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前,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萬餘名法輪功學員前往北京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和平上訪,尋求「天津事件」得以公正解決,要求當局:釋放此前在天津被捕的法輪功學員;給法輪功修煉群眾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允許出版法輪功書籍。當年「四·二五」法輪功學員和平上訪的原因是: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日,中科院院士何祚庥,不顧「北京電視台事件」的結論,轉而到天津,選擇了中國天津教育學院的《青少年科技博覽》雜誌,發表一篇題為「我不贊成青少年練氣功」的文章,再度在社會上散布抹黑法輪功的謊言,繼續他們的打壓計劃。
該文再次引述一九九八年在北京電視台已被證明為不實的例子。為了阻止迫害的發生,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天津法輪功學員前往天津教育學院及其它相關機構反映法輪功實情,我也去了。四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天津市公安局動用三百多名防暴警察毆打驅散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抓捕四十五人,部分法輪功學員流血受傷。我親身經歷了整個天津教育學院事件的全過程。
天津上訪的經過
我記得,四月十九日,我和其他四位法輪功學員約好一起到天津教育學院,要告訴他們,何祚庥發表的那篇文章不實的情況;以及修煉法輪功令人身心受益,我們都有深刻的親身體會。
那天,在九點鐘左右,教育學院的一位負責接待的人把我們領到會議室,讓我們在會議室等待。大約等了十分鐘,有兩三位天津教育學院的人陸陸續續進來了,他們就坐在我們對面的那一排。等他們坐下之後,其中一位學員主動跟前來了解情況的天津學院的人說明了我們的來意。我們有兩位學員談了自己修煉法輪功之後身心受益的親身經歷;我則談了我的女兒為何修煉法輪功後,及修煉之後,女兒身心的變化。
我告訴他們:那時我的女兒因為感冒之後,我們沒有護理好,轉成了心肌炎。帶來的後果就是,她不能參加劇烈運動,體育課和課間操都免修,而且每次感冒,心肌炎都會復發。看到我修煉法輪功,孩子就說:「媽媽,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煉?」我說:「那好啊。」然後我就帶著她去煉功。煉了一段時間之後,她就好了。此後,課間操她也跟著一起做。她說她不再胸悶憋氣了,各種和心肌炎相關的不好症狀都沒有了;而且她的抵抗力也強了,再有流行感冒,班裡的學生一半都不來上課了,她卻沒事。
我還談了女兒修煉後心理上的變化。一般來說,獨生子女都比較任性,女孩子會比較嬌氣。但是,我的女兒修煉法輪功後,按照真、善、忍的標準去做一個好人,所以,遇到同學之間的矛盾,她能夠以平和的心態、理智的去對待,不跟同學計較。而且,女兒看到有一同學因家裡困難沒錢買飯,就把自己的零花錢拿出來給他買飯;當別的同學找她借錢時,她都慷慨解囊,並不計較別人是否還錢;所以同學跟她關係都非常好。在學校裡,老師如有安排不下去的工作,會讓我女兒去跟同學溝通,一般都能解決。
我記得當時其中一位天津教育學院前來了解情況的人聽了後,很感興趣,他問我的孩子什麼時候煉功,會不會影響學習……因為在何祚庥那篇文章裡、用了一些指稱青少年不宜煉法輪功的不實的例子、誤導讀者。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來天津教育學院要澄清這個事實真相。我告訴那位領導:事實上,我女兒修煉法輪功之後,開智開慧,學習成績更好了,成績在班裡都是名列前茅的。
我還告訴他:通常,女兒放學回來先寫作業,寫完作業之後,再吃飯;吃完飯,我和她一起學法輪功主要的書籍——《轉法輪》,學一講之後,基本上她就要開始洗澡睡覺了。在週末或者寒暑假的時候,我就帶著她去公園參加煉功。
那人記得非常詳細,包括我女兒在哪個學校,幾年級,幾班,叫什麼名字。然後他特別認真地問我可不可以找個時間把女兒帶來,他想問她幾個問題。我說可以,中午休息的時候,我把她帶過來,你可以去問她。
我們一起去的學員中,有兩位學員的孩子也有煉法輪功,他們也都談了自己孩子修煉法輪功之後身心的變化。
聽了我們的陳述,那幾位前來了解情況的表現出有點慚愧的態度。
我們說,作為新聞媒體報道應該公正;而你們現在登出的報導是不符合事實的,能不能做一個更正?其中一人說,他們要得到作者的同意才能修改文章。
我說,因為這個造成的影響非常不好,對你們媒體也不好,那你們能不能做一個公開的聲明道歉?
