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百年歷史（V）2001至2005

【新唐人北京時間2021年06月11日訊】2003年是轟轟烈烈的一年。

它被稱為公民維權年。

各地民間抗爭如一叢叢野火，燒遍神州大地。

從2003到2005年，烽火燎原的草根運動是被紅色中國綁架的中華民族保護自己生存權的一條血淌出來的路。

（接上文）

從九十年代開始，改革開放步伐加快，各種不公義的弊端浮出水面，民間各種抗爭運動隨著巨大的貪腐而爆發，數量以加速度跳升。2002年，遼寧遼陽、黑龍江大慶油田數萬人大罷工，下崗工人示威運動進入白熱化。

根據官方統計，2003年發生了5萬8000起集體抗爭。2004年，7萬4000起。2005年，維權運動向整體社會推進，來自社會各界不同群體的抗爭超過10萬件。當我們把這些抽象的數字代換為具體的人和他們為了生存和公正而付出的犧牲，這充滿了動盪與不義，巧取豪奪的改革開放初期顯得具體、悲壯。

下面是世紀初維權年代伊始，一些重大的民間維權運動紀實。從2020年回望，這個被急凍的年代封藏了許多我們被切去的記憶。和百姓噤若寒蟬，集體卸甲的今天相比，那時每天都從全國各地傳來人民以血肉之軀奮勇衝撞當權者，流血抗爭的消息。回首那火與血的時代，恍如隔世。然而，一切不過是20年前的事。

在今天回顧這一段轟轟烈烈，稍縱即逝的歷史，能提醒我們一路走來，我們失去了什麽。這來自人民血肉的斑斑血跡，這些人們用生命和行動刻下的感人篇章是我們最珍貴的寶藏。

2002年，遼寧遼陽上萬名下崗工人抬著毛肖像和紅旗聚集在市府附近，肅穆地遊行示威，要求釋放被逮捕的工人領袖（見《被遺忘的百年歷史IV》）。這無疑是一個十分弔詭的歷史場景。「大躍進」時創下奇跡的大慶油田大罷工以及工人要求成立獨立工會，更預示著時代的巨大變遷。然而在共產黨治下的極權中國，一回回改變的契機給人們帶來了希望，卻又一回回胎死腹中。不久，數千名解放軍進駐兩地。

數千萬下崗工人的悲慘際遇，他們每個人顛沛流離的命運消失在時間中，沒有人去把它忠實的記載下來。在下崗工人成為歷史的同時，全國各界各群體一批一批被放到砧板上，成為紅色中國任割任宰的物品。

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被綁架被奴役的中華民族一波波生死搏鬥般的抗爭有如烽火，傳遍了國土四方。

進入新世紀，各城市城管成了古代酷吏的化身，任情的鞭打、魚肉百姓。在這一時期，稀有而昂貴的「寶馬」登場，一如古代的名駒，是人們視線聚焦的對象。寶馬駕駛盤背後橫衝直撞，睥睨老百姓的主人更是觸犯眾怒。隨著社會上貧富差距加大，暴發戶為富不仁，百姓心理大受刺激，發生多起勁爆的民間自發運動。

這其中頂有名的兩起群眾事件深深刻下了時代的印痕：山東鄒城城管隊故意輾死小販，引起數千人打爛市府公物的暴動。哈爾濱一輛滿載大蔥的農用車撞上一輛寶馬。寶馬主人一怒之下，故意衝撞壓死一名農婦和12個人。這一起寶馬殺人案在網上橫掃全國，掀起軒然大波。在改革開放利益巨大的光環下，沒權沒勢的黎民百姓被無限的縮小，成為被踩在腳下的螻蟻。

年底，黑龍江林區精簡三分之二工人，強迫他們簽下合約，把拖欠的工資改為認股資金。30萬工人召開生存誓師大會，近5萬人帶橫幅和呼籲書上省裡請願。5000多名公安、武警封鎖鐵路、公路，以採取無產階級專政手段威脅他們。工人轉而進駐伊春、鶴崗政府大樓，兩市陷入癱瘓。沿路在車站等地發生流血衝突，數十人傷亡、數十輛政府、公安車被焚燒。在抗爭高峰期，下崗工人和當地聲援的民眾超過60萬人。

