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普拉格：左派毀美國 如何拯救？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3月11日訊】「自由是價值觀，不是人的本能。說人們渴望自由，這是謊言。不，人們不會這樣，人們其實渴望的是被人照顧，所以左派和人民達成一個像魔鬼一般的協議，那就是：把你們的權利給我，我們給你們物質享受。你們（雖然）會失去自由，但那又怎樣呢？」普拉格說。

在1月6日國會山被攻入後不久，科技巨頭很快就封殺了美國總統，同時快速關閉了允許保守派發聲的新興社交平台Parler。越來越多的人想擬制對川粉的禁飛黑名單，這是國會山衝擊事件的正常回應嗎？

普拉格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巨大的謊言中，這是當年德國國會縱火案的歷史重演」。而「自由派、保守派是建立的，是塑造的，而左派是毀滅的，而且他們做的壞事是無法挽回的，就像法西斯一樣，無法挽回。」

「唯一讓美國再次團結起來的方法就是，我們都認同美國的根本價值。」普拉格說。

今天的嘉賓是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他是作家，同時是脫口秀主持人，也是普拉格大學（Prager University）的創建者。

這是《美國思想領袖》（American Thought Leaders）節目。我是主持人楊傑凱（Jan Jekielek）。

楊傑凱：丹尼斯·普拉格，歡迎再次來到《美國思想領袖》。 普拉格：謝謝，我很榮幸。

楊傑凱：丹尼斯，現在是一個非常非常艱難的時刻，很多美國人和作為加拿大人的我一樣，都覺得您是一個理性的聲音。1月6日那天發生衝擊事件的當時，我正在國會山眾議院的圓形大廳裡，我當時並不理解發生什麼事了，我想從這裡開始（回顧）。請問您如何看待這件事？

普拉格：我覺得這個事件有幾大因素：（比如說）發生了什麼？人們對事件的反應，以及人們怎樣利用這件事。我先說第三點。我在本週的專欄裡寫道，這是1933年德國國會縱火案（Reichstag fire）的歷史重演，當時納粹剛掌權一個多月，也就是剛進行完大選。

當時發生了德國國會大廈被縱火，我們到現在也不知道，是誰主使的，可能是共產黨人幹的。然而這個其實對納粹而言不重要，重要的是納粹利用了這件事，最終讓國會儘快通過特別授權法案，也就是納粹以國家緊急情況的名義，來限制公民自由，這就是縱火案帶來的後果。

我們今天沒有集中營，我不太確定當年德國是否有集中營，或許因為納粹剛掌權一個多月，街上也沒有人被毆打。但是這兩件事有著可怕的相似，

（事件發生後他們）做的第一件事，都是要箝制言論自由，在縱火案發生後，當時的共產黨人和反納粹的人，都被噤聲，無法自由說話。這場大火被納粹利用說：看看都發生了什麼，我們必須限制言論自由。

（現在的）美國左派是一個極權黨派，任何地方的左派，都是極權黨派，自由派不是（極權），自由派對左派而言，只是「有用的白痴」（useful idiots）。我得說我一生對自由派充滿了敬愛與讚賞，（但）他們沒有意識到，他們對左派而言，只是「有用的白痴」。他們全身心地去對抗右派，這成了自由派唯一知道的事情。他們現在不再支持過去的價值觀了。過去他們關注種族融合，希望不要以膚色來評判，他們關注言論自由，但是現在他們都不在乎這些了。

但是左派，無論哪裡的左派，從1917年列寧在俄國到今天（的民主黨），只要他們掌權，他們都會無一例外地壓制言論自由，包括我們（美國）的大學，這是個完美的例子：在我們的大學箝制學校的言論自由。在所有的地方無一例外，左派箝制言論自由，因為他們（的那套東西）經不起理性的辯論，（左派的意識形態其實）就像一個氣球，裡面只有空氣（一戳就破）。

如果你用思想就能戳破它，這就是左派為什麼憎恨普拉格大學的原因？因為我們普拉格大學只需要五分鐘時間，就可以戳破他們給孩子們灌輸的很多謊言，他們叫我們是保守派，實際上我們是理性誠實派，所以左派討厭我們，人們必須要明白這點。

在過去一百多年來，只要左派掌權，他們都會毫無例外地去箝制言論自由。他們利用1月6日的事件做藉口，推特關閉了Parler或者應該說是亞馬遜關閉了Parler，這是很好的例子證明這點。

有人說這次大選不公正，點票有舞弊，為什麼不讓人說呢？三年前，《紐約時報》、還有推特，所有這些人，他們不是每天都在批川普總統「通俄門」嗎？這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大的謊言，可是沒有人禁止他們說話吧，即使這個謊言顯而易見得到證實。

