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潘焯鴻：無懼權貴揭弊 替天行道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08月04日訊】5年前，中科興業董事總經理潘焯鴻發現港鐵沙中線偷工減料，於是一步步揭露這樁醜聞，期間他與家人遭受生命威脅，喪失7億港元的營業額，都未能阻嚇他發聲。今年7月他決定參選香港立法會議員，因為他相信手中握有權力，能更有力地捍衛香港人的權利。雖然港府無預警延期一年選舉，這份參選初衷，仍將伴隨他迎向未來歲月。

潘焯鴻日前接受《珍言真語》專訪，娓娓道來漫長的揭弊之路。

2015年，潘焯鴻發現有人有系統地剪短沙中線紅磡站擴建工程的鋼筋，「情況遠遠超出了我可以接受的範圍。牽涉到人命、公眾安全，它不只是個貪心、錢的問題，簡直就是草菅人命。我覺得過分到完全沒譜。」

他開始向地鐵總承建商禮頓與港鐵反映，「但是都不買我的帳，我覺得被人玩弄。」他發現港鐵與禮頓兩邊相互串連。於是，他向港府申訴，沒想到得來更令他憤怒的結果。「它（港府）希望這件事情不要出現，做法是想解決我這個吹哨人，滅了聲就算解決了。它的態度就很簡單：我不管地鐵和禮頓怎麼解決，總之我告訴你說：解決了。」

不認輸的他又層層上報。直到2017年9月，港鐵、禮頓與他簽下協議：願意補救結構上存在的安全問題。2018年2月，他得知港府暫停禮頓的牌照，「那就告一段落吧，對我來講目的也就是這樣。」不過，中科原本九成生意來自港府與港鐵，也因此未能收回紅磡站工程尾數約6,000至8,000萬元。其後每年高達7億元的生意額也化為烏有，「當然這些沒關係了。」

原以為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不久後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死亡威脅：恐嚇電話、信息，他的車胎被捅爆，後視鏡、擋風玻璃被砸爛，用車傷痕累累，「我當時面臨的處境可能就是死了，可能（被人）就扔下樓了。」不僅如此，還以他兩個女兒的安全為威脅。

「2018年5月，我覺得一定要公開了，不公開我的個人安全真的是沒法保障了，我覺得政府也不會幫我。2018年的5月29日就有報紙報章爆這件事出來了。」然而聰明的他事先做了策略安排。

「如果我一下子把事情爆出來，第一，這個事情很複雜，市民聽不明白；第二，港鐵出來講兩句，跟著就把這個事情推走，新聞也就登一天就完了。幾個月以後我會面對更大的安全問題，而且這件事情也解決不了。」潘焯鴻先沙盤推演了一番。

他刻意先公開不是重點的部分，將部分事實隱而不談，「我儘量不要跟他們直接對壘，直到抓到他們所有的弱點，我再出來動他們。」「他們不斷地說謊話，然後不斷地被揭露，不斷說謊話，不斷被揭露，導致他們在市民眼中，完全是一坨屎。」後來港府成立獨立調查會得出的調查結果「百分之三十幾有問題，大過我的估計。」潘焯鴻說。

但事情似乎尚未完結，後續的司法覆核、多方聆訊，過程與結果都讓他直呼荒謬，但他也不打算認輸，「我手裡有現在航站三十多萬份文件，我已經整理了26件罪項出來，每件罪應該都有人坐牢的，我不會放棄，我跟著都會不斷去做，直到有人坐牢為止。」

與港鐵弊案糾纏五年，這場漫長、小蝦米對大鯨魚的抗爭，期間連親姊姊都跳船、棄他而去。而冷靜、講求數據與證據的工程師專業訓練，以及不認輸的性格，讓他走過低潮與打擊，令真相曝光於大眾前。過程中他發現香港在主權移交後，整個社會向下沉淪，尤其身處頂層金字塔的精英，「他們管理著整個社會，包括專業（人士）也都在其中。如果專業（人士）不守本分，利用他的專業去找錢、去爭取個人利益，找完快錢就儘快走人，離開香港，或者享受他的個人生活或者是家族生活的話，那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我見到任何人破壞香港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尤其是權貴，我都不會怕。而我會去對付他們，讓他們承擔幹壞事的後果，從而令其他人沒這麼大膽去繼續破壞香港利益。」

今年中共病毒疫情爆發，眼見香港口罩荒，於是他與員工投入研發「可重口罩」，利用台灣的布料，在越南大量生產，然後回到香港做包裝、消毒及設計，「利用了不同國家不同地方我們所知道的優勢，5月初就開始生產出來了。」

