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態勢的一個明顯標誌是把某種罪行強加給那些沒有犯罪證據的人。
我指的不是錯誤逮捕或者錯誤起訴的案件，即官員們真的相信嫌犯尚未被證明有罪，或者對他有某種宿怨。我指的是這樣一種情況：當局願意承認你並沒有犯下任何特定的罪行，卻要求你假定自己有罪，因此需要糾正。
6月3日，南卡羅來納州一所私立文理學院——匡威學院（Converse College）的教務長給校園裡的所有教師發了一封信，宣布每個人都必須在線學習兩門職業培訓課程。其中一門名為「多樣性包容訓練」，另一門名為「暴露無意識偏見」。
此前，校長克裡斯塔·紐柯克（Krista Newkirk）發表了一份聲明，用悲痛的口吻談到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之死以及「過去幾年裡我們聽到的其他許多人之死揭露了種族主義制度的影響」。
接下來，校長的信把非裔美國人的冠狀病毒的高死亡率歸於同樣的原因，即制度性的種族主義，認為瘟疫大流行本身「突顯了我們自己後院的不公正」。她在信的結尾處熱情地勸誡、敦促匡威師生「提高我們的聲音，譴責我們周圍的種族主義行為」，否則，「我們就是允許仇恨、種族主義和暴力在我們中間滋長。總之，我們必須做得更好。」
教務長引用了校長的聲明中的這些話，並且把兩門培訓課與「做得更好」聯繫起來。他還對秋季學期開始時可能出現的學生抗議表達了擔憂，希望每一個參加反種族主義項目的人都要向那些焦慮而憤怒的抗議學生證明匡威學院的所有員工都在認真傾聽，而且能表現出同情心。
聲明中的一切措辭和語氣都表明學校管理層所採取的立場是誠懇的、認真的。可是，他們的建議是如此的莊嚴、緊迫、非同凡響，以至於人們很容易地看到其中包含著怎樣的指責和脅迫。想一想其中的大意是：種族主義就在我們周圍；你是這個問題的同謀；如果你沒有成為一個積極的、直言不諱的反種族主義者，那你就犯罪了。
換句話說，這個培訓計劃是在告訴匡威的每個人：他們都是有罪的人，教授和工作人員必須接受培訓，作為糾正自己的第一步。
大學教授們本來以自己的思想獨立和學術自由為榮，但是他們卻願意接受這些指控和命令，這是今年高等教育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故事之一。在匡威和很多其它地方發生的強制性培訓相當於紀律懲罰。
你必須清除你的「無意識的偏見」，由我們來主持清除儀式。你是有罪的，我們會告訴你你為什麼有罪。如果你認為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認為自己支持招聘和招生中的平權法案，自己的教學大綱中總是包含非裔美國人的材料等等，這些並不重要，你仍然必須接受培訓。其實，如果你認為你不需要培訓，那只能證明你真的需要培訓。
但是這次發生的情況與以往不同。教務長的信發出以後，歷史與政治系的一位68歲的教授傑弗裡·J·波爾沃德（Jeffrey J. Poelvoorde）發表了一封長長的公開信，聲明「我不能，也不會遵守這項命令。」
波爾沃德不喜歡這個建議的強制性，而且還批評校長無視弗洛伊德死後發生的搶劫、暴亂和暴力。他也擔心這個多樣性和偏見識別培訓強加了一種意識形態的要求，作為一所基督教學院裡唯一的猶太人，他特別有能力辨別。此外，他承認自己是「一名共和黨人和政治保守派」，這一身分加劇了他的孤立感。
學生們迅速地做出了反應，寫信給校長說波爾沃德的信如何讓他們非常沮喪。紐柯克給所有學生回信，向他們保證匡威學院致力於多元化，並且表示「波爾沃德博士不是匡威的代言人」。她再次要求每個人都要完成偏見視頻培訓，並且要求任何經歷過歧視的學生向各院院長報告。
幾天後，她寫信給波爾沃德，告訴他偏見培訓是必要的，因為有「一種更嚴重的疾病影響著匡威，就是種族主義和歧視」。她還指責他勸告有色人種的學生對來自白人同學的種族歧視不予理睬，她說她為他因此給他們造成的痛苦感到悲哀。她重複說，他必須服從命令，「這並沒有侵犯你的權利」。
波爾沃德聘請了律師，該律師在7月底給校長寄回了一封信，對有關騷擾的法律專業培訓和被她稱為「思想改革的侵入性嘗試」的「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培訓」做了明確的區分。她還援引了匡威公布的有關思想自由的政策，並且把偏見培訓定性為思想強迫。她要求匡威只做一件事：讓培訓成為自願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
校長的回覆斷然拒絕了這個要求。培訓仍然是強制性的。此外，她辯解說，這些材料根本不是強制性的，只是一種讓工作人員重新考慮他們的意見的方式。
波爾沃德既沒有被打動，也沒有服從。這使得教務長在8月4日發出了一份通知，警告說如果波爾沃德不參加培訓，「匡威將採取適當的糾正措施，直至包括解僱你。」
律師快速回覆，並且提出了一個妥協方案。如果匡威同意把培訓變成自願性的，波爾沃德「會很樂意接受」，但是如果這仍然是一項強制命令，他將不會同意。
最後，來自學校管理層的一封信結束了這一事件。教務長通知他，他拒絕完成視頻培訓課程，因此構成了「拒絕履行合同責任」。校方決定只是斥責他，而不是終止合同，不過，他的行為將被納入「未來的薪酬決定」中。
一個人堅持異議的故事結束了。他沒有丟掉工作，但是他要付律師費，忍受著公眾的羞辱，但是他捍衛了正直的品格，仍然繼續著自己的職業生涯。波爾沃德是那種對過度的壓力有反應的人。他不願意信以為真地把大學管理者當作道德嚮導來接受（紐柯克還不熟悉這份工作）。他不喜歡被人當作有問題因此需要再教育（沒有證據表明波爾沃德曾經歧視過學生或者其他任何人。）
為什麼像他這樣堅持異議的人不多？顯然，因為校園居民膽小；他們不想惹麻煩；他們有孩子和抵押貸款。可是問題是：假如有另外兩名教授也加入了波爾沃德的行列，這件事就會很快結束，校方就會作出讓步，把培訓變成自願性的。
你看，只有一個堅持異議的人，他就會被當作瘋子、麻煩製造者、怪人。三個堅持異議的人才能看上去像是一場真正的抗議。如果有三個人反對一項政策，那就很難將其歸結為個人原因或者純粹的阻礙。發生在匡威的故事的真正主角並不是波爾沃德，而是他的所有沒能站出來說「衝我來！」的同事。
我把他的案例看作是學術自由的勝利——也許吧。這要看他的榜樣是否會發揚光大。我們要看接下來的幾個月，因為我們可以預期將會有更多的思想控制的舉措在全美國的校園裡出現。波爾沃德的案例表明那些胡亂干涉的官僚可能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強大。
原文Thou Shalt Admit Thy Guilt—Or Maybe Not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馬克·鮑爾萊因（Mark Bauerlein）是埃默裡大學的名譽英語教授。他的作品曾在《華爾街日報》、《標準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華盛頓郵報》、《泰晤士報文學副刊》和《高等教育紀事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發表。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