這次大選，是否有點票舞弊，我是持不可知論的，我一直不太像其他人那樣關注（舞弊），但是並不重要，（關鍵問題是）你應該完全自由地說：我認為這不是合法的計票。但是你不能說這些。

現在這個（美國版的）「德國國會縱火案」成了藉口，縱火成了藉口，如果你要表達你的看法，你就在「製造暴亂」，這是我要說的第一點。

普拉格：第二點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1月6日發生的是一群傻子、真正的傻子，幹了他們要幹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每一個陣營都有傻子，就是這麼回事。左派有傻子，自由派有傻子，保守派有傻子，右派也有傻子，沒有任何一派是沒有傻子的。但不能用愚蠢的行為，來判定一種主張或團體（的好壞），你要看這個陣營是怎樣對這種愚蠢的行為作出回應的。

出事的一小時內，所有主要的共和黨人都譴責了這件事情，而喬·拜登花了5天時間，才對全國性的（BLM和安提法）暴亂作出回應，那些可不光是砸窗戶，（暴徒在）燒燬警車，燒燬商家，5天時間他才發了一個不疼不癢的推文，（大概意思是說）他理解大家正在做的事情，但是我們不想看到暴力，暴力是不對的。我甚至記不清他說了什麼，作為理性誠實派，我只是查看了一下，是，他（拜登）表態了，但是沒有任何人被起訴。

發生暴亂的這些民主黨人的市長、州長們，他們基本上心中竊喜。他們（當然）沒有說，「哈哈，很好」，（但）他們說，「我們不會採取行動（去阻止暴徒）」，沒有逮捕任何人。他們的反應是：讓我們取消警察，不要讓警察參與阻止騷亂。

所以從道德的角度看，共和黨人比他們高尚得多了，證據就是我們對暴徒的反應與他們完全不同。（BLM和安提法）暴亂已發生了6個月了，根據定義，它是暴亂，因為有暴力。

有多少人被起訴了？更不用說判刑了？所以我們生活在一個巨大的謊言中，這是當年德國國會縱火案的歷史重演。

楊傑凱：丹尼斯，我想到了看到過一條《華爾街日報》記者的推文，我尊重他的中國報導，推文的大致意思是說對華鷹派，他們更關心的是譴責對言論自由的封殺，而不是譴責1月6日發生的事件，您有什麼想法呢？

普拉格：（《華爾街日報》記者說）對華鷹派更在意譴責對言論自由的封殺，而不是譴責1月6日發生的事件？

楊傑凱：正確。

普拉格：不管誰發的推文，他們要給出例子證明，有沒有哪一個主要共和黨人，沒有譴責1月6日事件的？不是說他們的姐夫是共和黨人（註：譏諷盧比奧，盧比奧是參議院中國委員會主席，對華鷹派，曾幫過他姐夫）。另外，就對這個國家的威脅而言，兩者是無法相比的。1月6日發生的令人厭惡的事件，對這個國家的威脅，遠不如對言論自由的壓制那麼大。

美國之所以是美國，就是因為她的自由。左派現在壓制的是美國最偉大的特質，我一輩子都在說這個事情，但是很多人不把它當回事，他們不把我說的當回事。我得承認，因為人們不願意去對抗邪惡，假裝看不見，對抗邪惡實在太痛苦了。

所以左派在哪裡，他們都會箝制自由，在過去100年沒有例外。不可思議的是，在有自由女神及自由鐘的國家裡也在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左派鄙視自由。兩者沒有可比性：對國會山愚蠢、傻瓜般可恨的進攻，其實國會山幾個小時後又恢復工作了；而對言論自由的壓制是長遠的，遠遠要比前者要邪惡得多。

楊傑凱：非常耐人尋味。在過去的幾年裡，我非常了解言論自由的價值所在，和其它國家比，在過去美國的言論自由好很多。我的問題是，現在，谷歌、蘋果快速行動，封殺了Parler，隨後亞馬遜也聲明不再為Parler提供伺服器，效率很高，幾天之內就發生了這麼多事。這不是政府在封殺言論，是這些科技巨頭跳出來壓制言論自由，那您有什麼看法呢？

普拉格：確實是科技巨頭，但很明顯這樣做是為民主黨服務的。他們希望看到民主黨沒有任何對手，沒有人去報導曝光民主黨的所作所為，他們才最高興。主流媒體認為他們現在為民主黨和左派的存在而存在，服務他們是他們繼續存在的原因，我對這點感到很悲哀。

我之前看《紐約時報》，我現在仍然在看，我花更多時間去看這些和我想法相反的東西。但是我在讀時，我很痛苦，因為它讓我想到的是俄國的《真理報》，我之前在哥倫比亞大學俄國問題研究所研究過俄文和俄國。我們之前還用俄文交談過，對不對？