他們說:你們有什麼要求,我們都記錄下來,因為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能做主的,我們得統一開會研究,然後我們作一個決定,統一答覆你們。
我們提了三點要求:一個是公開聲明道歉;第二就是要求作者修改這篇文章;再就是登一篇正面報導法輪功的文章。
當時我們覺得他們態度非常好,也很誠懇。從他們的態度能看出來,他們是想解決這個問題的,不是敷衍,我們就出來了。我們五人出來之後,又有好多法輪功學員來反映情況。
後來人來的越來越多,基本上操場都坐滿了,學員們就把過道讓出來,讓到各個方向的人都能暢通無阻,還有學員買來塑料袋,讓大家把垃圾都放到塑料袋裡不要亂丟,到晚上大家離開的時候,操場上真的是乾乾淨淨。教育學院門口的馬路很窄,高峰時,也有學員幫助交警維持交通。
後來教育學院說我們人太多了,他們接待不過來,我們反映的基本情況他們都了解了,讓我們回去等消息。但是,前來反映情況的法輪功學員很多,而且是陸陸續續前來的,所以不少人在教育學院上班時,就在現場等候,希望得到一個明確的答覆。
防暴警察的詭異出現
因為之前教育學院前來了解情況的人要採訪我女兒,那天是星期二,女兒下午沒有課,我就把她帶到教育學院。就在帶著她去會議室的路上,一進教育學院的辦公樓,我就發現情況不太像之前我們去的時候那樣了。
天津教育學院是成人教育學院,是老師們進修的地方。但我發現樓道裡有很多人既不像教育學院的老師,也不像我們的學員。而且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小伙子,年齡在二十五、六歲到四十歲之間,個子基本上都一米七五以上。
我帶著孩子到了會議室門口,看見那裡站著幾個人,我敲門的時候,其中就有一個人問我幹嘛。我說我找某某某,我是跟他約好來的。他說,現在沒有人接待我,教育學院的負責人現在都很忙,他們在裡面開會。他們就擋著,不讓我們進去,說,如果事情特別重要,就給他打電話,或者是改日。然後就把我們從樓上趕下來了。
我在跟他說話的過程當中,才注意到他們雖然沒有戴帽子,但穿的都是防暴警察那種警服的便衣,藍色的,肩上有肩絆,還有兩個人穿的是派出所警察那種便衣。
我們也沒有說話就出去了。出去之後,我和女兒就和其他學員們一起坐在操場上,坐了一會之後,環顧四周,操場上也陸陸續續的出現了一些穿特種兵服裝的人,有站著的,有走動的。我掃了一眼,門口馬路上也有,教育學院大門口兩側街道還有便衣警車,車裡邊坐著的人穿的衣服跟裡邊便衣警察穿的衣服是一樣的,坐在那裡聊天。
一直到星期四,我聽有學員跟我說,他出去買東西的時候看到,有一位男學員在教育學院門口拐彎的地方跟兩個便衣警察說話,被他們帶走了。
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我回到家,先生問我上來的時候樓下有人嗎,女兒也特別緊張的看著我。我先生說剛才有幾個警察來找我,問了我的各方面情況,在哪上班,煉法輪功煉了幾年了,還問了女兒的一些情況。一直在這裡等了三至四個小時,就在我到家的前幾分鐘剛走。
第二天,四月二十四日,我又準備去教育學院。早上下樓的時候,剛拐過樓梯,看到一個穿那種特種兵衣服的便衣警察,還有一個我們派出所的警察,來敲我們家的門,跟我擦肩而過。
