

（轉自看中國/責任編輯：張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