楊傑凱：（咱倆）說了一點波蘭文與俄文。

普拉格：哦，那就對了。我學習俄語，不是為了能點三明治，而是為了能看懂《真理報》，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我覺得現在讀《紐約時報》好像在讀《真理報》一樣，你要讀它字裡行間的意思，他們的目的不是報導新聞，而是為他們的黨辯護說話。共產國家是這樣，現在輪到我們國家了，他們在為民主黨和左派辯護。

普拉格：這就是我們現在的局面，這些科技巨頭開始把普拉格大學的視頻放到受限名單上。人們說他們是私人公司，他們有這樣的自由，他們可以不讓你說話，可以不讓你的視頻上載啊。

我在節目裡經常會問人們這個問題，但我一直沒有得到答案。我在電台節目上問，得到了很多回應。如果美國的航空公司達美、美國航空、美聯航都同時宣布如果你是《華爾街日報》讀者，你就不能坐我們的飛機，如果你戴著支持川普的帽子，你就不能上我們的飛機，他為什麼不能這麼做？如果私人公司有不受限的自由，不想服務於公眾，只為服務與他們政治想法一致的公眾，他們為什麼不能這麼做呢？

你不能穿著支持川普的T恤上我們的飛機，我們不會為你服務。為什麼這與蘋果、推特和亞馬遜現在的做法有什麼不同？同樣，因為正如我所學到的，重複是教育之母。左派掌權的地方，都會壓制言論自由。所以這是另一個例子。所以每當左派當權，他們就不讓我們說話，這就是一個例子。

楊傑凱：在這種情況下，我在推特上和其它地方看到了各種消息，說有人想把國會挑戰這次選舉結果的人放上黑名單，把支持川普的人放上黑名單，他們毫無羞恥地在這樣做。

普拉格：這實在太糟糕了。這種編制黑名單來毀掉與你政見不同的人的生活，在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當然好萊塢也有所謂的共產黨的黑名。我要告訴你，我這輩子很熱愛美國，認為美國人民非常高尚。顯然，美國和美國人並不完全一樣。

可是現在我對美國同胞的失望是很深很深的，他們這種告密、黑名單的做法。是左派讓美國變得更糟糕，也是左派讓俄國，讓中國、匈牙利、波蘭變得更糟糕。你來自波蘭，我對波蘭很了解，因為東歐和蘇聯是我的研究領域。（而美國的）人們不知道這一點。

在共產黨國家，真正在共產黨裡的人是不多的，要加入黨是一個巨大的榮譽，你必須去討好奉承你才有可能加入。我們現在面臨的局面一樣，得去討好奉承，去告密，才能顯示出我有多麼高的「覺醒」（woke，左派的一個運動，指對左派的社會正義與種族正義的理解能力），和當權派多麼一致。在共產國家，當權派就是共產黨，而在美國現在就是左派。你看我有多了不起，我比鄰居們都要強，我還要舉報更多支持川普或挑戰大選結果的人。

他們花了三年的時間，造謠「通俄門」，那不是在挑戰川普大選結果嗎？當我們掌權時，我們共和黨有搞什麼黑名單去毀掉那些相信「通俄門」人的生活嗎？我們不會想到去做這樣的事情。其實保守派有一個很大的劣勢，就是不想要那麼多的權力去控制別人，只想要別人不要過多地干預我們，這是保守派真正想要的，而左派他們有極強的權力慾望。

現在人們在嘲笑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1920年代的美國總統，因為他什麼都沒做，但對我們很多人來說，柯立芝是位偉大的總統，恰恰因為他做得很少。我希望聯邦政府應儘可能少做事，（當然）有些事情必須做，必須保護我們不受外來敵人的侵略。

在極少數情況下，如果各州不給予公民應有的權利，聯邦政府必須介入，除此之外，我不想過多地思考聯邦政府的作為。我想思考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我正在寫的聖經評論，我想思考這些事情，我想思考巴赫和貝多芬等。

但是他們不讓我這麼做。現在我得花很多時間去思考他們的這個權力慾望。你的問題讓我很痛苦，因為我意識到，現在有很多美國人不是好人，或者說不再是好人了，我們先不說這個問題，而左派讓他們變得更壞。我做節目時經常問「是因為你是壞人參加了左派，還是因為你是好人參加了左派，讓你變壞了呢？」我覺得兩者都有。很多不錯的人在加入左派以後，道德就被腐化了。

沙加緬度有一個護士曾寫信給我，告訴了我她的名字和其它的一切，她是一個註冊護士，她被發現參加了一個挑戰大選結果的集會，結果她被停職了。今天有一篇文章說，我記不清是哪個城市了，有一個工作了8年的圖書館管理員，她收到美國圖書館協會的一封電郵，讓他們作為圖書館管理員去支持「黑人的命也是命」（BLM）。

