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師：小時候知道的很多事都是假的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6月28日訊】（編者按：姚玲玲（化名），北京教師。她的爺爺是村支書，因此有點特權，但她長大後知道爺爺當上支書的祕密，開始了解到共產黨不說真話，像是黑社會，從此接受更多的真相，她說：「有神存在，有鬼就不可怕。」這是她的口述整理。）

小時候我住城裡，假期回老家，和小朋友一起玩，那些小孩對都我特別好，就連打架打得很厲害的孩子王都對我很好。後來我知道，那些孩子的爸媽會告訴他們，好好帶她玩，不許欺負她！因為我爺是村支書記嘛。

那些小孩都穿著秋衣秋褲，特別破，渾身髒兮兮的，但是我穿的就是小公主裙。

我有特別多的衣服。那會兒別人家都不怎麼照相，但我專門有個櫃子，裡面一本一本的相冊，全是我的照片。有次，一個小哥哥到我們家玩，回頭跟他爸媽說，怎麼她家的零食那麼多，我都沒有吃過！是，我家裡的零食，我都不愛吃，我覺得別人家也是這樣呢。

我爺爺家也有個大櫃子，我一去，爺爺就打開那個大櫃子，你喜歡吃哪個，搬走！然後就成箱成箱搬我們家了，後來知道那都是別人送的。現在我都記得，每次一到選舉村幹部的時候，我爺他們就會挨家挨戶送禮，菸啊，酒啊。

一次，我抱著一個兩歲的小娃娃逗他玩，老遠見我媽回來，一下我就把這小娃娃給扔了，然後就跑我媽那去了。結果那家人就說，沒事沒事！因為我爺是村支書記嘛。

印象很深的是我爺帶我去聚會。很多當官的在一個大桌上喝酒，各種各樣的酒瓶子，特別多，我就玩那些酒瓶子，吃菜的時候，那個菜全是白酒的味，後來想起那些當官的，就覺得都是白酒味兒。

我爺爺為什麼能當書記？我姥跟我講，我爺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做過一些事。為了表功，就給同村一個人安上反黨的罪名，把那人吊到大梁上，底下生著火，然後問他承認不承認反黨，他不承認，就把繩子砍斷，讓那人掉到火堆上，然後再吊起來，再這麼掉下來……後來那人就瘋了，每天蹲在合作社旁邊，像狼一樣「噢，噢，噢」地叫。我姥說，參與這事的人後來都挺慘的，有的被黑社會給打殘了，有的得病了。

我爺就得了癌症，他不想告訴人自己得病，覺得丟人。我爺當書記時掙了很多錢嘛，但是得癌症時花了很多錢。我姥就說他之前做的不好的事情太多，我姥信報應的。

我小時身體特別不好，總發燒，哪都不舒服，住院也不好。有個人就對我說，你爺做壞事太多，殃及子孫。

我姥相信「迷信」，把我認給一個廟裡的什麼東西當乾女兒，好像帶點靈氣的那種，我媽和我姥說這些事時，總是偷偷摸摸的。因為我家好多人是黨員，我爺還是支書啊，怕人說「迷信」。

過節時，我姥和我媽說該給我認的那個東西燒點紙了。她倆就擺了一個案子，還送給它殺死的豬啊、雞啊。燒燒燒，然後就讓我去磕頭。很奇怪，我身體從那時就好了一點。

我們家族的人找對象，首選都是體制內的黨員。我表姨就嫁了個交警。

一次表姨夫穿著交警制服，領我去小賣部買奶喝，他讓我隨便挑，就挑了一個我喜歡的，我站那兒不走，表姨夫拉我走，小賣部老闆說拿著走吧。我對表姨夫說，你還沒有付錢呢。那老闆就說：哎呀，你拿著喝吧！不要了不要了！

