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岡薩雷斯：BLM運動與中共關係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0年12月14日訊】「打開『黑人未來實驗室』主頁，點擊『捐贈』，上面說你捐的錢，將捐給『舊金山華人進步會』。」岡薩雷斯說。

中國共產黨，或者中共，長期以來一直試圖顛覆美國。最近參與暴亂的許多組織都與北京有意識形態上的聯繫，但是更深層次的聯繫是什麼？美國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邁克·岡薩雷斯（Mike Gonzalez）表示，與「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密切相關的「黑人未來實驗室」（the Black Futures Lab），正在得到一個公開親共的組織的資助。

楊傑凱：本期節目，我們邀請岡薩雷斯（Mike Gonzalez）準確地講述他的發現，並解釋為什麼說最近對他的著作做的事實核查（fact-check），被證明是不正確（inaccurate）的？以及為什麼他認為，身分政治（ identity politics）正在破壞美國社會的基礎？

這裡是《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我是楊傑凱（Jan Jekielek）。

楊傑凱：邁克·岡薩雷斯，歡迎你做客《美國思想領袖》節目。

岡薩雷斯：謝謝你的邀請！

楊傑凱：你寫了一本非常、非常引入深思的書，就是最近剛出版的《改變美國的陰謀：身分政治正在如何撕裂自由的土地》（The Plot to Change America: How Identity Politics is Dividing the Land of the Free）。從廣義上講，這是一個《美國思想領袖》多次報導過的話題。

在討論你的書之前，我想和你談談你最近寫的一篇文章，其中探討了「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的創始人，和美國的親中共組織之間的聯繫。這非常耐人尋味，因為一直有人聲稱（他們之間）存在著這種聯繫。兩者在意識形態上有一些關聯，但這種經濟上的聯繫，還是第一次被發現。

岡薩雷斯：是的，這種關聯肯定（首先）是意識形態上的。人們必須認識到，這位（BLM運動）創始人艾麗西亞·加爾薩（Alicia Garza）掌管著一個全球範圍的革命網絡，它實際上是一個推銷革命的控股公司。她創立的主要組織之一，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全球網絡」（Black Lives Matter Global Network）。

這裡我必須澄清一下，沒有人反對「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想法。事實上，我認為所有的美國人都堅持認為，至少應該堅持認為這一事實：黑人的命，當然，確實，也是命。我們現在要談的是那個組織。

艾麗西亞·加爾薩是這些組織的創始人之一。2018年，她又創立了另一家機構，名為「黑人未來實驗室」。如果你點擊其主頁上的「捐贈」，上面寫著，你捐的錢將捐給舊金山「華人進步會」（註：即「黑人未來實驗室」是由舊金山「華人進步會」出資支持的計劃）。

舊金山「華人進步會」是一個在舊金山推行北京路線的組織，它採取了一些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利的行動。不過主要問題是，它的許多領導人都是「左根」（LeftRoots）的成員。

「左根」是一個強硬的左派組織，其中有很多人，比如一家華人組織，即波士頓「華人進步會」及其領導人也是「左根」成員。我認為這就是它與艾麗西亞·加爾薩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在意識形態上的重合之處，因為艾麗西亞·加爾薩是馬克思主義者，曾經說過她要「砸爛資本主義」（smash capitalism），而且說過好幾次。

今天早上，我剛看了（BLM運動）另外兩位創始人歐帕爾·托米蒂（Opal Tometi）和帕特裡斯·卡洛斯（Patrisse Cullors）的視頻，她們在視頻中高唱，「我們失去的只是鎖鏈。」這顯然直接出自《共產黨宣言》。所以我認為這種重合，「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艾麗西亞·加爾薩以及像舊金山「華人進步會」這樣的組織之間的維恩圖重合之處，就在於此。

楊傑凱：這非常引人探究，而你實際上發現了，在「華人進步會」和艾麗西亞·加爾薩新成立的組織之間，存在著財務上的聯繫。

岡薩雷斯：是的，「黑人未來實驗室」是舊金山「華人進步會」資助的項目。我認為很多「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都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獲得了（這些所謂非營利組織的）項目資助，因為這樣可以給他們一定的靈活性，可以花錢不透明（註：非營利組織不需要披露資金捐贈者）。這是批評者們說的。

