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1日，中共黨魁習近平在企業家座談會上號召企業家愛國，並提到盧作孚、王光英、榮毅仁等為愛國企業家典範。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盧作孚在中共搞公私合營中被迫害致死，王光英與榮毅仁在文革期間也受到影響，這些例子反而說明中共是掠奪民營企業家的。近年來，中共又掀起新一輪「公私合營」，方式從50年代的鯨吞改為逐漸蠶食，目的也是讓民企老闆下課、交錢、交資產。2019年9月，杭州政府將派出100名官員，進駐阿裡巴巴、吉利、娃哈哈等100家重點企業，作為「政府事務代表」，這和當年向盧作孚公司派「公股代表」本質相同，都是想通過控制人而控制企業，這也是民企老闆最為擔心的。
今年7月以來股市上漲，但大陸多家上市公司的主要股東卻已經累計減持353億元，大陸富豪逃路心態明顯。
選擇
盧作孚本來有四條路可走，但他選擇了與中共合作，由此走上了不歸路。
盧作孚曾是中國赫赫有名的船王。1926年，他在重慶創辦民生公司，陸續統一川江航運，迫使外國航運勢力退出長江上游。抗戰時期，在日軍轟炸下搶運人員、物資設備殊為不易，民生公司有16艘船被炸殘炸沉，116人獻出了生命、61人傷殘。
1938年秋，盧作孚坐鎮宜昌，領導民生公司組織指揮宜昌大撤退，用40天時間搶運150萬餘人、物資100萬餘噸，被歷史學家評為「中國的敦克爾克大撤退」。此舉保存和挽救了抗戰時期中國的民族工業，受到國民政府嘉獎。
1949年中共將拿下大陸，身在香港的盧作孚成了中共和國民黨爭奪的焦點。國民黨請他到台灣繼續他的航運事業，中共則垂涎民生公司的財產而動員他北上。另外他還可以去美國寫回憶錄，總結二十幾年來辦民生公司和建設重慶北碚的經驗，或留在香港繼續發展船運。
人生就是選擇，選錯了路就鑄成千古恨。一向精明的盧作孚在中共地下黨的蠱惑和安排下，1950年6月10日，他帶著他在香港的船隊踏上了北上之路，他未曾想到這是他通往死亡之路。
回大陸後，他出席了全國政協第一屆二次會議，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禮遇，被補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後返回重慶處理民生公司工作，還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不過，這些光鮮的外表背後卻是赤裸裸的掠奪。
即使在戰亂和日本侵華年代，民生公司也活得很好，從一條小火輪開始，逐步發展為擁有140多艘江海輪船和近萬員工的大企業，獨資或合資創建了70多個企業和附屬設施。但是，在中共統治的和平年代，民生公司卻難以為繼。
中共採用「夾心化」手段，一切原材料、資金和銷售管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後，特別是企業現金一律存入中共控制的國家銀行，不准向私營銀行和私營企業貸款，私人企業的生死已完全操控於政府。因此，民生公司財務逐漸陷入困境，為了公司生存，盧作孚同意與中共「公司合營」，通過加入「公股」，獲得民生急需的運轉資金，但結果將是什麼，他並不明白。
在合營之前的過渡時期，代表中共政權的公股代表就已進入民生公司，大小人事安排、清洗、降職處理，亦都由他們做主，「調訓」、「逮捕」、「管訓」，風聲鶴唳，眼看著與他一起篳路藍縷創造了民生奇蹟的高中層幹部一個個遭打擊或被清洗，盧作孚心中很痛卻無能為力。
1952年1月，中共正式發起「五反」運動，目標直指工商資本家。2月8日，公股首席代表揭發與盧作孚赴北京出差時，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聲稱差一點中了「糖衣炮彈」。曾在盧作孚家中吃住，受盧作孚恩惠甚多的盧的隨身通訊員也當場揭發：盧曾請公股代表吃便飯、看京戲，同去理髮代付錢。其實這些開銷，都是盧從自己的工資中支付的，但都成了罪狀。
當晚，絕望的盧作孚在重慶家中吞服安眠藥自殺身亡，死前給妻子留下遺書，稱財產都交公。這時，他才明白，中共的目的就是共他的產，革他的命，為了保住妻兒的命，財產也得交公。
鯨吞
1949年中共竊政前，中國活躍著一大批像盧作孚這樣的民營企業家，比如上海灘的私營工商業主就很多，他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推手。中共竊取政權後，許多民營企業家因相信中共而留在大陸繼續經營。但令他們沒想到的是，中共許諾的「新中國」只是蠱惑人心的謊言，中共很快變了一副嘴臉，不僅他們的公司、財產被充公，他們也自身難保，甚至被逼自殺。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兩個多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到了876人，平均每天自殺10人以上，其中有很多資本家是全家數口人一起自殺。
中共把擁有財富變成了罪名、把搶劫財富變成了正義、把暴力搶劫合法化，這完全是顛倒是非善惡，煽動人去作惡。然而，消滅地主、資本家階層之後，中共並沒有停止，而是緊接著整治農民、小商人、手工業者，把他們的財富搶為中共所有，其結果是廣大工人、農民照樣貧窮。