到了教育學院之後,看到來的學員很多,大家都想了解一下情況的進展。那時來的便衣警察也越來越多。我恰好跟之前一起去的五名學員的其中一名比鄰而坐,她說去廁所,結果好久好久都沒有回來。我就跟其他學員打聽,有學員跟我說:看到有兩個警察把那位學員給帶走了。
到了傍晚的時候,公安開始清場。這些警察們就往外拉人,四個大小伙往外拽一個。有一個比較胖的老太太,被四個公安不是抱著走,而是兩個拽胳膊,兩個拽腿的,四個公安將老太太硬拖出去。我看到,那老太太後背的衣服都掀起來拖在地上,後背都磨出血了。對那些比較壯的男學員,公安就連拖帶拽,拽到公安車上。抓人後,公安就把教育學院大門給關上,把車開走了。
天津市府讓法輪功學員去北京上訪
大家覺得去教育學院反映實情無果,而且有不少學員被警察抓了,我們得到上級部門反映情況。於是我們就到了天津市政府。等我們到了市政府的時候,那兒已經來不少,跟我們一樣,想來反映情況的學員。在市政府門口有傳達室,有站崗的警衛。警衛問我們幹嘛來的。我們說,是從教育學院過來的,公安抓了我們很多人,這種情況是違法的,公安不能知法犯法,我們現在要向市政府反映情況。市政府警衛就拿著對講機往裡面反映。
大概過了二十分鐘到半個小時的樣子,從裡面出來一人,應該是有一定職位、能夠管事的官員。他跟我們說,教育學院這件事他們管不了,公安已經介入這件事了,這不是市政府能夠解決得了的。
於是我問,那麼,我們要到哪兒才能反映情況呢?他說,那你們到北京上訪吧。我們就問他,那麼大北京啊,哪個部門管我們這個事兒啊?
那官員說:你們上國務院信訪辦。
我們又問:國務院信訪辦在哪兒呢?
他就告訴我們說在府右街。
我問,那府右街在哪兒,我們幾乎都沒有去過北京。
他說你們下了車自己去問就知道了。說完他就進去了。這時很多學員圍過來問怎麼回事,然後我們就把市政府這個人的話跟大家說了。很多學員說,那我們去北京國務院信訪辦。為了救學員出來,肯定是要去的。
我們幾人商量後,決定第二天早上去北京。
「四.二五」北京上訪
離開天津市府後,我就和一個朋友去了武清,因為武清離北京很近,我們在那呆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四點多,我們從武清開車往北京趕,到北京的時候,差不多有六點了。我們想信訪辦要早晨八點多才能辦公。我們在馬路邊休息了一會兒,吃了點東西。然後就看到陸陸續續的有人往一個方向走。我說是不是我們學員過來了,怎麼這麼多人往那邊走呢?咱們過去看看吧。我們就開車往那邊走,一看信訪辦那邊已經有好多好多人了,那時候剛六點吧。我說我們趕緊下車吧。
我們幾人就從府右街往前走,看到馬路兩邊已經站滿了我們的學員。快接近的時候,有人問我們是不是煉法輪功的。我們說是。又問我們從哪兒來的。我們說是從天津來的。他們告訴我們,聽說天津那邊抓人了,所以他們就都來了。我們就問他們是哪兒的。有的說是北京的;有的說是唐山的;還有的說是廊坊的。基本上也都是北京附近的。因為很多人大家誰也不認識誰。有人說,你們就這樣往下排就行,大家都是這樣順著往後站的。我問有沒有指定,他們說沒有,你順著往後站就行。
我們站的那個地方離信訪辦的門很遠,因為兩邊都站了很多人,都站不下了。我們就順著往下排。我們也不知道哪兒是中南海。
大約六點半多,快七點時,有好多警察過來了。開始看到的是交警,他們是維持秩序,說你們這邊人站的太多了,不行,你們得往那邊站。
七點的時候,我發現就有教育學院那樣的便衣了,他們就在進口和出口設卡子,馬路兩邊都攔上了。