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全球網絡」曾經是一個由「千流」（Thousand Currents）組織資助的項目，「千流」組織也是另一個強硬左派的出資者。今年七月有消息披露出來——因為華盛頓的調查人員進行了調查——「千流」董事會的副主席是蘇珊·羅森博格（Susan Rosenberg），此人曾經是「地下氣象」（the Weather Underground）組織成員，聯邦調查局曾經將該組織定義為國內恐怖組織。

她在監獄裡待過一段時間。比爾·克林頓在擔任總統的最後一天，對蘇珊·羅森博格給予減刑，如今她進入了「千流」組織的董事會。這個消息披露以後，「黑人的命也是命全球網絡」，作為極為擅長跟媒體打交道的高手，獲得了「潮流中心」（the Tides Center）的項目資助，該組織也是強硬左派的資助者，但是至少其董事會裡沒有蘇珊·羅森博格。

楊傑凱：那麼，邁克，你提到了幾個不同的組織。你提到了舊金山「華人進步會」和波士頓「華人進步會」，很明顯，這是不同的組織，是什麼把這些組織與中共聯繫在一起的？

岡薩雷斯：它們都是由「義和拳」（I Wor Kuen）創建的。「義和拳」在20世紀60年代（成立），曾是一個極端馬克思主義的軍事組織，在1972年創建了舊金山「華人進步會」，後來「義和拳」中的一些人，在1977年成立了波士頓「華人進步會」，它們分別註冊，分別運營。它們的成員通過「左根」等組織相互聯繫，「左根」也是馬克思主義組織。

波士頓「華人進步會」曾與中國駐紐約領事館合作，但是其活動發生在波士頓；而舊金山「華人進步會」早已著手，來「捍衛」中華人民共和國。例如，1977年他們和某一組織合作，敦促司法部不要調查中國在美國的間諜活動，即中國進行的間諜活動。他們使用的藉口似是而非，說是涉及「種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註：指以種族劃線行為）。

我必須要說，在這個特殊的例子中，他們與一個支持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組織（BLM）聯合在一起，這表明他們並沒有真正為美國華人的利益而努力。美國華人是大學錄取中受「種族定性」影響最嚴重的群體之一。事實上，美國各地的華人家長都很活躍，都在努力抵制「偏袒特定族裔」（racial-preference）。

楊傑凱：我們線下交流的時候，你跟我說過，你有三條證據來證明這種聯繫。

岡薩雷斯：我有的，剛才我已經提到了（一個證據）。接下來，還有這樣一個事實：（「華人進步會」前行政主任、現高級顧問）譚大元（Alex Tom）是某一個組織的成員，試圖通過資助旅遊活動，在中國人和在美國人之間建立聯繫。我關注了一下，看上去他似乎在尋找左翼美國人，試圖將他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極左分子建立聯繫。

然後是第三個例子，「舊金山華人進步會」參與了一封寫給拜登競選團隊的信，信中說：我們希望你在選舉中擊敗川普總統，但是我們敦促你們，不要參與任何抨擊中國（中共）的活動。如果你們對中國（中共）進行任何抨擊，這將使你們在選票上損失慘重。信上確實是這麼說的。我不知道為什麼這樣一個（所謂非盈利）組織，會替中華人民共和國説話，告訴候選人不要批評中國。

楊傑凱：這真的非常非常耐人尋味。最近有人發表文章，對你的文章進行了各種形式的「事實核查」（fact-check），這種核查變得很流行，在社交媒體上獲得了一些關注，暴露了這種聯繫。你如何看待這種情況？

岡薩雷斯：《紐約時報》竭力隱藏「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及其創始人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根源。我說的是，看，這並不奇怪。20世紀30年代，《紐約時報》就曾替蘇聯共產黨掩蓋事實，當時他們否認在烏克蘭實行了種族滅絕（註：《紐約時報》駐蘇聯記者沃特·杜蘭蒂在明知烏克蘭發生大饑荒的情況下仍對全世界隱瞞了這一慘劇的真相，並且在報導中宣稱「烏克蘭根本未發生饑荒，而且也不可能發生」）。

《紐約時報》還曾替古巴的共產黨掩蓋事實，當時（《紐約時報》記者）赫伯特·馬修斯（Herbert Matthews）去了古巴，把（卡斯特羅領導的）叛軍描述為民主主義者，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註：馬修斯影響美國人的主要觀點是：卡斯特羅旨在推翻腐敗的獨裁政權、樹立民主自由）。