他比喻香港像個外皮尚完好，內部已潰爛的蘋果，「現在香港的處境，大家看得很灰暗，甚至有人宣揚，在制度上面無法反抗了，已經潰爛了。在我看來並非如此。」他認為應該儘力去扭轉目前的頹勢。

《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就等於颱風來了，已經在我們頭上了，所有事情都已經不受控制了。但那一刻一定會過去的。過去之後，回頭看，都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將一個爛蘋果治好是極其困難的，種個新蘋果出來可能簡單點，但是我們本身處在一個爛蘋果裡面。所以我決定不放棄，死都要留在這裡，希望有一天這個蘋果可以固本培元被治好，這就是我的目的。」潘焯鴻說。

以下為採訪內容整理。

記者：先講一下為什麼有這麼漂亮的口罩？

潘焯鴻：經歷過SARS，第一件事情想到如果疫情發生，口罩就會不夠，首先去印尼買口罩。我們做工程的比較注重規格，就算是三層口罩，然後發現印尼給我們的口罩開始偷工減料了。我們開始到處找，去俄羅斯、土耳其，我們也有在街上派捐給香港人。

在這個情況之下，我們開始產生口罩的第一個歷程。當時香港封關、半封關，海外工程都全部停了下來，在黃曆新年後基本上是不用開工，我自己和公司十個、八個的嫡系員工照常回到公司。我們在口罩方面繼續去鑽研去發展，有兩條線，一條線嘗試生產三層口罩，結果土耳其做了；接著第二條線我們生產可重口罩。我們覺得三層口罩長期不下去，因為當時中國大陸是主要生產熔噴布的地方，如果關閉了熔噴布，全世界都沒有供應的話，就做不了口罩了。我們要找新的路出來，去做新的口罩，使大家不需要依賴某個地區去供應，不夠dignity（尊嚴），所以我們就想可重口罩。

可重口罩是香港人的特色，我們按照所有口罩的標準，做口罩的原理和基礎，也很容易在網上找到不同的資料，我們的口罩用了聚乙烯亞胺，其實不是我們想出來的，2008年的時候就有人想出來了。接著我們在台灣有分公司，是做工程的，台灣公司裡有一位工程師的家族，是做人造纖維化纖出身的，他說你交過來做。

我們利用了台灣的經驗，台灣人造纖維在世界上最強，用台灣纖維的強度編織了這種口罩布出來。接著在越南大量生產，在越南做車工、貼濾鼻貼進去，用熱力烙上去的。然後拿到香港做包裝、消毒，設計在香港，後期包裝、消毒在香港。利用了不同國家不同地方我們所知道的優勢，當時是封關的，全部是經過網絡去通信的，在2月底我們開始有這個概念。第一個樣板做出來大概是3月底4月初。我們總共做了四期的樣板。第五版就是成型的，面世的產品，在5月初就開始生產出來了。

記者：《港版國安法》首宗四個人被捕。現在參選成了高風險，為什麼你要走得這麼前？

潘焯鴻：2015年底開始，沙中線偷工減料被我發現了，情況遠遠超出了我可以接受的範圍。牽涉到人命的安全、公眾安全。我覺得很過分的，過分到完全沒譜。它不只是個貪心的問題，不只是個錢的問題，簡直就是草菅人命。那個時候開始我就覺得香港有問題了，問題就在於回歸以後我們在水準一直在下跌，整個社會都在沉淪，這個沉淪不一定完全是因為外在因素引起的。

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精英社會，是一個三角形。頂層的人是人數少些，但是他們管理著整個社會，包括專業（人士）也都在其中了。如果專業（人士）不守本分，利用他的專業去找錢、去爭取個人利益、去找快錢，找完快錢就儘快走人，離開香港，或者享受他的個人生活或者是家族生活的話，那我真的是接受不了。香港一個七百萬人的社會，不是你的社會，每個人都有他的份額，不代表他不知道你就可以騙他。

2015年的9月開始，我覺得不可以這樣了，我要發聲。最開始發聲，是很保險的發聲，我在合約的內部發聲，接下來先跟中層的管理層講，然後和高層講，然後和禮頓的總寫字樓講。但是都不買我的帳，我覺得被人玩弄。接下來我和地鐵講，然後我覺得地鐵在幫禮頓（總承建商）。擺明了兩邊（地鐵和禮頓），我講一句，可能三分鐘之後，兩邊都完全知道我要講什麼，我知道他們內部有默契。

接下來我就和政府講，沒想到和政府講更生氣。政府當時給我的印象是它未必一定想包庇這件事情，但是它希望這件事情不要出現。政府的做法是想解決我這個吹哨人，滅了聲就算解決了。它的態度就很簡單：我不管地鐵和禮頓怎麼解決，總之我告訴你說解決，你解決了就行，也不會去管。我告訴它會有安全問題它也不管。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沒辦法了，我只好一直把這件事情層層向上報。