她回覆說我們不應該把政治混入圖書館，因為圖書館的需要呈現多方看法，結果她被炒魷魚了。所以左派對圖書館協會、護士協會、地產商協會，包括體育界和綜藝界等，一旦他碰觸到什麼，他就會把一切都給腐化了。

楊傑凱：我不知道該怎麼說，現在很多看我們這個節目的人，他們可能會認為自己是左派。

普拉格：他們自認為是自由派，我覺得是這還是有區別的，很抱歉打斷了你。我很想知道，這些人到底是左派還是自由派。我做過一個視頻節目，也寫過這方面的文章，列出了六個主要區別。這一點是我自己必須真正知道的，不管怎樣是左派或是自由派，你接著說吧。

楊傑凱：我覺得有很多很好的人，他們自己心裡把自己定位為左派，可能會有一些左派的觀點。我現在希望你做的是，請解釋一下，為什麼你如此斷然地譴責這些人。

普拉格：左派做的事情全是可怕的事情。自由派、保守派是建設性的、是創造性的，而左派是毀滅的，而且他們做的壞事是無法挽回的，就像法西斯一樣，無法挽回。歷史上每一個群體裡都有好人，在微觀層面是好人，不等於在宏觀層面他們做的不是壞事。

我不知道你對共產波蘭還有多少記憶，毫無疑問在我的心裡，波蘭的共產黨人裡有好人，他們也熱愛自己的家庭愛朋友，對共產黨很忠誠。而正是這個黨，送熱愛自由的波蘭人入監獄，有時還殺害他們。

你可以是好人，但這不等於你不會對你生活的社會，造成巨大傷害。

楊傑凱：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國家的很大一部分人，而不僅僅是這個國家，還包括加拿大、波蘭等也是這樣，社會上不同的人群，生活在不同的現實與敘事中，對嗎？

普拉格：對。抱歉，請繼續。

楊傑凱：請先說。

普拉格：是這樣，完全正確。但這裡有一個難題：我們知道他們的現實，他們不知道我們的。我們讀他們的東西，我們在他們的學校讀書，我們看他們的東西，聽他們說話。他們不讀我們的，他們不在我們學校讀書，他們不看我們，也不聽，這是重要的差別。

所以他們永遠不敢和我們辯論，即使偶爾和我們辯論，他們也是失敗。我們知道他們所有的論點，他們不了解我們的論點。他們生活在一個另類現實裡，而我們不是。我們了解他們相信什麼。

他們只知道《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大學教他們什麼，我們不但知道《紐約時報》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我們什麼，我們也知道《大紀元時報》教我們什麼，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楊傑凱：這是一個很大的差別。事實上，這可能會造成這個國家永遠的分裂。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說。

普拉格：是的，我很悲哀，我在想，我們想從這個國家的左邊這部分分出去，我們把大城市留給他們，他們把其它的留給我們，50年後再看看，哪一邊的人更開心、更高尚。

楊傑凱：您這種說法，令人很震驚。

普拉格：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辦法。我告訴你，現在左右之間的隔閡，比內戰時南北的隔閡還要嚴重。這一切不能給我帶來幸福，我有孩子，有孫子孫女，我希望他們成長在一個比較開心、熱愛和平自由的美國，我和我的父親，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

我父親是一個正統派猶太人，他出生在美國，他在紐約市立學院讀書，他當時的一個畢業論文是美國的反猶太主義。所以他非常了解，那時的律師樓是不允許猶太人律師去上班的，俱樂部也不允許猶太人參加，猶太人有很多不能跨越的紅線，比如說不能買房等各方面對猶太人的限制，還有哈佛大學不允許過多的猶太人入學等等。

可是我父親仍然選擇參軍入伍，但是他不一定非去不可。他已經超齡，他還有一個家庭，可是他還是參加了二戰。

因為他熱愛這個國家。他在太平洋戰區當了兩三年的運輸兵。我父親告訴我和我哥哥，我們是歷史上最幸運的猶太人，因為我們居住在美國，而他寫的論文是美國的反猶太主義，我父親有智慧的一點，是他把美國和其它國家比較，而不是把美國和烏托邦比較。

美國有沒有種族歧視？有。但是美國是歷史上最多的族群生活在一起、種族問題最少的國家。如果你是猶太人，你在這裡很幸運；你是黑人，你在這裡很幸運；不管你是什麼人，你在這裡生活都很幸運。