《紐約時報》現在在美國也採取了同樣的做法，試圖將「黑人的命也是命」描述為一場完全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運動。

他們是這樣解釋的，因為很明顯，那些出來示威的人，那些對喬治·弗洛伊德的死因感到憤怒的人，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只是對美國同胞的死亡感到憤怒，所以他們走出去示威等等。可是他們被這些組織操縱的方式才是問題所在。

這些組織，正如我在《紐約時報》上所說的，無論如何都無法否認這一點：尤其是艾麗西亞·加爾薩和帕特裡斯·卡洛斯是馬克思主義者。她們自己也是這麼說的。例如，帕特裡斯·卡洛斯曾在「勞工社區戰略中心」（the Labor Community Strategy Center）接受培訓，該中心是由埃裡克·曼（Eric Mann）創立的，他是另一位「地下氣象」組織的前成員。他稱這個中心為革命者中心，一個他用來訓練革命者的中心。她在那裡接受訓練了很多年。

艾麗西亞·加爾薩也多次說過，資本主義必須要「砸爛」，因為資本主義是種族主義。這顯然是罔顧事實。資本主義不過是一個修飾性的詞彙，其意思是：我買了件東西，（比如）我買到這個杯子，通過付出汗水的努力。（或是說）你想把它買走，我們就商量了一個價格，然後（交易成功）皆大歡喜地各自離去。

換句話說，（資本主義）也就是自由的意思，對吧？它其實是表示自由的某個字眼，它不在乎膚色，最不帶有種族歧視色彩，它讓所有人都開心。

但是艾麗西亞·加爾薩卻這麼說。就像我之前說的，我記得有一個視頻是歐帕爾·托米蒂和帕特裡斯·卡洛斯在高唱，卡爾·馬克思所說的「我們失去的只是鎖鏈」。

此外，她們三個都讚揚喬安妮·切西馬德（JoAnne Chesimard），現名阿薩塔·沙庫（Assata Shakur），此人位於美國聯邦調查局通緝名單之首，她是一個逃犯，殺死了一名警察，逃離了監獄，在共產主義古巴得到了庇護，受到美國通緝。而她們三人都吹捧她，不停地吹捧她。

楊傑凱：鑒於你已經告訴我的「華人進步會」與「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之間的聯繫，那麼《紐約時報》對此想怎麼說？

岡薩雷斯：《紐約時報》企圖掩蓋這樣一個事實：立場親中國（中共）的舊金山「華人進步會」，是「黑人的命也是命」某個組織的資金資助者，因為兩者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共識。

（上面提到舊金山「華人進步會」的許多領導人都是「左根」的成員，而）「左根」並非只是中間偏左，而是一個非常強硬的左翼組織，它把世界各地想發動世界革命的人，組織在一起。如果你能在「左根」那裡發表文章，在「左根」那裡見面，談論「左根」，你必是真正的強硬左派的創始成員。

楊傑凱：在（你的）這篇《（在BLM與中共的關聯方面）事實核查（〈紐約時報〉）事實核查員》（Fact-Checking New York Times Fact-Checker on BLM’s China Links）的文章中，你引用了我們的專欄作家特雷弗·勞登（Trevor Loudon）的話，我記得他把「華人進步會」描述成毛派組織。你能說一說嗎？這是什麼意思？

岡薩雷斯：我的意思是，從一開始毛思想就是其要領之一。「華人進步會」於1972年由「義和拳」組織創立。我們必須記住1972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文化大革命在中國從1966年持續到1976年，1972年或多或少是一個中間點。

這個組織的成立，就是為了在美國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特別是在舊金山，顯然舊金山有非常大的唐人街，以說服美國公眾把對中國的認識，從台灣轉向共產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受到（文化）大革命（極左）的激發。

再次強調，他們從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的高潮中找到了靈感。無論是不是巧合，很多人都把我們今天在街上看到的景象，比作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的行動。他們都說，我們正在經歷著同樣類型的文化大革命，比如說，我們看到了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式的所謂的「批鬥會」（struggle sessions）。

如今，我們在反種族主義培訓中，也搞起了同樣的東西，那無非就是「批鬥會」（struggle sessions），要求人們必須認罪，必須為他們沒有做過的事、沒有犯過的罪贖罪：承認犯下了集團罪或家庭（出身）罪，繼承了祖先的罪（註：文革叫「成分」問題）。