他的表情讓我覺得很難受，我想起了電視劇裡的黑社會，惡霸去街頭搶人東西，或者讓人交保護費啥的。我感覺很不好，老師教育我們拿別人東西是要給錢的。

以前，我就會跟別人說，我表姨夫是交警，很厲害的，這事之後，我對表姨夫不感到自豪了。其實表姨夫沒什麼職位，就是一個小小的交警。

我媽的國有單位要轉成私有，員工們就出來維權。來了很多警察，我媽的同事阿姨錄像，一個膀大腰圓的警察就過來了，跟那阿姨說，你幹嘛呢！？你把你手機放下來！不放下來我就給你摔了。阿姨不放，警察搶過她的手機就給摔了，還上去打給了她一個大耳光。然後指著說，這個，這個，這個，把這幾個人都給抓起來！一看這陣勢，我媽就退下來，我媽是黨員嘛。

那時我上高中，政治老師說公民有舉報權，我就想我是不是可以上網舉報這事啊？我就填舉報網頁，還沒寫事實，它就彈出一個小對話框，讓我寫真實姓名、家庭住址等，我一看，這比那個罪犯調查的還清楚呢，還是不舉報了吧。

我們小區的物業與業主鬧矛盾，物業就找社會上的小流氓打業主，樓下一個白頭髮的老奶奶給打了，我媽就報警了。警察來了，把我媽給抓進了派出所。警察訓誡我媽，你為什麼報警？警察和那個流氓當時在那兒稱兄道弟的，我媽一看這樣，就說那我就報錯了，以後就不報了。警察這才把我媽放了。

我媽回來就給我打電話：共產黨真的是太壞了，千萬不要和共產黨有任何關係，你不要加入他，你也不要反對它，你千萬不要招惹它。

後來有一個新聞，好像是河北抓了一個黑社會組織，我們班有個男生說，哎呀！最大的黑社會不是在北京嗎？大家聽了都哈哈笑，我沉默了。第一次聽這樣的話，我就聽懂了，黑社會指的就是共產黨嘛，我覺得他說的挺對的。

我弟是我媽請假回家，偷偷摸摸生的。別人都跟我說：你千萬不能讓人知道你有弟弟！所以那時如果有人問我，你有弟弟嗎？我馬上回答：沒有！我弟一歲多了還沒有戶口。

記得一次我帶小弟去單位找我媽，突然聽說領導來了，我抄起小弟弟就往家跑，那時候生二胎罰幾萬塊錢。

因為有這個弟弟，我小時候有點自卑。老師常讓獨生子女舉手，他們舉手的就覺得很光榮，家裡有好多孩子的，就覺得沒有為中國做貢獻。

老師說，世界上那麼多人，環境污染呀，破壞呀，只有咱們中國只生一個孩子，外國還說咱們沒有人權。我當時就想，對呀！我覺得我們中國很偉大啊！付出了這麼多，最後還說我們，當時就那麼想。

小學時學校組織我們看天安門自焚的視頻，印象特別深的就是有一個小女孩叫劉思影，電影裡說，她特別好，和同學玩的也特別好，她會把全班同學的名字編成一首歌，但是下面的鏡頭就是她被火燒傷，渾身被包紮著的場景，很可怕。有同學看完電影就回家做噩夢。後來我在我家樓道看到一本法輪功小冊子，好奇地翻開了，裡面說天安門自焚是假的，當時想往下看，但還是一下子合上了，怕看多了會變成劉思影那樣啊。

有位中學歷史老師上課，總是先說，「從現在開始，我說的話都不是真話，但是你們考試的時候要這麼回答，好了，我現在開始講了……」我當時就知道老師是什麼意思。

大學時，老師給我們推薦一些電影，比如《藍風箏》啊、林昭啊、還有一個女老師文革被打死的事，印象特別深，這些使我就對中國特別失望。後來朋友給我拷了一個自由門軟件，我就翻牆了，看到國內新聞裡沒有的事，各種腐敗，各種亂搞啊，跟我小時候看到的一樣。