3萬名從河北遷移到唐山的遷移戶派十名代表到北京，上呈人大一封一萬多人簽名的《萬人書》，要求罷免唐山市委書記張和。補償費一直未下來，這些生活在貧困中的農民為了維權而上訪8年。他們細心研究了國家憲法，之後寫成了這篇具有歷史價值的萬人書。唐山公安趕到北京展開大追捕，上訪代表被遣返，萬人書主要發起人抱病入獄。

大暴動起因於這個特殊時期的特殊國情：「仇富」。一個挑夫，重慶典型的勞動者，無意中弄髒了一個貴婦人的衣裳而被打了一記耳光。這個事件挑起了下崗工人眾多，全城「產業空心化」，積怒日久的萬州人的義憤。上萬人衝擊政府大樓，積累已久的社會矛盾洩洪一般噴薄而出。

由於建水電站而被迫拆遷，沒有獲得合理賠償的數萬農民靜坐工地，阻止大壩截流。鎮壓的軍隊開槍打死人，新聞全面封鎖。歷史上，川人從來不是軟骨頭的順民。反抗升級，農民、學生抬屍遊行，搗毀軍人指揮部住地，一部分學校停課，菜市、機關停擺。在軍管下交通、通訊被切斷，網路被管控，全縣幾乎完全癱瘓。前往協調的省委書記被數萬抗議群眾當成人質押下。在與武警的衝突中，有農民被打死，多人受傷，憤怒的農民和當地學生近十萬人遊行示威，衝擊縣政府。200多輛軍車和大巴車從外地開來，車上軍人「武裝到牙齒」，身著迷彩裝，頭帶鋼盔，身背鋼槍。漢源「兵臨城下」。

為了堅持依法罷免村主任，400多名村民在區政府門前接力絕食。番禺區政府出動了近千名防暴警察打傷數十人，噴水柱擊倒村中婦女肉身築的防線，搶走太石村財會室的保險櫃和帳冊。

10月，成都天府廣場聚集了近3000名中老年人。他們把一生的積蓄投入了市民政局建塔陵的集資，並買下塔陵靈位。喪葬在國內為政府所壟斷，是一門官商合汙的暴利行業。三年來，塔陵集資款出現問題，當地法院不接受起訴，媒體不敢報導。老人高舉「還我血汗錢」，在廣場默默靜坐。

這些被消音的草根運動形成了粉飾太平的現實之外一個隱性的平行世界。而網路的虛擬空間是另一個平行世界。這兩個平行世界聯手，在密不透風的極權中國闖出一條路來。在不受時空限制的流通下，各地草根運動突破封鎖，得到來自遙遠人們的關注。虛擬空間介入日常生活，打開了言論鉗制的巨大缺口。

2003年起，在眾憤難平，蜂擁而起之下，一系列社會事件得到匡正，證實了網路的時代意義。在幅員廣大，信息封鎖的中國，人們透過網路結盟，尤其是正義律師的加入，孤軍奮戰的百姓不再孤立無援。

從2003到2005年，烽火燎原的草根運動是被紅色中國綁架的中華民族保護自己生存權的一條血淌出來的路。

2003年又被稱為「白色恐怖」年。50個「異議人士」被捕、判刑，不少人是因為在網路上發表言論而受刑。2004年底開始，隨著《九評共產黨》廣為流傳所引發的退黨風潮以及繼之而來的大搜捕，知識分子對批判及顛覆共產黨開始更主動，流亡海外的民運分子和國內學者、律師之間的互動也更深入。知識分子的「行動」已逐漸從以筆為旗上升到把共產黨放在審判庭上的實際行動。中國出現了一個新的群體：正義律師。他們為這些草根人民辯護，與他們站到了一起。