對宗教有一點了解的人都知道，你祖父的罪不是你的罪，你不會繼承祖先的罪。

我很高興地注意到，在一片喧囂聲中，川普總統已經宣布，至少在聯邦工作人員中禁止搞「批鬥會」，但是我也聽說，國務院堅持要把某一種「批鬥會」繼續搞下去。

我們要看看行政當局能不能夠禁止它們。我認為它們應該被禁止。尤其是美國企業為了顯示良好的意願，急於接受這些東西，我們社會的其它領域也是如此。這些東西都是直接來自毛派的戰術。

楊傑凱：你剛才提到的這種觀念，認為「罪」實際上是和出身聯繫在一起的，基本上由你出生時的膚色、你的性別來決定。

我要提的（下一個）問題是，讓我們直接說說你的書吧，因為你的書實際上直接談到了這些問題。難怪你寫這個話題。請給我講講你的書。

岡薩雷斯：我把書名定為「改變美國的陰謀：身分政治正在如何撕裂自由的土地」，因為這（身分政治）就是用來改變美國的工具，對不對？

身分政治是個工具。身分政治利用種族、民族、性別、性取向、性別認同，甚至殘疾狀況等，任何可以製造出「受害者」的東西，把國家劃分為若干群體。

然後你可以利用受害者的身分，來要求關注、尊重、尊嚴，另一方面還用來要求獎勵、補償性質的公道、賠償等等這些東西。身分政治做兩件事。首先：它把受害心態放在一個倉鼠輪（hamster wheel）上，在那裡倉鼠永遠不會疲勞，一直奔跑，因為如果你能從你的受害程度中，得到都是尊敬、關注和獎勵等這些好處，你就不會想做任何事情，來解決你的受害問題。

第二——不過，這對那些想「改變」美國的人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這第二件事就是：重要的是這些不滿成為改變社會的催化劑，因為有人承諾，一旦這些集體「改變」了美國，受害者的身分就會結束。

他們說在這個國家存在著結構性種族主義、制度性種族主義、系統性種族主義，因此，所有的結構，系統中的所有制度，系統這個詞彙所涵蓋的一切事物的運行方式，都必須「改變」。

所以，所有的這些人鄙視資本主義，鄙視自由，都不是偶然的。他們鄙視我們所擁有的、大部分的自然權利。（他們聲稱）言論自由的權利，與你有多少錢有關；財產權，你知道他們尤其不喜歡這個；信仰自由的權利，是另一個他們反對的權利。

所以，他們要做的就是，要把我們從一個建立在自然權利之上的國家——（國家）權力的合法性源於自然權利、相信政府的建立是為了保護人們的自然權利——轉變成另一種國家，在這種國家中，集體（the collectivities）取代個人，成為社會變革的代理人（agent），成為一切的代理人。

他們的目的是把我們帶入中央計劃，實際上由政府來決定我們的一切，如果你沒有自己的財產，如果沒有你個人的「能動性」（agency，註：進行選擇和以選擇來影響世界的能力），政府變成對全社會的發號施令者。

這就是他們最終想要的：把我們帶到一個與美國的本質完全相悖的模式，在某種意義上講，那是一種美國的奠基者們，從未構想可以允許的模式。

楊傑凱：所以，個人的「能動性」在這裡不復存在。

岡薩雷斯：不存在個人的「能動性」。事實上，關於這一點他們非常具體。羅賓·迪安吉洛（Robin Diangelo）是他們中的一員，寫了《白人的脆弱》（White Fragility）一書，是反種族主義訓練教材之一，而且上了暢銷書名單。所有這些人，都從一開始就強調這一點。

順便說一下，這是這個系統的一個特點，他們說，是的，個人可以改善他自己的命運，他們承認這一點。一個人可以通過努力工作，運用自己的才能，會改善自己的命運，改變自己的地位，從工人階級變成中產階級，甚至會變得富有。

但是，這不是他們想要的。他們不希望個體變得更好，改善他的生活。他們想要的是通過集體行動改變社會。

楊傑凱：請再具體說一說。

岡薩雷斯：他們說，具體而言，有七種不同的方式。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其中之一是：一個人能否通過努力工作來改善他的生活，這並不重要。他們接受那個，就是那樣的。