而左派的教條會造成很多憤怒的人，如果你是白人以外的人都會受到壓迫，這會讓人們憤怒，憤怒的人不會開心，不會開心的人會對社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楊傑凱：現在人們說（川普）總統在煽動騷亂和暴動，你怎麼看呢？

普拉格：這是左派的謊言。首先他們從來不引述總統的原話，這簡直不可思議。每次我讀左派說（川普）總統煽動騷亂的時候，他們不引述總統的任何一句話。你會發現這太不可思議了，我一直在等，是我看漏了嗎？

我看了（川普）總統演講的每一個單詞。（川普）總統對民眾說，我是轉述，「我希望大家和平地去國會山。」他從來沒有暗示過，要以暴動方式，去奪取國會山。沒有說過類似的話。

至於說暴動，是左派對語言的操控，這是謊言，沒有暴動。如果真有的話，也是在西雅圖、波特蘭或者紐約市，（安提法和BLM）這些人在暴動，他們構建了自己的一個小世界，不許政府去干預，不許其他人進去，這才是真正的暴動。

我們甚至不想用他們的那種話語，但這就是他們做的，他們在操縱語言。就像他們曾經說過，全球變暖是一個生存威脅。真是這樣嗎？戈爾（Albert Arnold “Al” Gore Jr.，曾於1993年至2001年間在克林頓執政時期擔任美國副總統，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後成為國際知名的環境活動家）曾在1990年代說過這樣的話，「我們只剩12年做準備了。」

這裡有我編的一個謎語：一個信仰宗教的人說世界末日來了，人們會稱他什麼：瘋子。一個不信仰宗教的人說世界末日來了，人們會稱他什麼：一個環保主義者。我不編謎語，但編了這一個。

楊傑凱：這是很有意思，我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讓美國重新團結起來？因為我覺得你好像在說，其實沒有任何辦法。

普拉格：唯一讓美國再次團結起來的方法就是我們都認同美國的根本價值。我多年前把它稱作美國的三位一體，我的那本書叫「仍是最大的希望」（Still the Best Hope）也說明這一點。美國有一個三位一體就像基督教有三位一體。在每一個硬幣上都寫著就是自由、合眾為一和我們信仰上帝。這是我們團結起來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相信這三點。

左派可能會同意我的說法：如果價值觀相左，就無法團結。我對於左派一直以來做的事以及未來兩年要做的事，其實很悲觀。現在美國很多州是民主黨州長，讓那些小型企業業主失業，卻保護沃爾瑪這樣的大企業，這讓我很震驚。比如說加州現在基本上那些拿工資的人使那些不拿工資的人，變得越來越貧窮，閉關鎖國造成的後果就是這樣。

我12月份去佛羅裡達看我的孩子，當時在那裡我也做了一些演講，寫了一個專欄文章，叫「加州的蘇維埃化」。我這輩子從來沒有像那次回家這麼難過。我20歲搬到加州，1970年在那邊居住，當時我非常激動，因為加州有無限的自由。而現在去加州，讓人很沮喪，現在是民主黨在管加州。

而在共和黨在管的佛羅裡達，那是一個自由的州，人們可以在餐廳吃飯，我當時在勞德代爾堡的餐廳吃飯時，我還拍了一張照片。一個人走了過來，認出來我，知道我在做什麼。他問我，「你是在拍餐廳吃飯的照片嗎？」

我說，是的。他知道我從加州來，我要給我老家的人看看，我們在餐館吃飯，但不是在民主黨的地盤地方，至少不是在加州。所以他們在壓制人的自由，顯然美國人民好像也不是很在乎。

楊傑凱：我注意到您曾經寫過一篇專欄文章，對我來說很吸引人，題目是「德國的好人」，我想請你談一下，因為文章中談到的事情，與過去幾年在美國發生的事類似，這觸動了我，就是這些所謂的好人，我從來沒有意識到就是我們民眾中的有一部分人，是可以像程序一樣被操控，我從來沒有想像過這種現實是存在的，但現在我們似乎正在目睹它的發生。

普拉格：那是我寫了那篇專欄文章的原因。過去一年，我自己也有一些改變。我意識到作為一個猶太人，我是在這個大屠殺博物館的董事會上，我寫過一個反猶太主義的書，就是為什麼猶太人那麼忠實於猶太人大屠殺，我不能說是痴迷，但他們近乎痴迷的關注猶太人大屠殺，為什麼這樣邪惡的事情會發生。

大屠殺發生在我出生之前，人們總是談論善良的德國人，不談這個納粹，不談那個毆打猶太人的人，或者是告密猶太人的人，而談的是那些什麼都不做的人，被輕視的德國人。

我現在意識到，我寫的不光是德國好人，我還寫過在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好人，不是那個把人們送往古拉格的人，不是告密其鄰居聽美國之聲或歐洲自由廣播的人，只是安安靜靜的跟誰都處得很好的人。