不可否認，在知識界與抗爭的工人、農民之間依舊存在著斷裂，這斷裂來自於知識分子歷史悠久的犬儒主義，更來自於普遍的無力感。在他們對這些遙遠烽火的關注中，有一種潛藏甚深的多向度欲望，和難以描述的錯位。這也是為什麼草根維權運動由於缺乏整合而陷入困境，使得一個個風起雲湧，感人至深的運動遭遇了最終的挫敗。

波蘭團結工會的領袖米奇尼克這樣說：「永遠不要忘記，我們只有一個波蘭。」同樣的，我們只有一個中國。我們只有一個除了我們自己，沒有任何人能拯救的中國。這是一個永不重返的歷史時刻：只有和這些為了生存而站出來的人民站在一起，才能把我們從精神上的虛無拯救。

我們經歷了一場在共產主義國家進行的，農民和工人自動發起的無產階級公民運動。這是一個讓我們嚴酷地檢驗自己的力量和勇氣的，一去不返的歷史機會。一叢叢烈焰憤怒的燃燒，而後又一個個被撲滅了。在2006年後，維權與消費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近，維權者群體中加入了新興的中產階級悲哀而絕望的身影。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出現在北京國務院信訪辦和天安門廣場上的，是數目越來越龐大，面容憔悴，身穿白色自製狀衣，頭戴奇形冤帽，衣帽上拿紅墨水寫著斗大的「冤」字和密密麻麻的冤情，成千上萬的上訪冤民。他們從全國各省坐長途火車，不遠千裡來到京城。這些有著奇特意志力的冤民長年逗留北京，變成街頭露宿的乞丐，直到人們在一個下雪的清晨發現他們臥在雪裡，凍僵的軀體。2003年那個異常寒冷的冬天，第一場雪過後的第二天早晨，從他們居住的上訪村抬出了七具屍體。

在過於長久的絕望中，許多冤民放棄了自己的生命。四個冤民在北京服毒自殺：「他們一個人拿著杯子，其餘三個人拿著礦泉水瓶子，喝了以後就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七個東北口音的冤民在北京西單跳樓自殺身亡。目擊了現場的老婦人嚇得嘴唇直哆嗦，一名長期上訪的老人歎道：「今天早上死了七個人，死得太慘！」在粗暴的截訪、虐打、關押下，案子久久得不到解決，冤民在天安門廣場上跳金水河、自焚、吞毒的悲劇不斷傳來。

2005年秋，面臨就要到來的冬天，數十名上訪者穿上自己最好的一件衣裳，背上全部的家當從上訪村出發。她們化整為零，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越過了公車服務員、警察的粗暴攔截，終於來到了天安門廣場旗竿臺前。她們再度結集，跪地、前撲，衝到五星血旗下緊扯住血旗，聞聲而來的公安狼狽地把她們一個個架走、拋到半空，半條沉重的拋物線。而從她們手中又拋出一疊訴說冤情的傳單，飛散在空中。

在空曠的天安門廣場上，在毛殭屍的遙遙注視下，數十名上訪者前仆後繼，在風中下跪、前奔、突圍、悲呼一聲聲此起彼落，震人心弦的「冤枉」在風中飄散——這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事嗎？就連曠古奇冤的民族英雄岳飛第28世後裔患上癌症的老妻也如一場惡夢般來到了天安門，領著一群子孫控訴她生活在現代的兒子遭遇的冤情。這到底是什麼時代？這些衣著簡樸，如同來自另一時代的人民從歷史的大幕後衝出來，把時間一竿子打亂。

天安門廣場旁的人民大會堂。堂裡邊正經八百開大會，堂外邊，成群的訪民在門口高喊，「親愛的黨，我的媽，我來找你來了，為我慘死的女兒申冤來了！」「親愛的政府，親愛的黨，您的兒女找您來了。」訪民說：我們現在都在前面加上「親愛的」，警察在旁邊看著沒有辦法，要不這樣喊，他們就給你定罪名好抓你。