楊傑凱：那樣啊。（他們明知，個人可以通過努力可以得到生活改善，）但他們並不在乎（個人生活的改善）。

岡薩雷斯：他們不希望這樣，因為那意味著個體的加入，這不是他們喜歡的體系。當個人這樣做的時候——我在我的書和許多章節中，都詳細地解釋了這一點——當個體改善自己的命運……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年—1937年，意大利共產黨的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寫過這個，這是他文化霸權（cultural hegemony）理論的主要內容。他「悟到」了，儘管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預言說，工人階級會在世界各地發動革命，推翻資產階級，但是這一切並沒有發生，因為工人們已經接受了「壓迫者」給予的文化，接受了宗教，接受了經濟體系，接受了家庭結構。工人們已經接受了這一切。用共產主義者的話來說，他們有了錯誤的意識，所以他們必須參加提高覺悟的「鬥爭」。

再強調一次，所謂「鬥爭」，就我們所見，就是要改變你的認識，就是要替換掉你已經接受的所有這些思想。

也就是當一個人加入這個體系，並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和家庭地位，不再貧窮，成為中產階級，甚至是富有的時候，那麼這個人就已經加入了這個體系。

所有這些人，從葛蘭西到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年—1979年，德國裔美國哲學家，法蘭克褔學派的一員）、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註：美國共產黨和黑豹黨領袖，現在是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的退休教授）、羅賓·迪安吉洛、伊布拉姆·肯迪（Ibram Kendi），到（「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帕特裡斯·卡洛斯，他們都這樣說：他們可以理解個人這樣做，但是他們不希望這樣。他們不想讓個人加入這個體系，而希望個人加入集體，來推翻這個體系。

楊傑凱：我記得你前面提到過很多參與的人，那些參與「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的人，並不知道他們實際上在搞的是什麼。

岡薩雷斯：我可以想像。我不知道——因為現在有很多很多年輕人說，他們其實並不介意馬克思主義——我不知道他們是否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含義。我想他們認為那就是丹麥或瑞典（在實施的），其實不是。這些（丹麥或瑞典）都是資本主義國家，到處都是億萬富翁。

我可以想像，絕大多數參加抗議（弗洛伊斯事件）的人只是感到憤怒，就像我說的，因為他們看到了視頻，因此想到這可能會發生在每一個美國人身上。他們不喜歡他們所看到的，這是理所當然的，就應該這樣，對不對？就是這麼回事兒。那是一個令人非常痛心的視頻，任何人都會對此感到憤怒。可是我認為他們並不懂得，這些組織和他們的領導人所說的他們想要做的。

楊傑凱：如你之前所描述的，（想要用集體取代個人的那些人）既接受個人「能動性」的存在，但是又在根本上否認它，說我們不能有它的任何成分，這是非常違反直覺的，這是一個抽象的概念。

岡薩雷斯：他們並不否認「能動性」，而是想把「能動性」從個人轉移到群體中。所以你不再是一個個體，你的相關性是作為一個群體中的一員，作為一個西班牙裔美國人、一個非洲裔美國人、或者一個亞裔美國人（的群體中的一員）。

順便說一句，我們不要忘記，我在書中用了好幾章來討論這個問題：西班牙裔和亞裔美國人是兩個類別，都是由這些激進分子創建的。這兩個類別的形成，使這些激進分子，在70年代能夠真正地脅迫官僚機構。

正如我在《改變美國的陰謀》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他們脅迫官僚機構，讓他們製造這些分類，給予官方地位，並把它們放在一起，最終大獲全勝，美國管理和預算局（OMB），發布了第15號指令（《聯邦統計和行政報告的種族和族裔標準》，Race and Ethnic Standards for Federal Statistics and Administrative Reporting）。

然後，當時的政府辦公室將不得不把人們，分為西班牙裔或者亞裔美國人，你就可以創建一個業內所稱的「族裔—種族五邊形」（ethno-racial pentagon）：白人、黑人、西班牙裔、亞裔美國人和美國原住民，然後把它們列入1980年的人口普查。

但是讓我們想想亞洲人是誰。亞洲人和美國人一樣多樣化，他們的祖先在中國，或者印度、斯裡蘭卡、菲律賓、韓國、日本、印度尼西亞等，他們有著非常不同的背景，非常不同的歷史，非常不同的一切，非常不同的文化習慣，非常不同的文化指標。