我現在對他們的譴責不像過去那麼嚴厲了，因為我現在看到有那麼多的美國人，對於這種自由的壓制也都不聞不問。而我們現在沒有蓋世太保，我們沒有蘇聯祕密警察，也沒有這個古拉格，也沒有奧斯維辛集中營、達豪集中營（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納粹德國所建立的第一個集中營）。

所以我現在不像過去那樣譴責那些安靜的德國人或者安靜的俄國人，因為我們國家的人們也被威嚇得不敢發聲，只是沒有送到集中營而已。

當然公平地說他們不想像那個護士和圖書館管理員那樣失去工作，左派不會把你送到古拉格，左派只會讓你無法工作，無法掙錢，我們面臨的是掙錢問題而不是死亡威脅，但是左派的做法是很惡毒的。

順便說一下，我相信如果左派真的掌權，他會把我和你這樣的人，送到「再教育營」，不是死亡營。我覺得他們還不至於會送我們去死亡營，我不相信他們會那樣，但他們絕對會讓我們去接受再教育，他們無法容忍不同的聲音。正如先前指出的，因為他們說的一切都是謊言，而我們能戳穿他們的謊言。

舉一個例子，左派的一個巨大的謊言就是「1619計劃」，《紐約時報》發明的這個謊言，他們因此還獲得了一個普利策新聞獎（Pulitzer Prize）。普利策現在把獎項頒發給這樣的騙子。

他們說美國是1619年創建的，跟英國人打獨立戰爭，是為了維繫奴隸制。這被反川普的自由主義作家如肖恩·威倫茨（Sean Wilentz）斥為謊言，這是一個謊言，但現在很多學校都在這樣教歷史。

楊傑凱：丹尼斯，我想了解一下那個護士的情況，她參加了一個挑戰大選結果的集會，結果她被停職了。現在很多人擔憂的，就是有兩組人越來越合併在一起，一組人是去華盛頓挑戰大選結果的人，另一組人就是採用暴力進入國會山的人，現在這兩組人似乎已經變成同組人了，我想聽聽您的看法。

普拉格：是的，是這樣。當然他們會這樣做，為什麼不呢？左派跟自由派、保守派不同的。我們大部分人都會要求自己，我不能撒謊；左派不會問自己說的話是不是真話，他們關注的是我怎麼樣能掌權，怎樣能擊敗我的對手。

所以我們將來看到的後果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如果人們不能以文明方式表達不同意見，只能以不文明的方式去表達的話，這就是個火藥桶，《華爾街日報》甚至讓總統辭職，這個我喜歡的報紙現在越來越讓人失望。但無論如何，就是這樣，生活中總會伴隨著失望。

我對《華爾街日報》很失望，但儘管如此，當你把所有反對聲音都壓制住的時候，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沒有文明的辦法跟左派溝通了（即使他們是正確的），越來越多的文明的溝通渠道，被掐斷之後，那只剩下不文明的渠道。

八千萬，可能一億的美國人民（不是每個人都投票），現在都受不了左派，覺得他們是惡棍，他們確實是。我可以以文明的方式講話，我有我自己的節目，在普拉格大學。

當然沒人可以保證將來我不會被取締，他們很希望能夠把我們取締。但現在還沒有，我現在想說什麼還可以說什麼，我得承認這一點。

但是普通的美國人沒有我這樣的條件，誰會炒我魷魚呢，我的雇主希望我能夠大膽地講話，所以我沒有面臨這樣的威脅，和那那個護士、那個圖書館管理員不一樣。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否則這些東西會爆發出來的，我很擔心。

我希望能以文明的方式把我們和他們分開。第一件事就是父母們要把孩子們從常規的（左派）學校裡撤出來，無論公立還是私立的。

也有一些好的學校，可以用非常簡單的方法衡量，問他們兩個問題：第一個，孩子的學校教不教1619計劃？如果教，這個學校就是左派的宣傳機構。他們教育出來的孩子，將會鄙視你們父母的價值觀。為什麼要把孩子送去這樣的學校，讓他們將來鄙視你的價值觀？

你可能會說這很難，學生不去這個學校讀書，在家教孩子也難，找到好學校也很難，但是沒有其它的選擇。所以第一件事，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要讓孩子逃離這類學校。

第二個質問1619計劃的問題是：孩子的學校是不是有男扮女裝講故事時間，因為現在小學經常上一個讓男扮成女裝，給他們講故事的課。

如果你說不在乎這兩件事，你願意讓孩子覺得美國是淫穢不堪的地方，你願意讓孩子學習，美國建立是為了維繫奴隸制，而不是建國時就已有奴隸制，那隨便，你可以讓孩子留在左派的學校。