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茅台酒、王老吉，都是公司合營的產物，當年他們都是私企。1956年初，中共進行了全行業公私合營，對資本主義私股的贖買改為「定息制度」，統一規定年息五厘，也就是企業不歸資本家管，資本家只拿5%的年息，並在勞動中逐步改造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這5%的定息是一刀切的，不論企業盈利狀況如何，也不考慮私股股東的意願。實際上，這一定息不但遠低於王老吉當時的盈利，也低於銀行當時的定期存款利息，但中共說給多少就給多少，資本家是被改造的對象，怎麼可能有資格與中共談判？
1966年9月，中共稱按照原定的向資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滿，決定不再支付定息，公私合營的企業就變成了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一夜之間股民股票歸公，房奴房產歸公。未經任何合法手續，私營股份被沒收為國有，公私合營企業全部變成了國營企業。此後全國發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權的訴訟，私企皆因這一刀切的政策而敗訴。
殘存的少量中國個體經濟也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中被清掃，至70年代末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中國經濟終於成為純而又純的公有制經濟。然而，在這種純而又純的公有制激化經濟制度下，老百姓的基本生活都不能保證，很多必需品需要憑票購買。
蠶食
1978年經濟改革之後民營經濟逐漸復甦，民營經濟對中國GDP的貢獻高達2/3，提供城鎮3億多人工作崗位，繳納了全國50%以上的稅收，而國企雖然資產與收入龐大，但盈利能力甚低。中共一方面需要民營企業支撐經濟發展，一方面對民營企業的盤剝和控制從未放鬆。民企在中共眼中是待宰的羔羊，不時受到中共共產體制下的侵占威脅。
一位律師曾表示，《刑法》罪名已經發展到450多個，市場經濟秩序方面的犯罪罪名有110多個。現在要折騰一個私企老闆非常容易，用公檢法剝奪一個企業、一個富人的財富，是分分鐘的事。中共的憲法基礎是公有制，是先天歧視私有財產的。當年薄熙來在重慶打黑，能夠大規模地把無辜的企業家打成黑社會，判決他們重罪，甚至剝奪生命，正是源於中共的」共產」基因。
比如，對近年來發展迅猛的互聯網行業，中共虎視眈眈，但又不可能重演上個世紀50年代的「公司合營」來鯨吞，所以只能蠶食。
最廣泛採用的手法就是廣建黨支部，這既是一項基礎性工作，也是一種威懾手段，民企裡的黨員，就是中共的耳目喉舌。2017年8月25日，「首都互聯網企業黨建工作座談會」透露，百度、新浪、陌陌、知乎、豆瓣、搜狐等34家互聯網企業已成立黨組織，在冊黨員共計近6000人，並與騰訊、鳳凰網、京東等重點網站建立了黨建工作聯繫。會上，新浪負責人稱，「早在1998年新浪成立之初，我們在第一時間建立了黨支部，是北京最早成立黨組織的互聯網企業之一。2010年我們正式成立新浪黨委，2015年我們申請將微博黨支部升格為微博黨委。」
前不久，上海190萬黨員名單泄露，引起中共警覺，提醒各單位注意不要將黨員信息泄露。
此外，還可設立「特殊管理股制度」，就是通過特殊股權結構設計，中共代表者雖只持有極少股份（如1%），但其在某些特殊事項上享有獨此一份的否決權，通過這種方式派人進駐企業，並影響企業決策。目前，政府的投資公司已經以這種方式入股了部分企業。
通過這兩種方式，中共只持有一點股份，甚至不僅僅派人並不出資，但卻通過黨組織對公司發生實質性影響，因為這些企業老闆必須聽命於中共，與中共合作，否則就是盧作孚的下場。所以，越來越多的名企老闆選擇離開。
跑路
亞非銀行（AfrAsia Bank）和New World Wealth共同發布的《2019年全球財富遷移報告》。報告顯示，中國移民海外富豪人數為全球排名第一，比排名第二的俄羅斯整整高出一倍。2017年選擇移民海外的中國富豪人數有1萬人，2018年飆升到1.5萬人，增加了50%。
一年時間新增的富豪人數不會很多，富豪的財富狀況變化不會很大，但大陸選擇移民的人數卻陡增。外界普遍認為，一是因為大陸經濟下滑，掙錢不易，再加上中共搞「國進民退」，民企生存艱難。最關鍵的是很多富豪為了自己財產的安全考慮，2018年，中共御用學者開始放風「中國的私企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等，令民營企業家感到中共在經濟下滑，收入減少的環境下，要掠奪民營企業家的財富，促使他們加快移民步伐，趕緊跑路。據中共現行政策，只有移民才能突破外匯管理限制，一次性將大筆人民幣資產轉移到其它國家，這意味著精英和財富的雙重流失。
據媒體報道，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大陸企業家就有15名設立了離岸信託，總計將285億美元資產轉移到國外。
旅美中國問題研究人士張健認為：「其實大家都清楚，選擇逃離中國，用腳投票，這就是對中國未來沒有信心。在這樣的體制下無論你創造了多少財富，你的安全是得不到保障的，你的食品是不健康的，你的政治生活是沒有的。」
無法用手投票，無法發聲，可以選擇用腳投票。很多人都想走，但是現在辦理出國簽證都停了，一位民營老闆無奈地說：「就像船已經開到海上，不能回頭，但也沒法往前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轉自明慧網／責任編輯：劉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