西班牙裔也是一樣：可以是墨西哥人，或者古巴人、阿根廷人、多米尼加人……

還有，有非洲血統的人；有歐洲血統的人；有印第安血統的人，或者混血的人……由於來源不同的國家和社會，他們有不同的文化。

所以，這些分類一開始都是人為的。性別分類也是胡扯，紐約市顯然認可了57類，不對，我想說37類。於是，「受害者」都有了分類，現在都有了自己的「代理」（agency），不再是單獨行動的個人，不再作為個人、作為家庭的一員、作為社區的一員、作為一個美國人。

楊傑凱：這種理論性很強的東西，究竟是如何進入主流的呢？

岡薩雷斯：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安東尼奧·葛蘭西，在20世紀20年代被墨索裡尼投入監獄，據一位檢察官說，目的是阻止他的大腦工作。

這真是個糟糕的主意。我們從聖保羅和其他許多人的例子中知道，人在監獄裡可以完成很多艱深的思考和優秀的作品。葛蘭西搞出了文化霸權的觀點，工人接受這個，所以「我們必須改變工人的意識」。

接下來的一步是法蘭克福學派，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年—1973年，德國哲學家）和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1903年—1969年，德國社會學家及哲學家），在1937年寫了一本書（《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提出了批判理論。

批判理論成為一種工具，通過批判理論來推動反霸權，取代文化霸權，因為批判理論就是對一切西方的規範和傳統發動不懈的進攻，從家庭開始，攻擊葛蘭西所發現的工人們曾經信奉的一切。

批判理論對這一切進行了批判。他們假裝批判一切，他們也批評共產主義，但是馬丁·傑伊（Martin Jay，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退休教授，知識史學家）曾經用充滿惻隱的筆觸，記錄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歷史，正如他自己在他的書中指出，不是的，他們真的沒有批評蘇聯，即使它正處在大清洗的高潮、種族滅絕和饑荒的高潮。實際上，他們只批評西方。

然後是赫伯特·馬爾庫塞這樣的人，他是一個批評家，也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人。他來到了美國，（卻）發現自己也對美國工人感到絕望，對吧？美國工人都是笨蛋，只是喜歡自己的高保真音響，喜歡自己的錯層房子和冰箱，而且永遠不會反抗。

但是他注意到了60年代發生的騷亂。從1965年到1971年之間發生了數百次的暴亂。他說，哦，正是這些不同身分、不同膚色的人，使我們找到了變革的動因。然後他提出了這個觀點，所以這些將成為變革的新動因。

後來，有一些激進分子深受這些著作的影響，他們要求進行分類。今天你可能會說，現在有誰會讀葛蘭西的書呢？如今大學的各個層次都在教授批判理論，它有不同的版本：批判種族理論，批判法學理論，族裔研究是其中的一部分。

安吉拉·戴維斯（Angela Davis）把黑人研究、非洲研究，稱作是革命的思想武器，而且她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她知道，這就是讓你「改變」思想的方式。順便說一下，我在這裡勾畫一下系譜：安吉拉·戴維斯直接受教於馬爾庫塞，馬爾庫塞是一名教授，他的老師則是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

海德格爾是德國納粹黨成員，學術研究對象是尼采。他是尼采的妹妹的朋友，事實上，在20世紀30年代，尼采的妹妹曾讓他負責保管尼采的檔案資料。

尼采發明了這個想法：沒有真理，只有敘事，美好就是統治者宣揚的美好，醜惡就是統治者認為的醜惡，他們把標準強加給他們有權統治的被統治階級。

因此，這就是一條從尼採到海德格爾，再到馬爾庫塞，再到安吉拉·戴維斯的承傳路線。安吉拉·戴維斯則被（BLM創始人）帕特裡斯·卡洛斯、歐帕爾·托米蒂以及艾麗西亞·加爾薩稱為最重要的導師之一。你應該看到艾麗西亞·加爾薩在視頻中，是多麼熱情洋溢地感謝安吉拉·戴維斯，感謝她所做的工作改變了她的思維。

安吉拉·戴維斯由於牽涉殺害警察案而入獄，於70年代初依靠技術性細節獲釋。她遊歷了哈瓦那，在那裡她受到了尊崇。她被東德授予列寧和平獎，東德則是鐵幕背後最為專制的政權。

所以當我說他們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時，我完全沒有胡編亂造。如果安吉拉·戴維斯現在去某大學，前來聽講的人，就會擠滿禮堂，她會告訴學生們「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一直都是」，他們就會起立鼓掌。