但是如果其中的一個讓你感到不安，你應該讓孩子離開這類學校。我們給他們提供一個正直的、體面的、說真話的、弘揚美國價值、弘揚猶太教基督教價值的學習的地方，而我們不能在他們的任何教育機構中做到這一點，所以我們必須與他們的機構脫離。

楊傑凱：如你所言，丹尼斯，顯然對大部分人來說，你的建議並不是一個容易的事情，比如說像那個護士，她該怎麼辦？其它相同狀況的人他們該怎麼辦呢？

普拉格：我也不知道那個護士應該怎麼辦。我希望她能上我的節目來談一談。我可以告訴你一個有趣的事情，我非常熱衷於古典音樂的，我時不時會去交響樂團作指揮，前兩年在迪斯尼音樂廳還指揮過一場海頓交響樂。我不是專業的，我想我是一個資深的業餘愛好者。

不管怎樣，我的確參與很深。全國的保守派古典音樂家都知道我，他們會跟我聯繫。我給你舉個例子，我不想說出樂團的名字，但那是全國最有名的樂團之一，一個小提琴家聯絡我，他說閉關鎖國的時候，他自己心裡一直在捫心自問，他還要沉默多久？樂團的同事都不知道我是一個保守派。他後來公開了這件事。

舊金山交響樂團，全美國都很出名的交響樂團，有六個人，幾年前我在聖荷西演講時，他們當時來聽，然後他們問我是否可以和我吃晚飯，他們很高興能和我共進晚餐，但我告訴你，我更高興能和他們共進晚餐。他們可能無法相信，但這是真的。能和全美偉大的交響樂團的六位成員在一起，對我來說，就像一個孩子和棒球明星或全明星隊在一起那樣。

他們來吃飯時，三個人穿普拉格大學的T恤衫，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們樂團的同事知道你們是保守派嗎？他說當然知道。他們來自舊金山而且又是藝術家圈子。雖然左派的人非常非常多，但是當人們不再恐懼的時候，這些欺負人的人就會感到害怕。

他們做了一個正確的判斷，就是左派愛欺負人，這是他們的強項。我們不欺負人，如果一個交響樂裡面大部分是右派、保守派，我們絕對不會像左派欺負他們一樣，去欺負我們的左派同事。正如之前所言，兩者沒有可比性。

我聽說，現在達拉斯交響樂——另一個偉大樂團，有一個大提琴手，他也站出來，開播自己的播客節目，當然他們沒有後顧之憂，因為他們有終身工作保障，所以這一點很重要。

我不知道那個護士和那個圖書館管理員的情況，他們顯然沒有終身工作保障制。但如果你的工作是有保障的，我覺得你一定要站出來說出來，也是為了你自己，否則你會消沉下去。

另一位美國偉大樂團的女小提琴手，我有一次到紐約來，指揮一個交響樂，因為《紐約時報》還報導了我指揮聖塔莫尼卡交響樂團，一個保守派脫口秀主持人在左派城市指揮交響樂。

這個女小提琴手給我寫信，她說丹尼斯，我在這個樂團35年了，我從來沒有讓任何人知道我是一個保守派，很悲哀。

楊傑凱：丹尼斯，正如我們所言，美國參議院眾議院準備再一次彈劾川普總統，我知道總統也準備反抗，其實他還有八天就要離任了。您覺得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呢？

普拉格：我從來不知道接下來發生什麼。我只能告訴人們不要騙自己，不要自欺欺人。不管說得多麼冠冕堂皇，喬·拜登說，我想讓國家團結起來，他是不是支持對總統的彈劾？總統還有一個星期就要離任了，你覺得彈劾總統有助於這個國家的團結嗎？所以這種想法非常的荒唐。

我並不是川普陣營的一員，我支持川普4年，因為我覺得他做了很多好事，我從不在意他的很多推文，我覺得這不重要。在初選的時候我是反對他的，我也寫了反對文章。這些文章在網上大家都可以去看，我也從來沒有見過（川普）總統本人。

但是對總統的攻擊並不僅僅是對總統的攻擊，他攻擊的是我和7400萬美國人，還不止我們這些人。這表明左派在鄙視我們，他覺得我們極其可悲。他們展示了一些瘋子的照片，一個穿著「奧斯維辛集中營」T恤的瘋子在國會大廈的照片。

去年和今年，很多人都看到了在左派暴力抗議時，焚燒了那麼多的美國國旗。如果（眾議長）南希·佩洛茜（Nancy Pelosi）想做的是疏遠這個國家的一半人，那她就繼續照現在的方法做下去吧。其實他們這些做法都是一種宣洩，左派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本質上是孩子，他們不是成年人，他們被情感操控了。