後來我知道,還有的是河北省的,坐火車或其它交通工具過來的學員,都被截在車站了;還有山東那邊來的車,他們坐那種快車很快,二十分鐘,四十分鐘就到,他們知道消息要過來,也被截在車站了;說北京都進不去了。後來我聽說一個東北的學員,說他家人從東北過來,下飛機就被截在機場了。就是很多途徑都進不了北京市了。
我當時沒帶表,估計到了十點多鐘,就看到前面的人都在動。因為我們站的比較遠,看到本來排著隊的人都在左右看,伸頭啊,往前看啊,或回頭,問怎麼回事,發生什麼事了。這時候聽前面的學員傳過來說,朱鎔基出來了,帶著兩個工作人員出來了,就在中南海的門口問了問情況,具體問了是什麼,我們也不太清楚。只聽說讓我們推薦幾個代表,進去跟他反映情況。
前面學員說的時候,我就伸過去聽,等我聽明白了,後邊的學員就問我聽到了什麼,我就跟後面學員說,後面學員又問,我們都是這樣把了解到的情況往後傳的。再過一會兒,前邊又動了,又傳過來說,我們有幾個代表已經進去反映情況了。
朱鎔基總理發話讓天津放人
到了下午大概二、三點的時候,前邊有人來問有沒有天津來的?我說我們就是天津的。他們說你們打電話趕緊問問,天津的人是不是放了?朱鎔基總理已經發話了,讓天津那邊放人。我馬上就給天津的學員打電話,那時候天津的學員也都很緊張,因為很多電話被竊聽,很多學員不接電話,打了幾個,終於有接的了,我就問是不是都放人了,趕緊去落實一下。
大概過了半個多小時,學員那邊回話說他知道的幾位被抓的學員都放了,那應該是差不多都放了吧。因為被抓的有很多人,大家也不是都認識,不知道是不是都放了,但是說已經放人了。但有人被打傷了,說有的年輕小伙子,身上好多傷,脫下衣服都能看的到,身上被抽的血印子,前胸和後背都有。把這個情況反映上去之後,就讓我們把被打傷學員的名字,受傷情況等都匯總上來。因為法輪功沒有組織,大家互相之間沒有聯繫,不認識。等我們把這些情況都核實完了之後,那時候大概就已經下午四、五點鐘了。
法輪功學員清潔現場後和平散去
大概是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前面學員傳話過來,說我們該反映的問題都反映的差不多了,可以離開了,大家做好離開的準備。說完之後,就看到前面學員都在低頭、蹲下去,我一看,原來是撿自己周圍的紙啊、菸頭啊什麼的。有的學員看自己周圍挺乾淨的,就去馬路便道的下面,因為下面站過很多警察,他們在那裡抽菸,學員就去撿警察扔下的菸頭。前面的學員這樣做,後面的學員也都這樣做,把垃圾都放在塑料袋裡了,在散開的過程中,遇到垃圾筒就把垃圾袋扔進去。
以往的經驗,只要人呆過的地方,肯定都會留下痕跡(如垃圾等);但是,我們離開的時候,兩邊街道真的很乾淨,連紙屑、菸頭都沒有。
時隔二十二年,回想起那時的那一幕,我很感觸,參加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是如此的平和、自律,真的很了不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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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鏈接:天津上訪和四二五上訪真相
(轉自明慧網/責任編輯:劉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