楊傑凱：所以，你的意思基本上是，從前的階級鬥爭如今變成了種族鬥爭和其他種類的鬥爭。

岡薩雷斯：階級鬥爭被拋在後面，因為它不起作用，你可以改變你的階級，個人可以改變他的階級。這就是問題所在。而你不能改變你的種族、你的原籍國，還有——請準備好——你的性別。你改不了，這些都是不可改變的特徵，所以你把鬥爭的地點，放在了這些無法改變的特徵之中。

還發生過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馬爾庫塞也是魯迪·杜契克（Rudi Dutschke）的導師，魯迪·杜契克是德國革命家，提出過「體制內的長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的說法，馬爾庫塞讚許他，說這是正確的做法。

長征顯然是指在30年代，毛率領共產主義者的長征。如你所知，他們最終在1949年打敗了國民黨。

但是魯迪·杜契克說的是，我們將要體制內進行一次和平長征，我們將占領體制，占據文化機構的制高點，從而影響社會。

如今，左派控制著高校，左派控制著媒體，左派控制著娛樂業，幾乎沒有明顯的例外——當然，你們公司例外。左派體制內的長征，非常成功。

楊傑凱：我記得你在書的最後一章，講了為什麼這些都很重要。

岡薩雷斯：這是在倒數第二章。這些很重要，首先是因為這些不僅與美國的制度格格不入，而且是美國制度的對立面。美國的制度，如我所說，這個國家的創建者以及1787年憲法的制定者，他們的思想來自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1723年—1780年，英國法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1704年，著名英國啟蒙哲學家，被廣泛形容為自由主義之父）、孟德斯鳩（1689年—1755年，是法國啟蒙時期思想家，西方國家學說和法學理論的奠基人）等人，全都被加以引用，他們關於自然權利的一些思想，我們前面已經談論過。

這些權利我們可以通過我們的理性去發現，可以在本性中發現，我們知道我們擁有這些權利，當我們思考它們時，我們知道它們是與生俱來的權利。事實上，傑弗遜在《獨立宣言》中說，是上帝親自賦予了我們這些權利。

你不必成為基督徒或者信徒，也能知道它們是自然存在的，是先於政府存在的，是先於政治存在的，位於一切事物之上。它們包含了孟德斯鳩所說的「張力」（tension，權力之間彼此制約），不同部門之間的權力分配，也包含了布萊克斯通的思想：法律，人類的法律，要麼遵守自然法，要麼違背自然法，這是千真萬確。

所以說，身分政治、馬克思主義，以及我在書中揭露的所有這些理論，都是與此相反的。而他們相信，他們用康德的觀點，認為人的權利是政府賦予的，權利來源於政府。

我們說到啟蒙運動，就彷彿與發生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是一樣，是一成不變的。（但其實）人們對啟蒙有幾種不同的理解。美國更多的是建立在盎格魯—蘇格蘭思想之上、及盎格魯—蘇格蘭思想家的基礎之上，儘管他們明顯地借鑑了（法國人）孟德斯鳩的思想。

而（我書中揭露的所有身分政治、馬克思主義等這些理論）的基礎，更多來自大陸啟蒙思想，比如康德和狄德羅，這些思想家要麼對上帝不置可否，要麼非常、非常地憎惡上帝，憎惡宗教，然後經歷了黑格爾辯證法、尼采、馬丁·海德格爾等等，具有濃厚的歐陸的特點。儘管他們可能不知道，但是他們也是在追隨死去的白人。這些想法都是歐洲人的想法。

楊傑凱：非常精采！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你的最後一章實際上是「現在怎麼辦？」

岡薩雷斯：是關於解決方案。我跟你坦白，我認為我的主要工作——寫書的目的——就是揭露這一切，對吧？我揭露正在發生的事情。我說，看看發生了什麼。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還不知道這已經發生了。

然後我說，你知道這是一個什麼問題嗎？這（像不像）是工廠污染河流的問題？那麽，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關閉工廠，關閉管道。他們正在向河裡排放有毒物。然後，你再去清理藻類，清理水。

而在這個情況下，（造成問題的）「工廠」是政府。政府被迫製造了這些類別。政府，通過法院，在從大學錄取到政府合同、到僱用等各個方面，製造了平權行動的種族偏見。如果我們想消除有群體思維（group-thinking）的群體（group），我們就需要消除製造群體，並鼓勵製造群體的一切基礎。