為什麼左派都是孩子，不是所有的自由派都是孩子，一定要分清這兩個。其中一個理由是孩子認為父母是完美的，當他們成長到青少年時，他們意識到父母是有缺陷的，一個成人（二三十歲）他們會理解這一點，就是我明白我的父母已經儘力了。我這裡不是談論那些心理變態的父母，他們會去虐待孩子。但是一個成熟的人，意識到母親是一個有缺陷的人，就像任何凡人一樣，但他們不是虛偽的人。

我父親曾經說過不要罵人，但是他自己也罵人了，他是一個虛偽的人？這是一個孩子的說法，他們是孩子。美國不是完美的地方，如果你說傑弗遜是一個虛偽的人，華盛頓是虛偽的人，我父親是一個虛偽的人，這是一個小孩子的觀點。成年人應該說這是一群有缺陷的人，他們塑造了歷史上最自由的國家，這是真的，這是一個成年人看問題的方法，如何看待我們國家建國國父的方法。

楊傑凱：丹尼斯，我想到了另一件事，像中共這樣威權政體，我剛剛做了一個採訪，是關於一份全面的人權報告，裡面記錄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當然中共也在顛覆西方世界，這個政權最樂意看到的就是美國搞分裂，之前你也講過，就是我們現在發生的事情在讓這個國家分裂，我做為加拿大人來看待美國，也是我做這個節目的一個主要原因，我覺得美國是世界的自由堡壘、希望的燈塔，但有時我覺得好像很難看到這點。

普拉格：沒錯，我把我的書取名《仍是最大的希望》（Still the Best Hope），這句話來自林肯，林肯當年說美國仍是地球最後的最大希望。只要左派碰觸的東西，它就會毀掉，毫無例外。

我第一個意識到的是我覺得他們毀掉了音樂，然後我發現藝術、建築、大學、高中、小學、體育、綜藝，只要左派碰觸到，他們就會被毀掉，他們是一股混亂的力量，他們是毀滅的海嘯，他們最想毀掉的就是美國本身。

否則又怎麼解釋他們想讓1100萬非法移民合法獲得身分呢？他們想要我們的國門大開，可是一個國門大開的國家，將稱不上國家，因為任何數量的外國人，都會到你們國家來成為公民。這有一個教訓就是自由是一個價值觀，它不是一個本能。

人們在說的一句謊言是人們想要獲得自由，這句話不對，人們想要獲得的是被他人照顧。所以左派才能和人民達成一個像魔鬼一般的那種協議，這個協議就是把你們的權利給我，我們給你們物質享受。你會失去你們的自由，但那又怎樣呢？你會有免費的醫療保險，免費讀書等等。

他們也是這樣說（古巴共產黨領袖）卡斯特羅的：那個國家不自由，但是他們有免費的醫療。可是如果你在古巴，你不是共產黨黨員的話，那麼那個所謂的免費醫療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可悲的，你去簡陋的醫院看病，你還要帶自己的枕頭和床單。

所以人們是可以以安全的名義而放棄自由，也會打著反種族歧視的名義，一個所謂高尚的名義去讓人們放棄自由。如果三代人，美國人我們不教他們，美國是自由的國土，美國是勇敢者的國土，那麼我們培養出來的人，他們就不會重視自由，他們也不會勇敢，而我們現在就在這個過程中。

但是不是沒有希望，看看大紀元在做的事，看看你們持續獲得的成功；看看普拉格大學，每年也有大量的人在觀看，所以我每次路過機場時，很多年輕人過來跟我談話。其實這是一個跟時間在競賽，為什麼左派要極力封殺我們，因為他們沒有很好的理由反駁和他們意識形態不同的人，這是因為左派的意識形態裡沒有實質的知識含量，他們只是憤怒。

憤怒是很有力量的，人們會陷於憤怒當中，無法自拔。我覺得可能有的人，把自己想像成受害者，從中獲得樂趣，但我是很討厭反感的，我全身心都反感把自己想像成一個受害者。我認識到很多人，會陷於這種心態當中無法自拔。

楊傑凱：丹尼斯，最後結束之前，還有什麼要說的嗎？

普拉格：我之前曾去過法國參觀諾曼底登陸的海灘，我看到數以千計的墓碑，都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

我當時發了一個誓言，這是我這輩子唯一發過的誓言，我說如果這些年輕人，可以為了美國和自由而死，而犧牲，我至少能做的，是為了美國和自由要活下去，我不希望他們的犧牲白費。如果左派真的能夠壓制美國的自由，奪走美國的自由，那麼所有這些年輕人他們的犧牲都白白浪費。

楊傑凱：丹尼斯，非常高興您再次來參加我們的節目。

（責任編輯：李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