天安門廣場上聚集了上百名上訪者。他們披著形形色色的狀衣，吐出不同的鄉音，發出一聲聲淒厲的哀嚎。他們衝過警衛防線，有的訪民甚至成功的衝到了旗竿下，抱住旗竿緊緊不撒手。

這就是允諾了工人農人新天地的人民共和國。

1978年，改革開放啟動。十幾年後，貧富的差距猶如一道無法跨越的橫溝。人與人之間的心理距離也如相隔一道深淵。原本吃大鍋飯，穿洗白了的解放服的人們逐漸生出來迥異的風貌。

如何馴服這些貧窮了太久，吃苦吃了太久，淳良的老百姓？給他們一件墨綠色燈心絨牛仔褲，一輛黑色桑塔那，一個帶輪子的猩紅色旅行箱。給他們烤全鵝、全羊，給他們一張一旦坐下去之後就再也站不起來的天鵝絨沙發。最後，給他們一個會唱歌、會說話的黑盒子。

15年前，全國幾乎沒有一個胖子。有些鄉鎮上馬、騾、驢子，各種新式、舊式、改良的二輪、三輪、四輪車輛並肩走在大馬路上。這是一個擁有九億農民的國家。農民背上沉沉一籮筐還沒完全成熟的綠柑桔、幾塊路上充饑的饃饃、幾張破舊的，遠遠不足路費的鈔票，坐上幾天幾夜的火車去探女兒。鄉下人懷裡抱著一隻作為禮物，自家養大的母雞登上飛機。給這樣一個國家的人民一輛寶藍色電瓶車，一頓從桂花魚到海豚一應俱全的江鮮大餐，一件鮮麗貼身的時髦洋裝（或是一個穿上這件鮮麗洋裝的時髦女人），會有怎麼樣的結果？

隨著改革開放加速進行，物質帶來的誘惑，貧富差距帶來的心理失衡，都催生了人們扭曲病變的心理。進入21世紀，這潛伏的病灶滋生了許多樁震驚世人的罪案。

雲南大學生馬加爵來自貧窮的農村，冬天替家境富裕的同學洗衣服換取幾塊錢生活費，由於打牌時被譏笑，一怒之下在宿捨中殺害了四名同學。楊國柱來自江蘇農村，父母在村幹部的欺凌下雙雙自殺，四處上告卻沒法復仇，為了「要做一件讓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而拿一柄生銹的菜刀砍傷了28個幼稚園孩童。農民工王斌余為了替父親醫腿傷，向工頭催討拖欠的工資不果反遭辱罵，憤而殺死三人。

這些人懷著怨恨，走上了和上訪者相反的道路。和敲響了破鍋舉起了血旗，懷抱人頭骨進京喊冤的上訪者不同，他們不相信法律或正義。有如患了不治之症的人，對他們來說沒有更佳的良藥，除了復仇和死亡。

在這群人裡，在三小時內殺了14個村民的山西人胡文海是一個特殊的例子。在法院審判時他站得筆直，捧著自辯書大聲朗讀，就像一個農村勞模的發言。以下是胡文海最後的陳述：

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我希望自己成為一個正直善良的人，為此，我不斷的去努力去實現自己的理想，自己從小時候起的性格就是仗義執言，敢做敢為。村裡的那些無權無勢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處，有時，我就成了他們利益的代言人。然而，近年來，歷任村幹部貪污行賄，欺壓百姓，村裡的小煤礦（村民冒著生命危險）等企業上交的400餘萬元被他們瓜分。4年來，我多次和村民向有關部門檢舉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紀檢、檢察、省、市、區的官老爺們給盡了我們冷漠與白眼……我們到那裡去說理呢？誰又為我們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來維護老百姓的利益了……

我的良心告訴我不能……對此置之度外，官逼民反，我不能讓這些蛀蟲們再欺壓人了……我知道我將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夠引起官老爺們的注意，能夠查辦了那些貪官污吏，我將死而無憾，否則我將變成厲鬼也不放過他們……