2017年的9月這個事我已經鬧得很厲害了。只不過沒有在報界面前吵。那當時是在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或者是在運房局的壓力下，港鐵、禮頓和我開會，跟我簽一個協議：願意補救這個結構上存在的安全問題。

我覺得在香港簽合約，簽一個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要遵循的。協議簽了之後，2018年的1到2月份期間，禮頓的第二把交椅專門來找我，並告訴我已經執行了（協議），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了。他還給我看一個電話說政府懲罰了他，停了他的牌照，我也應該把這事告一段落。我當時想到你已經停牌了那就告一段落吧，對我來講目的也就是這樣。當時它已經懲罰我了，已經不給錢了，當然這些沒關係了。

到2018年6月我為什麼又出聲呢？一個就是個人和家庭安全問題，有人挑戰我們的安全。現在大家覺得國安恐怖。我當時人身安全的恐怖可能比現在的國安還恐怖。國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如果它要對付你的時候，比如像那幾個年輕人還能打電話出去，還能通知別人。我當時面臨的處境就是可能就是死了，可能（被人）就扔下樓了。

記者：人身安全的威脅可不可以講得再具體一點？

潘焯鴻：我的車現在都是傷痕累累，車胎被人家都捅爆了，（後視）鏡被人打破，擋風玻璃也被人砸爛，什麼都全劃花了。在WhatsApp上面收到的個人威脅也很多了，恐嚇電話也很多了。有一段時間甚至恐嚇要對付我的兩個女兒。

到了2018年5月，我覺得一定要公開了，不公開我的個人安全真的是沒法保障了，我覺得政府也不會幫我。2018年的5月29日就有報紙報章爆這件事出來了。當時爆（這個事出來）的時候我就想到，那時候地鐵還是個金色招牌，一個很好的商業模式，沒人知道地鐵裡腐敗得這麼厲害。

如果我一下子把事情爆出來，結果就很簡單：第一，這個事情很複雜，市民聽不明白；第二，港鐵出來講兩句，跟著就把這個事情推走，新聞也就登一天就完了。幾個月以後我會面對更大的安全問題，而且這件事情也解決不了。所以當時我的做法就是把部分事情收起來，把不是重點的先講出來，也估到港鐵照例會否認。當時港鐵真的是這麼做的，它找了二打六（無關重要的人）。

因為我在地鐵做了很多工程，我知道誰做到事，誰做不了事。他出來就說：Jason潘講的話我完全不贊同，是假的，我說沒有這樣的事。他們在背後也給議員放一些風說那個問題就是Jason潘搞出來的，搞不定了，現在爆出來就是想騙錢。或者想金錢利益的，甚至禮頓在那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是某一個香港人以為很好的大律師，在他嘴裡，都沒經過驗證之下就說Jason潘在這件事上收600萬，亂講一通，就是他希望在報紙上，希望將我的誠信降低。因為剛開始爆的時候，他們不承認自己偷工減料，他直接講沒有這回事，他們不斷地說謊話，然後不斷地被揭露，不斷說謊話，不斷被揭露，導致他們在市民眼中，完全是一坨屎。

我站在一個比較的位置之下我才站出來，去數落他們，最初我會隱蔽我自己，儘量不給他們攻擊到，儘量不要跟他們直接對壘，直到抓到他們所有的弱點，我再出來動他們。跟著最初他們是否認的，甚至出文件出廣告說沒有這回事，他們買了二十多份報紙廣告，或者寄信給政府說他們沒有偷工減料，全部跟合約辦事，跟著調查委員會查出來做出來的結果是原來百分之三十幾有問題，大過我的估計，結果現在那個報告就完畢了，但是實際上這件事沒完的。

我曾經在報告之後做過司法覆核，在調查委員會後，就是多方參與的一個聆訊，其實就很講份額的。就是說，我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加一如果有人告訴你等於三，你覺得的很荒謬對吧，但是如果在一個調查委員會裡面，有7個party說1+1等於3，只有中科一個位說1+1=2，那主席會判1+1等於3贏，因為少數服從多數，這就是荒謬之處。

這個荒謬香港大學剛剛就發生了，就是和18:2的情況一樣，只要席位贏，多荒謬都可以做得出來的。這方面就是香港現在暫時的制度上還有些缺憾要修補，但是無論怎樣，就因為那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我手裡有現在航站三十多萬份文件，全部在我手裡。我已經整理了26件罪項出來，每件罪應該都有人坐牢的，我不會放棄，我跟著都會不斷去做，直到有人坐牢為止。