雖然知道黨員會習慣性造假，但看到任長霞把女法輪功人扔到男監獄裡，還是很震驚。因為小時候看任長霞的電視劇，特別崇拜她，那時新華書店把任長霞的書擺了一個展台，所有的學生都看！

我跟我的朋友說這些翻牆的事兒，他們不感興趣，覺得離自己比較遠，大家都不是很理解我。覺得你一個女孩你關注這些幹嘛？學習成績、電視劇啊、綜藝，是她們關注的。

很多大學同學還積極入黨，我覺得他們加入黨都是有目的，為了利益吧。有人總是把共產黨當母親，但是共產黨把你當兒子嗎？你真入了黨，它會怎麼對你？他會把你當兒子嗎？

所以，後來我在人民幣上看到「三退保平安」「天滅中共」的字，我就覺得說的是對的，如果是這樣就好了！

大二時，當我知道了法輪功真相，當時興奮得跳著就回寢室了。進屋我就登上上鋪梯子，拉開簾子，告訴裡面的密友：「知道嗎？法輪功是好的！法輪功是被迫害的！天安門自焚是假的！」我密友很緊張，指著拉著簾子的下鋪：「噓，你小聲一點，下鋪有人！」

我當時一愣，那時不知道害怕嘛，就是那種看到最好的東西，一定要跟朋友說的心理。

後來我高興地煉了法輪功。一點也不害怕，但知道迫害很嚴重之後，就知道不能隨便跟人說了。一般我們幾個同學早上在教室煉動功。有次突然教室的門開了，有人闖進來，我們「啪」就散開了，從那以後就很注意安全。

寢室裡，我就在簾子裡打坐。有次晚上正在打坐，和我對床的室友突然坐起來，她看著我，因為我倆之間沒簾子嘛，我也很尷尬，但後來她也明白了真相。

學法時，我會去同學寢室，把門插上，幾個人小聲讀出來，我們都是大學期間得法的新學員。

有次做夢我給關進監獄了，警察用鞭子沾著鹽水打我，問我還煉不煉了，我說「煉！」，說完後，我就感覺自己能飛了，但飛一下就落下來，我跳了起來，然後再飛，就這樣，我跑出監獄了。

我媽知道我煉功後，認為我心理有問題：「你有啥想不開的，上了大學還信上這些了，你一個大學生啊，你怎麼能信這些迷信呢？你幹點啥不好？」

我媽還說，「你要再煉，就跟你斷絕母女關係，這兩個你選一個吧。」我就哭了，說：「我不能我不能！」我媽就再也沒說什麼，現在我媽也「三退」了。

我爸開始也讓我放棄，現在不勸我了，就說要注意安全。其實他挺明白。一次，他跟我說，三年「自然災害」時死了三千萬人，三千萬是什麼概念？日本人殺中國人都沒有這麼多，還說我們河南這個地兒，整個村整個村的餓死。

疫情期間，我發現我媽在我家溫度計下面，藏了一個護身符。有次回家我還看到姥姥床頭放著一個法輪功真相檯曆，是她趕集時有人送她的。

記得最早看到明慧網，一篇文章說有個老太太被馬蜂蟄了，念九字真言就好了，我覺得這說的也太玄乎了吧。後來修煉後，經歷了一些神奇的事，我明白明慧網裡說的都是真實不虛的，因為我自己都有體驗啊。

以前我痛經非常嚴重，有時會邊哭邊打滾，甚至都會疼昏過去，現在我一念九字真言，真的就不疼了。

小時候特別怕鬼，我媽說人死如燈滅，沒有鬼。後來一害怕，我就對自己說人死如燈滅，但還是覺得有鬼，一閉眼就會覺得有東西看著我。現在我不怕了，我知道神真的存在，有鬼並不可怕，因為神會保護我。

姚玲玲（化名）口述，尚雲天整理。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