聽眾席上爆發出一陣掌聲，審判長急忙制止……

白寶山是20世紀末重大連續殺人案的元凶。他由於偷了一書包玉米而被加判十年刑，在出獄後因為辦不成戶口而四處搶劫殺人。由於行動果決迅速，他成了轟動一時的重罪犯。白寶山最後的陳辭和胡文海這篇陳辭遙相呼應：「我犯了這麼大的罪才有權利在這兒講幾句話，這個代價太大了，多少人的鮮血換來的今天……」當一個順民被逼成了殺人犯，站到了審判臺上，他將說出什麼話來？他們口裡說出的話超出了所有人的預期。

14億人民中，一群背負著巨大冤情，遭遇特殊的人被逼上了梁山。全國各地千萬底層百姓鋌而走險，拿起了凶器。誰來為他們辯護？時勢造英雄，為草根維權人民伸冤的正義律師也成了這些新社會罪犯的辯護人。

在這些正義律師中，出現了一個真正的英雄：北京高智晟律師。多年來，全國十佳律師高智晟多方奔走，為弱勢者如基督徒、法輪功修煉人、冤民、觸犯法律的草根百姓無償辯護。他在王斌余的辯護書上慷慨陳詞：

「殺人者王斌余、被王斌余斃殺者，他們都是我們的同胞。他們都是這種時代，這樣的社會的受害人。現今時代，無權無勢的人遇到自己無法解決的法律問題時不去找法院，就像他們在疾病瀕死前都不去找醫院一樣，這些都是我們今天病態社會性的具體表現……」

「我在此特別要提醒的是，王斌余的罪責有重要的社會罪責成分！……我們救王斌余不僅僅在於挽救一個個體的生命。我們更多關注的是就此啟動一個全社會對我們病態司法制度的思考過程！啟動人們對全民族社會責任的理性思索及救贖。」

在法庭上慷慨陳情，為這些畸零人辯護的高智晟宛如一柄烽火，照亮了這個黑暗時代。2006年，他帶領的全球接力絕食運動是這維權時代叫人難忘的事件。為了聲援被無情掠奪侮辱的同胞，海內外中國人絕食一天、兩天、三天，以自己的肉身對種種不公義發出嚴正的抗議。和89年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一樣，人們以絕食這自我斫傷的方式與紅色極權的國家機器對抗。

高智晟是這個維權時代最突出的人物，他無私而勇敢的付出叫人肅然起敬。然而幾年後，他自己成了全國正義之士奔走疾呼，要求國際庇護解救的受害者。他所承受的傷害，遠遠超過了許多他為之辯護的人。

2006年，高智晟被判刑三年，5年間他屢遭綁架失蹤酷刑。2009年2月4日，高智晟在陝西老家被超過200名警察帶走，遭單獨囚禁及酷刑。長期的單人監禁對高智晟精神和肉體的酷刑折磨，使得他記憶和語言嚴重衰退，牙齒脫落。2011年，他入獄3年。2017年8月13日，為了看牙醫，高智晟逃離陝西前往山西躲藏，19日被警方綁架，此後下落不明，至今已失蹤整3年。

在高智晟被囚禁和失蹤的這些年間，人們的一顆心懸在他身上。紅色中國囚禁了整個維權年代最有力的正義律師高智晟，一刀砍斷了如火如荼的民間維權的命脈。2008年後，官方停止公布維權運動數據。中國工人運動觀察報告，2009年全國共發生9萬餘起群體性事件。而據學者推算，2010年的群體性事件至少有18萬起，官民之間的矛盾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此後，有統計指出中國每年群體性事件多達20餘萬件。

高智晟被消失，然而草根維權運動隨著時代的浪潮往前滾湧，直到我們進入了紅色帝國人臉識別器的監控時代。隨著體制性貪腐越演越烈，成為對國土上一切資源的暴力掠奪，民間維權運動有如拍擊向海岸的裂帛，逆風揚起，發出驚天動地的怒濤之聲。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紅色中國在一波波驚濤駭浪的民間維權運動中，邁向它必然的覆滅。（待續）

（轉載自《新紀元》/責任編輯：李紅）