楊傑凱：當你說消除群體的時候，你確切的意思是什麼？

岡薩雷斯：就是消除類別，身分政治的類別。抱歉，我應該說類別（而不是群體）。順便說一下，這完全是民權運動曾經要求和奮力爭取的，那就是建立一個不區分膚色的政府。

令人驚訝的是，在1961年肯尼迪的第10925號行政命令中，第一次提到了平權行動，他指示聯邦承包商，在做出決定時不考慮種族、來源國，或者性別。

在隨後幾年內，通過他的繼任者林登·貝恩斯·約翰遜的魔法，平權行動變成了基於種族、來源國，或者性別進行決策。所以說，這完全顛覆了肯尼迪對民權運動的初衷。

楊傑凱：今天，我們有很多人都很關心，可能是因為他們剛剛了解到這件事，比如，總統呼籲在聯邦政府中禁止使用批判理論。

批判理論是我認為大多數美國人，包括我自己，直到最近幾年才熟悉的東西。所以我的問題是，現在該怎麼辦？所以我們必須切斷源頭嗎？

岡薩雷斯：是的。

楊傑凱：但是，那些對此感到擔憂的普通人，能做些什麼呢？

岡薩雷斯：一個普通人應該知道，即使他或她對批判理論不感興趣，批判理論卻對她感興趣。批判理論已經完全占據了所有的大學，在不同的層次上，通過許多不同的方式傳授。反種族主義培訓，以及工人被迫參加的「批鬥」會議，都是批判理論的結果。

我們今天看到的正在發生的一切，都是批判理論的直接結果。如果你的兒子或者孫女在上大學，那麼他們很有可能正在學習批判理論。事實上，從現在開始，要從加州州立大學系統畢業，你就必須要修一門族裔研究的課程。族裔研究是批判理論的形式之一。所以每個接受加州州立大學系統教育的人，都不得不學習批判理論。

説到普通人該怎麽辦，普通人都應該站出來說話，應該說，「不，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被這樣教育」，能了解這一點即可。而不要期待每個人，都想表達他們（對種族問題）的善意，期待每個人都想成為一個（種族問題上的）好人。

美國人需要明白的是，「釋放道德信號」（virtue-signaling，以某種言論顯示自己站在道義一方）不是他們應該追求的東西，而修德（Virtue-practicing）就是踐行真正的美德，我們有我們要修的德，比如努力工作和抑制慾望。所有這些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釋放道德信號」，它不會給你帶來任何東西，不會讓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也不會使系統變得更好，不能給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自由正面臨威脅 不能聽任繁榮被共產主義摧毀 楊傑凱：在我們結束之前，（我想起來）你實際上在香港住了好幾年，你當時是《華爾街日報》的編輯。

岡薩雷斯：我是社論版的編輯。

楊傑凱：對。

岡薩雷斯：《華爾街日報》亞洲版。

是的，我對發生在這座偉大城市的事情感到震驚。我在那兒住的時候經歷過四個時期，經歷過兩位英國總督：威爾遜和彭定康，以及兩位北京任命的特首：董建華和曾蔭權。我沒想到事情會發生得這麼快，中共政府會開始違背並毀掉「一國兩制」的承諾。

香港是一個很棒的城市。香港的生活水平非常高，比大多數美國城市都高。香港是一個自由的地方，自然權利受到尊重。所以，想到有人要去摧殘這隻已經下了150年金蛋的鵝，真是很可怕。

我想這將使任何有疑問的人，徹底明白不能相信中共。中共顯然控制著中國大陸，壓制著12億中國人的權利，現在正忙於壓制七百萬香港人的權利。

楊傑凱：所以這就是促使你去研究親中共的組織，和「黑人的命也是命」組織之間，可能存在的聯繫的原因嗎？

岡薩雷斯：不是，其實還不是。我了解共產主義的本質。我做了15年的駐外記者，主要生活在亞洲和歐洲。我也在拉丁美洲做過一些報導。我非常關心我們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特別是在2020年，我想確保每個人都明白，這裡真正的利害關係，正在發生什麼？是誰做的？為什麼做？

楊傑凱：用一句話來說，是什麼利害關係？

岡薩雷斯：我們的自由正面臨威脅。我們美國人還能繼續生活在人類所知道的最繁榮和最自由的環境中嗎？或者說我們要把它賤賣了，被動地接受，聽之任之？

楊傑凱：邁克爾·岡薩雷斯，謝謝你接受我們節目的採訪。

岡薩雷斯：我很榮幸，非常謝謝你！

（轉自大紀元/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