記者：你有點像工程界的David Webb（香港股票投資評論員），有沒有人這樣講過？

潘焯鴻：有啊，有的人說我像日本常青樹。

記者：要有些專業才可以挑戰一些貪腐或者腐敗、黑暗。現在香港出了很多問題，從你的專業角度，怎樣去拯救這種事情？

潘焯鴻：外在架構我真是沒能力的，坦白講來自北京那個壓力真的沒辦法處理，真的處理不了。但是在內在，如果我們當自己是蘋果，除了外在出現問題之外，各種人都有，這件事回過頭看就是「輕舟已過萬重山」。其實當時的處境，我坦白說，我的親人，我的親姐姐也覺得沒法鬥了，已經輸定了，政府和地鐵要對付你們，你們死定了。我說不行，照樣去，我的姊姊最後就離開了，但我仍然繼續。但是我始終都沒有輸。

現在看香港的處境，大家看得很灰暗，甚至有人宣揚，在制度上面無法反抗了，已經潰爛了。在我看來並非如此。我有幾個看法，第一個，那些持份者，尤其是在制度上有話語權的持份者，包括代議士（議員），當他自己都不儘力，或者說他自己都承認輸了，不認識、清楚自己的能力和權利，不去嘗試用盡，然後就宣揚沒法鬥了，公義沒了，制度都爛了，我很鄙視這種人。第二，縱使制度有人想去破壞，譬如金門被告這件事情，金門在香港建築界，大眾市民都覺得這是金漆招牌，但其實都是爛掉了，裡面千瘡百孔，西九龍（劇院）地陷又是它，（西部通道大橋）斷纜也是它，海洋公園的水上樂園20億變40億超支一倍也是它。政府正在救它，很明顯，海洋公園砸錢去救這個公司，很明顯有些地下的、暗中的交易。

但是我都逼到政府昨天入稟高院告它。這種反應就是說，制度有問題，又或者質問制度的人也有問題，但你仍然有方法令這件事扭轉。蘋果裡面，切開外皮可能沒問題，但蘋果裡面我做不做得到？你不去做，然後你就說，制度爛了沒法做，那就是問題。即使現在的氣氛好差，就等於颱風來了，已經在我們頭上了，所有事情都已經不受控制了，但那一刻一定會過去的。過去之後，回頭看，都是「輕舟已過萬重山」。

記者：蘋果給我的時候挺好的，這個爛蘋果要重生，是不是人心的改變呢？

潘焯鴻：將一個爛蘋果治好是極其困難的，種個新蘋果出來可能簡單點，但是我們本身處在一個爛蘋果裡面，香港人。所以我就決定不放棄，死都要留在這裡，希望有一天這個蘋果可以固本培元被治好，這就是我的目的。

記者：好萊塢的電影就是這樣，有一群不畏死的勇士始拯救地球。

潘焯鴻：如果多幾個Jason Poon，我力量很小很輕，如果有更多人這樣想，其實力量很大的。

記者：袁爸爸在打國際戰線。周小龍是受到袁爸爸的影響，決定不移民了，要留在這裡抗爭。

潘焯鴻：是啊。周小龍我都認識。周小龍、Jason Poon都是那一類人。

記者：你們很相似，本身是成功人士。香港是國際金融城市，真正的精英很多在金融界，但是金融界的人不出來講話。

潘焯鴻：金融界就極受北水影響。

記者：但是這個爛蘋果他們都有份。

潘焯鴻：是的，現在我們的看法就是，周小龍在批發零售界，我在建築界，甚至可能很多無名英雄正在做的事情，希望喚醒更多人，社會上各個界別，各個專業，希望社會那個三角形的頂上的尖子，醒悟，讓大家先改善，讓蘋果有固本培元的一天。

記者：你的參選口號是「生死於斯、替港行道」。「替天行道」，你是怎麼想到的？

潘焯鴻：是我們整個團隊一起想的，二十多個人一起想的，當時主力就是用「契弟」這個詞。想這個詞很可能被政府禁的，譬如我們的單張文宣政府是免費派發的，如果我們用「契弟」做口號的話，政府可能會不收、不給寄。

當時我們有很多備選，怎麼能讓公眾明白我們在做什麼，幾個字很難讓他們明白，但至少說，生於斯，死於斯，我在這裡出生、成長，也打算留到最後，這就是承諾。

「替天行道」的意思就是我們已經在做事了，總之如果我見到任何人破壞香港的利益，香港人的利益，尤其是權貴，我都不會怕，而我會去對付他們，拿到他們的（幹壞事承擔的）後果，從而令其他人沒這麼大膽去繼續破壞香港利益。「替天行道」，我希望為香港人利益做到的一些事情。

（轉自香港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